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我国工业革命的跃迁与融合
（一）世界工业革命的历程
1.行会、商帮的发展
工业革命一般是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经濟、社会等各方面出现崭新面貌。近代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工业革命，现在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开始于英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和北美。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机械化工业（生产过程机械化）。一方面，大大密切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位于西半球）在世界大范围的大肆杀戮抢占商品市场，抢占原料产地，奴役当地农民，加剧了当地农民的贫困落后，使得东半球从属于西半球。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内燃机以及新通信工具（如电话）是典型的发明。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交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典型特征是电气化，企业的生产过程流水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革命，开创“信息时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成为潮流，至今方兴未艾）。典型特征是数字化、信息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已然渗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关系非常紧密。数字革命必然与更多行业联系在一起，达到一个更快、更好、更便捷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在90年代成为潮流，并创造了新经济模式，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周期，但也酝酿了21世纪初期的新经济泡沫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数字化革命为基础，以技术快速发展为驱动力，以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门类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其中物理类技术以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信息类数字类技术以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共享经济为代表;生物类技术以生物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强调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协同。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体力，第四次工业革命解放的就是人类的脑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多个领域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为显著特征。这一轮工业革命的影响将渗透到各个行业全产业链，全球的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转到规模化定制新阶段，平台经济、企业的网络化、扁平化成为新趋势，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的产业形态层出不穷，互联网带来的资源创新互通会深刻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方式。也有人提出，这是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它的实质和特征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严格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业已到来，并无定论。毕竟具有真正颠覆意义的理论和现象并未出现，反倒更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巅峰发展。
（二）我国工业革命的
跃迁和融合
1.我国工业革命的跃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是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的边缘化者、落伍者。由于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会，我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前两次工业革命让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发展的步伐明显慢于西方各国，并最终被许多西方国家赶上和超过，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近代中国。列强在同期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对中国的入侵，更令中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期间，我国建立了一些工厂，比如清朝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中国江南造船厂、发电厂、火柴等。机器和技术工人全部来自国外，自己没有技术，谈不上工业化，工业体系更无从谈起。随后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原本就少之又少的工厂基本全毁。到1949年，我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体系和技术，只有一些残破陈旧的工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产业处在近乎无的现状。“一五”期间，我国同时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极低发展水平起点下，率先发动国家工业化（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通过集全国物力、财力、人才，优先发展重工业（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实质是为城市重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用高价格的城市产品、低价格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向城市输送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为了赶英超美，1958～1976年发生了“大跃进”。工业方面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不断提高粗钢产量指标;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壮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提高公有化程度。主要吸取的教训是要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文革”带来的损失巨大。1958～1960年连续3年遭遇自然灾害加上与苏联交恶，在受美苏两个霸权体系的同时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依靠自力更生，以全国农业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工业化，没有多余的资本发展太多的轻工业。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因为有了农业的强力支持，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2%（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苏、德、英等世界强国。虽然有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1978～1992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转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阶段性创新客观上为国家工业化向广大农村辐射，有效推进农村工业化，创造了重要条件。进行工业化战略内的结构调整，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进程。由于恰逢国际制造业大规模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制造业在欧美国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比重快速上升。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时期。彼时，我国侥幸上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因为有了对外开放才成为“追赶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某些方面正在成为国际的领先者。
进入21世纪，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加速信息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式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能赶上这一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着实不易，也十分万幸。
总体上，改革开放的短短40年内，中国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快速跃迁到第三次产业革命，并在21世纪初参与发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2.我国工业革命的融合
我們从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工业革命中的融合。
第一个是时间维度。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我国主要致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重点任务在于提高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期阶段。1999年开始，中国加入WTO，步入中国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之后，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飞速提升。中国加入WTO，是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获得了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战略，借助外国投资，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据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加入WTO之后，我国进入了持续时间较长、增速平稳上升的经济增长期，但一些重大问题逐渐显示出来，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三个结构性失衡，使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不强、发展成果的分享性不足、资源环境更趋恶化。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使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重创。
21世纪10年代末期至2014年，我国主动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实施两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战略，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融合。两化融合是国家于2007年提出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新主体快速增加，各类市场主体总量增加。
