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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外资准入模式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从总量层面检验了我国FDI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从FDI结构层面检验并比较了三种外资准入模式下（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不同的外资准入模式下，FDI的技术溢出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中外合资最大，其次是外商独资，最后是中外合作。我国当前外商“独资化”趋势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外资政策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关键词：技术外溢；外资准入模式；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71-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6年的22.4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1 24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在我国FDI流入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外商进入我国内地的的“准入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1所示：1983—1985年，外商准入模式以“中外合作”为主，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非常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招商引资政策相对谨慎；到1986—1999年，随着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是以“中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外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急剧增加，一跃成为该时期外商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到2000—2008年，随着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放宽，“外商独资”经营模式备受国外投资者的青睐，并逐渐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主要模式。截至2008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独资的经营规模达到723.15亿美元，占三资企业比重的79%，与之对应的是合资经营与合作经营的比重分别下降至18.92%和2.08%。
随着外资准入模式从“合作”到“合资”再到“独资”的结构变迁，外资企业在技术溢出效应上的发挥会产生哪些变化？这是我国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代背景中。按照企业组织理论，相比外商独资经营，合资、合作经营模式下的“干中学效应”及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更有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等先进要素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鉴于此，很多国内学者对中国当前的外商“独资化”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独资化趋势将大大削弱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甚至还对内资企业的产生“品牌挤占”、“成长抑制”（王允贵等，1996）等负面影响。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这还待做出更加科学的论证。本文将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角度分析外资独资化趋势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检验并比较了三种准入模式（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独资化趋势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为我国外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同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通过一些非自愿的扩散途径，渗透到当地企业，从而带动东道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而外国投资者却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Kokko（1966）认为这里的FDI是包含了资金、人力资本、技术专利、管理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对东道国的影响也是多渠道、多方面的。关于这种影响渠道，桑百川（2006）将其归结为四类：一是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 and Imitation Effects），指跨国公司的新产品及技术会加大内资企业的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模式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Imitation Effects），指外资企业对国内市场的抢占必然会增强内资企业的危机意识。为保住原有的市场份额并夺取发展机会，他们必须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是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指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业务交往中，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角色与其建立向前或者向后的联系，从而带动国内产业的上、下游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经济效应。四是人员流动效应（Labor Turnover），指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接受培训或通过“干中学”得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再通过“跳槽”或“自创企业”的方式实现技术从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转移。
对我国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非常之多，何洁（2000）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沈坤荣（2001）利用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做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赖明勇（2002）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FDI对国内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但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如王允贵（1996）、林康（1997）、童书兴（1997）、陈炳才（1998）等人分别从外资名牌对国产名牌的挤占效应、引资的行业结构效应、技术引进效应和成长压制效应几个不同的方面，表达了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怀疑；张海洋（2005）也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证明我国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并不显著，市场换技术的外资策略存在问题。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FDI来源、地域分布、行业分布、技术差距等不同的视角对我国FDI技术外溢效应做出了分析，在此不做一一介绍。
