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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018年第10期）
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杨光照，一个叫老杨，无论叫他哪个名字，枫桥人都知道。这么说吧，他的名气比所长和镇长大，自1986年到枫桥派出所工作至今，三十多年来，无论哪家新闻媒体，只要去枫桥采访跟“枫桥经验”有关的话题，肯定绕不过老杨。
我到枫桥派出所的第一天，陪同我采访的民警章立佳就把我带到“老杨调解中心”。满头汗水的杨光照正在屋里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抽个空子出来，歉意地跟我说：“今天我安排满满的，明天也不行……这几天真的忙。”
来之前我就知道，中央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都在枫桥采访他，要为今年“枫桥经验”55周年做专题片。我表示理解：“我在派出所住一个月，你什么时候有空儿咱俩再聊。”
我平时用餐就在枫桥派出所食堂，每天都会看到老杨，尤其是早晨，他基本上都坐在固定的位置吃饭。最初我称呼他杨主任，几天后就叫他老杨了，还是叫老杨顺溜。偶尔跟他聊几句，我从来不提采访的事，只随口问问今天他打算做什么。他会说要去乡下调查个事情，或是去某某单位，总之很忙。吃完饭，他打个招呼匆匆离开，脚下像踩着风火轮。
老杨总是来得早走得晚。有一天晚上，下班一个多小时了，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看见老杨站在办公楼大门口，扯着嗓子跟一男一女说着什么，样子有些焦急。站在一边听了一会儿，我大概明白了。有两个外来民工在一个妇女的屋后撒尿，被这个妇女的儿子发现了，出来制止的时候跟两个民工厮打起来，受了点儿伤。关于医疗费的事情，老杨本来已经调解好了，现在这个妇女又有了新要求，还把自己的哥哥喊上一起来找老杨。老杨跟这个妇女嚷了半天，又把她哥哥拽到一边，时而窃窃私语，时而高亢激昂。天气闷热，有雨水憋在云层里，似乎很快就要落下来。老杨满头是汗，后背的衣服早被汗水浸透了。大概折腾了四十分钟，这个妇女的语气缓和了，老杨也终于露出笑脸，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不用问，事情按照老杨的预想解决了。我注意到，老杨是从兜里掏出手帕擦汗的，这年头儿还用手帕的人不多了。
老杨是以调解矛盾成名的，但他调解的矛盾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基本都属于“屋后撒尿”之类，也可以叫“一地鸡毛”。老杨的工作就是要把“一地鸡毛”打扫干净。半个多月后，我终于在“老杨调解中心”正式采访了他。
老杨1986年调到枫桥派出所，一直是枫桥镇的社区民警，退休后又被返聘，仍旧在“老杨调解中心”坚守。他调解的矛盾数也数不清，我不可能一一写到，所以我坦诚地对他说：“这样好不好，过去你给别人讲过的我就不听了，咱们就说最近的。”
老杨笑笑：“那就从今年讲吧。”
枫桥镇新择湖村老韩家有一對妯娌，一个姓陈一个姓王，她们住邻居，门前走的是同一条路，就因为这条路，两家闹了几次。2018年2月26日，陈某和王某又因此发生口角，双方情绪失控，从动口发展到动手，陈某受伤住院，花去医药费3700余元。她俩闹到派出所，说如果“老杨调解中心”解决不了，就上法院。
我插话问道：“闹到派出所的事情都交给你调解，你还不累吐血？”
老杨说：“也不能都交给我，是有严格程序的。”
过去派出所的调解工作主要靠老杨一个人，2008年派出所成立了“老杨调解中心”，又招聘了三名退休的公检法干部作为老杨的助手。“老杨调解中心”由一名副所长分管，民警受理案件后，先摸清基本事实，认为需要调解的，报给所领导审核，审核通过，再移交给“老杨调解中心”。中心受理后，比较麻烦的由老杨出场，其他的分派给三位助手。
这对妯娌的矛盾已经好多年了，也多次调解过，但始终没解开两个女人之间的疙瘩。老杨说：“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彻底解决的，否则积怨越来越深，说不定哪天闹出大事。”
妯娌吵架，两个兄弟之间肯定也闹别扭，解决妯娌的矛盾，就要先解决兄弟之间的问题。兄弟俩当初是为了争抢家产闹翻的，两家门前那条路的纠纷，就涉及房权和地权的问题，这件事两兄弟的父亲最清楚。老杨找到了症结，决定从老父亲那里入手。
这天下午，老杨提着一兜水果去看望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却只是叹气，不愿意多谈自家的情况。老杨也不急，这次不行就下次，一周里去了三次，老人觉得自己再不开口，实在有点儿对不起老杨了，就把两个儿子名下的房权、地权的划定和归属详细说了说。有了这些事实依据，老杨有底气了，立即把两家人请到了调解中心。
老杨先批评哥哥：“老大，不是我说你，你两兄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有什么事不能商量，非得搞到这步田地？伤了兄弟感情，还让老爹夹在你们中间为难。你老爹身体不好，难道你不想让你老爹多活几年吗？”接着他又训弟弟，“老二，当初你大哥为了你能继续上学，自己退学挑起家里的大梁，给你赚学费，这些事你都忘了？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
老大老二刚进来的时候都气势汹汹，被老杨“训”了一通，不作声了。老杨感觉到他们内心起了变化，但他不急着让他们表态，给他们时间考虑。就这样连续五天，两兄弟心里的冰疙瘩渐渐融化，眼看着有戏，没想到，一对妯娌不干了。
老大的媳妇陈某铁青着脸：“这么多年了，她从没把我当过大嫂，总想着处处压我，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老二媳妇王某也不示弱：“她从没为家里做过什么，分家产就想着占便宜，还在背后乱嚼舌根，坏我名誉……”
老杨心里明白，这对妯娌都好面子，都在寻个合适的台阶，想让对方先道歉。“好吧，那我就想办法给她们找台阶。”老杨说。
王某的表哥是村干部，老杨就请这位表哥出马，去做王某的工作，又找了跟老大媳妇关系亲密的一位女村民去做陈某的工作，这样一来，陈某和王某也就借梯下楼，双方握手言和。老杨趁热打铁，经双方协商，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对门前的道路做了详细的划分，并让双方在备忘录上写下自己的真情实感。从此，这对妯娌成了姐妹，都争抢着去照顾独居的老公爹…… 我问：“什么时候确诊是肌无力？”
“2008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太艰难了。我刚在诸暨住了三年，买房子安了家，领导又让我回枫桥派出所。回枫桥老婆怎么办？老婆也想不通，不让我回去。我跟她说，原来领导把我调到诸暨就是照顾我们，现在让我回去，是因为枫桥派出所需要我。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说不回去，领导不会勉强。但咱儿子也是民警，我当爸爸的不服从组织安排，让他怎么想？”