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计划，表明中国正在准备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两个计划将共同致力于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社交媒体与制造过程相融合。事实上，我国工业化与智能化融合大幕开启，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2015年以来，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风骚，网购已占零售总额的18%，而美国只有8%。中国三大领先技术平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能够与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等美国的全球技术巨头一争高下。我国的跃进受益于硬件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合力推动。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科技出版物规模已与美国相当，而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数量更有过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联合发布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报告显示：中国晋升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20个经济体之列（位列第17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共赢多赢的合作新局面正在形成。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近5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9%，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
总体上看，许多发达国家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自发转变，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不强，需要不断地加以干预;2011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度依赖投资，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弱化，经济增长结构不均衡。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市场化虽然是总体方向，但近年来市场化进程缓慢甚至停顿，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不到位。目前，两化还没有实现真正融合到一起，忽视必须相伴而行的市场化是原因之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融合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个是地域维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各项优势，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纵向上来看，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从横向比较而言，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使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东部沿海地区）如火如荼，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同步迈入新时代。事实上，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发展基础的不同，部分地区（如东北、西北地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整体融合要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宏观经济体系的融合与科技信息发展的影响要高于其他经济中等或不发达地区（倪萍和徐雯雯，2013）。 （三）第四次合工业革命与 我国社会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预示了欧美国家以金融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实体经济才是国民财富创造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因此，如何实现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探索新的工业革命，推动产业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此背景下，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德国学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与会国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提出了以“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和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孙乐强，2017）。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它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对当前的经济、商业、政治、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甚至将彻底改变整个社会（施瓦布，2016）。
1.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分化
经济体间以及经济体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是未来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孙乐强，2017），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两极化。
（1）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平台效应”。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总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乐观观点。一旦网络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实现了深度融合，整个社会将会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价值链的重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缩小国家各个地区、行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提高生产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引导财富流动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在增加效率的同时，提高社会的公平性（里夫金，2012）。我们认为，持有乐观观点的人们严重低估了资本的霸权功能（孙乐强，2017），平台效应将可能覆盖积极的方面。
第二种是悲观观点。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能够占据先机的首先是拥有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工业革命的资本化效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施瓦布，2016）。前者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能够在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的数字化平台，“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这一效应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少数国家或少数人的手中，而那些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国家和企业，将可能被市场淘汰，沦为被盘剥的对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施瓦布将这一现象称为“平台效应”。智慧工厂、智能制造等时代的到来，使得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制造业将重新回归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技术、高技术人才的发达国家将再次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居于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加大，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将可能因此而加大。事实上，欧美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战略，如《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欧洲经济复苏计划》《英国低碳工业战略》等。新一轮工业革命有助于在强化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欧美制造业重振设想，这将进一步减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2）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职业工作性质，导致新的阶层分化。
技术对就业可能产生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
第一，技术对就业有破坏效应。随着智能工厂和自动化生产的推进，不仅那些常规性的体力劳动、程序化的常规工作会被取代，甚至一些智力劳动也将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这将严重冲击未来的就业市场（Pissarides，2017）。例如，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取代驾驶熟练的司机，而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并不是程序化工作;3D打印技术替代的也不是常规工作。事实上，许多工种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那些需要机械重复、精准操作的体力工作。
第二，技术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从而创造新的就业。资本效应指的是对新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人们的工作不一定全部被替代，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创新会创造新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将集中在那些无法被自动化的产业部门（Pissarides，2017）。人们会对能使生活更轻松的“奢侈型”服务产生更多的需求，而这可被看作是新技术带给人们的一项收益。哪些行业会创造新工作呢？那些更加富足的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将是创造新就业岗位的主要部门。人们对优质的医疗护理需求增加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医疗保健行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人们的工作时间变短，休闲产业也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最后，家庭服务、房地产管理行业也会创造出新工作，因为我们会变得足够富有而不想再被家务事所打扰（Pissarides，2017）。当然，有证据显示：相对于以前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就业机会似乎变少了。
