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以来，法国部分退役、现役军人在极右翼媒体《现实价值》先后发表两封联名信，指责政府政策，引发全法舆论哗然。该事件是当下法国社会“撕裂症”的新表现。近年来，法国社会乱象频出，恐袭、暴力事件、抗议、罢工、游行此起彼伏，背后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内部各种利益、思潮、代际之间的撕裂与对抗。这一过程爆发出强劲的冲击力，也给法国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法国社会乱象不断

　　2017年，马克龙当选总统后，曾立志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弥合国内经济社会裂痕，恢复国家信心，带领法国和欧洲“重回世界舞台”。几年下来，法国社会内部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尖锐。
　　反改革抗议此起彼伏。马克龙上台四年多来，针对劳动力市场、铁路、公务员、教育、税收、失业金、退休制度等各领域推出结构性改革，导致社会各群体抗议不断，其中“黄马甲”运动和反退休制度改革声势最大。2018年11月起，法驾车人通过网络自发串联发起“黄马甲”运动，抗议马克龙政府为实现绿色转型承诺而增收燃油税的计划。该运动以身着黄背心为标志，以公路环形路口为聚集地，以周六为固定抗议日，动员人数最高时达30万。在激进分子煽动下，该运动暴力程度一度不断升级，在城市中心焚车、抢砸店铺、袭警等混乱场景持续上演，造成法国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2019年12月起，法公交部门呼吁启动“无限期罢工”抗议马克龙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各行业积极响应，动员人数最高时达150万人。这也是法国近25年来公交部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罢工，几乎使法国陷入瘫痪。
　　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频现违法行为和群体性暴力事件。近年来，“郊区暴力”升级为“血腥恐袭”，《查理周刊》系列恐袭（2015年）造成17人死亡，巴塔克兰音乐厅系列恐袭（2015年）造成130人死亡，尼斯恐袭（2016年）造成86人死亡，2020年10月发生的“巴黎教师斩首案”和“尼斯圣母大教堂恐袭案”再次震撼全法。与此同时，部分穆斯林社区近年来“伊斯兰化”趋势加剧，法国的青少年穆斯林居民极端化倾向尤其明显，引发社会广泛忧虑。
　　安全政策“左右为难”。法近两届政府均将“安全”视为优先事宜，出台增加安全预算、增雇警察和宪兵、完善安全立法等政策。2020年以来，马克龙政府重点推动两项安全领域新法，分别为“加强共和国原则法”和“整体安全法”，旨在从源头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强化法国世俗价值观;加强对警察、宪兵等执法者的保护，提升执法效率与能力。然而，上述法律措施却面临被左右政治势力共同声讨的窘境。部分左翼认为，该法案与法国自由、平等、人权等传统价值观严重相悖，指责其“对少数族裔群体进行镇压”“侵犯言论自由”“使法治国家沦为警察国家”等。部分右翼政治势力则认为措施过于温和，无法有效改善不断恶化的治安环境。
　　环保议题成为新的社会矛盾点。20世纪60年代，法政府为开发西部地区，计划在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兰德斯圣母镇修建大型机场。该计划使各党派、各地区、各经济和政治力量间争吵了50多年，最终在2018年由马克龙裁决放弃建设，其间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裁决之后，全法的环保人士在该地区安营扎寨，进行各种环保生活试验，试图组建无政府社会。政府不得已出动2000余警力强行驱逐，才结束这场闹剧。2021年5月，法国一项关于气候问题的法案在国民议会进行了三个星期、总共110多小时的辩论后才最终通过，创下了第五共和国的最长记录。当议会多数派欢呼该法将给马克龙的总统任期“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时，大量左派议员却认为，面对迫在眉睫的气候问题，该法案的措施“远远不够”，法案甚至引发极端环保分子抗议示威。

“法兰西群岛”

