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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论文从传记视角切入，剖析了沈从文“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的形成与流变。可以说沈从文“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萌芽于最初单纯美好的一个愿望，而后数十年，它几经挫折，几乎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最终因沈从文那颗执着坚定的赤子之心而在当下臻于至善。
关键词：传记视角 沈从文 文学理想
“无为而治”一词，最早出现在《道德经》中，用以劝诫君王不要过多的干预民生，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而提倡文学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并发挥它独有的创造性，正是沈从文所捍卫的“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然而在沈从文的一生中，他对于这一文学理想的追求，却几经波折。
一.早年生活经历带来理想的萌芽
沈从文这一文学理想的萌芽与他的童年环境和早期的军旅生活密不可分。关于沈从文的童年，书中有这样的介绍“逃学跟他一起玩的同伴都是一些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这帮孩子会爬树、会打架斗殴，会采笋子、采蕨菜，有时采一些草药用来医治爬树下跌或扭伤的脚。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上山采花，分成两群打架，而且往往是一场恶斗。夏天顽童喜欢捉蟋蟀，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偶戏，或者花半天功夫捉螃蟹，或下河游泳，不会游泳的把裤子泡湿，扎紧裤管，捕捉满两裤腿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水马，使全不会游水的人也能向水深处泅去。沈从文会游泳，他不管家里如何担心他会被淹死，老下河去洗澡。他学会空手在水中抓鱼，像苗家娃娃一样，还用黏土来捏制“泥炮”，把这些太阳晒过的“泥炮”扔到地上时，就会发出最响亮的“叭”的一声巨响。”[1]“这帮顽童更喜欢赶场，这种机会每五天便有一次。最引顽童着迷的是凤凰县西郊不远的一个集市。苗人酋长带着女儿乘小船木筏唱歌前来，在这里卖牛羊和烟草，又卖野猫、老虎皮，换盐和冰糖回去。他们在集市上决斗、赌钱等，都可以说是后来成为宁静学者的一种心理补偿。”[2]童年逃学赚得的嬉戏玩闹的时间所看到的风物，无不激起他很多的联想，也使得他从内心亲近勤劳勇敢的苗民，希望过他们那样率真质朴的生活。这后来也成为了他笔下“湘西世界”构建的基础。而他对于军旅时期经历的描写虽是讽刺笔调，但又不无诚恳地写出军人身上的美好品质。“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罚跪到殿前，头顶清水一碗，水泼到地则所罚不算。大家对这件事才敢到兴味，引为笑乐，都说亏副官想得出这样好主意。副官聪明也只能在这些上显出的，此外也不过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罢了。我们全是一样天真朴实的头脑。”[3]这倒并不是意味着他回避所谓的“恶”，而是他从头至尾都相信人性——这种信仰可以同生物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平主义，以及印度的宇宙整体论等信仰并行不悖[4]。他也从不回避对于军人、贫民愚昧的描写，但他认为这和他们的质朴真诚并不相干，这些腐败是因为掌权者的失职，祸首从来都在于政客。士兵和平民从来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杀人和被杀时更像是一场被操控的可笑游戏，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处于这一环节，为何要杀了这个人和自己为何要被杀。因此他希望可以用文学的力量重新带给这些人独立的人格，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活，生命的意义在于何处。这也是“无为而治”这个理想最初的萌芽。这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在还没有融入五四大潮流下由衷产生的纯真美好的理想，而它后来也确实成为沈从文一生都在积极寻求落实的文学追求。
二.文学理想发展道路上的挫折与沈从文的抉择
照理说，这样美好拥有热切追求的青年应当是很容易融入五四以及后面革命抗战这些作家集体的，但是在沈从文终于决定远离故土，追求理想时，生活经济的窘迫和多次求学的失败先给了这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人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他最初以为北京有的是学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并没有正式地接受过新学的教育，也没有中学的文凭，想考国立的大学更是难上加难，结果自然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落榜。他曾在落魄时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过一封信，虽然郁达夫同情他的处境，却认为他这个考大学的目标单纯可笑。