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视角展开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并不多。Blomstrom（1999）利用印尼16494家企业的数据用计量模型方法对不同所有权下的技术溢出效果进行了回归统计分析，说明了不同的所有权所发挥的技术溢出效果存在差异。我国学者田存志和熊性美（2001）应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约理论，考察了直接投资和契约投资这两种进入模式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并没有进一步对不同形态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华民和蒋舒（2002）侧重于对FDI进入中国后的独资化倾向研究，并提到了独资化趋势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卢昌崇、李仲广、郑文全（2003）认为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经历了“合资—控股—独资”的变迁路径，并指出独资化趋势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辛枫冬（2004）认为中国尚可在合资经营方式中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效应，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将彻底弱化这方面的效应。张宇（2006）选择股权结构作为关键变量考察它对东道国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著名的“U形曲线”结论：当跨国公司在外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会随着跨国公司控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跨国公司的股权比例超过这一临界值之后，继续增加跨国公司在外资企业中的股权会导致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下降。 综上所述，关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非常之多，且研究视角也是多种多样，但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相关文献要么集中于独资化趋势的利弊分析，要么偏向于三种准入模型在企业形态方面的比较，并未客观反映出外资准入模式结构变迁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外资准入模式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进而对我国当前的独资化趋势提供政策建议。
三、实证分析
根据图1显示，我们依照外资准入模式的演变路径将我国FDI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阶段Ⅰ：1983—1985年，FDI以中外合作为主；阶段Ⅱ：1986—1999年，FDI以中外合资为主；阶段Ⅲ：2000—2008年，FDI以外商独资为主。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从总量上检验三个阶段上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并做出比较分析；第二部分是直接按照外资准入模式的不同，分别检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外商独资模式下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并做出比较。基于这两部分的分析，本文给出最后结论。
（一）三阶段的总量分析——阶段Ⅰ、阶段Ⅱ、阶段Ⅲ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这种外部效应的传播渠道多样，作用机制复杂，因此，很难利用特定的指标直接量化这种外溢效应的大小。本文借鉴Feder模型①的处理方法，在将我国经济区分为“外资”和“内资”两部门的情况下，将“FDI资本”作为外部资本引入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然后通过考察FDI资本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弹性系数来考察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由于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影响最终会反映到内资企业产出上，因此，将FDI直接引入到Feder模型中考察技术外溢效应的处理方法在张宇（2006）等文献中均得到了应用。在此其中，FDI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了反映FDI总量不同时间段上技术溢出的效果，我们选择的样本区间从1983年到2008年，涵盖了三资企业发展的Ⅰ、Ⅱ、Ⅲ阶段；Yd为内资企业总产值：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减去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得出；Ld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由当年经济活动总人口减去外商投资单位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数得出；Kd为内资企业资本投入：由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总资产额得出。各变量的样本区间均为1983—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考虑到某些阶段的样本数量过少，在阶段性分析的时候我们选用各变量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阶段Ⅰ的样本容量为12；阶段Ⅱ的样本容量为56；阶段Ⅲ的样本容量为36③。另外，考虑到季度数据的周期波动性，笔者利用Census X12的方法对各变量的季度时间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
笔者主要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在检验变量平稳性和协整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三个子样本区间上FDI资本存量与内资企业产出Yd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通过分段回归的方法比较各区间段上FDI资本存量对内资企业产出的弹性系数。
为了避免在之后的三阶段回归中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在对总样本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三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整体时间段上还是在细分的三阶段内，内资企业产出与FDI、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FDI）是否是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不同阶段FDI与Yd的因果联动关系，我们进行分段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见表4）表明，不同的样本区间上，FDI资本均是我国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Ⅰ）1983—1985年区间上，其P值只有在1阶滞后的检验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而在其他的滞后项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Ⅱ）1986—1999年区间上，P值在三种滞后阶数上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阶段Ⅱ上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关系最为强烈，阶段Ⅰ最弱，阶段Ⅲ居中。
4. 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三阶段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性存在差异。在各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再对三阶段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内资企业产出Yd为因变量，以Kd，Ld，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第一次回归结果显示，在整个样本区间上（1983—2008年），FDI总量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显著存在。而三个区间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样本区间上技术溢出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Ⅱ）1986—1999年区间上FDI的回归系数最为显著，为正的0.275 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此阶段引进的FDI每增加一个单位，内资企业的产出就相应增加0.275 1个单位。其次是（Ⅲ）2000—2008年阶段，为正的0.181 6，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最后是（Ⅰ）1983—1985年阶段，FDI回归系数仅为0.091 2，且勉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相吻合。Granger因果检验曾指出在（Ⅰ）1983—1985年阶段，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性是最微弱的，关联性最强的为第二阶段。