进入新时期后，化解矛盾成为“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组织上让老杨回到枫桥派出所，成立了“老杨调解工作室”，后来更名“老杨调解中心”，就是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维护枫桥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老杨在枫桥派出所的时候，就住在派出所院内的宿舍楼，住了将近二十年。调到诸暨后，所里的宿舍楼拆建了，等到他再调回来，只能带着生病的老婆去外面租房子，肯定很艰难。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让他两难的是，“老杨调解工作室”刚成立，一摊子事等着他去处理，老婆又需要照顾，他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枫桥镇陈家村有个老太太，得知老杨的老婆没人照顾，主动来帮忙，一分钱也不要。老杨在枫桥当社区民警的时候，曾经帮助过这位老太太，她这是来报恩的。但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照顾了半个月，老杨不忍心累着老人家，就劝她回去了。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到后来连水都不能喝了，刚喝进去，又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老杨赶紧带她去上海看病。“确诊后，医生让我们回家，说这种慢性病住院没用，那意思就是回家等死。没办法，只能带她回诸暨住院，每个月去上海三次做检查。”
“一个月去三次，你有时间吗？”
“我跟儿子轮班，儿子也很忙，在基层派出所。老婆一个闺蜜听说了，二话不说就跑来帮忙照顾，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我心里挺愧疚的，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老婆请了半年假照顾我，现在她有病了，我却没时间照顾她……”
一個周末，老杨在医院给老婆喂鸡汤，一边喂，鸡汤一边从鼻子流出来。妻子哭了，老杨也哭了，同一个病房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跟着哭……说到这儿，老杨哽咽了。
那时候，妻子已经绝望了，拒绝治疗。老杨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老杨的儿子也从派出所赶到医院劝说母亲。后来朋友帮忙联系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专家，费尽千辛万苦，妻子终于住进了上海的医院。“那位专家人品医德都很好，他给我老婆做了很仔细的检查，说她有希望康复，让她一定要有信心。”
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确实有效果。出院后，妻子每个月都要去上海检查一次，不断调整治疗方案，一直坚持了两年。这两年中，亲人和朋友轮番上阵，接力赛似的帮着送老杨的妻子去上海。“没有大家帮忙，我肯定就垮了。后来，我母亲老年痴呆，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她，老婆这里也雇了一个保姆，我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保姆费都不够。这段时间派出所的工作也特别忙，2013年是‘枫桥经验’50周年……”
我忙摆手，不用老杨说了。为迎接“枫桥经验”50周年，“老杨调解中心”作为枫桥派出所的一面旗帜、一个窗口，肯定会有大量准备工作。我问老杨：“老母亲还好？”
“2013年去世了……”
老杨1992年得了溃疡性急肠炎，之后二十多年，妻子生病，母亲去世，老杨就没轻松过。另一方面，“老杨调解中心”一直是枫桥派出所对外的窗口，是全国公安系统学习的典型，不能有半点儿懈怠。老杨真不容易！我心里正感慨着，听到老杨粗重地叹了一口气：“我这一生最对不住的就是老母亲。”
老杨在诸暨买房子后，就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希望她晚年生活好一些，可住了没多久，母亲又回乡下了。我问老杨：“老人住不习惯吗？”
老杨摇头。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吃饭，有人去家里找他调解事情。老杨的妻子不高兴了，觉得老杨上班忙下了班还忙，他管得也太宽了。那些日子她身体不好，心情烦躁，竟然端起饭碗摔在地上。老杨也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摔了饭碗……跟妻子吵完架，老杨才发现母亲正在阳台上掉眼泪。儿子在外面受累，在家里受气，母亲看着心疼啊……第二天，母亲死活要回乡下，老杨拦不住，只好又把她送回去。
“从那儿以后，母亲再也没去过我家里……”老杨终于憋不住了，双手捂住脸呜呜哭泣，他的哭声沙哑、沉闷，泪水从指缝间流出来。
这么多年，他憋在心里的泪水太多了，他真的需要酣畅淋漓地哭一场。
我梳理了枫桥派出所近二十年来历任所长的资料，发现每一任所长的职务都属于低职高配，不但在职期间都获得过各种荣誉，有些人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诸暨公安队伍中的精英。让我不解的是，这些所长中，有几位很早就离开了公安队伍，是“镀金”后就走，还是有别的原因？我决定解开这个疑惑。
2018年7月6日，我采访了曾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阮晓辉。从1995年11月到2000年4月，他在枫桥派出所当了将近五年所长，还兼任诸暨市公安局副局长。2006年，阮晓辉离开公安队伍。
阮晓辉在枫桥派出所担任所长的五年，是枫桥派出所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当时的诸暨市公安局局长就是现任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他是“枫桥经验”最重要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有这样的局长挂帅，枫桥派出所的工作风生水起——
1998年10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针对即将召开的“枫桥经验”35周年纪念大会作出批示：“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枫桥提供了成功经验，应在全省大力宣传全面推广。”
1998年12月，枫桥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称号。
1999年3月，杨光照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1999年9月1日，阮晓辉参加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公安英模表彰大会，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在这次大会上，枫桥派出所被国务院授予“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称号。 凌晨两点，值班领导接到腊月的报告，派出所民警全部出动，可直到天亮也没找到李媛……
我有些急不可耐了：“后来呢？女孩儿到底去哪儿了？”
吴嘉军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仿佛还沉浸在回忆里。“当时值班人员也犯了个错误，没及时给所领导报告。第二天上班后，所长傅海林才知道，他想自己扛下来，也没给市局报告。派出所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这才向市局报告了情况，可是……太晚了。”