[5]的确，这个单纯的目标使得沈从文看到了自身的狭隘与局限性，后来他也也并没有执着于考大学这一目标，而是在北京多处兼职作业，生活一度艰辛到他甚至想再回去当兵混日子，但是这个青年人还是用自己对于理想炽热追求的一颗心，在当时的北京文坛扎下根来，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里，他一直沉寂于打磨自己的文笔和不断地阅读扩充自己。[6]但是仅仅提升自己的创作才华，在当时的文坛打出自己的名气是无法实现自己当初离开故土时许下的美好愿望的，当时的文坛背后由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笼罩，很多进步青年想要在文坛发展自己的文学创作就必须有文学上的介绍人，而这些介绍人则一定意义上垄断了文学创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这自然是有碍于文学创作独立性的。也正是这些关系网使得沈从文决心要办自己的杂志，使青年作家有更多的出路可以实现文学理想和抱负。可以看到，从沈从文出来北京到他自己指导青年作家这一过程中，他已经做出了保持文学创作独立性这一选择。也正因如此，当闻一多、吴晗等想勸说沈从文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时，沈从文认为这同样影响文学的独立性，所以他拒绝了。这是处于对自己理想的维护，无关其他，而后人却总喜欢给他安上反动的帽子。但事实上这只是武断的陈词。在抗战前，沈从文跟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关系大体上都还算和谐，是他一贯的中立不参与政党的斗争的态度。后来在抗战时期他也受邀尝试为政治抗战写作，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的诸多折腾，就此作罢。在金介甫先生所查阅的诸多资料中都可以证明，沈从文在政治上的观点先进且准确无误地站在左翼文学阵营。他只是从不像那些作家声嘶力竭地诉说着自己的政治观念，着急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心，也正因如此，即便沈从文在政治上疏远国民党，却并没有得到左翼作家的赞誉。他们始终不满沈从文对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的怀疑态度和拒绝加入中国作家抗战协会这一举动。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什么比直接站到左翼文学阵营这里更能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了。除此以外，沈从文在抗战时期受弗洛伊德等西方作家精神分析法的影响写作出来的非抗战宣传性文字使得他引起了诸多作家的反感。因为在当时，沈从文这些作品不仅无法给予抗战人员精神上的鼓舞，反而使人迷茫犹豫、丧失斗志。这一时期现代派写作的尝试正是沈从文尝试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作出的第三条路的选择——他希望能够把西方自由化的抒写环境带到中国。但是现代化的写作不谈当时，即便是到后来80年代的朦胧诗，在诗坛也是遭受了诸多非议和争论才在如今的文学界打出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孤注一掷的求新求异选择，自然引来了许多人的谴责和非议。在抗战结束中共胜利在望的前夕，他一直都在忧虑，因为当初的第三条路已然无法走下去，他明白依据政策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发展都将限制在政治的囚笼里，也知道自己即将“退役”。但他仍旧积极地、不死心地做着最后的挣扎。在1948年的研讨会上，沈从文提出了用文学改造政治的问题即要作家去领导社会，这时的沈从文已然想借此换取建国后文学的建设机会发展自己的文学理想，但很快，郭沫若就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评沈从文为“桃色作家”，甚至于认为他“有意识的作为反动作家而活着。”来自主流文坛的否定像一把直射心房的箭，加深了他心中自我怀疑种子的萌芽，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悲痛地了解到整一代的旧的文学价值正在崩溃，他的文学的的确确已经落后于政治。他清楚，自己的文学作品根本无法帮助现在的政治运行下去，他终究成为了时代的“落后者”。他一度绝望到放弃生命，但庆幸的是，即便他面对这样的逆境，最后他还是坚持捍卫自己这一文学理想。当然这背后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之后是长达30多年的等待，这期间他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除了少量史书类书籍上出现过他的名字以外。 三.沈从文理想的再度发掘与发展
当这个本该发光发热的理想随着它的主人再次被发掘时，已经到了80年代。因为外国对于沈从文旧作的青睐，国内也因此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但是在金介甫先生的叙述中，他认为这次的复出好景并不长，他的作品依旧只是受少部分人的重视和研究，甚至于在他写下《沈从文传》时还在担心沈从文这个名字随着他本人的离去会再次被当代的青年们遗忘。这也是他写下这本传记的原因。这位执着坚定的老人所捍卫的文学理想，并未随他的离去而磨灭，而是在当下熠熠生辉。90年代以来，作家抒写已然已经高度自由化，早在1978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减少政治对于文学的干预，这已然是来自于中央对于沈从文文学理想的一种肯定，而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像是快速地将那过去的几十年翻篇，充满生气的自由化抒写又在网络时代的到来后迅速发展，虽然不乏极端和拘束，但这一理想总算在当代有了发展的场域。
