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中营建婚姻、以婚姻经营爱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止乎礼、合乎法的选择。我们接受如斯约定的前提，是“一夫一妻制”几乎是公认的男女之间性、情感和家庭关系“三位一体”的联系之道。在婚姻中寻找激情，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但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早在公元前3-4世纪创制“一夫一妻制”的雅典，梭伦法典中对夫妻关系的约定就加入了一丝强制色彩：丈夫每月须与妻子行房最少三次。
　　雅典公民以“自由人”倨傲自称，除狎昵男童引为当时风尚之外，他们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花样百出的非婚激情生活辩护，“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来照理我们。”相形之下，娶妻“只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德谟斯泰尼辩护词《驳斥尼埃拉》）。
　　在当时的剧场里，尽管也有妻子抱怨丈夫“不忠”的戏码，那多是因为妻子的失宠，将使得子女失掉正统继嗣的地位，母子身临遭受他人奴役的窘境。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上演的就是这样一出悲剧。遵照梭伦法典的规定，如果一个雅典男子，逞一时贪欲驱使犯下强奸罪，所受的惩罚还不如诱拐一个男童严厉。
　　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样的民俗、制度条件下，提出了最初的“一夫一妻制”道德：丈夫或妻子与非婚伴侣发生性关系，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鉴于男女间的“相互忠诚”对希腊人而言还是一件十足陌生的事，亚里士多德不可谓不是那个时代孤独的道德家。
　　“另一半”用来指称婚姻对象、伴侣，是沿用至今的契口。它甚至还附带了这样一层浪漫色彩，互为情欲对象的双方，在太初是一体的人神。这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构想，当初却是用来解释男-男的爱恋。因为如果男童只有半个男体，那么他就有可能爱上男人了。
　　《会饮篇》所记载的这场两千多年前的口角，可能仍是史上对人类的恋爱观影响最巨大的一次。在这场谈话中还有主张“女子主持家政”的色诺芬和以积极道德论者面目出现的柏拉图。阿里斯托芬的言论，遭到了柏拉图的强力挑战。他指出贪恋男童的肉体，和随之而来的厌腻，不可避免地造成创伤。
　　肉体之爱与灵魂之爱从此对立，但颇为滑稽的是，这种“柏拉图之爱”却被后世发挥于非婚的男女之间。
　　情欲的支点是顾及被爱者的荣誉、尊严，以及在抵御求爱者时表现出合乎情理的执拗；而在这条寻找真爱的道路上（被苏格拉底-柏拉图命名为“发现爱的真谛”），后世的男女发现一路上洒下的诱饵越来越多样，契约、财产、子嗣、乃至身份的诉求，或成为阻止人们找到“另一半”的理由。

夫妻荣耀团

　　“一夫一妻”关系从创制到社会认可，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直到了罗马时代，结婚协议需通过官员或祭司的认可，它才从私下的家庭契约一跃进入公民体制。在经过对当时墓志铭的研究后，找到了非贵族政体下婚姻相对比较稳定的证据。
　　在一个古罗马人写给妻子的信件中，第一次发现了对配偶以“您”相称，“您无法相信我有多么想念您：首先，是因为我爱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分离的习惯……到我习惯去看您的时间，我的双脚会情不自禁地被带到您的房间”。 这对小别的新婚夫妇间的情愫，是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婚姻中的爱情”。
　　上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下至斯多葛主义者穆索尼乌斯之流，所留下的文字记载里，我们都能见到一种表述得与现代观点几近相似的伦理，在当时被命名为“夫妻荣耀”。《夫妻戒律》中的“忠实原则”提请人们注意，“一种香水的气味会让人发狂，当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时，妻子们也会疯狂。”
　　男性自愿承认“忠诚”是一项婚姻的义务，但这同时出于一种道德节制的自律。具体而言，通奸的错误在于撕破了男性之间的关系网络，古罗马著名的“通奸法”对于诱拐他人妻子，因而造成对丈夫侮辱的行为给予严惩，但与未婚女性通奸的行为则不在此列。
　　在整个建基于兵团军事建制的帝国之内，“忠诚”归于“夫妻荣耀”不如说归于“夫妻荣耀团”，婚姻伦理的实质类似于兄弟道义的衍生，用中国话说就是，“朋友妻，不可欺”。

“贞操带”与放荡

　　独占的性爱被婚姻所垄断，对夫妻间的快感的限制也越来越具体，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士守则和民法。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对妻子“忠贞”的忧虑也带来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发明。