总体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将介于两者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新技术会大大改变所有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性质，从而出现新的阶层分化。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改变，本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严重：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是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施瓦布，2016）。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导致中产阶级的整体萎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传统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常规性工作将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必将导致中间阶层的整体分化或重新洗牌。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当年所預测的极端两极化现象将可能成为现实。从劳工角度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资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孙乐强，2017）。施瓦布（2016）认为，如果这种不平等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可能最终危及社会安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化
技术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具体体现，它是“人类及物性有目的活动的成功方式和手段”（周建漳，2002），故而必然地也将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并解决其问题与矛盾的不二选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下，虚拟数字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的相互融合将深刻影响着未来城市社会生产、商业交流、民众生活等领域的基本方式。21世纪的人类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而且还栖息于数字通讯网络组件的“软”城市中（赵渺希，2016）。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形态、城市格局、劳动就业和市民关系等产生深远影响（史宇宏，2018）。
（1）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基于新技术下的新型商业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供需矛盾和资源浪费，提高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形成了绿色高效的能源和空间利用方式，改变了人地緊张的矛盾格局，从而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席广亮和甄峰，2014）。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带动城市功能的转型提升，体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时尚化、个性化、低碳化的新型制造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薛飞、黄斌和周文魁，201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带动下，新型生产范式将物质资料的供给能力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社会生产劳动的重心逐渐转向精神产品领域，以满足消费者自我精神价值的需求。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乡镇，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乡愁寄托方面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2）第四次工业革命扩宽城市发展空间。
随着更多节点企业、劳动者在边缘区域创造并积累财富，针对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小型生产设备设施、办公设备、现代商务网络与系统的需求，以及针对新型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日常消耗品、耐用品和安居配套商品的购买力将不断提升，有助于激发城市外部区域的市场繁荣，并带动信息、通信、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金融、商务、教育、培训等服务项目的快速发展（张凤超，2013）。伴随“城市生产—城市消费”的内循环封闭难题的破解，将会衍生出分散式“众核型”城市发展空间模式，促进区域均衡与城市健康的良性互动发展（张凤超，2013）。
3.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乡融合
（1）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城乡产业协调提供了契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增强了要素空间流动上的自主性和分散性。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信息技术与产业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信息传输与生产制造的全面交互，进而降低了要素在空间上聚集性的要求，增强了要素在空间流动上的自主性和分散性。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和社会产品供需变化的数字化表征，再经过网络信息平台的汇总、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实时决策和科学调配，将各个层面上的生产任务进行自动分解，并根据目标对象所在的不同空间位置，搜索匹配的生产资源，实现就地、及时、个性化生产。新型生产范式客观上解放了企业获取各类信息对中心城市的高度依赖性，“两化融合”所构筑的“智能生产系统”，使得处在“偏远”地区的市场主体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生产，而传统模式下企业过度集中在特定区域所带来的“聚集成本”，主观上也为市场主体的相对分散和有限集中提供了重要的拉动力。
（2）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区域空间结构均衡。
分散化生产与网络化协作成为企业间行为互动的主流模式（杨锐和刘志彪，2016），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纵向分工体系因微观主体的新型交互方式而被解构，非中心城市/城镇则可以借助新型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契机实现产业生产由被动附属接单向主动参与设计的角色转变，而传统中心城市也无须将所有产业的上游链条都集中在本城市内部，从而使得城市空间结构由“区域整体集中，城市个体膨胀”的纵向等级化格局向“区域整体均衡，城市个体紧凑”的扁平化、网络化和去中心化格局演变。
（3）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城乡人口融合。
首先，企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布局引导着人口流动，而像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支撑下迎来重大突破，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和虚拟现实（VR）系统实现远程就医和教育，为人口分散化分布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以创意设计主导、机能整合优先、开源生产为主要内涵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模式，能够促使相当规模的劳动者逐渐摆脱城市依赖，从向城市迁移转变为从城市迁离。即便地处偏远，劳动者也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劳动条件和生产能力，在任何时间节点、任何空间位置契入柔性的工业生产链条，其职业目标的实现摆脱了空间差异的钳制（张凤超，2013）。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工作过程的享受与个人价值的彰显，随时就业、随处就业能够使其个人发展从城市和工业区建设发展的固有路径中解放出来，契合了更多创业型劳动者厌弃紧张、焦虑、成本高昂、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城市人口压力，缓解住房、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和集中消耗（张凤超，2013）。换句话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促进人口的“逆城镇化”。
最后，智能技术和现代的交通技术支持人口的城乡分散居住。我国正处在城市化推进阶段，人口居住具有向城镇集中的趋势。但是，人类居住是集中还是分散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智能技术和现代的交通技术，特别是高铁支持人类的分散居住。人们的某些偏好，喜欢在哪里居住与技术的支持无关。
（4）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城乡绿色发展。
新型生产技术可以降低社会生产中的单位能耗，减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云制造模式（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方向）有助于削弱城市工业区集结重资产的动机，推动原本一体化式的庞大城市污染源的碎片化、微型化、分散化治理（张凤超，2013）。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产业的“逆城镇化”提供了可能。
45522元和50890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2.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城镇化率看，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峰值的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造成马太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区位间禀赋差异，当然也与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首先，不同地域间自然因素和地理条件存在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属于气候宜人与外界联系较为便利的地区，而通商口岸自古以来都是外贸经济的沃土，可见其先天条件的优越性。中部地区虽多是平原，但仍为内陆地区，内需经济的发展机会远远少于外贸经济。西部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属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不发达地区，这里不仅欠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其发展的经济软环境更差（李思宇，2013）。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条件不同（陈建国，2008）。比如资金，在发达地区很容易解决，而在欠发达地区竟成难题;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朝向发达地区流动;资源也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方向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规律，因为人才向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流去，资源向加工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地方流去是合理的，而随着人才和资源的逐步丧失，资金也就流失。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是马太效應的典型表现。
其次，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同。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然贯彻实行区域性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对外开放，以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投资，这些不仅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更充分利用了东部地区先天优越的经济发展硬环境，让这一地区首先发展和富裕来（李思宇，2013）。2000年开始，关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陆续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贯彻实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四）马太效应与收入、 区域不均衡
（1）马太效应与收入差距增大。
①收入差距现状。
