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新馆是一座颇有楚国风韵的仿古建筑，安静却不失气势地矗立在东湖之滨。其气势不仅在于其8万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更来自20余万件藏品，其中有越王勾践剑这样的神兵利器，有云梦睡虎地秦简这样的史学珍藏，还有穿越2400多年历史的曾侯乙编钟……与这些“高调”的文物相比，馆长方勤低调而朴实。他说如今正是博物馆的“大时代”，自己有幸，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环球人物：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听说即将完成扩建，重新开放？
　　方勤：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但坦率地说，腾飞是在1978年。那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今年刚好40年。到现在，曾侯乙编钟依然称得上是大发现。它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古代最大的乐器，编钟上有3755个铭文，讲的是音乐体系。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极其重要，所以编钟被国际学者关注，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是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
　　1978年以后，围绕编钟的研究、陈列和展示，湖北省博物馆的建设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是休戚相关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博物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们馆的扩建工程有三期：第一期是在1999年完工，有了编钟馆;2007年，二期建成开放，有了现在的鄂博。如今，三期工程也到了尾声。
　　这数十年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馆舍和硬件设施改造的过程。它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伴随着博物馆的成长，比方说展览陈列更美，服务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对外的交流与合作更多。

　　环球人物：就鄂博自身来说，您感受到的最独特的变化是什么？
　　方勤：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国际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博物馆人就有意识地让文物走出去，但我觉得真正做出效果，应该是最近七八年。大家开始懂得怎样策划展览，宣传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不光是举办展览，还要把很多展览引进家门。最近馆里正在举办一个古埃及文物展，以前这类展览稀缺，如今已变成常态。这种合作是双向的，在2017年的涉外展览中，我们把湖北省博物馆的文物带到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实现了我们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涉外展览的构想、实施方向和长远规划。
　　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想的已不仅仅是办一次展览，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推动、交流。这也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博物馆界的巨大改变。
　　环球人物：湖北省博物馆接待了不少外國政要，今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来过，9月份又接待过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您觉得鄂博的魅力何在？在这些接待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方勤：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用文物来交流，很容易打动彼此。莫迪总理看展时，看到一个带钩特别开心，因为造型很像大象。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喜欢大象。一件小小的文物，就能传达出友好的信息，活跃气氛，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特别有意义。
　　9月接待这次，同一天，有两位非洲国家的元首到馆，对我们来说也是首次。其中有一位领导人对音乐很感兴趣，自己能谱曲，后来编钟演奏会的时候，他还亲自敲了一遍他谱的曲子。
　　其实我们馆每年差不多有5万人来自北美，5万人来自欧洲，这些人来干什么？就是来看编钟、听编钟。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文物的知音遍天下。
　　我们为什么称编钟的音乐体系为华夏正声？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楚地的体系，而是华夏从中央王朝流传下来的正统音乐体系，并保留至今。这种文明的延续，就叫一脉相承。

　　环球人物：伴随着“博物馆热”，文博业的发展也引来越来越多人对古代器物的关注，对这种热度您怎么看？
　　方勤：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北省博物馆的收藏基本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所以我们也是个考古博物馆。除了史前文化、青铜文化，还有明代文化，等等。考古文物很高冷，我们也是边研究、边展览，跟着观众一起走，新馆的建设中，也会体现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其中一个展览就叫作“曾国之谜”。我相信观众看到这个展览，就能了解到曾国是一个如何神奇的古国，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方勤：生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之后求学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持的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考古发掘曾获得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最近这些年，湖北省博物馆的观众人数明显上涨，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数量。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高冷文物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年轻人也是很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找到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所以高科技也好、趣味化也好，我们还要进一步给文物“加热”，让传统走进现实、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