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初入夏。
　　早晨7点，黄浦区淮海路上的淮海坊，一栋小楼里，79岁的朱妹妹（很多上海老人有类似可爱的名字）安顿好老伴的早餐后，准时出门“上班”了。她急促地迈着小碎步，一路上和熟人打着招呼，目的地是南昌路44号——瑞金二路街道“心悦夕阳”心理服务站。
　　下午两点钟，上海老年大学古诗词课程上，65岁的张阿姨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她一边低头做笔记，一边示意老师能否定格PPT拍几张照片备份。开课前一个小时，她从崇明辗转两个小时车程到达这里。张阿姨不觉得累，在她的概念里，学习就是最好的老年生活。
　　午夜时分，曾任上海某商业大厦高管的方赟（化名）驱车赶回家中。十年前退休后，他在宝山区开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每天清晨写剧本，晚上谈业务，一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方赟的女儿无奈又略带调侃地说：“我爸比我大24岁，比我还忙。”
　　三位老人平凡一天，是上海老龄化社会中的一个侧面。如今的老人生活，完全不是过去“颐养天年”的概念，他们的追求和乐趣，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9%，且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岁以下人口。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也决定了未来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最高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全市户籍人口1471.1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5.2%，这中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又占比达15.8%。随着老年人健康余寿和自理能力的提升，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的退休年龄，已经不能成为老人们结束社会贡献的时间节点，很多老人有强烈的愿望继续工作和服务社会。
　　当人生的长度拉长，怎样才能活出精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科技学院医药研究院院长刘超建议，中国要走“积极老龄化”之路，即鼓励就地安老、居家养老，老年人参与社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参加社会物质生产。他还建议，引导多方主体参与，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所有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上海妈妈薛珍珠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位朝气蓬勃的妈妈，无论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态，都远没有到接受别人照顾的时间。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薛珍珠”们，希望有参与社会的机会，也需要更多适合这个年龄层的公共活动、休闲娱乐。
　　做个积极的老人，是很多老人的愿望，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朱妹妹的“解忧杂货铺”

　　没有成摞的办公用品，更没有“格子间”，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更像随时为居民敞开的客厅。社区老人和志愿者用纸模搭建的悉尼歌剧院、京都金阁寺、伦敦塔桥，整齐划一地放置在进门的一整面墙上。这里是南昌路44号——瑞金二路街道“心悦夕阳”心理服务站，一个改变许多老人命运的地方。
　　79岁的朱妹妹是“心悦夕阳”志愿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10年前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元老”。《新民周刊》记者见到她时，她身穿淡紫色针织衫，头发梳得整洁，言语温和，精神抖擞，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近80岁高龄老人的状态。
　　2003年朱妹妹退休，那时她刚刚60岁出头，身体状况很好，和老伴每月退休金加起来一万多元，平时水电煤等开销儿女全包，生活基本没有负担。抱着发挥余热的心态，成为了一名社区志愿者，一干就是十几年。

　　瑞金二路街道南昌社区总支书记王娟说，整个南昌社区16个居民区，老年人居民占46%，其中独居老人又占比10%。孤独、失落等心理在他们中发生率高出一般老年群体。2009年“心悦夕阳”招募了首批志愿者，朱妹妹成为了二十多名志愿者队伍的“排头兵”。
　　这天上午，朱妹妹像往常一样步行至上班地点，坐在电话机前，查询前一天当班志愿者的通话记录。没过几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来电的是朱妹妹认识的一位老伯，也住在瑞金二路街道。聽到是朱妹妹的声音，老伯本来支支吾吾的表述开始变得急促。
　　“我想换个保姆，她对我不好。”“具体是哪里不太好呢？我帮你想想办法。”朱妹妹说，老伯的子女都在国外，基本诉求就是换保姆。还有一位老人绕了个“小圈子”后，吐露了自己的苦恼：痔疮变严重了，没想好要不要去看医生。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老邻居突然养了几十只流浪猫，培训后，才发现根源是老人内心孤独，后来发展为认知障碍。”朱妹妹告诉《新民周刊》，社区工作琐碎且特别考验耐心，谁家是孤寡、独居老人，谁家吃什么药，谁家子女在国外，谁家水电煤几号交，几乎每个人的情况都装在她脑海里的那间“解忧杂货铺”。“有些老人不太好意思跟年轻的社工说，更愿意跟同龄人交流，所以需要我们的存在，既解决心理困惑又充当养老顾问。”
　　王娟说，别看朱妹妹最年长，却是最得力的志愿者。她是“一对五”结对的老伙伴负责人，经常与结对的老人通电话、见面，实时掌握老人情况;她也是社区党员巡逻队队员，党龄60年，上午和下午分别巡逻两小时，关注防火防盗、垃圾分类等;她还是民情气象员，主要收集民意，反馈到居委会;有时工作行程有冲撞，实在排不开，朱妹妹还找来老伴临时顶替两三个小时的班。