“马太效应”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他借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警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一语的含义，表征科技共同体中客观存在的“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现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家之间在收入、技能、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的差距正在大幅缩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对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不平衡呢？起初人们还存在一些幻想，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革命使地球每个角度的群体都有了平等地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事实上，数字鸿沟无处不在，信息革命使“马太效应”更为显著。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发展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占尽优势，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人才的限制，相对处于被动的地位。诚如前文所述，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到发展国家，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最终形成强国愈强，弱国更弱的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经过40年高速增长，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我国人均GDP从当初的200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近8836美元。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虽然对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存在广泛争议，但所有学者对改革后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上升已达成共识。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左右，增加到2017年的0.467。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已经连续18年超过国际警戒线，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中国总体差距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王亚峰，2012;LiandSicular，2014）。这种差距表现在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之间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间。2017年，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66，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08，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19。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与西部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0.06、0.02、0.11，如图7-1所示。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渐增。国人的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与日俱增。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到了2017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自上涨至36396元和13432元，分别是1978年的106倍和100.5倍。从城乡居民历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来看，1978年为2098元，到2017年已经攀升至22964元。不过，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在经历了长期的攀升后，近些年开始有下降的趋势，2017年为2.71，这比2010年的3.23低了不少。数字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值虽然在增大，但相对差值却有所缓和，具体如图7-2所示。
②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
很多学者对中国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万广华，2013;万海远和李实，2013）。这些学者发现：地理位置仍是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因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使农村收入差距状况恶化;教育对收入差距有越来越强的解释力（张涛，2016）;国家统计局不断对城乡进行重新划分加大了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Benjaminetal.，2008）;城乡二元分割始终是全国收入差距的首要来源（张涛，2016）等。
就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而言，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主因。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固然与区位环境、基础条件等历史因素有关，但与我国采取的由东向西的经济推进序列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政府先后确定的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对东部地区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和外资利用等方面又给予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优惠，使得东部地区得以借此契机迅速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促进中部崛起规划”陆续实施后，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改革和扶持力度。尽管区域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先发地区在整体竞争中占据较大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原有制度安排的惯性运作渐趋沉淀，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就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经济发展是首要因素。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会自然产生差距。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由经济发展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高的增长能力，工业的增长能力必然会高于农业的增长能力。在我国，这一理论已得到印证，农业部门日益衰落，工业部门日益兴盛，进而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郑小平和侯臣，2016）。当然，也受非自然差距影响，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因素、体制改革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行业间不平等因素（郑小平和侯臣，2016）。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如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这是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同点（余斌，2010）。
数字技术会造成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交通、传媒、技术能力等的限制，每一档次的产品和服务都有自己的市场。信息技术使得最佳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很容易并且廉价地提供，从而最佳产品和服务就占领了全部市场，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就面临没有市场的危险。百度在搜索领域、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腾讯在社交领域都是一枝独秀，这些是明显的例证。
（2）马太效应与区域发展不均衡。
①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看，的确存在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分别增加到了2017年的449681亿元、179412亿元、170955亿元和55431亿元。东中西地区生产总值的大致比例为2.5∶1∶1。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2.6%，比1978年提升了9.0个百分点。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4%、10.4%、104%和90%，呈现出东部地区领跑态势。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84595元、48747元、45522元和50890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城镇化率看，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峰值的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造成马太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区位间禀赋差异，当然也与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首先，不同地域间自然因素和地理条件存在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属于气候宜人与外界联系较为便利的地区，而通商口岸自古以来都是外贸经济的沃土，可见其先天条件的优越性。中部地区虽多是平原，但仍为内陆地区，内需经济的发展机会远远少于外贸经济。西部地区大多地處高原，属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不发达地区，这里不仅欠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其发展的经济软环境更差（李思宇，2013）。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条件不同（陈建国，2008）。比如资金，在发达地区很容易解决，而在欠发达地区竟成难题;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朝向发达地区流动;资源也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方向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规律，因为人才向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流去，资源向加工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地方流去是合理的，而随着人才和资源的逐步丧失，资金也就流失。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是马太效应的典型表现。
其次，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同。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然贯彻实行区域性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对外开放，以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投资，这些不仅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更充分利用了东部地区先天优越的经济发展硬环境，让这一地区首先发展和富裕来（李思宇，2013）。2000年开始，关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陆续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贯彻实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未完待续）