由此可见，技术外溢效应在第二阶段表现最为明显，而1986—1999年阶段正是合资经营高速增长，位居三资之首的时期。那么，能否由此推断合资经营的技术外溢效应最大呢？为了回答此问题，还待进一步验证。因为合资经营的大量兴起只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否还存在其他显著特征影响着回归结果，我们不敢肯定。但是，本部分的结论可以初步断定，伴随着外资进入模式“合作—合资—独资”的变迁，我国FDI整体表现出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最弱—较强—较弱”。 （二）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合资经营、独资经营、合作经营
在上面模型思想的基础之上，此部分在总体样本区间上（1983—2008年），按照外资企业形态结构将FDI总量细分为“外商独资F1”、“中外合资F2”、“中外合作F3”三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在细分的三个阶段，FDI的进入均是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那么将FDI总量分解成三个独立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我们采用较常见
四、启示及政策建议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FDI在我国各阶段所表现出的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正确性：外资的进入不仅可以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外汇缺口”，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的“技术缺口”。这与何洁（2000）、许罗丹（1999）、赖明勇（2000）、沈坤荣（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在三种外资进入模式中，中外合资最有利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这从侧面指出了中国当前的外商“独资化”趋势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相比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抢占市场”、“掠夺利润”的动机更加强烈。他们进入中国后，往往利用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及强大的资本优势逐步打败我国本土企业，进而实现行业垄断。在本土企业受到生存危机及成长压制的情况下，所谓的FDI“良性竞争效应”早已变味，更谈不上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了。第二，相比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对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更加强烈，因此，外商独资企业中的“干中学效应”及上下游企业的“联系效应”十分微弱，技术外溢的渠道逐渐被封锁。第三，在雄厚的资本支撑下，跨国公司往往会利用优厚的工资待遇及良好的科研条件吸引我国的高素质人才的加入，这样将导致内资企业人才的外流，甚至还可能造成内资企业核心技术的“逆向溢出”。
当然，无论是外商独资还是中外合资，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行为，是跨国公司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及我国政策博弈后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于当前的独资化趋势，我们不能采取盲目的排斥态度，而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导与改善：其一，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根据行业和地区的不同特征，科学引导外资进入的模式。在一些技术基础较好、吸收能力较强、企业实力较强的行业和地区可以多鼓励跨国独资企业的进入。在一些基础较差、成长较慢、企业实力较弱的行业和地区，则应多鼓励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其二，着力培育实力强大的内资企业，为跨国公司创造出更多强劲的竞争对手和优质的合作伙伴，使二者在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实现共赢。其三，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在高素质的人力投入下，内资企业更容易走上内涵式的增长道路，也更容易从外部吸收先进技术及知识。而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将有利于技术、知识等先进资源更广范围、更大力度地扩散与共享，从而带动全体民族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改进。
注释：
①Feder模型最初用来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一国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出口和非出口部门，运用计量方法得出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外溢作用的重要结论。此后，Feder模型及理论被很多学者借鉴和推广，认为只要是经济体中存在可分的两部门，都可以运用Feder模型来考察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
②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影响生产函数的系统性因素为资本、劳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和技术、制度的进步程度等因素。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的样本容量为12为情况下，回归结果可能会由于样本容量偏小产生估计偏差。但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外合作模式在总FDI中的比重非常小，所以，该阶段中样本容量偏小的问题应该不会对本文比较“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的技术外溢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1]卢汉林.国际投资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5）：29-36.
[3]渠慎宁，夏杰长.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J].经济与管理，2011，（12）：216.
[4]赖明勇，包群.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3）：9-17.
[5]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19-23.
[6]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J].金融研究，2000，（3）：20-23.
[7]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3，（6）：27-29.
[8]Ari Kokko.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Firms and Foreign Affili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6，（8）：517-530.
[9]Caves.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J]. Economic，1971，（38）：1-27.
[10]Caves. R.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J]. Economic，1994，（41）：176-193.
[11]Magnus Blomstrom， Jianye Wa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 Simple Model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137-155. [12]Cantwell. J. A. The reorganization of European Industries after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1987，（43）：42-61.
[13]Djallkov. S.， Hoekman B.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49-64.
[14]Fredrik Sjoholm.Technology gap， competition and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 dat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6）：53-73.
[15]Findlay.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s simple dynamic model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1978，（2）：2-16.
[16]Globerman.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2）：42-56.
