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4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前来考察的温家宝总理求助“讨薪”的事件发生后， 一场“讨薪风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成千上万为讨要回自己的血汗钱不惜以“跳楼”、“自焚”这样的极端手段来维权的民工为此受益。
　　年关将近，“讨薪风暴”还在持续，对于弱势的民工群体，舆论给予了足够的同情，纷纷对黑心的“包工头”予以谴责。然而，2003年12月2日，河北省藁城市的一位包工头却因为拖欠民工工资、也因为"讨薪"的问题被逼得在家中上吊身亡。
　　在人们眼中属于“强势”群体的包工头为什么也会被逼上绝路？在他选择自杀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辛酸和无奈？解读这起悲剧，我们似乎可以对“讨薪难”背后的灰色链条有一些更真切的认识。
　　
　　骑虎难下，赔钱生意“套牢”包工头
　　
　　今年56岁的王爱民是石家庄藁城市南周卦村的农民。十几年前，精明能干的他，有一身过硬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精通绘图和建筑预算，被河北省冶金建设集团四公司招聘为项目经理，他借此组建了自己的建筑队，开始在市场上招揽工程。
　　在大家的眼中，王爱民为人厚道，给工人发工资非常及时，哪个工人家里有了困难还常常额外给一些补助，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他，抢着到他的建筑队干活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王爱民成了石家庄地区建筑行业里有名的“能人”。
　　几年前，王爱民承包的两个工程先后拖欠了他的工程款项达300多万元，尽管他已经诉诸法律，但这笔欠款几乎拖垮了他的建筑队，他卖掉了自己的一辆奥迪汽车和建筑队的大件设备，才算勉强还清拖欠工人的工资等费用。王爱民寄希望于在以后的工程中能东山再起。
　　2001年6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在石家庄西郊鹿泉市开发一个叫"丽景园"的居民住宅区。急于找活儿干的王爱民承包了其中一栋楼的建筑工程。开发商的条件很苛刻，不仅要求他先垫资开工，而且还将承包费一降再降。他算了算，即使自己能顺利地把活儿干完，也最多只有十几万元的利润。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开发商按进度逐月支付工程款。在工程竣工结束后将款项全部结清。施工方如拖延工期，按每天1％的违约金支付。
　　刚开始，在王爱民承包的2号楼盖到第二层封顶后，开发商立即按照约定支付了60万元的工程款。虽然比总额少给了十几万元，但王爱民觉得这家公司还比较可信。为了多挣些钱，他当即以同样的条件把正在发包的9号楼也接了下来。
　　几个月后，9号楼的2层封顶了，2号楼也已盖到了一半，王爱民眼巴巴地指望着开发商能像上回那样如期支付他的工程款，可开发商的态度这时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迟迟不肯兑现款项。
　　王爱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承包的2号楼垫付进去了一百多万元，不仅花光了他多年的积蓄和家底，而且大多数材料和设备都还赊着帐。更要命的是，开发商不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工程就得被迫停下，如果延误工期，最后"违约罚款"的板子还得打到自己的头上。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钱还是没有拿到手。2002年11月，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王爱民找到开发公司的负责人王芳芳告急："王总，赶紧拨款吧，工地现在都已经断料停工了。"
　　这位年轻的女老板悠闲地坐在老板椅上，一点儿也不着急，她说：“停了好啊，大家正好歇几天。” “停工怎么行？耽误了工期算谁的责任？再说付款日期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王爱民有些生气。
　　“不算话你能怎样？做工程就得有实力，你不愿意干趁早退出，想干的人多的是。”王芳芳的脸沉了下来。
　　工程已经过半，如果中途退出，不仅要承担违约的责任，一百多万元的前期投资也无望追回，王爱民此刻已经没有退路，只好强忍着和王芳芳商量：“你能不能先给点料钱，让我把工开了，工地停一天我就要损失好几千呀。”
　　“我现在没有钱，要么你自己想办法，要么由我们想办法进料，你选择吧。”王芳芳这样说。王爱民做了十几年工程，他深知这样做开发商会从中渔利，盘剥他本来已经很低的利润，但面对工地停工的局面，他也只好听凭人家安排。
　　材料终于运到了工地，但价格却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仅这一项，王爱民就要损失几万元。这些材料费当然最后要从王爱民的工程款中扣除。明明知道开发商从中吃了回扣，自己却只能充当冤大头，每次在进货单上签字，王爱民都气愤难平。
