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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议会宣布，由执政党提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为埃塞俄比亚新一届总统，接替已担任这一职位12年之久的吉尔马·沃尔德·乔治斯。
远在非洲东北部的国家的一次领导人更换，却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欢腾”。原因是，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曾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穆拉图与北大
58岁的穆拉图·特肖梅，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谈起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头头是道。这一切都结缘于37年前。
据穆拉图介绍，小时候，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因为在他眼里，空军的服装十分帅气。可上中学后，他的想法渐渐改变了。那时，埃塞俄比亚政局不稳，一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常常到中学宣传革命思想，穆拉图和其他很多中学生一样深受感染。
读高中时，他所在学校获得了保送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名额，品学兼优的他成了被选送的对象。
1976年，穆拉图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当时他是以公派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北京，最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赵玉品当年曾为穆拉图教授“基础汉语”课程，回忆起这个学生，她印象深刻。她说，穆拉图所在班都是公派生，大多数来自非洲，“与同时期进入北语学习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他显得十分成熟，学习勤奋刻苦、尊敬师长”。
当时留学生每周有24节与汉语相关的课程，其中12节基础汉语课是赵玉品授课。在课堂上，穆拉图与她积极互动，敢于表达。随着语言学习的进步，穆拉图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还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时候常和中国同学一块逛街、喝啤酒、聊天，甚至对北京的大小胡同都十分熟悉。
一年的语言学习，穆拉图顺利拿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证书，随后他又迈进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82年获得北大学士学位。
当时在哲学系任讲师的楼宇烈现已年近八旬，他曾是穆拉图所在班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总统，这让楼宇烈有些意外但也颇感骄傲，“当时哪儿能意料到啊”。
时任北大外国学者留学处（现已改为国际合作部）副处长的黄道林与穆拉图算是老相识，因分管留学生工作，所以黄道林一直与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据黄道林介绍，在1982年拿到学士学位后，穆拉图又在本校进修一年考上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之后他提出想要转入国际关系学院，“他觉得学习国际政治对他以后的发展更有帮助”。黄道林便助其转系后继续攻读国际政治并拿下硕士研究生学历。黄道林说，穆拉图的成绩一直不错，人缘也很棒。
在中国的学习，为穆拉图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年仅34岁的穆拉图以参赞头衔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很快就晋升为政策制定及培训司司长。此后，穆拉图先后担任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担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2002年10月起任议会联邦院议长。
2003年4月，在担任埃塞俄比亚议会联邦院议长期间他偕夫人、儿子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夸他汉语说得好，他幽默地回应说：“我很久没说汉语了，水平退步了很多。要是10年前，我一口‘京腔’，人家会以为我是北京人。”
那次“中国行”令穆拉图感慨良多，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穆拉图说：“在北京，若不是看到路名，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从前熟悉的地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50周年庆典之时，穆拉图专门发来贺信。在贺信中，穆拉图表示，他对中国很有情缘，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以后他要常常回中国看看，更多地为埃中友谊作贡献。“我还有一个愿望，在不远的将来送我的儿子到母校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友谊之桥。”
果不其然，穆拉图的儿子也如父亲一样非常喜欢中国，他曾郑重其事地向爸爸宣布：“我长大后也要到中国留学，和您一样攻读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
卡比拉与国防大学
北大并非第一个培养出外国政要的中国学府。
1998年农历春节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高级指挥员班恢复了非洲法语班的招生。当时的刚果（金）民主共和国总统之子约瑟夫-卡比拉，以刚果（金）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国防大学参加为期半年的高级指挥员班培训。
陪同卡比拉到中国来受训的还有时任刚果（金）总统卫队司令的卡比拉表哥。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当时国防大学留学生系主任还曾专程去接他们，而学校方面更是特殊照顾，给卡比拉安排了一间朝阳的大房间。卡比拉的表哥与其说是来华深造，倒不如说是担任卡比拉的贴身保镖。
据《青年参考》报道，当时高级指挥员班上的学员大都是受过战争洗礼的各国高级军官，不仅年龄比卡比拉大得多，资历更是胜出一筹。因而在他们眼中，未满27岁的卡比拉不过是一个依靠父亲权势出头的高干子弟、一个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因此入学初期，不少同学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卡比拉后来的表现很快就让同学们大吃了一惊：他为人低调，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他并不是招摇过市的花花公子，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
在国防大学有时会有首长来访，学校通常安排军衔较高的学生坐在前面发言。卡比拉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副总参谋长，因此学校常常安排他坐在前面，并希望他能发言。可卡比拉却非常谦虚，主动要求坐在后面，将这个机会让给其他资深的学员。时间一长，老师和同学们也就对他另眼相看了。