诸暨市公安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动用了警犬和潜水员，在李媛走失的地面和水域搜寻，并在全市进行拉网式搜索，都没有结果。随着事件的发酵，各种谣言随之而来，有些人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枫桥派出所成了“过街老鼠”。至今说起这事，章立佳依旧心有余悸：“那段时间，我们被骂惨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李媛走失的第二十天，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级对枫桥派出所的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傅海林脱警服走人。然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让谁到枫桥派出所接替傅海林成了一个难题。有位领导突然想起了次塢镇镇长石国红，她曾经在公安队伍工作了很多年。石国红一直渴望重新穿警服回归公安队伍，她又是女同志，做事细致柔和，在这个关口很适合到枫桥派出所当“救火队员”。就这样，石国红被任命为枫桥派出所所长，杨海峰调任枫桥派出所教导员，他是杨光照的儿子。
石国红现任诸暨市公安局副政委，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是临危受命，没什么值得你写的。不过我当时确实有点儿激动，我一直想回公安，终于又能穿警服了。”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石国红和杨海峰去枫桥派出所报到，没有欢迎仪式，民警们看着两位新来的领导，目光漠然，没有热情，没有期待，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石国红理解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几十年来，枫桥派出所一直是公安系统的先进典型，一代又一代民警不知为之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却在瞬间崩塌，这种委屈和伤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跟傅海林交接班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尽管傅海林脱了警服，但他非常认真细致地把所里的工作介绍给我，他没有推卸责任，诚恳地跟我说，拜托你了，把后面的事情处理好，把派出所的兄弟们带好，如果有事需要我帮忙，随时找我。”石国红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报到的当天晚上，她一夜未眠，就坐在刚打开的行李卷旁边，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天空，思考该如何走出第一步。长远的打算先别说，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大家振作起来，抬起头，挺起胸脯，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年三十的中午，派出所全体人员有个简单的聚会。这些日子，大家取消了节假日，没有特殊情况，都在派出所坚守岗位。饭前，石国红简短说了几句，算是新年贺词，也算是她的就职演说。她只说了两分钟，大意是，尽管大家有压力，但在这个关口，必须振作起来。今天下午，不值班的民警全部回家，陪亲人过节，祝福他们春节快乐。“我希望大家回到亲人当中，能得到温暖，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大本事，愿意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光，一起爬坡，一起从小事做起，积沙成堆，重塑枫桥派出所的形象。”
刚吃过午饭，石国红就接待了一个来报案的群众，要求派出所民警帮他去讨债。石国红告诉他，明天就是大年初一，等过节后派人去了解情况。没想到来人非常激动，在大厅骂骂咧咧：“你们不帮我是吧？你们把我也扔掉吧！”
这简直是往派出所民警身上捅刀子，在场的几个民警默默无语。石国红有些生气了：“今天是大年三十，特殊案件可以出警，要债这种事，春节后再说，如果春节后我们不管你的事，你再骂我们也不晚！”
当天晚上，石国红组织留在派出所的民警吃年夜饭，大家吃得很沉闷，彼此连一声“春节快乐”都懒得说。章立佳告诉我，那个春节，民警们之间没有相互拜年的问候短信，“真担心枫桥派出所几十年的荣誉，毁在我们这批人手里，成为千古罪人。”
我问章立佳：“听说出事后那段时间，是你跟李媛家保持联系的？”
章立佳咬着嘴唇，点点头。“一直找不到李媛，她奶奶整天哭，感觉特别无助的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电话里劝慰她，有时候也去家里看她，陪她说说话。后来，李媛找到了……”章立佳沉默片刻，我明白“找到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家把那身棉睡衣收起来了。上边要对那身棉睡衣进行鉴定，我去她家里取衣服，李媛奶奶见到我，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说谢谢我。我赶紧扶起她……我明白她的意思，寻找李媛的那些日子，我经常去看她，安慰她，她是为这个谢我……”
那段日子，杨海峰的压力也很大。腊月二十八那天，市局政治处主任找他谈话，说局党委会刚开完，决定让他去枫桥，明天就报到。杨海峰很纠结，他当然明白这个时候去枫桥上任意味着什么。他给父亲杨光照打了个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我爸话不多，只是说，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要服从安排。”
杨海峰本已订好机票，准备利用春节假期和妻子去国外旅游。和父亲通完话，他立即退掉机票，打起背包去枫桥派出所报到了。
春节后上班，民警们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一方面要展示自己最美丽的舞姿，一方面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群众的各种不理解。2014年3月8日，李媛的尸体从一处水域浮上来……
腊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那天，派出所民警和部分群众列席旁听。石国红说：“那天我坐在旁听席，却感觉那是对我们大家的审判，鞭子抽在腊月身上，疼在我们心里……”
至今她心里还疼着。派出所的荣誉室有一面墙，镶嵌着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民警照片，腊月的照片也在其中。教导员吴嘉军说：“他依旧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法庭回到派出所，石国红跟民警们说，我们大家都被审判了，请大家一定牢记这一天。现在我们体无完肤，一切归零，必须从头开始，先蹲下去，蹲得越低越好，抓细节、抓基础，积攒能量，总有一天会再起飞。