沈从文“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萌芽于最初单纯美好的一个愿望，而后数十年，它几经挫折，几乎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最终因沈从文那颗执着坚定的赤子之心而在当下臻于至善。他的好友朱光潜在国内掀起“沈从文热”时就曾说过他的文学“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其实当时的文学界依旧存疑，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或许只是昙花一现，过后他又被尘封遗忘，也许以后只会是活在传记里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想用刘瑜的一句话来说，“歷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7]传记记录人物并不能使一个人永远地被铭记，能够经受住漫漫长河考验的，是真理。因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能够在当下的这片文学土壤上生机勃勃地生长着，经久不衰。
注 释
[1]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据《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5页）;《从文自传》26-27、30、32页;《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8页）黏土捏制泥炮见《福生》（《文集》第八卷10页。
[2]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卷一31页。
[3]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31页）这里的描写是说部队里其实都是一股子相亲相爱的氛围，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连副官也是这样天真朴实的头脑。
[4]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后记382-383页。
[5]见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这并非是来自于郁达夫对于他文学理想的否定，郁达夫仅仅只是不赞同他只为国立大学的头衔而读书。
[6]这里主要指沈从文1925-1926年沈从文住在香山的一段日子，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许多好友，文章也逐渐开始被刊登在《晨报副刊》上。
[7]出自于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一文，刘瑜在这里认为，时间会将对于理想的不理解和误会都澄清，坚持等待，总会有转折和证明自己一天。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传记视角 沈从文 文学理想
“无为而治”一词，最早出现在《道德经》中，用以劝诫君王不要过多的干预民生，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而提倡文学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并发挥它独有的创造性，正是沈从文所捍卫的“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然而在沈从文的一生中，他对于这一文学理想的追求，却几经波折。
一.早年生活经历带来理想的萌芽
沈从文这一文学理想的萌芽与他的童年环境和早期的军旅生活密不可分。关于沈从文的童年，书中有这样的介绍“逃学跟他一起玩的同伴都是一些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这帮孩子会爬树、会打架斗殴，会采笋子、采蕨菜，有时采一些草药用来医治爬树下跌或扭伤的脚。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上山采花，分成两群打架，而且往往是一场恶斗。夏天顽童喜欢捉蟋蟀，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偶戏，或者花半天功夫捉螃蟹，或下河游泳，不会游泳的把裤子泡湿，扎紧裤管，捕捉满两裤腿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水马，使全不会游水的人也能向水深处泅去。沈从文会游泳，他不管家里如何担心他会被淹死，老下河去洗澡。他学会空手在水中抓鱼，像苗家娃娃一样，还用黏土来捏制“泥炮”，把这些太阳晒过的“泥炮”扔到地上时，就会发出最响亮的“叭”的一声巨响。”[1]“这帮顽童更喜欢赶场，这种机会每五天便有一次。最引顽童着迷的是凤凰县西郊不远的一个集市。苗人酋长带着女儿乘小船木筏唱歌前来，在这里卖牛羊和烟草，又卖野猫、老虎皮，换盐和冰糖回去。他们在集市上决斗、赌钱等，都可以说是后来成为宁静学者的一种心理补偿。”[2]童年逃学赚得的嬉戏玩闹的时间所看到的风物，无不激起他很多的联想，也使得他从内心亲近勤劳勇敢的苗民，希望过他们那样率真质朴的生活。这后来也成为了他笔下“湘西世界”构建的基础。而他对于军旅时期经历的描写虽是讽刺笔调，但又不无诚恳地写出军人身上的美好品质。“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罚跪到殿前，头顶清水一碗，水泼到地则所罚不算。