　　
　　求告无门，良心难安以死控诉
　　
　　2003年春节过后，两个工地即将开工。工人来了不少，但因为上一年的工资还没有拿到，大家任凭王爱民怎么劝说也不肯进入工地上班。
　　春节前已经耽误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再拖下去必将延误日期。急得吃不下饭的王爱民来到工人的宿舍，扑通一声跪在了大家面前，声泪俱下：“兄弟们啊，都怪我王爱民瞎了眼，相信了这个黑心的老板。可咱们现在不干也没办法了，不干咱谁都拿不到一分钱。我求求大家，看在我这张老脸上，再帮我一把，等工程一完我立即给大家发钱。”
　　民工大都是王爱民的老乡，他们了解王爱民的为人，看到曾经辉煌的王爱民被逼到这份上，大家心软了，纷纷上前将他搀扶起来。当天下午，五百多名工人相继带着工具走进了工地。为了维持工程正常运作，王爱民又一咬牙将自己和两个儿子的住房做抵押，从银行贷了二十多万元款，才算勉强度过了难关。
　　在期待中苦熬了几个月之后，2003年9月，2号楼竣工后通过了工程验收。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这时至少要付给他100多万元工程款。满心欢喜的王爱民筹划着用这笔钱还债给工人发工资。但他万万没想到，开发商这时又耍起了花招。
　　王爱民前去索要工程款时，王芳芳却说，2号楼的竣工日期比原定时间拖延了3个月。如果以每天1%的比例扣除罚款，公司应该付给王爱民的这笔工程款"早没了"，不仅如此，王爱民还倒欠着开发公司的钱。
　　闻听此言，王爱民如雷轰顶，他满腹的委屈全都爆发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贴进去一百多万元，还欠了一百多万元外债，连房子都抵押了，到头来不仅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你的钱，你为什么不凭良心说话？工程延期的主要原因是你们不及时支付工程款，这责任凭什么都算到我头上？你再这么不讲理，我要去法院告你们。”王爱民几乎被气晕。
　　王芳芳毫不示弱：“你别在这里撒野，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到哪里告我也不怕。如果识相就等9号楼干完再和我算帐，到时候我也不会亏待你。"
　　至此，王爱民才觉得自己的脖子已经被他们套上了一个绞索。 想到他们已经欠下了自己二百多万的工程款，怕自己越陷越深，王爱民拒绝再和他们合作。他开始向各级政府投诉求助。但遗憾的是，王爱民整整跑了两个多月，找遍了各级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却没有任何回音。
　　时间一天天过去，工程款没有着落，王爱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数百名民工跟王爱民干了一年多，却连回家的路费都领不到，大家的怒火被点燃了。罢工后的民工整天追在他身后要工钱。供货商们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王爱民春节前必须结清欠款，否则就要到法院告他。
　　衣衫褴褛的民工整天把他家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起初王爱民总是出面好言相劝，还又想办法东挪西借凑了十几万元钱给大家发工资。这点钱对于他的一百多万元的欠款无异于杯水车薪，没有拿到钱的工人却以为他有钱却想赖帐不还，闹得更凶了。没有办法，王爱民只好出去躲债，一边躲债一边找有关部门反映，解决问题。
　　有一天晚上，在外奔波了一天的王爱民又接到了儿子打来的告急电话。说十多个前来讨债的供货商和讨要工资的民工找不到他，挥舞着砖头木棍将屋里的东西砸得一塌糊涂，临走时还告诉王家人：“再不给钱，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干脆弄个炸药包，把你们全家都炸死。”
　　心情沉重的王爱民不敢回家，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火车站。摸摸自己的口袋，只剩下十多块钱了，他在一个小吃摊上坐了下来，打算吃口什么，晚上随便找个小旅馆对付一下。他刚坐下来，一个须发花白、面容黢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的老者来到他的面前伸手向他乞讨。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乞讨的老者是被他雇来在工地上做饭的民工李孝民。老李家在革命老区平山县的一个山沟里。两年前，老李的儿子和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因为煤气中毒，双双死于非命。老李和老伴、还有8岁的孙女相依为命。儿子和儿媳死后，老伴又得了尿毒症，连温饱也没有解决的一家人如同雪上加霜。不得已，六十多岁的老李只好撇下病重的老伴出来打工挣钱养家。没想到，跟着王爱民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多，工钱却拿不到手。看到要钱无望，想到因为无钱看病只能在家等死奄奄一息的老伴，无奈之下，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
