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40多年前了，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欧游心影录》，接著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那时很幼稚，字都认识，内容也知道，但读不懂，因为没有梁先生的经历，不懂梁先生的思想背景，特别是看到他讲到中国文化的使命感，讲到“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觉得有些可笑，但又感到不是毫无道理。
　　后来，读梁启超的东西多了，逐渐了解他是清末民初不断挑战自我的思想家。他善于思考，特别是善于联系中国现实思考，然而缺少必要的梳理，矛盾之处甚多，应该对这些怀有同情的理解。梁先生又是特别感性的思想家或者说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想法往往是带着一团火在浩瀚的思想夜空乱窜，五光十色，时有烁亮便如明月，给读者以启迪。近来又读《欧游心影录》就有这样的感觉。
　　梁先生在参观英国下院时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
　　巴力门（议会）许多琐碎的习惯，就外国人眼光看来，觉得不可解，其实处处都可以看得出英国人的特别性格。他那议长戴着斑白的假头发，披着纯黑的大袈裟，那秘书服装也是一样，像戏台上扮的什么脚色。议长的名号不叫做“伯里玺天德”，不叫做“赤亚门”，却叫做“士壁架”，翻译起来，说是“说话人”的意味。因为从前国王向议会要钱，总是找他说话，得了这个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议员七百零七名，议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号，若是全体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人没有坐处。这种不合情理的过节，改正他并非甚难，英国人却不管，还是那老样子。我中英两国，向来都以保守著名，但我们中国人所保守的，和英国正相反。中国人最喜欢换招牌，抄几条宪法，便算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英国人内部是不断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时时刻刻在那里革命，却是古色古香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换，时髦算时髦极了，顽固也顽固极了。
　　梁先生写下这段话近百年了，仍使我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为什么英国人这么怪？为什么在政治生活中保留这么多“古色古香”的东西？甚至连说话发言都有些像《镜花缘》中“淑士国”饭馆店小二的“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那样迂腐可笑？但英国又在伸张民权、限制王权上做得扎扎实实，整个社会在不停地变革与进步。这真是值得考察的，特别是对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
　　考察近三四百年英国社会和制度的进步，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暴力的参与，但大多时候还是采取了有斗争、有妥协的渐进式革新，新东西往往以金蝉脱壳的方式产生，蝉出来后，蝉蜕依然在侧，谁也不觉得多余。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新旧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东西是亦新亦旧，新由旧出，仍看得到脐带的痕迹。然而，社会确实进步了，大多数人享受到了进步的好处。
　　社会进步，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争取扩大民众权利与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上。民权中选举权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权力的来源。现代选举制度的核心精神是自由、平等和普遍，现在的英国基本实现了，但这是点滴进步累积而来的，可见英国人的耐心。中世纪的英国就有了平民院（下院），也有了议员的选举，但在那时，或属于国王邀请，或属于国王“特惠权”，其“选”多由上面决定，权在国王手里。“光荣革命”以后，人们意识到争取选举权是伸张民权的关键。1832年议会改革后，民众为了争取选举权，斗争持续不断，促使选举制度数度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是降低选民资格（财产、居住地、性别等），扩大参与面，实现权利的公平。1884年统一了城乡选民的财产标准，使得城市工人有了选举权，1918年授予年满30岁的妇女以选举权，1928年降为21岁，直到1969年才把选民的年龄限制降为18岁，凡年满18岁的英国公民，不分男女，都有权参加下议院的选举，真正实现了成人男女皆有选举权的现代文明准则。
　　限制王权和反限权的斗争也持续了几百年。从13世纪《大宪章》限制国王擅自征税开始，到1832年议会改革、选举权日益扩大、内阁责任制日渐完善之后，国王的权力只停留在名义上了。到了现在，君主统而不治，只是国家象征，一切重大决定都由议会作出，国王只是签署文件。人们对于原先压迫他们的国王、王室乃至一整套君主制度也并没有“除恶务尽”，非要乘胜扫荡殆尽。王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时还很活跃，成了民族、国家的象征，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另一方面，英国王室也能与时俱进（不像“咱们大清国”，辛亥之后国都亡了，溥仪要剪掉辫子，几个老太妃搂着他大哭，坚决不许），日益减少自己的神秘性，走向民间。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英国王室基本上与时代合拍，认同它的存在。尽管一百多年来民间常有废除王室的呼声，但对多数英国人来说，王室还不是悬赘附疣，在英国的两党政治中仍有平衡作用，代表国家也很体面。
　　为什么存在着梁启超所说的政治上革新与保守并存的现象呢？我想，英国人的革新并没有既定的方案，只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要求权利的过程。这种过程又与社会逐渐向工商社会转型同步，两者相辅相成，只要政治与经济大体相适合，也就停了下来，以便各个阶层消化变革带来的不适应症，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所谓的保守罢。英国人重实利，善妥协，不断从统治者手中争取来越来越多的实质性的东西，但还是给统治者留下一些非实质的东西作为代价，于是才有今日留存的似乎非常古怪的现象。英国在革新与保守轮番交替中所形成的一些原则，例如平等、自由、法治等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适观念。
　　梁先生批评的中国现象正反映了一百多年来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尴尬。英国的现代化是从原有社会形态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很长。我们是因为落后，急于向欧美学习或接轨。这样必然有了预设的方案，照此而行，而且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不免要用大力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遇到旧势力的抵抗，便视之如仇敌，新旧之争很少有妥协，希望一次到位，对旧势力的扫荡则力求彻底。殊不知，所谓的彻底往往最不彻底，旧势力最终消失还是要靠环境的变化、岁月的消磨，人为的过度清扫往往只起兴奋剂的作用，风过之后，必是卷土重来。因此，过度求“新”往往反而激活“旧”，过度的打击也是如此。历史是很吊诡的。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国社会转型最后的完成约需200年，这个估计，在今天看来大体符合实际。可是生逢变革的初始时期，谁愿意想象200年之后？更不用说有200年的坚持心了。急切之心是必然的，我们不停地出新，但大多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内在如何？历久便知。经历四五十年的反复，重温梁先生的感慨，更加佩服唐先生的卓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