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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作家》这本书里收录了几篇我三十年前写的小说，那时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
三十年前，我有很大的期望。我当时想，我这书写的得有多好啊，大家读着得有多激动啊。就像加缪《鼠疫》里的主人公格朗，他白天积极参加扑灭鼠疫的战斗，晚上赶回家写作，翻来覆去地改一个开头。想的就是，当编辑拿到书稿，刚看完开头就会忍不住站起来，对身边的助手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当时的我想，别说脱帽致敬了，至少能有个人来握握我的手，说，写的不错。现在有了，张悦然、史航他们伸出手来，还是年轻的手，但我的手已经是老手了。很感慨。
最后一篇小说
《喜剧作家》里收录的第一篇小说《姐儿俩》，其实是我三十年前写的最后一篇。
小说写在1987年，那时大家都想出国，包括我也想出国。大学同学本来定期聚会，后来大家陆续出国，每次聚会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时代背景。还有一个背景是“文革”。小说讲的是“姐姐”在“文革”中揭发父亲的信，导致父亲惨死。“姐姐”负疚一生，在怨恨她的母亲去世后，又想代替父母管住一心出国留学的“妹妹”。
很多年前我读亚里士多德谈悲剧，文中说，一个事情，它不得不发生，这就是悲剧，偶然发生的那不是悲剧。我一直有一个兴趣，比如我们看一个斜坡，一个球往下滚，谁也拦不住它，它从一开始就有滚到底的趋势。我就想写这个，一个事开始要发生，到后来也一定要发生，谁也拦不住。所以这个“姐姐”一直要劝阻“妹妹”出国，后来还找小说里的“我”去帮忙，但“我”也没认真去帮忙劝。总之，这就是个必然的悲剧的过程。
张悦然提到喜欢《姐儿俩》这篇，并对其中的叙述者“我”很感兴趣。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亮点。我们知道，一般叙述者是对故事负有责任的，比如三国或者水浒里的说书人。但我当时有一个很叛逆的想法，想写一个不太负责的讲述者。他不仅作为叙述者不太负责，我还想写这个人物和这个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小说里的“我”在“姐姐”和“妹妹”之间游走，又像要和“姐姐”恋爱，又像和“妹妹”在一起。
我当时写完寄给我父亲。他说，你写这个人没用，他起码得和小说里的人物发生点关系。我给父亲回了封信，说我就是想写一个没用的人。
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都关心。如果有人托我做一件事，我也会尽力去做，但是，适可而止。我认为，这世界上每个人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如果每个人都少做一些事，就好了。我认为我们对世界应该有两个态度，一个是真诚热爱，一个是冷眼旁观。我当时就是以这个心态去写的，就想写这么个人。
三十年前，这篇文章发表了。但编辑把结尾删掉了。小说的结尾本来是“妹妹”坐上去往美国的飞机，走了后，“姐姐”和“我”商量怎么安葬父母。“我”说立墓碑，落款是“孝女”之类的，但“姐姐”说，还是叫“不孝女”吧。通过这个小细节，其实我是想写——“姐姐”已经完全退到了她父母的世界里去了，虽然父母不在了，她还满心想着父母的意愿是怎样的。
可是编辑把我自以为的这个小高潮给删除了，文章到妹妹上飞机就结束了。并不是因为版面不够，文章结尾还有很大一片空白。编辑宁肯空着一截纸，也不愿意放这些字。我比较脆弱，我当时就想，小说编辑都不一定理解你，读者更不一定了。之后我就没再写小说了。
我其实也是“悔少作”的，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25年前就烧掉了。余下的十多篇，也几十年间不曾寓目，还是母亲替我编“三十年集”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这些手稿才从友人家的地下室里抢救出来。
世界的灰度
在新书的卷首，我添了一句题词，出自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我是借来概括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与当时的读者失之交臂。
小说集中，《走向》写牙科医生与妻子离异，但又不想让前来探亲的父亲知晓，为此愁苦不已。《墨西哥城之夜》里，夫妻离婚已久，但因当时商品房买卖并不方便，加上北京本地人不能住旅馆的规定，出现了前夫和妻子现在的家庭共同生活的奇特场景。《世上的盐》讲述一对男女在海滩的偶遇与分别，以《圣经》中的一句引语结尾：“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是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都是些进退两难的小人物。我想人生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就像我这小说，当年我很认真做的事，很期待说的话，没有动静；当反应来临，我已经不做这件事了。
张悦然评价说，冷漠是我文字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确实是我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黑暗是情感的深度，情感深到一定地步就是黑的，就看不见底了。像探身去看一个深渊，那东西深得不见底了，就是这个东西。三十年前我就很热爱，到现在也没变。
