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雄狮美术》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刊出一篇蔡廷俊所写《千佛石塔分离两地》的短文。其序曰：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的千佛石塔，是我國最古老的一座石塔，可惜的是，由于战乱而身首两离!可叹的是，由于制度不同，塔身、塔顶至今分离两地!现录其文如下：
　　“塔身藏在台湾台北历史博物馆”。
　　千佛石塔，系北魏时期(公元三八六——五三四年)献文帝拓跋弘宫小臣曹天度于公元四六六年间，耗资甚巨，全力制作的，人称“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
　　台北市植物园旁的历史博物馆，进门一楼右手弯廊处，即矗立着这座石塔的塔身，介绍卡标是：“九层石塔”。内容说明为：北魏(三八六——五三五)石刻
　　山西朔县崇福寺归藏，全塔分为三段，底座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各刻有供养人像十尊(如拓片)，其上九层刻有佛像一千三百三十二尊，各尊高可及寸，妙相庄严，其制作精绝，称当今孤品。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艺术史学院弗兰茨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國塔及率堵婆”专书中对塔身和底座有较详细的说明，他说：“塔身和底座高约两米，方形，共九层，每层都有浮雕小佛座像，其中最下一层为四排，第二层、三层为三排，其余各层为两排。总计第一层佛像为二百六十四尊，第二层为一百九十六尊，第三层为一百六十九尊，第四、五、六层各为一百二十尊，第七、八层各为一百十六尊，第九层为一百二十尊。此外，最下层每侧尚有一中型佛龛，龛内有较大的佛像。塔身四角有柱，各层皆有浮雕小佛坐像。塔的底座正面，浮雕两个供养比丘，奉献摩尼宝珠，宝珠置于莲花盘中，两侧有莲花吼狮，狮子象征护法振威。底座左右有浮雕供养人像，男女各十人，其中小人在后，似是家属幼辈。背面题记两端，各有一供养人像。”
　　综观千佛石塔雕刻，曹天度可谓把中國式的重楼建筑与印度式率堵婆缩型的塔顶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我國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识者指称：“它对于我國早期的佛教和造塔史，以及雕刻、书法艺术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置于千佛石塔的塔顶与紧紧相连的塔身和底座是如何流失的呢?原来，在八年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准备把安放在山西省朔县崇福寺弥勒殿内的这座石塔劫往日本之际，一位我國爱國工人趁在装箱时，把塔顶一段扭断秘藏，被劫往日本的就只剩下塔身和底座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塔身和底座归还了我國。大陆沦陷前，运来台湾，现存放在史博馆。
　　塔顶落在山西朔县崇福寺。
　　千怫石塔的塔顶，据称残高约五十厘米(按实际高度为四十九点五厘米)，上有相轮九重，下为复钵，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四边山花中间各有一小佛坐像，山花之下各辟一龛内有两座佛像。上复瓦状顶，四角各有立柱，似雕一人像。龛下各以宝座莲花为结。整个塔顶雕工精细，造型优美、挺拔秀丽、端庄大方，实为一件珍品!而在塔顶上辟龛造像，更是前所未见。
　　一九七九年九月之前，石塔有关消息讳莫如深。待弗兰茨教授访问中國大陆，带去从國内获得的石塔照片和题记拓本，石塔消息始传闻开来，一些秘史两相印证，始获公开。
　　当海内外部分人士欣赏这分离两岸的千佛石塔或照片时，却有些议论，有的指称收藏在國内史博馆的千佛石塔之塔身和塔座安装错了。谓塔身正面为主尊，即一佛、二菩萨，背面为释迦多宝二佛。塔座正面为狮子，背面为题记，似不应把主尊装在题记得那面……
　　这是1984年的旧事，十七年过后，两岸形势都有巨大变化，不仅顺利“三通”，也消除了很多隔阂与误解，“相逢一笑泯恩仇”。去年我有幸赴台北合作写书，到台北历史博物馆亲见國宝级的“崇福寺北魏九层石塔”，现补充些材料与读者共赏：
　　山西朔县现已改名朔洲，崇福寺在市内东街北侧，此寺创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辽代曾作为林太师衙署，称“林衙院”，辽统和年间(1983——1012)改名“林衙寺”。金天德二年(1150)改称“崇福禅寺”，清乾隆年间(1736——1795)改为今名。规模宏伟，建筑壮丽。现存山门及观音、弥陀、地藏、文殊诸殿、藏经阁、钟鼓楼等。布局严谨、主次分明。藏经阁位居殿前，颇为罕见，弥勒殿建于高台之上，雄伟冠于全寺，殿内金代塑像壁画保存完好，是全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北魏石塔雕造时间跟云冈石窟相仿，而云冈主要石窟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即和平元年(460)至太和十八年(494)。此石塔顶部龛内的释迦多宝并座雕像与云冈十七公尺大佛风格完全相同，由此可断定此塔雕造时间上限。
　　今年六月，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富春山居图》将与浙江博物馆珍藏残卷作联手展示。热盼之时，不禁想到两岸类似趣事应尚不少，现刊出此文作为呼吁：是否也能引起双方关注，争取早日合作联展呢?苏东坡《水调歌头》寄情兄弟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情此景，不胜感慨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