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一毕业便马上结婚，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由此诞生出一个新鲜称谓——“毕婚族”。“毕婚”原本是社会个体的自我行为，但是随着参与这一现象成员数量增加与社会成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来看这一社会现象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
社会学 大学生“毕婚”行为 理性选择理论
大学生的婚姻和恋爱观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社会观察家甚至认为当代大学生已经开始了新的结婚时代。盘点2007年以来的校园文化及大学生的恋爱婚姻文化，我们惊奇地发现，大学生真的已经走进新结婚时代。2005年9月国家教育部规定，只要符合有关婚姻法规的条件，在校大学生也可以结婚。随后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将婚育禁令内容删除。开始有部分在校大学生选择了结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则选择一毕业便马上结婚，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并由此诞生出一个新鲜称谓——“毕婚族”。“毕婚”原本是社会个体行为，随着参与这一现象的成员数量的增加与成员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毕婚”和2008年以来所流行起来的“裸婚”一样，越来越成为时下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的新选择。
一、大学生“毕婚”现状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婚姻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毕业之际的大学生们婚姻行为与观念更为大众所关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80后”的婚姻行为正走向多元化，“毕婚”也顺势而生。
为了解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基本情况，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相关问题涉及大学生对2007至2012年间的“毕婚”和其它新婚恋观的态度。调查显示，40％的人认为“毕婚族”的婚姻和一般的婚姻没有区别，13.6%的人认为“毕婚”会比一般婚姻长久，22.9％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据调查，上海的婚介所，如今平均每月都要接纳几十名女大学生，她们都希望找到“经济丰厚、事业有成”的老公。调查还显示，68％的女大学生将经济能力作为对未来丈夫的首要要求。“毕婚族”找对象时，看中的多是对方的“财力”，包括工作的稳定性、收入情况等。在一婚介网上，一位21岁的毕业生要求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有房有车。近日，报纸刊登了记者遇到在校女生结伴到相亲现场的情况，她们大都对事业有成者感兴趣。“这种征婚目的性太强”，多年从事婚介工作的李先生说，“婚姻是以经济为基础、感情为纽带才能维持的关系，如果出发点旨在解决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婚姻难经考验”。李先生认为，大学生征婚是在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的一种新选择，人们应当宽容地对待。在一篇《杭州相亲会“急嫁”女学生成主力青睐“四有”男人》的报道中，记者描述道：千余相亲人中，在校女大学生占了女性比例的百分之十五，相亲现场一些展示牌上的信息显示，很多相亲女性都出生于1988年左右，甚至更小。这些女孩中不少都是在校的大三、大四本科生，而出生于1988年左右的研究生更是不在少数。而且，“四有”男人——有钱、有房、有车、有型成为部分“象牙塔”内的女大学生前来相亲征婚的首要对象。在网络上曾经很流行着一张这样的“未婚女，22岁，大四在读……觅25岁以上，月薪5000元以上，家是某地或至少在某地有住房有车……”的征婚帖子。这些数据与现象可能不够全面，不够精确，但它们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对于婚姻观。作为社会未来发展主要支柱的婚姻，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为分析大学生的“毕婚”行为，笔者同时采用了资料分析、问卷调查、访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对笔者连续4年所接触的1000多名毕业生之中，有107名同学表示如果有机会就选择“毕婚”，占到学生比例的9.7%；323名同学表示对“毕婚”持反对的态度，占学生比例的31.9%。其余的同学表示“不确定”“无所谓”。对于调查问卷和资料分析后可以得出：首先，大学生“毕婚”群体中，女生多于男生。经济实力强的男性是“毕婚”群体的首选对象。女大学生“毕婚”对象主要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群体，年龄不是主要问题，她们的目的是找个能够实现经济依赖的主体。其次，部分“毕婚”者来自那些能把大学期间培养的感情坚持到毕业，并选择了以婚姻的形式将爱情加以巩固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爱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们毫不犹豫地牵手走向婚姻的教堂。再次，对大学生“毕婚”行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看法，同一群体的看法也有存在分歧，就大学生群体中不同人的看法也有差异。有的人对此表示担忧，有人则并不忧虑。
大学生中“毕婚”行为人数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数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必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作为社会人，他们的婚姻行为必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二、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毕婚”行为
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具体到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整体论者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下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阶层关系、社会供需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探讨大学生“毕婚”现象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改变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由于目前“毕婚”现象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进一步对毕婚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并且在众多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满意解”。满意准则和合理化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我们可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再加上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观点引入的“生存理性”概念（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本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作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成因可得出： 第一，生存理性选择。生存的压力往往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产生的直接动力。大学生毕婚现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今时代大学生的压力来自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的因素，也来自于社会设置即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等各个方面。大学毕业生的生存压力主要来自于就业资源的稀缺和大学毕业生对社会设置的不适应。一般认为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以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且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和社会对人才学历要求的提高，大多数学生很难找到工作或找到与期望相符的工作。在近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的形势下，就业的难题似乎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6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直接造成大学生尤其是本专科生的就业压力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众多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女生）随即转入到情感寻求中，也期盼通过婚姻来缓解生存的压力。来自京津网的调查数据显示，80%的学生认为“毕婚”现象能理解，30%的女生表示，如条件允许，自己会选择结婚，并认为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下，“毕婚”也是女生的一条“出路”。