石国红基本把家安在派出所宿舍了，女儿刚上四年级，她干脆把女儿接到派出所住。章立佳告诉我，石国红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走路一瘸一拐的。石国红说：“我那时候顾不上腰椎间盘了，每天到处奔波，晚上睡觉的时候，两条腿肿得抬不起来，我要坐在床头，用手把腿搬上床。” 镇西警务站长沈凯
沈凯个子不高，干瘦，哪儿哪儿都没特点，我设想他不穿警服会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想出来。他说话不紧不慢，像老太太拉呱，跟他聊天能急死我，恨不得按下快进键。他却劝我说：“你慢慢听我讲嘛……”
没耐性的人，还真不能跟他对话。
镇西警务站有5个民警9个协警，管辖9个村子。别的村不说，就说其中的陈家村，常住人口3700多人，流动人口1900多人，出租房屋700多间，由此可知管理的难度。我在陈家村采訪的时候，正好赶上陈家村召开出租房“旅店式管理”现场会。所谓“旅馆式管理”，就是村委会跟出租房屋的村民签订合同，从村民手中获得出租房经营权，统一装修，按照旅馆模式管理。
沈凯2017年2月份才调到枫桥派出所，他在陈家村摸底考察时发现，村民出租房屋管理混乱，大多数出租房是老式木质结构，有的快垮塌了，电线老化，屋内又没有消防器材，火灾风险很大。租赁房屋的外来人员出入时间跟本地村民不一样，影响了村民的生活，经常有吵架事件发生。有的租客开小作坊，杀鸡宰羊，不讲卫生，周边村民怨声载道。同时，租客中一部分人希望提高出租房的安全系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沈凯很头疼，不过他知道这些闲置的老房子必须出租出去，不仅仅是房租收入的问题，房子需要人气养着，没有人居住，房子老化更快。
沈凯跟派出所领导和村干部沟通，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村委会把能够出租的房子统一收回管理，不适合出租的一律关停。为了让老百姓理解派出所的一片苦心，沈凯大张旗鼓在村里进行宣传，制造气氛。陈家村的人大都姓陈，是一个家族的，村干部和村里有威望的人作用很大。另外，陈家村下面有4个自然村，总共214名党员，只有党员想通了，带头去做，才能影响村民。尤其是关停的出租房，涉及党员亲属的，党员必须出面劝导。为此，沈凯和村干部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会，让党员统一思想。
最终，村里确定关停112间出租房，统一回收500多间。很多房客一时很难找到房源，也不愿意折腾，都不想搬走。沈凯和民警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帮助他们寻找房源，跑肿了腿、磨破了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搬迁腾空工作。
在腾空出租房的过程中，枫桥镇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派执法队、消防队全程协助，还给所有参加清理工作的人员免费提供餐饮。搬迁清理集中在晚上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打工的人都回家了，不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为此，他们还总结出“延时工作法”和“错时工作法”，警务站一天24小时“灯不灭、门不关、人不空”，在午饭后和晚饭后，趁大家都在家，登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统一装修和管理的好处，就是有助于加强管控，减少安全隐患。装修的时候，他们给每个屋都配备了灭火器、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设置了公用的电瓶车充电间，租客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房屋的各种设施齐全，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但租金不比原来贵。房屋出租采用线上和线下，线下设总服务台和人脸识别，线上有手机APP软件。房子出租必须经派出所审核，这样派出所就能第一时间掌握租客的信息。
沈凯原来在大唐派出所，到枫桥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群众基础好。“红枫义警”让他受到启发，觉得陈家村也可以效仿。他跟村干部动脑筋想主意，正好村里有一些大嫂自发组织文艺演出，村书记陈乐琴就是其中一个。于是从她们当中挑选了16人，成立了女子巡防队。最初她们的任务就是巡防，但沈凯设法让这支队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配合派出所工作，参与村里的各项管理。如出租房管理，她们各自认领了距离自家比较近的旅馆，每人分管五六户，合计就是200多户。此外，她们都是女性，在调解工作上也有优势。在女子巡防队的带动下，陈家村又成立了“陈家村村嫂服务协会”、“陈家村居民先锋队”、“乡贤参事议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等。
同时，陈家村还制定了《陈家村村规民约》，让村干部和村民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村支书陈乐琴说：“村规民约并非谁说了算，而是把老百姓的意见一条一条地收集上来，通过我们村委会和党员会议表决后形成初稿，再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大家共同遵守。”
农村里大事不多，琐事不少，今日是我占了你的道，明日就是你家的鸡鸭跑进了我家院子，社区民警一趟趟往村里跑，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警力资源的配置。陈家村自从有了村规民约，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减少了派出所的直接介入。
我对沈凯的采访进行了一半，他接了一个电话，告诉对方说：“你别急，我马上就到，一定等我。”扭头又对我说，“对不起衣老师，有人报案，我要去看一下。”
说罢，沈凯一溜烟跑了。怪了，沈凯接到报案电话，语速可是不慢呀，怎么跟我聊天就像老太太拉呱一样了？刚才他在电话中劝慰对方“别急”，他自己却火急火燎丢下我就跑了，不是慢性子呀？
愣怔片刻，我明白了，办案时的沈凯雷厉风行，一旦进入聊天拉呱模式，就变成了慢性子。原因很简单，他在群众中泡的时间太久了。
镇南警务站长黄彬柄
在枫桥派出所采访民警，无法约定准确时间，即便约好了，面对面坐下了，也很难不被打断。他们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坐不上半小时，就匆匆忙忙走了。我干脆在派出所一楼大厅坐着，瞅准谁有空就逮住谁聊。
在一楼的值班室，我逮住一个正在值班的民警，他说他叫“黄彬柄”，挺拗口的。再细问，才知道他跟章立佳是初中、高中和警校的同学，警校毕业后两人一起分到了枫桥派出所。
黄彬柄说他到派出所的前两年，都是住在所里的单身宿舍，谈恋爱都没时间，女朋友只能到所里来找他。结婚登记前几天，他忙一个案子，三天三夜只迷糊了两个小时，把登记的事搞忘了，女朋友打电话他才想起来，脸上也没打理，胡子拉碴、眼睛红肿。“结婚照上，我显得比现在还老。”
黄彬柄的孩子是1996年出生的，两年后发现孩子的大脑发育迟缓，就去绍兴医院治疗。每周要在绍兴和枫桥之间往返三次，都是妻子跟岳母带孩子去，他没时间。妻子有些怨言，说警察就不要家吗？那结婚干啥？他说：“我觉得一个月请两次假还说得过去，但每周三次，自己都张不开嘴。”
