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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上，全球历史学家共同探讨了此次论坛的新议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从全球历史维度看中国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元素的融入，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亮点。
历史的中国是当代中国的借鉴
100多年前，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有一个愿望，邀请世界各国历史学家到中国开会，一起探讨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未来。
一个世纪后，这个愿望成为现实。代表全球史学界最前沿研究水准的2600多名史学家，来自90多个国家，8月相聚在孔子的故乡—中国山东，展开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会发来贺信，他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致辞中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注重历史研究的大国。本次大会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作为主要议题，体现了国际历史学会和全球历史学家对中国的重视。
会议期间，李清照纪念馆的一张地图引起了复旦大学教授陈雁的关注，因为这张图显示了李清照的生命轨迹。
“传统说中国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李清照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了贵州，还去过江西。”
同李清照的开放相比，陈雁意识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慢慢开放。
“事实上就像刘延东在报告中说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其实跟西方、即使东方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涉及关于中国议题的论文多达9 0篇，山东大学校长张荣说，“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既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办地多设在欧洲国家，仅有两届分别在美洲和澳洲举行。这次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本次大会首次创新性设置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议题，论文作者分别来自中、意、法、日、美及卡塔尔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站在全球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试图定义中国在全球化和多元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辉认为，“全球历史学家对该主题的认可，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空间。”
“大家分析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最后的效果很可能不仅是看到历史的中国，而且看到现实的中国。”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表示，“把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可能是这次会议达成的最好目的。”
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谈及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德国历史学家约尔顿·科卡表示，在德国关注中国史、中国文化是一个漫长的传统。“过去，这些工作往往由专家们完成，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研究变得越来越主流，也越来越大众化，而且也具有了更多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色彩。”
“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跟以前完全不能相比。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在历史学方面也越来越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历史学会执委陶文钊在接受采访时说。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一直强调，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张海鹏认为，由法国学者说出这句话，意义深远。
对此，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彭慕兰深表赞同。他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对欧洲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说欧洲自己影响世界这个观点不成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以《明代的白银货币化》的演讲佐证了这个观点。此事件发生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和全球的联系，中国因此变成全球化的一部分。
“白银一开始并不是西方欧洲人到美洲首先要寻找的货币，而是在亚洲、在中国的巨大白银需求下促使美洲的银矿开发。”万明说。
对此，彭慕兰有独到的分析，“欧洲当时在南美开银矿，25%-30%的银子出口到中国，除此之外还有15%-20%到了印度，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占欧洲银矿出口总量的近50%。”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市场，欧洲的殖民就不可能成功。”
“欧洲人长期以来仅仅关注欧洲史，对其他地方的历史关注很少，欧美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都缺乏了解。中国人却大都知道西方文豪。”陶文钊认为，从这个角度提出打破“欧洲中心论”是有实际意义的。
他坦言，“探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还涉及到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系，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推进全球跨国史研究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注重全球视角和整体思维。厚重、复杂、多样性的全球史研究正在把中国还原到世界舞台的大环境中。
谈及中国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表示，“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并且认识到我们通常对她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维艰。”
以济南为例，格鲁津斯基分析了与整个世界连接的重要性。他表示，今天在西方有很多人崇拜孔子，可以以此为连接点，建立起这种联系。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看济南的时候，不仅是看它对整个省、整个中国的影响，也要看它对亚洲和西方的影响。”他表示，从济南的视角出发，可以把它和山东，以及中国、亚洲、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联系起来。
格鲁金斯基的宏观视野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重视。本次大会第一次为历史学设置了国际大奖—积家历史学奖，得主正是这位法国人。
“今天我们在考察欧洲文艺复兴时，若无视中国等16世纪地球上的主要行动者，遑论对新世界的思考。”格鲁津斯基表示，“唯有打破欧洲优越感与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才能促使我们进行反向思维，并激励我们永不停歇地自我反问。”
在接受采访时，罗伯特·弗兰克表示，格鲁金斯基虽是法国人，却致力于拉美历史研究，他成为首个获奖者，正说明欧洲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突破。
格鲁津斯基的研究是后殖民时代用当代历史眼光来观察全球的历史。方辉认为，这是区域历史、国家历史在全球视野下的转向。“他是西方人，但他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
还是做学生的时候，格鲁津斯基就知道“中国很重要”。在他的著作《鹰与龙》中，他尝试把1517年发生的两件事情进行比照，即西班牙入侵古巴、墨西哥以及葡萄牙入侵中国。西班牙在南美洲侵略扩张的同时，葡萄牙的侵略却遭到了中国的抵抗并因此而失败。
“全球史实际上是解释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人们对全球化的一种抵抗。每个国家在写全球史的时候都是从各自的视角去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全球史和欧洲的全球史是不同的。”