自己在写《姐儿俩》时受到鲁迅《孔乙己》的影响。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小说。这小说一共不到3000字。他的叙述者是个小伙计，和孔乙己没什么关系。孔乙己来了，就写他，没来，就不写。所以孔乙己一生大的事情，包括考试没有中，包括偷人书，包括腿被打折了，这都是听别人说的事儿。
书是怎么结尾的呢？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真正高潮在这里。孔乙己和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他欠酒馆的钱。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
人生的两套话
我一生有一个恐惧，我特别怕做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问，第495页说的是什么事儿。所以，我一生也做好了一个准备，我会对答如流，第495页讲的是什么。
我还记得一次做活动，在上海和马家辉一起谈《小团圓》，家辉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先讲了足足40分钟。突然有一个读者站出来说，你们在这儿讲张爱玲，知道上海四个才女的名字吗，你们就在这儿说。
我说，我知道，她们分别是张爱玲、潘柳黛、关露、苏青。那人就坐下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和鲁迅同时期的一个作家叫叶灵凤，写了一篇小说《穷愁的自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里。其中，主人公有这么一段：“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
鲁迅可没招他惹他啊。但这时也没搭理他。大概过了四五年，《呐喊》里面的一篇小说《阿Q正传》改成了戏，在《戏》周刊上登了。叶灵凤又写了篇评论登在周刊上。鲁迅想，机会到了，写了一封《答<戏>周刊编者信》。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鲁迅。当年你无缘无故招惹我一下，提到我的书，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这种回击的想法应该是早有了，但一直等机会呢。
当然，鲁迅嘲笑人，没把自己排除在外。
我有时间的焦虑症，年轻时候尤甚。每一天都怕这一天白白浪费。为什么要看书？看书是一个最起码的不浪费的标志，至少这天我看了书。我很欣赏作家福楼拜，他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为了写这本书他读了1200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倒地中风，这时候书没写完。你想想，倒地瞬间的福楼拜得多遗憾啊，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没达成。
（根据止庵对谈张悦然、史航整理，有删节和调整）
责任编辑：张蕾磊
三十年前，我有很大的期望。我当时想，我这书写的得有多好啊，大家读着得有多激动啊。就像加缪《鼠疫》里的主人公格朗，他白天积极参加扑灭鼠疫的战斗，晚上赶回家写作，翻来覆去地改一个开头。想的就是，当编辑拿到书稿，刚看完开头就会忍不住站起来，对身边的助手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当时的我想，别说脱帽致敬了，至少能有个人来握握我的手，说，写的不错。现在有了，张悦然、史航他们伸出手来，还是年轻的手，但我的手已经是老手了。很感慨。
最后一篇小说
《喜剧作家》里收录的第一篇小说《姐儿俩》，其实是我三十年前写的最后一篇。
小说写在1987年，那时大家都想出国，包括我也想出国。大学同学本来定期聚会，后来大家陆续出国，每次聚会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时代背景。还有一个背景是“文革”。小说讲的是“姐姐”在“文革”中揭发父亲的信，导致父亲惨死。“姐姐”负疚一生，在怨恨她的母亲去世后，又想代替父母管住一心出国留学的“妹妹”。
很多年前我读亚里士多德谈悲剧，文中说，一个事情，它不得不发生，这就是悲剧，偶然发生的那不是悲剧。我一直有一个兴趣，比如我们看一个斜坡，一个球往下滚，谁也拦不住它，它从一开始就有滚到底的趋势。我就想写这个，一个事开始要发生，到后来也一定要发生，谁也拦不住。所以这个“姐姐”一直要劝阻“妹妹”出国，后来还找小说里的“我”去帮忙，但“我”也没认真去帮忙劝。总之，这就是个必然的悲剧的过程。
张悦然提到喜欢《姐儿俩》这篇，并对其中的叙述者“我”很感兴趣。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亮点。我们知道，一般叙述者是对故事负有责任的，比如三国或者水浒里的说书人。但我当时有一个很叛逆的想法，想写一个不太负责的讲述者。他不仅作为叙述者不太负责，我还想写这个人物和这个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小说里的“我”在“姐姐”和“妹妹”之间游走，又像要和“姐姐”恋爱，又像和“妹妹”在一起。
我当时写完寄给我父亲。他说，你写这个人没用，他起码得和小说里的人物发生点关系。我给父亲回了封信，说我就是想写一个没用的人。
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都关心。如果有人托我做一件事，我也会尽力去做，但是，适可而止。我认为，这世界上每个人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如果每个人都少做一些事，就好了。我认为我们对世界应该有两个态度，一个是真诚热爱，一个是冷眼旁观。我当时就是以这个心态去写的，就想写这么个人。