[17]Hymer. S.H.The Efficiency（contradiction）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441-448.
[18]Haddad. M，A.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关键词：技术外溢；外资准入模式；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71-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6年的22.4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1 24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在我国FDI流入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外商进入我国内地的的“准入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1所示：1983—1985年，外商准入模式以“中外合作”为主，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非常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招商引资政策相对谨慎；到1986—1999年，随着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是以“中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外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急剧增加，一跃成为该时期外商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到2000—2008年，随着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放宽，“外商独资”经营模式备受国外投资者的青睐，并逐渐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主要模式。截至2008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独资的经营规模达到723.15亿美元，占三资企业比重的79%，与之对应的是合资经营与合作经营的比重分别下降至18.92%和2.08%。
随着外资准入模式从“合作”到“合资”再到“独资”的结构变迁，外资企业在技术溢出效应上的发挥会产生哪些变化？这是我国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代背景中。按照企业组织理论，相比外商独资经营，合资、合作经营模式下的“干中学效应”及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更有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等先进要素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鉴于此，很多国内学者对中国当前的外商“独资化”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独资化趋势将大大削弱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甚至还对内资企业的产生“品牌挤占”、“成长抑制”（王允贵等，1996）等负面影响。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这还待做出更加科学的论证。本文将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角度分析外资独资化趋势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检验并比较了三种准入模式（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独资化趋势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为我国外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同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通过一些非自愿的扩散途径，渗透到当地企业，从而带动东道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而外国投资者却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Kokko（1966）认为这里的FDI是包含了资金、人力资本、技术专利、管理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对东道国的影响也是多渠道、多方面的。关于这种影响渠道，桑百川（2006）将其归结为四类：一是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 and Imitation Effects），指跨国公司的新产品及技术会加大内资企业的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模式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Imitation Effects），指外资企业对国内市场的抢占必然会增强内资企业的危机意识。为保住原有的市场份额并夺取发展机会，他们必须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是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指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业务交往中，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角色与其建立向前或者向后的联系，从而带动国内产业的上、下游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经济效应。四是人员流动效应（Labor Turnover），指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接受培训或通过“干中学”得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再通过“跳槽”或“自创企业”的方式实现技术从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转移。
对我国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非常之多，何洁（2000）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沈坤荣（2001）利用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做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赖明勇（2002）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FDI对国内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但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如王允贵（1996）、林康（1997）、童书兴（1997）、陈炳才（1998）等人分别从外资名牌对国产名牌的挤占效应、引资的行业结构效应、技术引进效应和成长压制效应几个不同的方面，表达了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怀疑；张海洋（2005）也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证明我国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并不显著，市场换技术的外资策略存在问题。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FDI来源、地域分布、行业分布、技术差距等不同的视角对我国FDI技术外溢效应做出了分析，在此不做一一介绍。