二、金牌调解员的泪水
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杨光照，一个叫老杨，无论叫他哪个名字，枫桥人都知道。这么说吧，他的名气比所长和镇长大，自1986年到枫桥派出所工作至今，三十多年来，无论哪家新闻媒体，只要去枫桥采访跟“枫桥经验”有关的话题，肯定绕不过老杨。
我到枫桥派出所的第一天，陪同我采访的民警章立佳就把我带到“老杨调解中心”。满头汗水的杨光照正在屋里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抽个空子出来，歉意地跟我说：“今天我安排满满的，明天也不行……这几天真的忙。”
来之前我就知道，中央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都在枫桥采访他，要为今年“枫桥经验”55周年做专题片。我表示理解：“我在派出所住一个月，你什么时候有空儿咱俩再聊。”
我平时用餐就在枫桥派出所食堂，每天都会看到老杨，尤其是早晨，他基本上都坐在固定的位置吃饭。最初我称呼他杨主任，几天后就叫他老杨了，还是叫老杨顺溜。偶尔跟他聊几句，我从来不提采访的事，只随口问问今天他打算做什么。他会说要去乡下调查个事情，或是去某某单位，总之很忙。吃完饭，他打个招呼匆匆离开，脚下像踩着风火轮。
老杨总是来得早走得晚。有一天晚上，下班一个多小时了，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看见老杨站在办公楼大门口，扯着嗓子跟一男一女说着什么，样子有些焦急。站在一边听了一会儿，我大概明白了。有两个外来民工在一个妇女的屋后撒尿，被这个妇女的儿子发现了，出来制止的时候跟两个民工厮打起来，受了点儿伤。关于医疗费的事情，老杨本来已经调解好了，现在这个妇女又有了新要求，还把自己的哥哥喊上一起来找老杨。老杨跟这个妇女嚷了半天，又把她哥哥拽到一边，时而窃窃私语，时而高亢激昂。天气闷热，有雨水憋在云层里，似乎很快就要落下来。老杨满头是汗，后背的衣服早被汗水浸透了。大概折腾了四十分钟，这个妇女的语气缓和了，老杨也终于露出笑脸，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不用问，事情按照老杨的预想解决了。我注意到，老杨是从兜里掏出手帕擦汗的，这年头儿还用手帕的人不多了。
老杨是以调解矛盾成名的，但他调解的矛盾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基本都属于“屋后撒尿”之类，也可以叫“一地鸡毛”。老杨的工作就是要把“一地鸡毛”打扫干净。半个多月后，我终于在“老杨调解中心”正式采访了他。
老杨1986年调到枫桥派出所，一直是枫桥镇的社区民警，退休后又被返聘，仍旧在“老杨调解中心”坚守。他调解的矛盾数也数不清，我不可能一一写到，所以我坦诚地对他说：“这样好不好，过去你给别人讲过的我就不听了，咱们就说最近的。”
老杨笑笑：“那就从今年讲吧。”
枫桥镇新择湖村老韩家有一對妯娌，一个姓陈一个姓王，她们住邻居，门前走的是同一条路，就因为这条路，两家闹了几次。2018年2月26日，陈某和王某又因此发生口角，双方情绪失控，从动口发展到动手，陈某受伤住院，花去医药费3700余元。她俩闹到派出所，说如果“老杨调解中心”解决不了，就上法院。
我插话问道：“闹到派出所的事情都交给你调解，你还不累吐血？”
老杨说：“也不能都交给我，是有严格程序的。”
过去派出所的调解工作主要靠老杨一个人，2008年派出所成立了“老杨调解中心”，又招聘了三名退休的公检法干部作为老杨的助手。“老杨调解中心”由一名副所长分管，民警受理案件后，先摸清基本事实，认为需要调解的，报给所领导审核，审核通过，再移交给“老杨调解中心”。中心受理后，比较麻烦的由老杨出场，其他的分派给三位助手。
这对妯娌的矛盾已经好多年了，也多次调解过，但始终没解开两个女人之间的疙瘩。老杨说：“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彻底解决的，否则积怨越来越深，说不定哪天闹出大事。”
妯娌吵架，两个兄弟之间肯定也闹别扭，解决妯娌的矛盾，就要先解决兄弟之间的问题。兄弟俩当初是为了争抢家产闹翻的，两家门前那条路的纠纷，就涉及房权和地权的问题，这件事两兄弟的父亲最清楚。老杨找到了症结，决定从老父亲那里入手。
这天下午，老杨提着一兜水果去看望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却只是叹气，不愿意多谈自家的情况。老杨也不急，这次不行就下次，一周里去了三次，老人觉得自己再不开口，实在有点儿对不起老杨了，就把两个儿子名下的房权、地权的划定和归属详细说了说。有了这些事实依据，老杨有底气了，立即把两家人请到了调解中心。
老杨先批评哥哥：“老大，不是我说你，你两兄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有什么事不能商量，非得搞到这步田地？伤了兄弟感情，还让老爹夹在你们中间为难。你老爹身体不好，难道你不想让你老爹多活几年吗？”接着他又训弟弟，“老二，当初你大哥为了你能继续上学，自己退学挑起家里的大梁，给你赚学费，这些事你都忘了？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
老大老二刚进来的时候都气势汹汹，被老杨“训”了一通，不作声了。老杨感觉到他们内心起了变化，但他不急着让他们表态，给他们时间考虑。就这样连续五天，两兄弟心里的冰疙瘩渐渐融化，眼看着有戏，没想到，一对妯娌不干了。
老大的媳妇陈某铁青着脸：“这么多年了，她从没把我当过大嫂，总想着处处压我，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老二媳妇王某也不示弱：“她从没为家里做过什么，分家产就想着占便宜，还在背后乱嚼舌根，坏我名誉……”
老杨心里明白，这对妯娌都好面子，都在寻个合适的台阶，想让对方先道歉。“好吧，那我就想办法给她们找台阶。”老杨说。
王某的表哥是村干部，老杨就请这位表哥出马，去做王某的工作，又找了跟老大媳妇关系亲密的一位女村民去做陈某的工作，这样一来，陈某和王某也就借梯下楼，双方握手言和。老杨趁热打铁，经双方协商，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对门前的道路做了详细的划分，并让双方在备忘录上写下自己的真情实感。从此，这对妯娌成了姐妹，都争抢着去照顾独居的老公爹…… 我问：“什么时候确诊是肌无力？”
“2008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太艰难了。我刚在诸暨住了三年，买房子安了家，领导又让我回枫桥派出所。回枫桥老婆怎么办？老婆也想不通，不让我回去。我跟她说，原来领导把我调到诸暨就是照顾我们，现在让我回去，是因为枫桥派出所需要我。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说不回去，领导不会勉强。但咱儿子也是民警，我当爸爸的不服从组织安排，让他怎么想？”