于是，出现了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的毕婚现象。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第二，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当今，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学界的新趋势。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her)的研究，贝克尔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找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之假设，解释人类的行为，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它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据此理论来分析大学生的“毕婚”行为似乎是合理的。既然社会人也可作为经济人来研究，那么大学生的“毕婚”行为也可以从经济理性角度进行阐释。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社会中立足与生存与经济息息相关。大学生虽然生存于象牙塔之中，却也不是与世隔绝。经济认定的重要性从书本到媒介传播（特别是网络）、从生活到实践，大学生的校园社会化早已慢慢形成经济理性基础。单一的经济理性不足以让大学生做出“毕婚”决定，最终的决定因素同样来自于社会理性选择。“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后者恰恰可以解释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成员做出选择时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的“毕婚”行为是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不同维度下的大学生“毕婚”行为
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当今大学生实际情况对“毕婚”行为作如下总结：
1.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选择“毕婚”是理性选择理论的表现，当代大学毕业生之“毕婚”，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其现实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大学生一直处于被教育和被分配的过程之中，突然间的教育改革和高考扩招让许多的大学生生存压力增大。这使得这样一群“80末”和“90初”的大学生群体在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但是，无论大学毕业生微观上做出何种类型的理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制度、经济、文化的影响。
2.从当代大学生“毕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他们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大学生毕婚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毕婚后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大学生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在生存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毕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而这又取决于大学生的人生观、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系统的支持。
3.当代大学生选择毕婚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生存原则）—→经济理性选择（最优原则）—→社会理性选择（满意原则）。而在大学生发生“毕婚”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双方家庭的参与和就业的落实，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将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在大学生就业制度逐步完善的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毕婚行为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毕婚”群体自身素质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生婚恋理性选择的进步和多样性的增加。而在实现理性选择的行为中，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毕婚群体在超越生存理性选择之后，其一般行动取向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即表现为经济理性选择），但毕婚群体在经济理性选择原则无法实现或难以达成时，更多的却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性的选择，而这恰恰是毕婚群体理性选择行为最高层次、最强烈的表现。
4.大学生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它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观念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他们还要考虑其“毕婚”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传统的毕业、就业再恋爱结婚。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将婚育禁令内容删除，但是实际结婚的大学生也不多。2007年以来的“毕婚”群体，也不是主流，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而2007年以来形成的“毕婚、闪婚、裸婚”则既是广大适婚人群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大学毕业生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5.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毕婚”族社会结构面前绝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着。但同时，这种理性选择行动又受制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因此，无论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也总是会受制于许多因素的约束，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而且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行动者本身所难以预期的（但结果却会对其后续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因此，毕婚族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部分大学生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6.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难以一时在所有中国大学毕业生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因为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基础上的)。在中国，家庭是个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难经济理性以达成的情况下，社会理性的选择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很可能促使中国人(包括毕婚族)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解释与以前“非经济中心时代”相比将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但同时，因受选择过程多样性与复杂性因素影响，生存理性选择得以超越经济理性选择，同时解释了“毕婚”并未成为大学生婚姻方式主流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大学“毕婚”行为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大学生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继承者，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决定了社会文明的走向。针对社会上对“毕婚族”的种种争议，笔者认为，“毕婚”是当代大学毕业生的一种新的生活选择，应该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观念多元开放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社会大众应该祝福这些“毕婚族”，给他们自我思考和选择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蔡国庆.“80后”“急嫁”行为的成因与引导.社会学网，2007-11-30.
[2]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J].社会科学战线，1997，（4）.
[3]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文军.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6）.