三十年前，这篇文章发表了。但编辑把结尾删掉了。小说的结尾本来是“妹妹”坐上去往美国的飞机，走了后，“姐姐”和“我”商量怎么安葬父母。“我”说立墓碑，落款是“孝女”之类的，但“姐姐”说，还是叫“不孝女”吧。通过这个小细节，其实我是想写——“姐姐”已经完全退到了她父母的世界里去了，虽然父母不在了，她还满心想着父母的意愿是怎样的。
可是编辑把我自以为的这个小高潮给删除了，文章到妹妹上飞机就结束了。并不是因为版面不够，文章结尾还有很大一片空白。编辑宁肯空着一截纸，也不愿意放这些字。我比较脆弱，我当时就想，小说编辑都不一定理解你，读者更不一定了。之后我就没再写小说了。
我其实也是“悔少作”的，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25年前就烧掉了。余下的十多篇，也几十年间不曾寓目，还是母亲替我编“三十年集”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这些手稿才从友人家的地下室里抢救出来。
世界的灰度
在新书的卷首，我添了一句题词，出自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我是借来概括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与当时的读者失之交臂。
小说集中，《走向》写牙科医生与妻子离异，但又不想让前来探亲的父亲知晓，为此愁苦不已。《墨西哥城之夜》里，夫妻离婚已久，但因当时商品房买卖并不方便，加上北京本地人不能住旅馆的规定，出现了前夫和妻子现在的家庭共同生活的奇特场景。《世上的盐》讲述一对男女在海滩的偶遇与分别，以《圣经》中的一句引语结尾：“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是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都是些进退两难的小人物。我想人生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就像我这小说，当年我很认真做的事，很期待说的话，没有动静；当反应来临，我已经不做这件事了。
张悦然评价说，冷漠是我文字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确实是我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黑暗是情感的深度，情感深到一定地步就是黑的，就看不见底了。像探身去看一个深渊，那东西深得不见底了，就是这个东西。三十年前我就很热爱，到现在也没变。
自己在写《姐儿俩》时受到鲁迅《孔乙己》的影响。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小说。这小说一共不到3000字。他的叙述者是个小伙计，和孔乙己没什么关系。孔乙己来了，就写他，没来，就不写。所以孔乙己一生大的事情，包括考试没有中，包括偷人书，包括腿被打折了，这都是听别人说的事儿。
书是怎么结尾的呢？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真正高潮在这里。孔乙己和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他欠酒馆的钱。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
人生的两套话
我一生有一个恐惧，我特别怕做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问，第495页说的是什么事儿。所以，我一生也做好了一个准备，我会对答如流，第495页讲的是什么。
我还记得一次做活动，在上海和马家辉一起谈《小团圓》，家辉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先讲了足足40分钟。突然有一个读者站出来说，你们在这儿讲张爱玲，知道上海四个才女的名字吗，你们就在这儿说。
我说，我知道，她们分别是张爱玲、潘柳黛、关露、苏青。那人就坐下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和鲁迅同时期的一个作家叫叶灵凤，写了一篇小说《穷愁的自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里。其中，主人公有这么一段：“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
鲁迅可没招他惹他啊。但这时也没搭理他。大概过了四五年，《呐喊》里面的一篇小说《阿Q正传》改成了戏，在《戏》周刊上登了。叶灵凤又写了篇评论登在周刊上。鲁迅想，机会到了，写了一封《答<戏>周刊编者信》。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鲁迅。当年你无缘无故招惹我一下，提到我的书，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这种回击的想法应该是早有了，但一直等机会呢。
当然，鲁迅嘲笑人，没把自己排除在外。
我有时间的焦虑症，年轻时候尤甚。每一天都怕这一天白白浪费。为什么要看书？看书是一个最起码的不浪费的标志，至少这天我看了书。我很欣赏作家福楼拜，他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为了写这本书他读了1200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倒地中风，这时候书没写完。你想想，倒地瞬间的福楼拜得多遗憾啊，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没达成。
（根据止庵对谈张悦然、史航整理，有删节和调整）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