事有不巧，卡比拉到中国几个月后，就因刚果（金）发生叛乱而不得不提前回国。据国防大学的老师回忆，当时国防大学正安排学员在山东考察，由于卡比拉及其表哥身份特殊，他们各自随身携带一部卫星电话，与国内随时保持联系。
一天晚上，卡比拉急忙地找到教员说国内发生叛乱了，他必须立刻回国。国防大学了解情况后，立即帮他买好第二天一早由济南飞往北京的机票。学校原本打算安排卡比拉先回学校收拾东西再回国，但卡比拉一到首都机场就说他必须立刻回国。于是，国防大学教员立即又帮他购买了前往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机票。就这样卡比拉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回国后，他很快就帮助父亲镇压了反叛武装。父亲遇刺身亡后，卡比拉临危受命接替父亲掌管政府，控制了国内的局势。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沉稳、有魄力，而且眼光独到、考虑周密。
在国防大学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卡比拉非常重感情，虽然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就任总统后依然不忘母校的一点一滴。
2002年，卡比拉以刚果（金）总统的身份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请求外交部帮助安排他回母校探望。当母校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卡比拉显得非常激动，他回到曾经住过的宿舍、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并向陪同访问的官员，讲述了当年老师和同学们为他庆祝27岁生日的情景，场面非常感人。
为了弥补卡比拉当年被迫提前回国的遗憾，国防大学特意将他当年在学校的录像和照片制作成光碟送给他作纪念，这让卡比拉感动不已。
除国防大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外国学员中，已经出了5位总统、1位副总统、1位总理、8位国防部长。
作为我军对外开放的窗口，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每年都承担数十个国家百余名军事留学生的培训任务，先后为100多个国家培养3300多名军事留学生，许多学员学成回国后在本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8月，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利用观看北京奥运会机会，专程到自己的母校---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访问。
阮晋勇与广西师大
在中国学习的外国政要中，还有越南总理阮晋勇，他所就读的广西师范大学，留下了许多越南政要学习成长的经历。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与中国合作，在广西桂林专门开办学校为越南培养人才。今天广西师大的育才校区当时曾是越南育才学校和“九二”学校的办学校址。
2005年10月，时任副总理的阮晋勇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到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访问。
当阮晋勇走过昔日生活过的育才学校校舍时，对仍在学的越南留学生说：“看见你们在这里学习，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国家有很多领导人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庭欢，越南政府办公厅主任段孟蛟等都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的育才老校友为抗美、抗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希望你们向前辈们学习，努力学习，为越中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做得到吗？”学生们激动地回答：“做得到！”
利用优良的教学条件，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为越南培养了数千名各学科优秀人才，许多学生后来成了越南的党政官员、知名学者和富有成就的企业家，其中，越南国家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20多名。
被授予“中国博士”的元首们
除了在中国进行深造，还有很多外国政要被授予中国博士学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其中之一。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一个说英语的客家人家庭，就读于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大学前身），1941年从该院毕业。1946年，李光耀前往英国求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获法学两项最优等成绩，并获得结业成绩第一名。
2005年4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授予82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授证仪式上，李光耀作了题为《中国复兴中上海的角色》的演讲。
2001年10月，清华大学授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经济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授予厄瓜多尔总统古斯塔沃·诺沃亚·贝哈拉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6月，北京大学授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名誉博士学位；
2002年12月，北京大学授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名誉博士学位；
2004年3月，清华大学授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名誉博士学位；
2004年6月，复旦大学授予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学授予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学授予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5月，北京大学授予秘鲁总统托莱多名誉博士学位。
在国外一些元首中，“中国博士”的头衔颇受欢迎。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对国外政要授予名誉博士的学位对大学和政要双方都是有益的，“对于大学来说，授予国外政要名誉博士学位，可以拓展学校对外交流的渠道，密切学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于接受学历的国外政要而言，中国名牌大学的学历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他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学历。”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新华网、《法制晚报》、《羊城晚报》、《青年参考》、《国际先驱导报》等）