大家对这件事才敢到兴味，引为笑乐，都说亏副官想得出这样好主意。副官聪明也只能在这些上显出的，此外也不过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罢了。我们全是一样天真朴实的头脑。”[3]这倒并不是意味着他回避所谓的“恶”，而是他从头至尾都相信人性——这种信仰可以同生物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平主义，以及印度的宇宙整体论等信仰并行不悖[4]。他也从不回避对于军人、贫民愚昧的描写，但他认为这和他们的质朴真诚并不相干，这些腐败是因为掌权者的失职，祸首从来都在于政客。士兵和平民从来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杀人和被杀时更像是一场被操控的可笑游戏，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处于这一环节，为何要杀了这个人和自己为何要被杀。因此他希望可以用文学的力量重新带给这些人独立的人格，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活，生命的意义在于何处。这也是“无为而治”这个理想最初的萌芽。这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在还没有融入五四大潮流下由衷产生的纯真美好的理想，而它后来也确实成为沈从文一生都在积极寻求落实的文学追求。
二.文学理想发展道路上的挫折与沈从文的抉择
照理说，这样美好拥有热切追求的青年应当是很容易融入五四以及后面革命抗战这些作家集体的，但是在沈从文终于决定远离故土，追求理想时，生活经济的窘迫和多次求学的失败先给了这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人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他最初以为北京有的是学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并没有正式地接受过新学的教育，也没有中学的文凭，想考国立的大学更是难上加难，结果自然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落榜。他曾在落魄时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过一封信，虽然郁达夫同情他的处境，却认为他这个考大学的目标单纯可笑。[5]的确，这个单纯的目标使得沈从文看到了自身的狭隘与局限性，后来他也也并没有执着于考大学这一目标，而是在北京多处兼职作业，生活一度艰辛到他甚至想再回去当兵混日子，但是这个青年人还是用自己对于理想炽热追求的一颗心，在当时的北京文坛扎下根来，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里，他一直沉寂于打磨自己的文笔和不断地阅读扩充自己。[6]但是仅仅提升自己的创作才华，在当时的文坛打出自己的名气是无法实现自己当初离开故土时许下的美好愿望的，当时的文坛背后由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笼罩，很多进步青年想要在文坛发展自己的文学创作就必须有文学上的介绍人，而这些介绍人则一定意义上垄断了文学创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这自然是有碍于文学创作独立性的。也正是这些关系网使得沈从文决心要办自己的杂志，使青年作家有更多的出路可以实现文学理想和抱负。可以看到，从沈从文出来北京到他自己指导青年作家这一过程中，他已经做出了保持文学创作独立性这一选择。也正因如此，当闻一多、吴晗等想勸说沈从文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时，沈从文认为这同样影响文学的独立性，所以他拒绝了。这是处于对自己理想的维护，无关其他，而后人却总喜欢给他安上反动的帽子。但事实上这只是武断的陈词。在抗战前，沈从文跟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关系大体上都还算和谐，是他一贯的中立不参与政党的斗争的态度。后来在抗战时期他也受邀尝试为政治抗战写作，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的诸多折腾，就此作罢。在金介甫先生所查阅的诸多资料中都可以证明，沈从文在政治上的观点先进且准确无误地站在左翼文学阵营。他只是从不像那些作家声嘶力竭地诉说着自己的政治观念，着急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心，也正因如此，即便沈从文在政治上疏远国民党，却并没有得到左翼作家的赞誉。他们始终不满沈从文对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的怀疑态度和拒绝加入中国作家抗战协会这一举动。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什么比直接站到左翼文学阵营这里更能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了。除此以外，沈从文在抗战时期受弗洛伊德等西方作家精神分析法的影响写作出来的非抗战宣传性文字使得他引起了诸多作家的反感。因为在当时，沈从文这些作品不仅无法给予抗战人员精神上的鼓舞，反而使人迷茫犹豫、丧失斗志。这一时期现代派写作的尝试正是沈从文尝试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作出的第三条路的选择——他希望能够把西方自由化的抒写环境带到中国。但是现代化的写作不谈当时，即便是到后来80年代的朦胧诗，在诗坛也是遭受了诸多非议和争论才在如今的文学界打出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孤注一掷的求新求异选择，自然引来了许多人的谴责和非议。