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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李商隐接受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人品问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他与牛、李两党的关系,由此出现一种“背恩无行”的说法。这种说法早在唐五代就已基本定型,影响所及,至于清代。唐五代对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塑造是由《旧唐书》《唐摭言》《北梦琐言》共同完成。作为李商隐人品贬抑的源头,三种文献互相借镜,可梳理出两条发展线索:《旧唐书》直接记载了李商隐“背恩”“无行”;《唐摭言》《北梦琐言》则借助《九日》诗本事的虚构和衍化塑造了一个行为放纵诡激的文人形象,进一步坐实了其“背恩无行”的人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