[5]程远芳.从“毕婚族”到“急嫁族”现象原因透视[J].中国教育，2008，(S1).
社会学 大学生“毕婚”行为 理性选择理论
大学生的婚姻和恋爱观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社会观察家甚至认为当代大学生已经开始了新的结婚时代。盘点2007年以来的校园文化及大学生的恋爱婚姻文化，我们惊奇地发现，大学生真的已经走进新结婚时代。2005年9月国家教育部规定，只要符合有关婚姻法规的条件，在校大学生也可以结婚。随后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将婚育禁令内容删除。开始有部分在校大学生选择了结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则选择一毕业便马上结婚，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并由此诞生出一个新鲜称谓——“毕婚族”。“毕婚”原本是社会个体行为，随着参与这一现象的成员数量的增加与成员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毕婚”和2008年以来所流行起来的“裸婚”一样，越来越成为时下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的新选择。
一、大学生“毕婚”现状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婚姻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毕业之际的大学生们婚姻行为与观念更为大众所关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80后”的婚姻行为正走向多元化，“毕婚”也顺势而生。
为了解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基本情况，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相关问题涉及大学生对2007至2012年间的“毕婚”和其它新婚恋观的态度。调查显示，40％的人认为“毕婚族”的婚姻和一般的婚姻没有区别，13.6%的人认为“毕婚”会比一般婚姻长久，22.9％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据调查，上海的婚介所，如今平均每月都要接纳几十名女大学生，她们都希望找到“经济丰厚、事业有成”的老公。调查还显示，68％的女大学生将经济能力作为对未来丈夫的首要要求。“毕婚族”找对象时，看中的多是对方的“财力”，包括工作的稳定性、收入情况等。在一婚介网上，一位21岁的毕业生要求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有房有车。近日，报纸刊登了记者遇到在校女生结伴到相亲现场的情况，她们大都对事业有成者感兴趣。“这种征婚目的性太强”，多年从事婚介工作的李先生说，“婚姻是以经济为基础、感情为纽带才能维持的关系，如果出发点旨在解决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婚姻难经考验”。李先生认为，大学生征婚是在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的一种新选择，人们应当宽容地对待。在一篇《杭州相亲会“急嫁”女学生成主力青睐“四有”男人》的报道中，记者描述道：千余相亲人中，在校女大学生占了女性比例的百分之十五，相亲现场一些展示牌上的信息显示，很多相亲女性都出生于1988年左右，甚至更小。这些女孩中不少都是在校的大三、大四本科生，而出生于1988年左右的研究生更是不在少数。而且，“四有”男人——有钱、有房、有车、有型成为部分“象牙塔”内的女大学生前来相亲征婚的首要对象。在网络上曾经很流行着一张这样的“未婚女，22岁，大四在读……觅25岁以上，月薪5000元以上，家是某地或至少在某地有住房有车……”的征婚帖子。这些数据与现象可能不够全面，不够精确，但它们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对于婚姻观。作为社会未来发展主要支柱的婚姻，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为分析大学生的“毕婚”行为，笔者同时采用了资料分析、问卷调查、访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对笔者连续4年所接触的1000多名毕业生之中，有107名同学表示如果有机会就选择“毕婚”，占到学生比例的9.7%；323名同学表示对“毕婚”持反对的态度，占学生比例的31.9%。其余的同学表示“不确定”“无所谓”。对于调查问卷和资料分析后可以得出：首先，大学生“毕婚”群体中，女生多于男生。经济实力强的男性是“毕婚”群体的首选对象。女大学生“毕婚”对象主要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群体，年龄不是主要问题，她们的目的是找个能够实现经济依赖的主体。其次，部分“毕婚”者来自那些能把大学期间培养的感情坚持到毕业，并选择了以婚姻的形式将爱情加以巩固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爱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们毫不犹豫地牵手走向婚姻的教堂。再次，对大学生“毕婚”行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看法，同一群体的看法也有存在分歧，就大学生群体中不同人的看法也有差异。有的人对此表示担忧，有人则并不忧虑。
大学生中“毕婚”行为人数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数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必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作为社会人，他们的婚姻行为必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二、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毕婚”行为
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具体到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整体论者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下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阶层关系、社会供需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探讨大学生“毕婚”现象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改变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由于目前“毕婚”现象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进一步对毕婚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并且在众多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满意解”。满意准则和合理化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我们可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再加上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观点引入的“生存理性”概念（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本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作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成因可得出： 第一，生存理性选择。生存的压力往往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产生的直接动力。大学生毕婚现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今时代大学生的压力来自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的因素，也来自于社会设置即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等各个方面。大学毕业生的生存压力主要来自于就业资源的稀缺和大学毕业生对社会设置的不适应。一般认为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以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且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和社会对人才学历要求的提高，大多数学生很难找到工作或找到与期望相符的工作。在近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的形势下，就业的难题似乎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6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直接造成大学生尤其是本专科生的就业压力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众多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女生）随即转入到情感寻求中，也期盼通过婚姻来缓解生存的压力。来自京津网的调查数据显示，80%的学生认为“毕婚”现象能理解，30%的女生表示，如条件允许，自己会选择结婚，并认为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下，“毕婚”也是女生的一条“出路”。于是，出现了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的毕婚现象。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第二，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当今，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学界的新趋势。