（一）世界工业革命的历程
1.行会、商帮的发展
工业革命一般是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经濟、社会等各方面出现崭新面貌。近代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工业革命，现在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开始于英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和北美。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机械化工业（生产过程机械化）。一方面，大大密切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位于西半球）在世界大范围的大肆杀戮抢占商品市场，抢占原料产地，奴役当地农民，加剧了当地农民的贫困落后，使得东半球从属于西半球。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内燃机以及新通信工具（如电话）是典型的发明。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交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典型特征是电气化，企业的生产过程流水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革命，开创“信息时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成为潮流，至今方兴未艾）。典型特征是数字化、信息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已然渗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关系非常紧密。数字革命必然与更多行业联系在一起，达到一个更快、更好、更便捷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在90年代成为潮流，并创造了新经济模式，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周期，但也酝酿了21世纪初期的新经济泡沫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数字化革命为基础，以技术快速发展为驱动力，以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门类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其中物理类技术以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信息类数字类技术以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共享经济为代表;生物类技术以生物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强调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协同。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体力，第四次工业革命解放的就是人类的脑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多个领域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为显著特征。这一轮工业革命的影响将渗透到各个行业全产业链，全球的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转到规模化定制新阶段，平台经济、企业的网络化、扁平化成为新趋势，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的产业形态层出不穷，互联网带来的资源创新互通会深刻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方式。也有人提出，这是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它的实质和特征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严格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业已到来，并无定论。毕竟具有真正颠覆意义的理论和现象并未出现，反倒更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巅峰发展。
（二）我国工业革命的
跃迁和融合
1.我国工业革命的跃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是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的边缘化者、落伍者。由于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会，我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前两次工业革命让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发展的步伐明显慢于西方各国，并最终被许多西方国家赶上和超过，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近代中国。列强在同期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对中国的入侵，更令中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期间，我国建立了一些工厂，比如清朝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中国江南造船厂、发电厂、火柴等。机器和技术工人全部来自国外，自己没有技术，谈不上工业化，工业体系更无从谈起。随后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原本就少之又少的工厂基本全毁。到1949年，我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体系和技术，只有一些残破陈旧的工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产业处在近乎无的现状。“一五”期间，我国同时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极低发展水平起点下，率先发动国家工业化（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通过集全国物力、财力、人才，优先发展重工业（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实质是为城市重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用高价格的城市产品、低价格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向城市输送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为了赶英超美，1958～1976年发生了“大跃进”。工业方面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不断提高粗钢产量指标;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壮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提高公有化程度。主要吸取的教训是要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文革”带来的损失巨大。1958～1960年连续3年遭遇自然灾害加上与苏联交恶，在受美苏两个霸权体系的同时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依靠自力更生，以全国农业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工业化，没有多余的资本发展太多的轻工业。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因为有了农业的强力支持，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2%（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苏、德、英等世界强国。虽然有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1978～1992年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转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阶段性创新客观上为国家工业化向广大农村辐射，有效推进农村工业化，创造了重要条件。进行工业化战略内的结构调整，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进程。由于恰逢国际制造业大规模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制造业在欧美国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比重快速上升。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时期。彼时，我国侥幸上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因为有了对外开放才成为“追赶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某些方面正在成为国际的领先者。
进入21世纪，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加速信息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式发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能赶上这一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着实不易，也十分万幸。
总体上，改革开放的短短40年内，中国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快速跃迁到第三次产业革命，并在21世纪初参与发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2.我国工业革命的融合
我們从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工业革命中的融合。
第一个是时间维度。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我国主要致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重点任务在于提高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期阶段。1999年开始，中国加入WTO，步入中国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之后，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飞速提升。中国加入WTO，是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获得了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战略，借助外国投资，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据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加入WTO之后，我国进入了持续时间较长、增速平稳上升的经济增长期，但一些重大问题逐渐显示出来，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三个结构性失衡，使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不强、发展成果的分享性不足、资源环境更趋恶化。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使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重创。
21世纪10年代末期至2014年，我国主动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实施两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战略，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融合。两化融合是国家于2007年提出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新主体快速增加，各类市场主体总量增加。
