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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一个清晰定义。
时隔四年之后，许知远带着他的《醒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299页，定价28元)重回我们的视野。许知远试图用一种开放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源动力，他试图抛弃传统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避世哲学，而重新构建全球化背景下读书人的历史使命。他坚信，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之路而言，精神厚度和广度将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这一次，他书写了当代人最关心的话题——中国的崛起，这个话题在他的电脑硬盘中已经尘封三年。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正如在回顾3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耐心一点，你会发，观仅仅在过去3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由商人群体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备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小拉尔夫·A·菲弗(Ralph A.Pfeiffer 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所写的一本《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仍然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不同的是，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确切地说，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的这次“崛起”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中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2001年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IT公司，是那些dot-com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尔·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
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的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涵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China.com只是将China后面加上了一个.com，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一天股价超过了100美元。
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厢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他说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撞机事件”处于对抗状态，但9月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 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掌握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
而不得不提的是，中国上升的轨迹中，Dot-com运动在年轻人的记忆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第一次面对张朝阳时，我或多或少带有查理·辛式的复杂情感。1999年的5月，36岁的张朝阳的身份令人炫目：MIT的毕业生，新兴数字经济的中国版本创始人；他还会在长安街上溜冰，在舞池里疯狂，在镜头面前把脚放在桌子上，他出入杂志封面的频率与刘德华、周润发不相上下，他甚至还敢到岳麓书院讲演中国如何“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媒体与读者共同将张朝阳描绘成全能明星，在个性张扬率性的同时，具有发扬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使命感。
我从《连线》杂志上了解到，硅谷充斥了富有冒险精神与表演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一脸满不在乎地就开了公司，然后就上市，然后就至少变成了千万富翁。我还知道，美国人将之称作dot-com运动，充斥着20世纪60年代自由、浪漫精神的加州，正在因为这场新运动而愈发浪漫。一些评论家甚至开始将之比作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心。技术、资本、青春、荣耀在这场运动中闪闪发光。
当财富与荣耀伴随着青春时，伟大的戏剧登场了。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无法不热烈地猜想着，马克，安德森这个25岁的家伙如何在网景上市(1995年8月)的当月成为了亿万富翁，就像清华，北大的小伙子们都被杨致远的奇迹挑逗得坐立不安。我承认我们惊羡于财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视线被令人吃惊地撕开了。
我们发现，生活除了循规蹈矩——乖乖毕业、找份好工作之外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熬到头发灰白才有自己的空间。身在中国的张朝阳比马克，安德森与杨致远更具有穿透力与感染性。
2000年4月10目的股市振荡，给中国的dot-com带来的影响是逐渐扩散的。在狂热达到巅峰之后，危险即将出现。当唐海松、张朝阳、唐越、陈逸舟这样的年纪稍长者体验了千万美元的诱惑时，那些刚从校园里出来的更年轻的dot-commer们则体验到高工资的快乐。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泡沫的破灭，网站把所有筹来的钱烧光以后，关门大吉。一夜之间，那些曾经沸沸扬扬的年轻的校园创业者，大部分都灰溜溜地回到了校园，他们没有让自己变成神话。
虽然经历了挫折，但是在困顿中奋力前进的中国，依然成为了不屈的赢家，她开始拥有自己的富人，她的子民，再也不是昔年因为过于贫困而被迫平等的人群。可是这些人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曾几何时，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他们拼命地规避《福布斯》这样的机构对于自己财产的计算或是推测，因为，“致富光荣”这样的口号有着历史更为久远的对应物——“枪打出头鸟”。他们中间的三位著名人物曾遭受各自的磨难，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而滞留于洛杉矶。对于他们的指控每一样都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都逃了税并进行了违规的操作，官员与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国家财政收入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对于中国的富人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的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而他们在一个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帮助，那么我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而且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对于这种困境，《经济观察报》一篇社论的题目一针见血——“收他们的税，保护他们的财产”。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做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我们都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财产的合法性。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一个学习的楷模，他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石油公司，在过去的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在令人目眩神迷地改变着，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
现过。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中国常常令预测者震惊，人们经常把各种标签往这个国家上贴，却发现简单化的概念根本无法概括她的内在逻辑。新鲜的名词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对理解中国缺乏帮助。在一个多世纪中，中国试图学习一些国家，甚至一度想真心遵循别人提供的某种模式，但最终发现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
