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三个核心理论问题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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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崭露头角,它是第二波生态批评对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做出的戏剧反映,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探究戏剧与生态的关系。西方生态戏剧批评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深度挖掘戏剧的生态内涵,力主剧作家的生态意识与创作观念既是自然环境的映射,亦是其人格的自然外化,源于剧作家与特定地方生态之间的互动关联;其二,以更接近戏剧艺术本体论的研究范式,将“自然”“表演”“剧场”等的新含义寓于戏剧之中,力图揭示出舞台表演与绿色剧场在干预生态问题,以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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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快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步入了经济快速发展轨道。但与此同时,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在各经济部门逐渐聚集。面对我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特别是去杠杆政策的施行,对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房地产行业,应完善房地产价格长效调控机制;对于政府部门,应纠正财权事权错配,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对于企业部门,应改善企业经
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应对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制度威力,之所以具有动员社会力量、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制度魅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由于这一制度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赋予中国制度以坚定的立场自信;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价值自信;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力量自信。同时,中国制度之治的文化自信,具有内生性的鲜明特质。
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构建适合自己的国家和全球治理规则、实现国内外规则良性互动是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国家将面临更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何协调管理好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关系,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统筹建设,不仅关涉国家的身份,也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发展。李明月博士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给出了规则互动的管控方案,深刻论述了崛起的大国如何学习和利用国际规则推动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构建国际规则以缓解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同时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自觉地把握,是合乎规律性和合乎目的性的统一;是认识和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典范,彰显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统一。解读其中的哲学意蕴,对于学懂、弄通、做实这一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制度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二者结合起来,制度治理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这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制度治理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体现在新时代各领域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制度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从而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提供核心领导主体、健康组织载体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保障。
如何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人们好像几乎没有停止过对恩格斯的怀疑,有人甚至指责恩格斯从未提供过任何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东西。霍尔斯特·乌尔里希(Horst Ullrich)认为,所有这些人的看法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旧调重弹,是当年谢林拥护者和天主教神学家对恩格斯宣战的延续,是这些人费尽心思地小看恩格斯反谢林论战文章的意义与作用所导致的成见。唯有客观地正视恩格斯针对谢林哲学的论文及其历史作用,我们才能真正从起点和源头处辨明恩格斯在反谢林哲学斗争中发挥的先锋作用,真正理解恩格斯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恩格斯在今天并未受到重视,他的光芒被马克思遮蔽。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对于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完成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经常被人们忽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启发了马克思,使其走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恩格斯在其早期文本中就已经论及了资本主义大转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恩格斯,因为是恩格斯首次阐发了核心批判要点:现代经济发展中导致危机一再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动力并非自然过程,但却表现为自然过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阐发了现代雇佣工人“双
环保主义者可以通过消除关于自然世界的许多谬见和错误观念,而使得个体更加生态友好。通过认识大自然中什么是有危险的、什么是没有危险的,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危险是真实的,个体可以对难以被欣赏的自然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由于审美吸引力可以成为环保主义者极有价值的工具,其潜能超过了科学教育的潜能,因此,寻求“生态友好”既不是不必要的,也不是多余的。更准确地说,生态友好型美学应当与保护自然的其他努力相结合。审美吸引力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其潜力超过了科学教育。
英美生态批评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一段曲折转变,其实被批评的“法国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考。在深厚的生态学基础上,法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生态哲学和政治学等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和方法,其中结构主义初步阐述了文化与自然的鸿沟、去人类中心论和尊重自然的观念,提供了“人与非人”关系的概念框架;后结构主义等“后”理论用“自然契约”“生态智慧”“世界主义”等观念重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多元的本土生态话语基础上,法语生态批评虽然发起晚,但理论构建却很扎实,确立了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特色。
本文探讨佛教法相唯识学派与西方环境人文论述(如生态批评)之间的对话,寻求跨界互摄互渗的可能性。唯识学派暗含一种“唯识生态批评”思想,可以作为东方“内观的文明”,反思西方环境人文话语的局限。唯识学派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在俗谛上,常被视为一门深层心理学。然而,唯识学里的“万法唯识”“唯识无我”和“转识成智”等主张,却开辟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生态批评论述的空间。因而,唯识学可以作为构建佛教生态或环境论述的基础。唯识学对意识系统的建立,以及对意识、感官器官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互依缘起)的精密分析,亦提供了探讨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