　　法国著名社会分析人士杰罗姆·富尔凯曾在《法兰西群岛：一个四分五裂的多元化国家的诞生》一书中提出，法兰西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已不复存在，法兰西共和国也不再是法国《宪法》所规定和描述的那样“完整且不可分割”。他还提到，过去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加共和思想加法兰西高卢白种人的国度”。今天，法国社会价值理念的基石已土崩瓦解，法国社会俨然已成为了一个“由不同种族和文化组成的群岛”。

　　观察这个日益“群岛化”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法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7年增加的人口中，移民占比44%，几乎与人口自然增长持平。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法国本土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8，马格里布地区（埃及以东的北非地区）移民女性为3.5，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女性为2.9。随着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人口占比的持续上升（当前约为8%～10%），“文明冲突”也随之更加尖锐，围绕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移民与治安等问题的争议不断升级，成为法国社会分歧的最大引爆点。
　　在经济生活领域，法国社会则存在“精英法国”与“边缘法国”两个平行世界。全球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法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金融资本加速集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5%最富有法国人资产占法国所有家庭净资产的三分之一，1%最富有的人拥有16%的财富;1996～2016年，10%最富有人群平均月收入增长近1000欧元，而10%最穷人口月收入仅增长约100欧元。“黄马甲”运动抗议的内容就不只限于反对增收燃油税，还针对法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等不平等现象。法国蒙田研究所2019年3月发表的一项关于“黄马甲”运动的研究发现，在一万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将自身购买力下降列为参加抗议活动的主要动机。人们将怒火集中在被视为“精英代言人”的马克龙个人身上，“马克龙想到世界末日，而我们担心月末”成了示威者的流行口号。 　　法国社会学家托里斯托夫·吉洛伊在《边缘法国》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巴黎等大城市环城铁路沿线小镇的白人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少数派”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德罗兹迪亚克指出，“黄马甲”运动在工人阶级聚集的郊区和荒芜的农村地区扎根，尤其是在“真空對角线”，即从东北部的阿登地区到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之间广袤的“法国中部”地区。这一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绝大部分民众自认为被全球化抛弃。
　　在法国，正如在整个西方世界正发生的，传统左右政治格局已无法回应日益撕裂化、碎片化的社会现实，新的政治分野正在逐渐形成：一边更加强调全球合作，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贫富差别挑战，主张新的自主、平等、协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另一边强调民族认同、国家主权，认可传统价值与生活方式，重视集体与个人安全，强调文化与地理边界等。在两股政治思潮之下，各种思想支流在法国社会相互交汇、激荡。

疫情进一步撕裂法国社会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与“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蒂埃里·马勒雷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指出，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让社会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暴露在健康与经济风险中。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造成社会动荡，“当人们失去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作为疫情重灾区，法国一年多以来疫情起伏不定，在进行三次大规模封城背景下，即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做出大量努力，依然无法弥补经济与就业所受的重创，导致社会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和警察面临巨大的抗疫、维稳压力，其不满情绪同样在累积。2021年4月以来法国部分退、现役军人在极右翼媒体《现实价值》先后发表两封联名信，指责政府在本国领土上向极端主义“让步”，致使“军人在海外白白流血牺牲、警察成为社会冲突的替罪羊、中学老师被斩首”，警告法国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声称“愿意支持那些考虑国家存亡的政策”。这两封信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震动，甚至被一些声音视作“军事政变的苗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党魁勒庞积极向这些军人们抛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加入其“爱国运动”。
　　面对愈发撕裂的民意，马克龙在大选前最后一年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一种更平衡的方式重塑国家认同，粘合破碎的法国社会，防止发生新一轮大规模社会动荡。目前来看，马克龙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意向左翼政策回调，批判现行资本主义模式缺陷，承诺更加关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强化国家的保障作用;改革精英教育与公务员体制，发动一场“反阶级固化”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承诺在转型过程中“照顾弱势群体”。在社会安全领域则向右翼保守政策倾斜，抨击激进左翼思潮，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推出反恐新法，与风头日盛的极右势力展开一场“地盘争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