　　看到老李被自己害得落魄到这般地步，王爱民羞愧万分。他说：“老哥哥，兄弟实在对不起你，别再要饭了，过不了年就把老伴和孩子接到我家里去住吧，我家好歹有个吃饭地方。”
　　老李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知道你也实在是作难，不是诚心欠着俺们的钱不给。现在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唉，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老李老泪纵横。
　　连饭也吃不下去了的王爱民拉着老李的胳膊泣不成声。他发誓说：“老哥哥，要回钱我第一个就把你的工资结算了，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你们的血汗钱还了。”
　　看到老李的处境，王爱民连夜乘车赶到工地，想对一直滞留在工地上的几十个外地民工解释安抚一下。看到他来到工地，几十个在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中住在四面透风没有门窗房子里的民工，以为他是给大家发工资来了，高兴地把他围了起来。但得知他依旧没有要到一分钱，大家的情绪又一落千丈。
　　来自湖南洞庭湖的渔民彭力伟气愤地一把抓住他的领口不放他走。彭力伟的两个十多岁的儿子都感染了血吸虫病，为了多挣些钱给儿子治病，彭力伟总是捡最苦最危险的活儿干。有一次在打桩时发生了塌方，彭力伟被虚土埋住，幸亏搭救及时才捡了一条命。看到自己的血汗钱没有指望了，彭力伟拿出儿子的照片，哭着哀求和责骂王爱民道：“老王，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你看看吧，我儿子都病得快死了，我这一年连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们寄回去过。你们这些包工头的心太黑了，难道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看到彭力伟的那两个因患了血吸虫病挺着大肚子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的照片，看到跟自己累死累活干了一年现、在却连饭也吃不上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的民工兄弟，同样是一个农民的王爱民心都碎了。他再一次跪地向大家忏悔道：“我王爱民如果是故意拖欠大家的工钱让我遭雷劈，我现在正想办法要账，给不了大家的钱，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
　　2003年11月的一天，求告无门、心急如焚的王爱民只好又去找王芳芳。一见面这位女老板就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叫骂道："你有本事就接着去告，我奉陪到底。告诉你，你欠人家的钱自己想办法还，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再次碰了一鼻子灰之后，王爱民连家也没敢回。他躲在一位朋友家喝了一夜的闷酒。朋友劝他去法院告状，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现在我手里还攥着以前三百多万的工程欠条，为这我已经打了两个官司了，可打了好几年打到现在也没个结果。律师费、诉讼费倒又贴进去不少。官司我是打怕了，如果再官司，开发商说我拖延工期违约，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还是别跟开发商彻底闹僵，否则要钱就更没有指望了。”
　　王爱民本来寄希望于当地政府能出面干涉，帮他要回欠款。但当他最后一次又找到镇政府的一名副书记求助时，那名副书记明确地告诉他：“老王，这件事情我们管不了，你还是想其他的办法吧，别再来找我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王爱民万念俱灰。
　　2003年12月2日上午，王爱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聚到家中，想办法为老父分忧，商量去哪里借钱偿还马上就要到期的一笔十万元的模板租赁费。在这期间，不停有人上门要账，还接了十几个催款电话。王爱民坐在一边脸色发灰，他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给你们捅了大窟窿，再不能给你们添债了。我老了，糊涂了！可你们要记住我这句话，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要再做工程。"说完，他又掩面哭泣，嘴里不停地唠叨道："唉，我怎么才能对得起那些跟我干活儿的工人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哪怕用我这条老命，能换回工人们的血汗钱也行啊！"