在格鲁津斯基看来，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对各自而言，大家都应试着去理解对方。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变化，中国的“存在感”无处不在。“我们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努力去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历史的中国是当代中国的借鉴
100多年前，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有一个愿望，邀请世界各国历史学家到中国开会，一起探讨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未来。
一个世纪后，这个愿望成为现实。代表全球史学界最前沿研究水准的2600多名史学家，来自90多个国家，8月相聚在孔子的故乡—中国山东，展开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会发来贺信，他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致辞中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注重历史研究的大国。本次大会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作为主要议题，体现了国际历史学会和全球历史学家对中国的重视。
会议期间，李清照纪念馆的一张地图引起了复旦大学教授陈雁的关注，因为这张图显示了李清照的生命轨迹。
“传统说中国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李清照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了贵州，还去过江西。”
同李清照的开放相比，陈雁意识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慢慢开放。
“事实上就像刘延东在报告中说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其实跟西方、即使东方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涉及关于中国议题的论文多达9 0篇，山东大学校长张荣说，“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既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办地多设在欧洲国家，仅有两届分别在美洲和澳洲举行。这次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本次大会首次创新性设置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议题，论文作者分别来自中、意、法、日、美及卡塔尔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站在全球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试图定义中国在全球化和多元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辉认为，“全球历史学家对该主题的认可，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空间。”
“大家分析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最后的效果很可能不仅是看到历史的中国，而且看到现实的中国。”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表示，“把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可能是这次会议达成的最好目的。”
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谈及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德国历史学家约尔顿·科卡表示，在德国关注中国史、中国文化是一个漫长的传统。“过去，这些工作往往由专家们完成，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研究变得越来越主流，也越来越大众化，而且也具有了更多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色彩。”
“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跟以前完全不能相比。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在历史学方面也越来越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历史学会执委陶文钊在接受采访时说。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一直强调，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张海鹏认为，由法国学者说出这句话，意义深远。
对此，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彭慕兰深表赞同。他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对欧洲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说欧洲自己影响世界这个观点不成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以《明代的白银货币化》的演讲佐证了这个观点。此事件发生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和全球的联系，中国因此变成全球化的一部分。
“白银一开始并不是西方欧洲人到美洲首先要寻找的货币，而是在亚洲、在中国的巨大白银需求下促使美洲的银矿开发。”万明说。
对此，彭慕兰有独到的分析，“欧洲当时在南美开银矿，25%-30%的银子出口到中国，除此之外还有15%-20%到了印度，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占欧洲银矿出口总量的近50%。”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市场，欧洲的殖民就不可能成功。”
“欧洲人长期以来仅仅关注欧洲史，对其他地方的历史关注很少，欧美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都缺乏了解。中国人却大都知道西方文豪。”陶文钊认为，从这个角度提出打破“欧洲中心论”是有实际意义的。
他坦言，“探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还涉及到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系，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推进全球跨国史研究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注重全球视角和整体思维。厚重、复杂、多样性的全球史研究正在把中国还原到世界舞台的大环境中。
谈及中国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表示，“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并且认识到我们通常对她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维艰。”
以济南为例，格鲁津斯基分析了与整个世界连接的重要性。他表示，今天在西方有很多人崇拜孔子，可以以此为连接点，建立起这种联系。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看济南的时候，不仅是看它对整个省、整个中国的影响，也要看它对亚洲和西方的影响。”他表示，从济南的视角出发，可以把它和山东，以及中国、亚洲、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联系起来。
格鲁金斯基的宏观视野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重视。本次大会第一次为历史学设置了国际大奖—积家历史学奖，得主正是这位法国人。
“今天我们在考察欧洲文艺复兴时，若无视中国等16世纪地球上的主要行动者，遑论对新世界的思考。”格鲁津斯基表示，“唯有打破欧洲优越感与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才能促使我们进行反向思维，并激励我们永不停歇地自我反问。”
在接受采访时，罗伯特·弗兰克表示，格鲁金斯基虽是法国人，却致力于拉美历史研究，他成为首个获奖者，正说明欧洲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突破。
格鲁津斯基的研究是后殖民时代用当代历史眼光来观察全球的历史。方辉认为，这是区域历史、国家历史在全球视野下的转向。“他是西方人，但他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
还是做学生的时候，格鲁津斯基就知道“中国很重要”。在他的著作《鹰与龙》中，他尝试把1517年发生的两件事情进行比照，即西班牙入侵古巴、墨西哥以及葡萄牙入侵中国。西班牙在南美洲侵略扩张的同时，葡萄牙的侵略却遭到了中国的抵抗并因此而失败。
“全球史实际上是解释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人们对全球化的一种抵抗。每个国家在写全球史的时候都是从各自的视角去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全球史和欧洲的全球史是不同的。”
在格鲁津斯基看来，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对各自而言，大家都应试着去理解对方。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变化，中国的“存在感”无处不在。“我们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努力去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