进入新时期后，化解矛盾成为“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组织上让老杨回到枫桥派出所，成立了“老杨调解工作室”，后来更名“老杨调解中心”，就是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维护枫桥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老杨在枫桥派出所的时候，就住在派出所院内的宿舍楼，住了将近二十年。调到诸暨后，所里的宿舍楼拆建了，等到他再调回来，只能带着生病的老婆去外面租房子，肯定很艰难。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让他两难的是，“老杨调解工作室”刚成立，一摊子事等着他去处理，老婆又需要照顾，他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枫桥镇陈家村有个老太太，得知老杨的老婆没人照顾，主动来帮忙，一分钱也不要。老杨在枫桥当社区民警的时候，曾经帮助过这位老太太，她这是来报恩的。但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照顾了半个月，老杨不忍心累着老人家，就劝她回去了。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到后来连水都不能喝了，刚喝进去，又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老杨赶紧带她去上海看病。“确诊后，医生让我们回家，说这种慢性病住院没用，那意思就是回家等死。没办法，只能带她回诸暨住院，每个月去上海三次做检查。”
“一个月去三次，你有时间吗？”
“我跟儿子轮班，儿子也很忙，在基层派出所。老婆一个闺蜜听说了，二话不说就跑来帮忙照顾，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我心里挺愧疚的，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老婆请了半年假照顾我，现在她有病了，我却没时间照顾她……”
一個周末，老杨在医院给老婆喂鸡汤，一边喂，鸡汤一边从鼻子流出来。妻子哭了，老杨也哭了，同一个病房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跟着哭……说到这儿，老杨哽咽了。
那时候，妻子已经绝望了，拒绝治疗。老杨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老杨的儿子也从派出所赶到医院劝说母亲。后来朋友帮忙联系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专家，费尽千辛万苦，妻子终于住进了上海的医院。“那位专家人品医德都很好，他给我老婆做了很仔细的检查，说她有希望康复，让她一定要有信心。”
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确实有效果。出院后，妻子每个月都要去上海检查一次，不断调整治疗方案，一直坚持了两年。这两年中，亲人和朋友轮番上阵，接力赛似的帮着送老杨的妻子去上海。“没有大家帮忙，我肯定就垮了。后来，我母亲老年痴呆，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她，老婆这里也雇了一个保姆，我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保姆费都不够。这段时间派出所的工作也特别忙，2013年是‘枫桥经验’50周年……”
我忙摆手，不用老杨说了。为迎接“枫桥经验”50周年，“老杨调解中心”作为枫桥派出所的一面旗帜、一个窗口，肯定会有大量准备工作。我问老杨：“老母亲还好？”
“2013年去世了……”
老杨1992年得了溃疡性急肠炎，之后二十多年，妻子生病，母亲去世，老杨就没轻松过。另一方面，“老杨调解中心”一直是枫桥派出所对外的窗口，是全国公安系统学习的典型，不能有半点儿懈怠。老杨真不容易！我心里正感慨着，听到老杨粗重地叹了一口气：“我这一生最对不住的就是老母亲。”
老杨在诸暨买房子后，就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希望她晚年生活好一些，可住了没多久，母亲又回乡下了。我问老杨：“老人住不习惯吗？”
老杨摇头。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吃饭，有人去家里找他调解事情。老杨的妻子不高兴了，觉得老杨上班忙下了班还忙，他管得也太宽了。那些日子她身体不好，心情烦躁，竟然端起饭碗摔在地上。老杨也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摔了饭碗……跟妻子吵完架，老杨才发现母亲正在阳台上掉眼泪。儿子在外面受累，在家里受气，母亲看着心疼啊……第二天，母亲死活要回乡下，老杨拦不住，只好又把她送回去。
“从那儿以后，母亲再也没去过我家里……”老杨终于憋不住了，双手捂住脸呜呜哭泣，他的哭声沙哑、沉闷，泪水从指缝间流出来。
这么多年，他憋在心里的泪水太多了，他真的需要酣畅淋漓地哭一场。
三、梦回吹角连营
我梳理了枫桥派出所近二十年来历任所长的资料，发现每一任所长的职务都属于低职高配，不但在职期间都获得过各种荣誉，有些人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诸暨公安队伍中的精英。让我不解的是，这些所长中，有几位很早就离开了公安队伍，是“镀金”后就走，还是有别的原因？我决定解开这个疑惑。
2018年7月6日，我采访了曾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阮晓辉。从1995年11月到2000年4月，他在枫桥派出所当了将近五年所长，还兼任诸暨市公安局副局长。2006年，阮晓辉离开公安队伍。
阮晓辉在枫桥派出所担任所长的五年，是枫桥派出所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当时的诸暨市公安局局长就是现任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他是“枫桥经验”最重要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有这样的局长挂帅，枫桥派出所的工作风生水起——
1998年10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针对即将召开的“枫桥经验”35周年纪念大会作出批示：“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枫桥提供了成功经验，应在全省大力宣传全面推广。”
1998年12月，枫桥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称号。
1999年3月，杨光照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1999年9月1日，阮晓辉参加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公安英模表彰大会，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在这次大会上，枫桥派出所被国务院授予“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称号。 凌晨两点，值班领导接到腊月的报告，派出所民警全部出动，可直到天亮也没找到李媛……
我有些急不可耐了：“后来呢？女孩儿到底去哪儿了？”
吴嘉军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仿佛还沉浸在回忆里。“当时值班人员也犯了个错误，没及时给所领导报告。第二天上班后，所长傅海林才知道，他想自己扛下来，也没给市局报告。派出所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这才向市局报告了情况，可是……太晚了。”