　　王爱民的一番话让儿女们非常心酸，但他们没有多想，只是安慰了他几句，就匆匆出门分头借钱去了。 午饭后，王爱民的老伴到院门外打扫卫生，前前后后也不到十分钟，再回来时却发现，屋门从里面锁上了。她急忙拿钥匙开门，进去一看，王爱民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吊在房梁上，已经气绝身亡。
　　
　　以命抵债债难了，悲剧何时不再演？
　　


　　王爱民被逼身亡，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巨额的外债却不给他们伤心和喘息的时间。得知王爱民死亡的消息，债主和民工们全都炸了营，工地上一片混乱，家门前小路上都挤满了要债的人。
　　闹得最凶的是那些供货商和下层的小包工头。王爱民已经欠了他们两年的工钱或货款，好多人也已因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大家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
　　12月3日上午，一位供货商冲进灵堂，拿起王爱民的遗像又摔又踩，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王爱民，你可害死我了。辛辛苦苦跟你干了两年，我的钱全完了。你死了一了百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父亲尸骨未寒，家里又乱作一团，王爱民的长子王振国不得不承担起替父讨债的任务。他顾不上料理父亲的丧事，立即带着本村的村干部去找开发商理论。可开发公司的人避而不见，他们只好披麻戴孝到工地上静坐。坐在冰凉刺骨的地上，想起父亲的惨死和今后难以预料的局面，王振国不由得放声大哭。
　　在鹿泉市上庄镇领导的干预和调解下，“昌达”公司的负责人王彦，出面和王振国“谈判”。 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昌达”公司与王振国在将遗留债务核对清楚后，在三天内将拖欠的工程款结算清楚。但协议签署后，开发商却又迟迟不配合核对账目。
　　答应给钱却又故意不兑现，王振国急火攻心，度日如年。他想起诉“昌达”公司，可这又解决不了燃眉之急。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父亲不仅拖欠工人工资一百多万元，材料费租赁费30多万，还向亲戚朋友借下60多万元的外债。现在不少工人整天跟在他身后要钱，他走到哪里，工人就跟到哪里。每天还会接到无数个讨债的电话。债主拿不到钱，就在他身上撒气。一天下午，他和弟弟还被一个债主拦在路上打了一顿，手机、手表和仅有的几十元钱被洗劫一空，连毛衣和棉袄都被扒掉了。
　　“现在我的精神也快崩溃了，甚至想过用暴力的手段去向对方讨债。我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想拿回自己的劳动所得，偿还欠下的良心债，我的父亲已经被逼死了，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吗？”说这番话时，要不到钱的王振国眼泪奔涌而出，悲愤难抑。
　　2003年12月中旬，记者来到丽景园小区施工现场采访。记者看到，王爱民承建的两栋楼中，2号楼已有住户入住，9号楼仍在施工中，这栋共7层的商住楼已经封顶，现场有许多工人正忙碌着。
　　在施工现场的王芳芳向记者介绍说，按照合同2号楼应该是2003年4月底交工，可实际上在9月底才交工。2号楼存在好些问题，比如防水都没有做好。现在，公司只得又请其他公司弥补。即便如此，在2号楼交钥匙的时候，公司已经付给了王爱民大部分工程款，剩余的工程款，公司从没有明确说过不给他了。王爱民自寻短见，她只能表示遗憾。
　　王还补充说，在这件事上开发公司也受到很大伤害，因2号楼工期延长公司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可公司从未明确对王爱民说过要严格执行合同扣每天1%的罚款。她认为，如果严格执行合同，余下的工程款"早没了"，所以王爱民并不是被开发公司逼死的。
　　王爱民被逼自杀的悲剧，在石家庄引起极大的反响。石家庄市建筑施工管理处主任王家荣在记者采访时说，在王爱民的悲剧发生后，管理部门今后将针对目前建筑市场工程拖欠愈演愈烈的情况，依法对开发商的资质严格审查，努力从工程源头上避免拖欠现象的发生。由于当前建筑行业的恶性竞争，王爱民为了取悦业主，取得项目，和业主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出现纠纷时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有效维权。当前拖欠民工工资的纠纷大都因此而起，在法律和政府监督的缺位下，王爱民的悲剧是对我国建筑行业的混乱现状敲响的又一记警钟。
　　编后：王爱民死了，欠薪链条的中间环节断了，但“年年讨薪不见薪”的难题并没有随之轻易破解。包工头王爱民自杀这个极端的个例，以生命的代价提醒我们：如果理不清欠薪灰色链条中的各方责任，如果不重视悲剧所发生的社会氛围，或许今后还有更多的建筑商像王爱民一样选择不归之路。真要是那样的话，处于建筑市场最末端的受害者，广大民工，其眼巴巴讨薪的视线将永远找不到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