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计划，表明中国正在准备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两个计划将共同致力于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社交媒体与制造过程相融合。事实上，我国工业化与智能化融合大幕开启，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2015年以来，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风骚，网购已占零售总额的18%，而美国只有8%。中国三大领先技术平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能够与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等美国的全球技术巨头一争高下。我国的跃进受益于硬件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合力推动。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科技出版物规模已与美国相当，而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数量更有过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联合发布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报告显示：中国晋升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20个经济体之列（位列第17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共赢多赢的合作新局面正在形成。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近5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9%，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
总体上看，许多发达国家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自发转变，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不强，需要不断地加以干预;2011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度依赖投资，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弱化，经济增长结构不均衡。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市场化虽然是总体方向，但近年来市场化进程缓慢甚至停顿，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不到位。目前，两化还没有实现真正融合到一起，忽视必须相伴而行的市场化是原因之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融合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个是地域维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各项优势，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纵向上来看，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从横向比较而言，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使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东部沿海地区）如火如荼，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同步迈入新时代。事实上，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发展基础的不同，部分地区（如东北、西北地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整体融合要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宏观经济体系的融合与科技信息发展的影响要高于其他经济中等或不发达地区（倪萍和徐雯雯，2013）。 （三）第四次合工业革命与 我国社会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预示了欧美国家以金融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实体经济才是国民财富创造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因此，如何实现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探索新的工业革命，推动产业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此背景下，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德国学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与会国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提出了以“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和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孙乐强，2017）。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它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对当前的经济、商业、政治、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甚至将彻底改变整个社会（施瓦布，2016）。
1.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分化
经济体间以及经济体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是未来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孙乐强，2017），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两极化。
（1）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平台效应”。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总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乐观观点。一旦网络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实现了深度融合，整个社会将会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价值链的重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缩小国家各个地区、行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提高生产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引导财富流动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在增加效率的同时，提高社会的公平性（里夫金，2012）。我们认为，持有乐观观点的人们严重低估了资本的霸权功能（孙乐强，2017），平台效应将可能覆盖积极的方面。
第二种是悲观观点。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能够占据先机的首先是拥有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工业革命的资本化效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施瓦布，2016）。前者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能够在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的数字化平台，“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这一效应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少数国家或少数人的手中，而那些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国家和企业，将可能被市场淘汰，沦为被盘剥的对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施瓦布将这一现象称为“平台效应”。智慧工厂、智能制造等时代的到来，使得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制造业将重新回归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技术、高技术人才的发达国家将再次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居于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加大，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将可能因此而加大。事实上，欧美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战略，如《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欧洲经济复苏计划》《英国低碳工业战略》等。新一轮工业革命有助于在强化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欧美制造业重振设想，这将进一步减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2）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职业工作性质，导致新的阶层分化。
技术对就业可能产生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
第一，技术对就业有破坏效应。随着智能工厂和自动化生产的推进，不仅那些常规性的体力劳动、程序化的常规工作会被取代，甚至一些智力劳动也将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这将严重冲击未来的就业市场（Pissarides，2017）。例如，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取代驾驶熟练的司机，而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并不是程序化工作;3D打印技术替代的也不是常规工作。事实上，许多工种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那些需要机械重复、精准操作的体力工作。
第二，技术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从而创造新的就业。资本效应指的是对新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人们的工作不一定全部被替代，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创新会创造新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将集中在那些无法被自动化的产业部门（Pissarides，2017）。人们会对能使生活更轻松的“奢侈型”服务产生更多的需求，而这可被看作是新技术带给人们的一项收益。哪些行业会创造新工作呢？那些更加富足的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将是创造新就业岗位的主要部门。人们对优质的医疗护理需求增加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医疗保健行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人们的工作时间变短，休闲产业也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最后，家庭服务、房地产管理行业也会创造出新工作，因为我们会变得足够富有而不想再被家务事所打扰（Pissarides，2017）。当然，有证据显示：相对于以前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就业机会似乎变少了。