诸暨市公安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动用了警犬和潜水员，在李媛走失的地面和水域搜寻，并在全市进行拉网式搜索，都没有结果。随着事件的发酵，各种谣言随之而来，有些人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枫桥派出所成了“过街老鼠”。至今说起这事，章立佳依旧心有余悸：“那段时间，我们被骂惨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李媛走失的第二十天，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级对枫桥派出所的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傅海林脱警服走人。然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让谁到枫桥派出所接替傅海林成了一个难题。有位领导突然想起了次塢镇镇长石国红，她曾经在公安队伍工作了很多年。石国红一直渴望重新穿警服回归公安队伍，她又是女同志，做事细致柔和，在这个关口很适合到枫桥派出所当“救火队员”。就这样，石国红被任命为枫桥派出所所长，杨海峰调任枫桥派出所教导员，他是杨光照的儿子。
石国红现任诸暨市公安局副政委，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是临危受命，没什么值得你写的。不过我当时确实有点儿激动，我一直想回公安，终于又能穿警服了。”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石国红和杨海峰去枫桥派出所报到，没有欢迎仪式，民警们看着两位新来的领导，目光漠然，没有热情，没有期待，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石国红理解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几十年来，枫桥派出所一直是公安系统的先进典型，一代又一代民警不知为之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却在瞬间崩塌，这种委屈和伤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跟傅海林交接班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尽管傅海林脱了警服，但他非常认真细致地把所里的工作介绍给我，他没有推卸责任，诚恳地跟我说，拜托你了，把后面的事情处理好，把派出所的兄弟们带好，如果有事需要我帮忙，随时找我。”石国红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报到的当天晚上，她一夜未眠，就坐在刚打开的行李卷旁边，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天空，思考该如何走出第一步。长远的打算先别说，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大家振作起来，抬起头，挺起胸脯，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年三十的中午，派出所全体人员有个简单的聚会。这些日子，大家取消了节假日，没有特殊情况，都在派出所坚守岗位。饭前，石国红简短说了几句，算是新年贺词，也算是她的就职演说。她只说了两分钟，大意是，尽管大家有压力，但在这个关口，必须振作起来。今天下午，不值班的民警全部回家，陪亲人过节，祝福他们春节快乐。“我希望大家回到亲人当中，能得到温暖，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大本事，愿意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光，一起爬坡，一起从小事做起，积沙成堆，重塑枫桥派出所的形象。”
刚吃过午饭，石国红就接待了一个来报案的群众，要求派出所民警帮他去讨债。石国红告诉他，明天就是大年初一，等过节后派人去了解情况。没想到来人非常激动，在大厅骂骂咧咧：“你们不帮我是吧？你们把我也扔掉吧！”
这简直是往派出所民警身上捅刀子，在场的几个民警默默无语。石国红有些生气了：“今天是大年三十，特殊案件可以出警，要债这种事，春节后再说，如果春节后我们不管你的事，你再骂我们也不晚！”
当天晚上，石国红组织留在派出所的民警吃年夜饭，大家吃得很沉闷，彼此连一声“春节快乐”都懒得说。章立佳告诉我，那个春节，民警们之间没有相互拜年的问候短信，“真担心枫桥派出所几十年的荣誉，毁在我们这批人手里，成为千古罪人。”
我问章立佳：“听说出事后那段时间，是你跟李媛家保持联系的？”
章立佳咬着嘴唇，点点头。“一直找不到李媛，她奶奶整天哭，感觉特别无助的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电话里劝慰她，有时候也去家里看她，陪她说说话。后来，李媛找到了……”章立佳沉默片刻，我明白“找到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家把那身棉睡衣收起来了。上边要对那身棉睡衣进行鉴定，我去她家里取衣服，李媛奶奶见到我，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说谢谢我。我赶紧扶起她……我明白她的意思，寻找李媛的那些日子，我经常去看她，安慰她，她是为这个谢我……”
那段日子，杨海峰的压力也很大。腊月二十八那天，市局政治处主任找他谈话，说局党委会刚开完，决定让他去枫桥，明天就报到。杨海峰很纠结，他当然明白这个时候去枫桥上任意味着什么。他给父亲杨光照打了个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我爸话不多，只是说，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要服从安排。”
杨海峰本已订好机票，准备利用春节假期和妻子去国外旅游。和父亲通完话，他立即退掉机票，打起背包去枫桥派出所报到了。
春节后上班，民警们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一方面要展示自己最美丽的舞姿，一方面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群众的各种不理解。2014年3月8日，李媛的尸体从一处水域浮上来……
腊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那天，派出所民警和部分群众列席旁听。石国红说：“那天我坐在旁听席，却感觉那是对我们大家的审判，鞭子抽在腊月身上，疼在我们心里……”
至今她心里还疼着。派出所的荣誉室有一面墙，镶嵌着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民警照片，腊月的照片也在其中。教导员吴嘉军说：“他依旧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法庭回到派出所，石国红跟民警们说，我们大家都被审判了，请大家一定牢记这一天。现在我们体无完肤，一切归零，必须从头开始，先蹲下去，蹲得越低越好，抓细节、抓基础，积攒能量，总有一天会再起飞。
石国红基本把家安在派出所宿舍了，女儿刚上四年级，她干脆把女儿接到派出所住。章立佳告诉我，石国红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走路一瘸一拐的。石国红说：“我那时候顾不上腰椎间盘了，每天到处奔波，晚上睡觉的时候，两条腿肿得抬不起来，我要坐在床头，用手把腿搬上床。” 镇西警务站长沈凯