　　“贞操带”无疑是个中翘楚。这种用银箔、或金箔打制，内里衬以棉垫的装置，前后折拢起来，像一副密不透风的钢盔，兜住从胯部到小腹的敏感地带。狭小的锁孔里，漏出的不是眼睛射出的一道寒光，而是憋久了的酸腥尿液。而唯一的一把钥匙，要么就在丈夫手里，或者就在丈母娘手里。有些女孩十二岁开始就戴上这副冰冷的家伙，直到新郎的开启。
　　现在慕尼黑国际博物馆、威尼斯、马德里王家珍品收藏馆等都藏有这副“贞洁”的镣铐，而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撒、贝加莫等地都是其知名“产区”。
　　但任凭什么金锁、银锁也关不住一颗向往“浪漫爱情”的心。不受约束的骑士阶层变成了整个“私通社会”舞台上的主角，骑士们荷枪跨马，到处追逐名媛贵妇，到最后多半不能结成姻缘，就要求女方为了爱情保持贞洁。
　　头戴面罩的骑士与胯披枷锁的恋人重聚，最富仪式性的一幕，要数“吹蜡烛”。 据《妇女百科全书》载，这是在当时最流行验证清白之身的方法，要是女方能“把一支刚刚熄灭的蜡烛吹得重新燃烧起来”，则证明姑娘尚是完璧，为情人保住了心中的火苗。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

　　西方一变为基督教世界后，“一夫一妻制”的正统地位就牢不可破。除了在边陲的“未充分开化”地带，伦理才不得不迁就当地的实际条件。在十五世纪旅行到北极的日耳曼人南森，就曾记下北境边民的“罪孽”，“格陵兰人犯得最多的是第七戒（不可奸淫）……遗产的传承、家世和系谱对他们来说意义有限，他们看得最重的是孩子”。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比当时欧洲各国的女性保有更开放的性自由，这被视作理所当然也只是重新证明了一点：婚姻制度的肇始，是为了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族群繁衍的条件。反之，特定时期的全民生殖焦虑，则可能在夫妻伦理上大开方便之门。
　　1650年2月19日的纽伦堡议会，就通过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公告称：“鉴于居民在血流成河的三十年战争中大量死于刀兵、疾病和饥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要求恢复人口……在今后十年内，每一男子得娶两个妻子”。
　　因为战乱等缘由，公权力干预生育政策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但直接变更婚姻制度的，1650年纽伦堡法案可谓奇葩。至于那里是否在之后引起了一场伦理灾难，则在历史上未见记载。

不婚主义者的恐惧

　　对于婚姻受到社会制度安排一面的不满乃至绝望，在现代条件下孕育了“丁克”乃至“不婚”的群体，但这也不是太阳底下的新事，早在罗马帝国晚期，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者，就为是否赞同婚姻，争得不可开交。
　　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是反对婚姻的，他们的论据是，若是婚姻只为了繁衍后代，人完全可以像动物那样，先结合，然后就分开。斯多葛主义者据此反驳，一旦人们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做人的职责就包含在各种使命和义务的整体之中：而婚姻是个体生存借以获得普遍价值的义务之一。
　　就连斯多葛主义者也承认，婚姻尤其让人恐惧的一面，具体到受制于“家务的忧虑”，包括“必须加热锅中的水，送孩子们上学，替岳父做事，给妻子提供羊毛、油、床和杯子”。但此等要求是否与过一种符合个人德行的要求相违的呢？

　　在一部题名为《婚姻是哲学的障碍》的著作里，一位晚期斯多葛主义者反证了婚姻之为生活的拖累，它的负担反而在于以衡量利弊的游戏来权衡结婚与否。到头来，于此持有忧虑的人（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也做出让步：如果说婚姻与个人生活相妨碍，那也只是因为没有处于理想的环境。
　　真要摆脱婚姻带来的生育尴尬，现实的出路或许有一条，就是做爱斯基摩人的孩子！

乌托邦的性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一夫一妻制”道德的吁求，还只是个人的乌托邦；那么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把他的道德理想国建基于婚姻关系之上。
　　婚姻首次从对共同体有益的角度得意全面检视，柏拉图的要求于今看来也颇为苛刻：婚姻要避免富人之间的联姻；对新婚夫妇要进行仔细的检查；还要规定丈夫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只让合法的妻子受孕，而没有其他性关系。
　　性与婚姻从来都被乌托邦的构造者置于重要的地位，与柏拉图严守“一夫一妻”的道德理想国相对，托马斯·莫尔在十五世纪谋划的早期共产主义实验田，尽管对男女之间的联姻抱着更开放的态度，甚至“试婚”制度也被引进这个人人为他的王国。
　　前者将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提升到远超出当时现实的对等地位，而后者则渴望着对性资源实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相隔千年的狂想，两者共通之处是：发生在乌托邦里的性，都要经过众人眼睛的审查。
　　颇为吊诡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道德高压之下留有的唯一余地是：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假使真的逃过了城邦内男男女女的眼睛，可考虑不加以追究处罚。
　　（参考资料：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爱德华·博克斯《欧洲风化史》（三卷）、让·克洛德·布洛涅《西方婚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