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视角展开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并不多。Blomstrom（1999）利用印尼16494家企业的数据用计量模型方法对不同所有权下的技术溢出效果进行了回归统计分析，说明了不同的所有权所发挥的技术溢出效果存在差异。我国学者田存志和熊性美（2001）应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约理论，考察了直接投资和契约投资这两种进入模式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并没有进一步对不同形态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华民和蒋舒（2002）侧重于对FDI进入中国后的独资化倾向研究，并提到了独资化趋势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卢昌崇、李仲广、郑文全（2003）认为外资进入我国的方式经历了“合资—控股—独资”的变迁路径，并指出独资化趋势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辛枫冬（2004）认为中国尚可在合资经营方式中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效应，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将彻底弱化这方面的效应。张宇（2006）选择股权结构作为关键变量考察它对东道国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著名的“U形曲线”结论：当跨国公司在外资企业的股权比例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会随着跨国公司控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跨国公司的股权比例超过这一临界值之后，继续增加跨国公司在外资企业中的股权会导致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下降。 综上所述，关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非常之多，且研究视角也是多种多样，但从“外资准入模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相关文献要么集中于独资化趋势的利弊分析，要么偏向于三种准入模型在企业形态方面的比较，并未客观反映出外资准入模式结构变迁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外资准入模式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进而对我国当前的独资化趋势提供政策建议。
三、实证分析
根据图1显示，我们依照外资准入模式的演变路径将我国FDI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阶段Ⅰ：1983—1985年，FDI以中外合作为主；阶段Ⅱ：1986—1999年，FDI以中外合资为主；阶段Ⅲ：2000—2008年，FDI以外商独资为主。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从总量上检验三个阶段上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并做出比较分析；第二部分是直接按照外资准入模式的不同，分别检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外商独资模式下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并做出比较。基于这两部分的分析，本文给出最后结论。
（一）三阶段的总量分析——阶段Ⅰ、阶段Ⅱ、阶段Ⅲ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这种外部效应的传播渠道多样，作用机制复杂，因此，很难利用特定的指标直接量化这种外溢效应的大小。本文借鉴Feder模型①的处理方法，在将我国经济区分为“外资”和“内资”两部门的情况下，将“FDI资本”作为外部资本引入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然后通过考察FDI资本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弹性系数来考察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由于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影响最终会反映到内资企业产出上，因此，将FDI直接引入到Feder模型中考察技术外溢效应的处理方法在张宇（2006）等文献中均得到了应用。在此其中，FDI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了反映FDI总量不同时间段上技术溢出的效果，我们选择的样本区间从1983年到2008年，涵盖了三资企业发展的Ⅰ、Ⅱ、Ⅲ阶段；Yd为内资企业总产值：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减去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得出；Ld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由当年经济活动总人口减去外商投资单位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数得出；Kd为内资企业资本投入：由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总资产额得出。各变量的样本区间均为1983—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考虑到某些阶段的样本数量过少，在阶段性分析的时候我们选用各变量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阶段Ⅰ的样本容量为12；阶段Ⅱ的样本容量为56；阶段Ⅲ的样本容量为36③。另外，考虑到季度数据的周期波动性，笔者利用Census X12的方法对各变量的季度时间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
笔者主要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在检验变量平稳性和协整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三个子样本区间上FDI资本存量与内资企业产出Yd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通过分段回归的方法比较各区间段上FDI资本存量对内资企业产出的弹性系数。
为了避免在之后的三阶段回归中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在对总样本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三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整体时间段上还是在细分的三阶段内，内资企业产出与FDI、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FDI）是否是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不同阶段FDI与Yd的因果联动关系，我们进行分段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见表4）表明，不同的样本区间上，FDI资本均是我国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Ⅰ）1983—1985年区间上，其P值只有在1阶滞后的检验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而在其他的滞后项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Ⅱ）1986—1999年区间上，P值在三种滞后阶数上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阶段Ⅱ上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关系最为强烈，阶段Ⅰ最弱，阶段Ⅲ居中。
4. 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三阶段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性存在差异。在各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再对三阶段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内资企业产出Yd为因变量，以Kd，Ld，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第一次回归结果显示，在整个样本区间上（1983—2008年），FDI总量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显著存在。而三个区间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样本区间上技术溢出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Ⅱ）1986—1999年区间上FDI的回归系数最为显著，为正的0.275 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此阶段引进的FDI每增加一个单位，内资企业的产出就相应增加0.275 1个单位。其次是（Ⅲ）2000—2008年阶段，为正的0.181 6，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最后是（Ⅰ）1983—1985年阶段，FDI回归系数仅为0.091 2，且勉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相吻合。Granger因果检验曾指出在（Ⅰ）1983—1985年阶段，FDI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因果联动性是最微弱的，关联性最强的为第二阶段。
由此可见，技术外溢效应在第二阶段表现最为明显，而1986—1999年阶段正是合资经营高速增长，位居三资之首的时期。那么，能否由此推断合资经营的技术外溢效应最大呢？为了回答此问题，还待进一步验证。因为合资经营的大量兴起只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否还存在其他显著特征影响着回归结果，我们不敢肯定。但是，本部分的结论可以初步断定，伴随着外资进入模式“合作—合资—独资”的变迁，我国FDI整体表现出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最弱—较强—较弱”。 （二）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合资经营、独资经营、合作经营