远在非洲东北部的国家的一次领导人更换，却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欢腾”。原因是，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曾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穆拉图与北大
58岁的穆拉图·特肖梅，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谈起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头头是道。这一切都结缘于37年前。
据穆拉图介绍，小时候，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因为在他眼里，空军的服装十分帅气。可上中学后，他的想法渐渐改变了。那时，埃塞俄比亚政局不稳，一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常常到中学宣传革命思想，穆拉图和其他很多中学生一样深受感染。
读高中时，他所在学校获得了保送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名额，品学兼优的他成了被选送的对象。
1976年，穆拉图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当时他是以公派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北京，最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赵玉品当年曾为穆拉图教授“基础汉语”课程，回忆起这个学生，她印象深刻。她说，穆拉图所在班都是公派生，大多数来自非洲，“与同时期进入北语学习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他显得十分成熟，学习勤奋刻苦、尊敬师长”。
当时留学生每周有24节与汉语相关的课程，其中12节基础汉语课是赵玉品授课。在课堂上，穆拉图与她积极互动，敢于表达。随着语言学习的进步，穆拉图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还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时候常和中国同学一块逛街、喝啤酒、聊天，甚至对北京的大小胡同都十分熟悉。
一年的语言学习，穆拉图顺利拿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证书，随后他又迈进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82年获得北大学士学位。
当时在哲学系任讲师的楼宇烈现已年近八旬，他曾是穆拉图所在班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总统，这让楼宇烈有些意外但也颇感骄傲，“当时哪儿能意料到啊”。
时任北大外国学者留学处（现已改为国际合作部）副处长的黄道林与穆拉图算是老相识，因分管留学生工作，所以黄道林一直与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据黄道林介绍，在1982年拿到学士学位后，穆拉图又在本校进修一年考上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之后他提出想要转入国际关系学院，“他觉得学习国际政治对他以后的发展更有帮助”。黄道林便助其转系后继续攻读国际政治并拿下硕士研究生学历。黄道林说，穆拉图的成绩一直不错，人缘也很棒。
在中国的学习，为穆拉图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年仅34岁的穆拉图以参赞头衔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很快就晋升为政策制定及培训司司长。此后，穆拉图先后担任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担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2002年10月起任议会联邦院议长。
2003年4月，在担任埃塞俄比亚议会联邦院议长期间他偕夫人、儿子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夸他汉语说得好，他幽默地回应说：“我很久没说汉语了，水平退步了很多。要是10年前，我一口‘京腔’，人家会以为我是北京人。”
那次“中国行”令穆拉图感慨良多，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穆拉图说：“在北京，若不是看到路名，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从前熟悉的地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50周年庆典之时，穆拉图专门发来贺信。在贺信中，穆拉图表示，他对中国很有情缘，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以后他要常常回中国看看，更多地为埃中友谊作贡献。“我还有一个愿望，在不远的将来送我的儿子到母校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友谊之桥。”
果不其然，穆拉图的儿子也如父亲一样非常喜欢中国，他曾郑重其事地向爸爸宣布：“我长大后也要到中国留学，和您一样攻读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
卡比拉与国防大学
北大并非第一个培养出外国政要的中国学府。
1998年农历春节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高级指挥员班恢复了非洲法语班的招生。当时的刚果（金）民主共和国总统之子约瑟夫-卡比拉，以刚果（金）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国防大学参加为期半年的高级指挥员班培训。
陪同卡比拉到中国来受训的还有时任刚果（金）总统卫队司令的卡比拉表哥。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当时国防大学留学生系主任还曾专程去接他们，而学校方面更是特殊照顾，给卡比拉安排了一间朝阳的大房间。卡比拉的表哥与其说是来华深造，倒不如说是担任卡比拉的贴身保镖。
据《青年参考》报道，当时高级指挥员班上的学员大都是受过战争洗礼的各国高级军官，不仅年龄比卡比拉大得多，资历更是胜出一筹。因而在他们眼中，未满27岁的卡比拉不过是一个依靠父亲权势出头的高干子弟、一个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因此入学初期，不少同学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卡比拉后来的表现很快就让同学们大吃了一惊：他为人低调，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他并不是招摇过市的花花公子，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
在国防大学有时会有首长来访，学校通常安排军衔较高的学生坐在前面发言。卡比拉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副总参谋长，因此学校常常安排他坐在前面，并希望他能发言。可卡比拉却非常谦虚，主动要求坐在后面，将这个机会让给其他资深的学员。时间一长，老师和同学们也就对他另眼相看了。
事有不巧，卡比拉到中国几个月后，就因刚果（金）发生叛乱而不得不提前回国。据国防大学的老师回忆，当时国防大学正安排学员在山东考察，由于卡比拉及其表哥身份特殊，他们各自随身携带一部卫星电话，与国内随时保持联系。