总体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将介于两者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新技术会大大改变所有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性质，从而出现新的阶层分化。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改变，本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严重：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是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施瓦布，2016）。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导致中产阶级的整体萎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传统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常规性工作将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必将导致中间阶层的整体分化或重新洗牌。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当年所預测的极端两极化现象将可能成为现实。从劳工角度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资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孙乐强，2017）。施瓦布（2016）认为，如果这种不平等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可能最终危及社会安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化
技术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具体体现，它是“人类及物性有目的活动的成功方式和手段”（周建漳，2002），故而必然地也将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并解决其问题与矛盾的不二选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下，虚拟数字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的相互融合将深刻影响着未来城市社会生产、商业交流、民众生活等领域的基本方式。21世纪的人类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而且还栖息于数字通讯网络组件的“软”城市中（赵渺希，2016）。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形态、城市格局、劳动就业和市民关系等产生深远影响（史宇宏，2018）。
（1）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基于新技术下的新型商业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供需矛盾和资源浪费，提高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形成了绿色高效的能源和空间利用方式，改变了人地緊张的矛盾格局，从而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席广亮和甄峰，2014）。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带动城市功能的转型提升，体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时尚化、个性化、低碳化的新型制造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薛飞、黄斌和周文魁，201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带动下，新型生产范式将物质资料的供给能力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社会生产劳动的重心逐渐转向精神产品领域，以满足消费者自我精神价值的需求。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乡镇，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乡愁寄托方面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2）第四次工业革命扩宽城市发展空间。
随着更多节点企业、劳动者在边缘区域创造并积累财富，针对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小型生产设备设施、办公设备、现代商务网络与系统的需求，以及针对新型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日常消耗品、耐用品和安居配套商品的购买力将不断提升，有助于激发城市外部区域的市场繁荣，并带动信息、通信、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金融、商务、教育、培训等服务项目的快速发展（张凤超，2013）。伴随“城市生产—城市消费”的内循环封闭难题的破解，将会衍生出分散式“众核型”城市发展空间模式，促进区域均衡与城市健康的良性互动发展（张凤超，2013）。
3.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城乡融合
（1）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城乡产业协调提供了契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增强了要素空间流动上的自主性和分散性。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信息技术与产业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信息传输与生产制造的全面交互，进而降低了要素在空间上聚集性的要求，增强了要素在空间流动上的自主性和分散性。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和社会产品供需变化的数字化表征，再经过网络信息平台的汇总、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实时决策和科学调配，将各个层面上的生产任务进行自动分解，并根据目标对象所在的不同空间位置，搜索匹配的生产资源，实现就地、及时、个性化生产。新型生产范式客观上解放了企业获取各类信息对中心城市的高度依赖性，“两化融合”所构筑的“智能生产系统”，使得处在“偏远”地区的市场主体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生产，而传统模式下企业过度集中在特定区域所带来的“聚集成本”，主观上也为市场主体的相对分散和有限集中提供了重要的拉动力。
（2）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区域空间结构均衡。
分散化生产与网络化协作成为企业间行为互动的主流模式（杨锐和刘志彪，2016），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纵向分工体系因微观主体的新型交互方式而被解构，非中心城市/城镇则可以借助新型产业价值链重构的契机实现产业生产由被动附属接单向主动参与设计的角色转变，而传统中心城市也无须将所有产业的上游链条都集中在本城市内部，从而使得城市空间结构由“区域整体集中，城市个体膨胀”的纵向等级化格局向“区域整体均衡，城市个体紧凑”的扁平化、网络化和去中心化格局演变。
（3）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城乡人口融合。
首先，企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布局引导着人口流动，而像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支撑下迎来重大突破，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和虚拟现实（VR）系统实现远程就医和教育，为人口分散化分布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以创意设计主导、机能整合优先、开源生产为主要内涵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模式，能够促使相当规模的劳动者逐渐摆脱城市依赖，从向城市迁移转变为从城市迁离。即便地处偏远，劳动者也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劳动条件和生产能力，在任何时间节点、任何空间位置契入柔性的工业生产链条，其职业目标的实现摆脱了空间差异的钳制（张凤超，2013）。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工作过程的享受与个人价值的彰显，随时就业、随处就业能够使其个人发展从城市和工业区建设发展的固有路径中解放出来，契合了更多创业型劳动者厌弃紧张、焦虑、成本高昂、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城市人口压力，缓解住房、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和集中消耗（张凤超，2013）。换句话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促进人口的“逆城镇化”。
最后，智能技术和现代的交通技术支持人口的城乡分散居住。我国正处在城市化推进阶段，人口居住具有向城镇集中的趋势。但是，人类居住是集中还是分散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智能技术和现代的交通技术，特别是高铁支持人类的分散居住。人们的某些偏好，喜欢在哪里居住与技术的支持无关。
（4）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城乡绿色发展。
新型生产技术可以降低社会生产中的单位能耗，减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云制造模式（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方向）有助于削弱城市工业区集结重资产的动机，推动原本一体化式的庞大城市污染源的碎片化、微型化、分散化治理（张凤超，2013）。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产业的“逆城镇化”提供了可能。
45522元和50890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2.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城镇化率看，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峰值的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造成马太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区位间禀赋差异，当然也与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首先，不同地域间自然因素和地理条件存在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属于气候宜人与外界联系较为便利的地区，而通商口岸自古以来都是外贸经济的沃土，可见其先天条件的优越性。中部地区虽多是平原，但仍为内陆地区，内需经济的发展机会远远少于外贸经济。西部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属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不发达地区，这里不仅欠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其发展的经济软环境更差（李思宇，2013）。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条件不同（陈建国，2008）。比如资金，在发达地区很容易解决，而在欠发达地区竟成难题;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朝向发达地区流动;资源也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方向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规律，因为人才向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流去，资源向加工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地方流去是合理的，而随着人才和资源的逐步丧失，资金也就流失。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是马太效應的典型表现。
其次，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同。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然贯彻实行区域性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对外开放，以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投资，这些不仅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更充分利用了东部地区先天优越的经济发展硬环境，让这一地区首先发展和富裕来（李思宇，2013）。2000年开始，关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陆续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贯彻实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四）马太效应与收入、 区域不均衡
（1）马太效应与收入差距增大。
①收入差距现状。