在上面模型思想的基础之上，此部分在总体样本区间上（1983—2008年），按照外资企业形态结构将FDI总量细分为“外商独资F1”、“中外合资F2”、“中外合作F3”三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在细分的三个阶段，FDI的进入均是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那么将FDI总量分解成三个独立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内资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我们采用较常见
四、启示及政策建议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FDI在我国各阶段所表现出的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正确性：外资的进入不仅可以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外汇缺口”，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的“技术缺口”。这与何洁（2000）、许罗丹（1999）、赖明勇（2000）、沈坤荣（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在三种外资进入模式中，中外合资最有利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这从侧面指出了中国当前的外商“独资化”趋势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相比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抢占市场”、“掠夺利润”的动机更加强烈。他们进入中国后，往往利用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及强大的资本优势逐步打败我国本土企业，进而实现行业垄断。在本土企业受到生存危机及成长压制的情况下，所谓的FDI“良性竞争效应”早已变味，更谈不上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了。第二，相比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对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更加强烈，因此，外商独资企业中的“干中学效应”及上下游企业的“联系效应”十分微弱，技术外溢的渠道逐渐被封锁。第三，在雄厚的资本支撑下，跨国公司往往会利用优厚的工资待遇及良好的科研条件吸引我国的高素质人才的加入，这样将导致内资企业人才的外流，甚至还可能造成内资企业核心技术的“逆向溢出”。
当然，无论是外商独资还是中外合资，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行为，是跨国公司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及我国政策博弈后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于当前的独资化趋势，我们不能采取盲目的排斥态度，而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导与改善：其一，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根据行业和地区的不同特征，科学引导外资进入的模式。在一些技术基础较好、吸收能力较强、企业实力较强的行业和地区可以多鼓励跨国独资企业的进入。在一些基础较差、成长较慢、企业实力较弱的行业和地区，则应多鼓励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其二，着力培育实力强大的内资企业，为跨国公司创造出更多强劲的竞争对手和优质的合作伙伴，使二者在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实现共赢。其三，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在高素质的人力投入下，内资企业更容易走上内涵式的增长道路，也更容易从外部吸收先进技术及知识。而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将有利于技术、知识等先进资源更广范围、更大力度地扩散与共享，从而带动全体民族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改进。
注释：
①Feder模型最初用来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一国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出口和非出口部门，运用计量方法得出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外溢作用的重要结论。此后，Feder模型及理论被很多学者借鉴和推广，认为只要是经济体中存在可分的两部门，都可以运用Feder模型来考察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
②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影响生产函数的系统性因素为资本、劳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和技术、制度的进步程度等因素。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的样本容量为12为情况下，回归结果可能会由于样本容量偏小产生估计偏差。但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外合作模式在总FDI中的比重非常小，所以，该阶段中样本容量偏小的问题应该不会对本文比较“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的技术外溢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1]卢汉林.国际投资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5）：29-36.
[3]渠慎宁，夏杰长.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J].经济与管理，2011，（12）：216.
[4]赖明勇，包群.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3）：9-17.
[5]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19-23.
[6]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J].金融研究，2000，（3）：20-23.
[7]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3，（6）：27-29.
[8]Ari Kokko.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Firms and Foreign Affili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6，（8）：517-530.
[9]Caves.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J]. Economic，1971，（38）：1-27.
[10]Caves. R.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 [J]. Economic，1994，（41）：176-193.
[11]Magnus Blomstrom， Jianye Wa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 Simple Model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137-155. [12]Cantwell. J. A. The reorganization of European Industries after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1987，（43）：42-61.
[13]Djallkov. S.， Hoekman B.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49-64.
[14]Fredrik Sjoholm.Technology gap， competition and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 dat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6）：53-73.
[15]Findlay.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s simple dynamic model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1978，（2）：2-16.
[16]Globerman.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2）：42-56.
[17]Hymer. S.H.The Efficiency（contradiction）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441-448.
[18]Haddad. M，A.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