七十岁的“工作狂人”

　　退休后还希望继续工作，这已经是很多老人普遍的心态。如今不少老年人想要“找点事做做”，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滨江的一间茶楼，方赟和几个老友正在聊收藏、聊剧本、聊投资。席间，方赟用洪亮的嗓音、借着怀旧的氛围感慨道：“我做过最正确的事，就是没有安逸地养老，而是开办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方赟的社交圈子很广，一周基本四天要应酬。应酬结束，休息到凌晨三四点，醒来继续写剧本。“时间点比较安静，如果状态好，很快几千字就出来了。”
　　方赟的人生节奏，有种与他70岁年龄不太匹配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时间是宝贵的，每一秒都要活得精彩。目前，方赟撰写的三本小说即将上市，其中一本被影视大佬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收藏古董的资源开拓也正在打开新局面。方赟从未想过停下来。“我和我爱人都是工作狂，她有自己的艺术团，我俩各忙各的，乐此不疲。”

　　当然，创业有风险，如果闯荡失败，一辈子的积蓄可能会打水漂。考虑到父辈们的身体承受能力，大多数子女对父辈创业之举并不赞同，但对就业接受度较高。调查中发现，身体状况较好、教育程度较高、专业程度高的老人，退休后再就业也越容易。部分专家级老人退休后多从事顾问等工作，薪酬也相对较高。
　　63岁的谢培香（化名）在一家航天科研单位担任高级工程师。临近退休，单位的负责人找到谢培香，希望她能够接受返聘继续发挥余热。“单位里来了很多年轻人，我又是高级工程师，单位希望我能够再干一干，带一带年轻人。”
　　谢培香和家人商量后同意单位返聘，她与单位签订的合同为一年一签，待遇方面除了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外，年底还会有奖金。总体算下来，每月大概有八九千元的收入。与之前的工作重点不同，谢培香返聘后，更多起到的是“传帮带”的作用。
　　不是每个老年人都像谢培香一样顺利得到返聘机会。王阿姨退休后，由于原单位没有返聘机制，最终放弃了再就业的念头。而一些不具有专业技术的退休老人，在再就业选择时，只能选择像家政、餐饮、保安等对年龄限制较宽的服务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卖力气的活，而且没有保障。
　　“找老乡介绍的保安工作，风吹日晒挺辛苦的，也不签合同，相当于干一天算一天的錢。”张叔叔说。
　　法律上对于老年人就业保障有待补足。根据《劳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如果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这就意味着双方达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在劳务关系中，用人方支付一定报酬，但不用承担节假日、加班工资、辞退后的赔偿金等义务。
　　“企业也不太敢用没有法律保护的员工，一旦发生问题，企业要负担的责任就会很大。”人力资源经理刘洋表示，在劳动合同关系下，当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劳动者可以拿到工伤保险的赔偿。“再就业的老人签订用人合同时，合同中应更加详实，约定好权责。”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退休老人的就业需求与求职供应量之间的屏障，是客观存在的。数据统计显示，一方面，全国离退休人才网中的数万名注册求职的老年人，求职者年龄层主要集中在50岁到70岁之间，其中占比最大的是60岁到70岁，占比60%。
　　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并没有专门的老年人求职招聘会，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大部分招人的单位，不愿意接受老年求职者。
　　养老业内有一句话：中国养老先看上海，上海养老先看日本。鉴于日本老年人超就业人口12%的高占比，以及他们百岁老人仍能就业的典型事例，上海可借鉴一些创新之策。
　　今年，日本一项老年人相关政策修订草案提出建设“不老社会”，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公共养老金可待70岁以后再领取。新政还包括一系列鼓励日本老人再就业的措施，希望60岁至64岁人口就业率能从2016年的63.6%提高至2020年的67%。
　　相比日本的老年人促就业计划，上海的做法更多还在志愿者层面。
　　积极老龄化其实是老年人的需求，他们希望过上有尊严、有满足感、有乐趣的老年生活。当老人们想要做一个积极的老人时，社会是否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