在抗战结束中共胜利在望的前夕，他一直都在忧虑，因为当初的第三条路已然无法走下去，他明白依据政策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发展都将限制在政治的囚笼里，也知道自己即将“退役”。但他仍旧积极地、不死心地做着最后的挣扎。在1948年的研讨会上，沈从文提出了用文学改造政治的问题即要作家去领导社会，这时的沈从文已然想借此换取建国后文学的建设机会发展自己的文学理想，但很快，郭沫若就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评沈从文为“桃色作家”，甚至于认为他“有意识的作为反动作家而活着。”来自主流文坛的否定像一把直射心房的箭，加深了他心中自我怀疑种子的萌芽，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悲痛地了解到整一代的旧的文学价值正在崩溃，他的文学的的确确已经落后于政治。他清楚，自己的文学作品根本无法帮助现在的政治运行下去，他终究成为了时代的“落后者”。他一度绝望到放弃生命，但庆幸的是，即便他面对这样的逆境，最后他还是坚持捍卫自己这一文学理想。当然这背后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之后是长达30多年的等待，这期间他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除了少量史书类书籍上出现过他的名字以外。 三.沈从文理想的再度发掘与发展
当这个本该发光发热的理想随着它的主人再次被发掘时，已经到了80年代。因为外国对于沈从文旧作的青睐，国内也因此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但是在金介甫先生的叙述中，他认为这次的复出好景并不长，他的作品依旧只是受少部分人的重视和研究，甚至于在他写下《沈从文传》时还在担心沈从文这个名字随着他本人的离去会再次被当代的青年们遗忘。这也是他写下这本传记的原因。这位执着坚定的老人所捍卫的文学理想，并未随他的离去而磨灭，而是在当下熠熠生辉。90年代以来，作家抒写已然已经高度自由化，早在1978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减少政治对于文学的干预，这已然是来自于中央对于沈从文文学理想的一种肯定，而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像是快速地将那过去的几十年翻篇，充满生气的自由化抒写又在网络时代的到来后迅速发展，虽然不乏极端和拘束，但这一理想总算在当代有了发展的场域。
沈从文“无为而治”的文学理想萌芽于最初单纯美好的一个愿望，而后数十年，它几经挫折，几乎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最终因沈从文那颗执着坚定的赤子之心而在当下臻于至善。他的好友朱光潜在国内掀起“沈从文热”时就曾说过他的文学“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其实当时的文学界依旧存疑，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或许只是昙花一现，过后他又被尘封遗忘，也许以后只会是活在传记里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想用刘瑜的一句话来说，“歷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7]传记记录人物并不能使一个人永远地被铭记，能够经受住漫漫长河考验的，是真理。因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能够在当下的这片文学土壤上生机勃勃地生长着，经久不衰。
注 释
[1]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据《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5页）;《从文自传》26-27、30、32页;《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8页）黏土捏制泥炮见《福生》（《文集》第八卷10页。
[2]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卷一31页。
[3]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31页）这里的描写是说部队里其实都是一股子相亲相爱的氛围，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连副官也是这样天真朴实的头脑。
[4]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后记382-383页。
[5]见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这并非是来自于郁达夫对于他文学理想的否定，郁达夫仅仅只是不赞同他只为国立大学的头衔而读书。
[6]这里主要指沈从文1925-1926年沈从文住在香山的一段日子，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许多好友，文章也逐渐开始被刊登在《晨报副刊》上。
[7]出自于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一文，刘瑜在这里认为，时间会将对于理想的不理解和误会都澄清，坚持等待，总会有转折和证明自己一天。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