一天晚上，卡比拉急忙地找到教员说国内发生叛乱了，他必须立刻回国。国防大学了解情况后，立即帮他买好第二天一早由济南飞往北京的机票。学校原本打算安排卡比拉先回学校收拾东西再回国，但卡比拉一到首都机场就说他必须立刻回国。于是，国防大学教员立即又帮他购买了前往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机票。就这样卡比拉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回国后，他很快就帮助父亲镇压了反叛武装。父亲遇刺身亡后，卡比拉临危受命接替父亲掌管政府，控制了国内的局势。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沉稳、有魄力，而且眼光独到、考虑周密。
在国防大学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卡比拉非常重感情，虽然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就任总统后依然不忘母校的一点一滴。
2002年，卡比拉以刚果（金）总统的身份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请求外交部帮助安排他回母校探望。当母校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卡比拉显得非常激动，他回到曾经住过的宿舍、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并向陪同访问的官员，讲述了当年老师和同学们为他庆祝27岁生日的情景，场面非常感人。
为了弥补卡比拉当年被迫提前回国的遗憾，国防大学特意将他当年在学校的录像和照片制作成光碟送给他作纪念，这让卡比拉感动不已。
除国防大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外国学员中，已经出了5位总统、1位副总统、1位总理、8位国防部长。
作为我军对外开放的窗口，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每年都承担数十个国家百余名军事留学生的培训任务，先后为100多个国家培养3300多名军事留学生，许多学员学成回国后在本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8月，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利用观看北京奥运会机会，专程到自己的母校---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访问。
阮晋勇与广西师大
在中国学习的外国政要中，还有越南总理阮晋勇，他所就读的广西师范大学，留下了许多越南政要学习成长的经历。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与中国合作，在广西桂林专门开办学校为越南培养人才。今天广西师大的育才校区当时曾是越南育才学校和“九二”学校的办学校址。
2005年10月，时任副总理的阮晋勇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到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访问。
当阮晋勇走过昔日生活过的育才学校校舍时，对仍在学的越南留学生说：“看见你们在这里学习，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国家有很多领导人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庭欢，越南政府办公厅主任段孟蛟等都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的育才老校友为抗美、抗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希望你们向前辈们学习，努力学习，为越中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做得到吗？”学生们激动地回答：“做得到！”
利用优良的教学条件，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为越南培养了数千名各学科优秀人才，许多学生后来成了越南的党政官员、知名学者和富有成就的企业家，其中，越南国家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20多名。
被授予“中国博士”的元首们
除了在中国进行深造，还有很多外国政要被授予中国博士学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其中之一。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一个说英语的客家人家庭，就读于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大学前身），1941年从该院毕业。1946年，李光耀前往英国求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获法学两项最优等成绩，并获得结业成绩第一名。
2005年4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授予82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授证仪式上，李光耀作了题为《中国复兴中上海的角色》的演讲。
2001年10月，清华大学授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经济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授予厄瓜多尔总统古斯塔沃·诺沃亚·贝哈拉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6月，北京大学授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名誉博士学位；
2002年12月，北京大学授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名誉博士学位；
2004年3月，清华大学授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名誉博士学位；
2004年6月，复旦大学授予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学授予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4月，北京大学授予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名誉博士学位；
2005年5月，北京大学授予秘鲁总统托莱多名誉博士学位。
在国外一些元首中，“中国博士”的头衔颇受欢迎。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对国外政要授予名誉博士的学位对大学和政要双方都是有益的，“对于大学来说，授予国外政要名誉博士学位，可以拓展学校对外交流的渠道，密切学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于接受学历的国外政要而言，中国名牌大学的学历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他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学历。”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新华网、《法制晚报》、《羊城晚报》、《青年参考》、《国际先驱导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