沈凯个子不高，干瘦，哪儿哪儿都没特点，我设想他不穿警服会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想出来。他说话不紧不慢，像老太太拉呱，跟他聊天能急死我，恨不得按下快进键。他却劝我说：“你慢慢听我讲嘛……”
没耐性的人，还真不能跟他对话。
镇西警务站有5个民警9个协警，管辖9个村子。别的村不说，就说其中的陈家村，常住人口3700多人，流动人口1900多人，出租房屋700多间，由此可知管理的难度。我在陈家村采訪的时候，正好赶上陈家村召开出租房“旅店式管理”现场会。所谓“旅馆式管理”，就是村委会跟出租房屋的村民签订合同，从村民手中获得出租房经营权，统一装修，按照旅馆模式管理。
沈凯2017年2月份才调到枫桥派出所，他在陈家村摸底考察时发现，村民出租房屋管理混乱，大多数出租房是老式木质结构，有的快垮塌了，电线老化，屋内又没有消防器材，火灾风险很大。租赁房屋的外来人员出入时间跟本地村民不一样，影响了村民的生活，经常有吵架事件发生。有的租客开小作坊，杀鸡宰羊，不讲卫生，周边村民怨声载道。同时，租客中一部分人希望提高出租房的安全系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沈凯很头疼，不过他知道这些闲置的老房子必须出租出去，不仅仅是房租收入的问题，房子需要人气养着，没有人居住，房子老化更快。
沈凯跟派出所领导和村干部沟通，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村委会把能够出租的房子统一收回管理，不适合出租的一律关停。为了让老百姓理解派出所的一片苦心，沈凯大张旗鼓在村里进行宣传，制造气氛。陈家村的人大都姓陈，是一个家族的，村干部和村里有威望的人作用很大。另外，陈家村下面有4个自然村，总共214名党员，只有党员想通了，带头去做，才能影响村民。尤其是关停的出租房，涉及党员亲属的，党员必须出面劝导。为此，沈凯和村干部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会，让党员统一思想。
最终，村里确定关停112间出租房，统一回收500多间。很多房客一时很难找到房源，也不愿意折腾，都不想搬走。沈凯和民警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帮助他们寻找房源，跑肿了腿、磨破了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搬迁腾空工作。
在腾空出租房的过程中，枫桥镇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派执法队、消防队全程协助，还给所有参加清理工作的人员免费提供餐饮。搬迁清理集中在晚上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打工的人都回家了，不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为此，他们还总结出“延时工作法”和“错时工作法”，警务站一天24小时“灯不灭、门不关、人不空”，在午饭后和晚饭后，趁大家都在家，登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统一装修和管理的好处，就是有助于加强管控，减少安全隐患。装修的时候，他们给每个屋都配备了灭火器、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设置了公用的电瓶车充电间，租客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房屋的各种设施齐全，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但租金不比原来贵。房屋出租采用线上和线下，线下设总服务台和人脸识别，线上有手机APP软件。房子出租必须经派出所审核，这样派出所就能第一时间掌握租客的信息。
沈凯原来在大唐派出所，到枫桥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群众基础好。“红枫义警”让他受到启发，觉得陈家村也可以效仿。他跟村干部动脑筋想主意，正好村里有一些大嫂自发组织文艺演出，村书记陈乐琴就是其中一个。于是从她们当中挑选了16人，成立了女子巡防队。最初她们的任务就是巡防，但沈凯设法让这支队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配合派出所工作，参与村里的各项管理。如出租房管理，她们各自认领了距离自家比较近的旅馆，每人分管五六户，合计就是200多户。此外，她们都是女性，在调解工作上也有优势。在女子巡防队的带动下，陈家村又成立了“陈家村村嫂服务协会”、“陈家村居民先锋队”、“乡贤参事议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等等。
同时，陈家村还制定了《陈家村村规民约》，让村干部和村民们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村支书陈乐琴说：“村规民约并非谁说了算，而是把老百姓的意见一条一条地收集上来，通过我们村委会和党员会议表决后形成初稿，再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大家共同遵守。”
农村里大事不多，琐事不少，今日是我占了你的道，明日就是你家的鸡鸭跑进了我家院子，社区民警一趟趟往村里跑，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警力资源的配置。陈家村自从有了村规民约，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减少了派出所的直接介入。
我对沈凯的采访进行了一半，他接了一个电话，告诉对方说：“你别急，我马上就到，一定等我。”扭头又对我说，“对不起衣老师，有人报案，我要去看一下。”
说罢，沈凯一溜烟跑了。怪了，沈凯接到报案电话，语速可是不慢呀，怎么跟我聊天就像老太太拉呱一样了？刚才他在电话中劝慰对方“别急”，他自己却火急火燎丢下我就跑了，不是慢性子呀？
愣怔片刻，我明白了，办案时的沈凯雷厉风行，一旦进入聊天拉呱模式，就变成了慢性子。原因很简单，他在群众中泡的时间太久了。
镇南警务站长黄彬柄
在枫桥派出所采访民警，无法约定准确时间，即便约好了，面对面坐下了，也很难不被打断。他们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坐不上半小时，就匆匆忙忙走了。我干脆在派出所一楼大厅坐着，瞅准谁有空就逮住谁聊。
在一楼的值班室，我逮住一个正在值班的民警，他说他叫“黄彬柄”，挺拗口的。再细问，才知道他跟章立佳是初中、高中和警校的同学，警校毕业后两人一起分到了枫桥派出所。
黄彬柄说他到派出所的前两年，都是住在所里的单身宿舍，谈恋爱都没时间，女朋友只能到所里来找他。结婚登记前几天，他忙一个案子，三天三夜只迷糊了两个小时，把登记的事搞忘了，女朋友打电话他才想起来，脸上也没打理，胡子拉碴、眼睛红肿。“结婚照上，我显得比现在还老。”
黄彬柄的孩子是1996年出生的，两年后发现孩子的大脑发育迟缓，就去绍兴医院治疗。每周要在绍兴和枫桥之间往返三次，都是妻子跟岳母带孩子去，他没时间。妻子有些怨言，说警察就不要家吗？那结婚干啥？他说：“我觉得一个月请两次假还说得过去，但每周三次，自己都张不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