“马太效应”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他借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警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一语的含义，表征科技共同体中客观存在的“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现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家之间在收入、技能、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的差距正在大幅缩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对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不平衡呢？起初人们还存在一些幻想，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革命使地球每个角度的群体都有了平等地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事实上，数字鸿沟无处不在，信息革命使“马太效应”更为显著。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发展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占尽优势，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人才的限制，相对处于被动的地位。诚如前文所述，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到发展国家，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最终形成强国愈强，弱国更弱的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经过40年高速增长，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我国人均GDP从当初的200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近8836美元。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虽然对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存在广泛争议，但所有学者对改革后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上升已达成共识。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左右，增加到2017年的0.467。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已经连续18年超过国际警戒线，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中国总体差距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王亚峰，2012;LiandSicular，2014）。这种差距表现在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之间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间。2017年，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66，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08，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19。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与西部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0.06、0.02、0.11，如图7-1所示。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渐增。国人的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与日俱增。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到了2017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自上涨至36396元和13432元，分别是1978年的106倍和100.5倍。从城乡居民历年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来看，1978年为2098元，到2017年已经攀升至22964元。不过，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在经历了长期的攀升后，近些年开始有下降的趋势，2017年为2.71，这比2010年的3.23低了不少。数字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值虽然在增大，但相对差值却有所缓和，具体如图7-2所示。
②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
很多学者对中国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万广华，2013;万海远和李实，2013）。这些学者发现：地理位置仍是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因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使农村收入差距状况恶化;教育对收入差距有越来越强的解释力（张涛，2016）;国家统计局不断对城乡进行重新划分加大了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Benjaminetal.，2008）;城乡二元分割始终是全国收入差距的首要来源（张涛，2016）等。
就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而言，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主因。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固然与区位环境、基础条件等历史因素有关，但与我国采取的由东向西的经济推进序列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政府先后确定的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对东部地区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和外资利用等方面又给予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优惠，使得东部地区得以借此契机迅速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促进中部崛起规划”陆续实施后，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改革和扶持力度。尽管区域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先发地区在整体竞争中占据较大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原有制度安排的惯性运作渐趋沉淀，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就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经济发展是首要因素。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会自然产生差距。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由经济发展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高的增长能力，工业的增长能力必然会高于农业的增长能力。在我国，这一理论已得到印证，农业部门日益衰落，工业部门日益兴盛，进而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郑小平和侯臣，2016）。当然，也受非自然差距影响，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因素、体制改革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行业间不平等因素（郑小平和侯臣，2016）。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如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这是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同点（余斌，2010）。
数字技术会造成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交通、传媒、技术能力等的限制，每一档次的产品和服务都有自己的市场。信息技术使得最佳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很容易并且廉价地提供，从而最佳产品和服务就占领了全部市场，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就面临没有市场的危险。百度在搜索领域、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腾讯在社交领域都是一枝独秀，这些是明显的例证。
（2）马太效应与区域发展不均衡。
①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看，的确存在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分别增加到了2017年的449681亿元、179412亿元、170955亿元和55431亿元。东中西地区生产总值的大致比例为2.5∶1∶1。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2.6%，比1978年提升了9.0个百分点。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4%、10.4%、104%和90%，呈现出东部地区领跑态势。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84595元、48747元、45522元和50890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城镇化率看，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峰值的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造成马太效应的原因主要是区位间禀赋差异，当然也与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首先，不同地域间自然因素和地理条件存在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属于气候宜人与外界联系较为便利的地区，而通商口岸自古以来都是外贸经济的沃土，可见其先天条件的优越性。中部地区虽多是平原，但仍为内陆地区，内需经济的发展机会远远少于外贸经济。西部地区大多地處高原，属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不发达地区，这里不仅欠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其发展的经济软环境更差（李思宇，2013）。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条件不同（陈建国，2008）。比如资金，在发达地区很容易解决，而在欠发达地区竟成难题;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朝向发达地区流动;资源也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方向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规律，因为人才向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流去，资源向加工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地方流去是合理的，而随着人才和资源的逐步丧失，资金也就流失。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是马太效应的典型表现。
其次，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同。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然贯彻实行区域性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对外开放，以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投资，这些不仅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更充分利用了东部地区先天优越的经济发展硬环境，让这一地区首先发展和富裕来（李思宇，2013）。2000年开始，关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陆续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贯彻实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