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her)的研究，贝克尔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找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之假设，解释人类的行为，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它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据此理论来分析大学生的“毕婚”行为似乎是合理的。既然社会人也可作为经济人来研究，那么大学生的“毕婚”行为也可以从经济理性角度进行阐释。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社会中立足与生存与经济息息相关。大学生虽然生存于象牙塔之中，却也不是与世隔绝。经济认定的重要性从书本到媒介传播（特别是网络）、从生活到实践，大学生的校园社会化早已慢慢形成经济理性基础。单一的经济理性不足以让大学生做出“毕婚”决定，最终的决定因素同样来自于社会理性选择。“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后者恰恰可以解释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成员做出选择时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的“毕婚”行为是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不同维度下的大学生“毕婚”行为
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当今大学生实际情况对“毕婚”行为作如下总结：
1.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选择“毕婚”是理性选择理论的表现，当代大学毕业生之“毕婚”，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其现实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大学生一直处于被教育和被分配的过程之中，突然间的教育改革和高考扩招让许多的大学生生存压力增大。这使得这样一群“80末”和“90初”的大学生群体在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但是，无论大学毕业生微观上做出何种类型的理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制度、经济、文化的影响。
2.从当代大学生“毕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他们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大学生毕婚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毕婚后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大学生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在生存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毕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而这又取决于大学生的人生观、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系统的支持。
3.当代大学生选择毕婚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生存原则）—→经济理性选择（最优原则）—→社会理性选择（满意原则）。而在大学生发生“毕婚”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双方家庭的参与和就业的落实，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将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在大学生就业制度逐步完善的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毕婚行为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毕婚”群体自身素质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生婚恋理性选择的进步和多样性的增加。而在实现理性选择的行为中，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毕婚群体在超越生存理性选择之后，其一般行动取向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即表现为经济理性选择），但毕婚群体在经济理性选择原则无法实现或难以达成时，更多的却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性的选择，而这恰恰是毕婚群体理性选择行为最高层次、最强烈的表现。
4.大学生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它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观念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他们还要考虑其“毕婚”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传统的毕业、就业再恋爱结婚。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将婚育禁令内容删除，但是实际结婚的大学生也不多。2007年以来的“毕婚”群体，也不是主流，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而2007年以来形成的“毕婚、闪婚、裸婚”则既是广大适婚人群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大学毕业生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5.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毕婚”族社会结构面前绝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着。但同时，这种理性选择行动又受制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因此，无论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也总是会受制于许多因素的约束，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而且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行动者本身所难以预期的（但结果却会对其后续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因此，毕婚族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部分大学生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6.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难以一时在所有中国大学毕业生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因为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基础上的)。在中国，家庭是个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难经济理性以达成的情况下，社会理性的选择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很可能促使中国人(包括毕婚族)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解释与以前“非经济中心时代”相比将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但同时，因受选择过程多样性与复杂性因素影响，生存理性选择得以超越经济理性选择，同时解释了“毕婚”并未成为大学生婚姻方式主流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大学“毕婚”行为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大学生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继承者，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决定了社会文明的走向。针对社会上对“毕婚族”的种种争议，笔者认为，“毕婚”是当代大学毕业生的一种新的生活选择，应该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观念多元开放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社会大众应该祝福这些“毕婚族”，给他们自我思考和选择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蔡国庆.“80后”“急嫁”行为的成因与引导.社会学网，2007-11-30.
[2]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J].社会科学战线，1997，（4）.
[3]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文军.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6）.
[5]程远芳.从“毕婚族”到“急嫁族”现象原因透视[J].中国教育，2008，(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