时隔四年之后，许知远带着他的《醒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299页，定价28元)重回我们的视野。许知远试图用一种开放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源动力，他试图抛弃传统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避世哲学，而重新构建全球化背景下读书人的历史使命。他坚信，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之路而言，精神厚度和广度将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这一次，他书写了当代人最关心的话题——中国的崛起，这个话题在他的电脑硬盘中已经尘封三年。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正如在回顾3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耐心一点，你会发，观仅仅在过去3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由商人群体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备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小拉尔夫·A·菲弗(Ralph A.Pfeiffer 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所写的一本《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仍然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不同的是，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确切地说，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的这次“崛起”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中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2001年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IT公司，是那些dot-com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尔·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
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的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涵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China.com只是将China后面加上了一个.com，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一天股价超过了100美元。
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厢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他说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撞机事件”处于对抗状态，但9月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 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掌握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
而不得不提的是，中国上升的轨迹中，Dot-com运动在年轻人的记忆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第一次面对张朝阳时，我或多或少带有查理·辛式的复杂情感。1999年的5月，36岁的张朝阳的身份令人炫目：MIT的毕业生，新兴数字经济的中国版本创始人；他还会在长安街上溜冰，在舞池里疯狂，在镜头面前把脚放在桌子上，他出入杂志封面的频率与刘德华、周润发不相上下，他甚至还敢到岳麓书院讲演中国如何“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媒体与读者共同将张朝阳描绘成全能明星，在个性张扬率性的同时，具有发扬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使命感。
我从《连线》杂志上了解到，硅谷充斥了富有冒险精神与表演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一脸满不在乎地就开了公司，然后就上市，然后就至少变成了千万富翁。我还知道，美国人将之称作dot-com运动，充斥着20世纪60年代自由、浪漫精神的加州，正在因为这场新运动而愈发浪漫。一些评论家甚至开始将之比作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心。技术、资本、青春、荣耀在这场运动中闪闪发光。
当财富与荣耀伴随着青春时，伟大的戏剧登场了。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无法不热烈地猜想着，马克，安德森这个25岁的家伙如何在网景上市(1995年8月)的当月成为了亿万富翁，就像清华，北大的小伙子们都被杨致远的奇迹挑逗得坐立不安。我承认我们惊羡于财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视线被令人吃惊地撕开了。
我们发现，生活除了循规蹈矩——乖乖毕业、找份好工作之外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熬到头发灰白才有自己的空间。身在中国的张朝阳比马克，安德森与杨致远更具有穿透力与感染性。
2000年4月10目的股市振荡，给中国的dot-com带来的影响是逐渐扩散的。在狂热达到巅峰之后，危险即将出现。当唐海松、张朝阳、唐越、陈逸舟这样的年纪稍长者体验了千万美元的诱惑时，那些刚从校园里出来的更年轻的dot-commer们则体验到高工资的快乐。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泡沫的破灭，网站把所有筹来的钱烧光以后，关门大吉。一夜之间，那些曾经沸沸扬扬的年轻的校园创业者，大部分都灰溜溜地回到了校园，他们没有让自己变成神话。
虽然经历了挫折，但是在困顿中奋力前进的中国，依然成为了不屈的赢家，她开始拥有自己的富人，她的子民，再也不是昔年因为过于贫困而被迫平等的人群。可是这些人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曾几何时，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他们拼命地规避《福布斯》这样的机构对于自己财产的计算或是推测，因为，“致富光荣”这样的口号有着历史更为久远的对应物——“枪打出头鸟”。他们中间的三位著名人物曾遭受各自的磨难，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而滞留于洛杉矶。对于他们的指控每一样都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都逃了税并进行了违规的操作，官员与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国家财政收入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对于中国的富人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的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而他们在一个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帮助，那么我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而且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对于这种困境，《经济观察报》一篇社论的题目一针见血——“收他们的税，保护他们的财产”。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做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我们都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财产的合法性。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一个学习的楷模，他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石油公司，在过去的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在令人目眩神迷地改变着，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
现过。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中国常常令预测者震惊，人们经常把各种标签往这个国家上贴，却发现简单化的概念根本无法概括她的内在逻辑。新鲜的名词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对理解中国缺乏帮助。在一个多世纪中，中国试图学习一些国家，甚至一度想真心遵循别人提供的某种模式，但最终发现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