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牛角吹落了西天的太阳，
　　晚风中飘荡着驼铃丁当。
　　荒原上燃起了第一堆篝火，
　　马头琴弦——把古老的恋歌吟唱。
　　这次大西北之行，是想解决一个在头脑中转了十几年的学术问题。１９８３年，我曾听过北方民族史专家林斡教授的一次学术报告，谈到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有一座被风沙湮没的古城废墟，以及关于这座废墟的历史。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真正要进入巴丹吉林时，发现这里传递给我的历史信息，竟让我应接不暇！它的历史古老得让人有点眩晕。
　　除了远古的岩画群外，这里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层的遗址。先秦时期， 它是大月氏人世代相传的牧地。当北方大漠上刮起匈奴狂飙时，月氏人被驱赶到河西走廊一带游牧，巴丹吉林成了匈奴右庭休屠王的牧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武帝时。当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后，汉中央政权在这里建居延塞，驻汉军以防匈奴；东汉亦如此。西晋时期，这里成了西海郡，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当鲜卑人进入黄河流域时，这里属北魏。北魏分裂后，先后归属西魏和北周。隋唐时期，它是抵御突厥人的前线要塞。宋代，西夏的党项人统治了巴丹吉林。元代，它属甘肃行省。朱元璋建明，却没能统治巴丹吉林。巴丹吉林那时属于漠西蒙古的瓦剌部，直到清代，它才回到中央政权的统治下，称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巴丹吉林，和中国北方整整一部游牧民族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春季并不是沙漠考察的理想季节，不过我的运气很好，骑着骆驼进入沙海考察的那天，竟没有一丝风。天蓝蓝的，沙丘起伏，像人体柔美的曲线，一直伸到远方的天边。同行的朋友自豪地告诉我说：“这是世界上第四大沙漠，它的沙丘相对高度为５００米，最高的沙山５２８米，为世界之最！”
　　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在单调的黄色沙丘中，我们发现了一汪清清的湖水。水面不大，像是广阔沙漠中一滴晶亮的泪滴。
　　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不讲话了，只有驼铃的丁当声，让大漠显得深邃、高远，我的思绪也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时空，定格在“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这几个字上。 额济纳旗政府所在的小镇叫“达赉库布”，蒙语的意思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本来这里是祁连山雪水在春天融化后形成的一条雪水河，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称它为弱水。弱水的下游有一片低地，据说有数百平方公里，古称居延海。如今，居延海已干涸，只留下“达赉库布”这个美丽的名字，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一片巨大的湖泊湿地。
　　当清代土尔扈特人游牧在额济纳地区时，弱水河两岸水草丰美，百鸟鸣唱，上万公顷的胡杨林里，奔跑着黄羊、野驴、马鹿、野马等大量动物。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故事，当今的影视和舞台剧都有表现，但艺术作品毕竟不是历史，这支悲壮的戈壁蒙古部落源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把它定为这次历史文化考察的题目之一。
　　蒙古族群盟旗制度的雏形，实际上起源于原始氏族部族的游牧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或分或合，时大时小。１３世纪初，铁木真作为全蒙古的大汗，统一了所有部落，称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们建立过地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
　　但是，自北元灭亡后，蒙古各部重新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到了１６２６年，清帝皇太极建蒙古衙门，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数年后，漠北蒙古喀尔喀部被分为四路，东路车臣汗部共２３旗，北路土谢图汗部２０旗，西路为扎萨克图汗部１９旗，中路三音诺颜部２４旗。为加强对漠北蒙古各部的管理，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漠北。
　　漠南地区东起科尔沁草原，西到鄂尔多斯共４９旗，被合成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此外，土默特部设两旗，察哈尔设八旗，套西蒙古设阿拉善厄鲁特和额济纳土尔扈特两旗，整个漠南地区直属中央理藩院。
　　青海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设２９旗，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
　　如果考察蒙古各盟、旗的“最高长官”的家谱，几乎都是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但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不是。
　　现在我们只知道土尔扈特部的先祖，是元代一位官员，叫蒙罕。蒙罕只是名字，姓氏史书也没有记载。在明代，蒙古分裂为三部，即东部的兀良哈，中部的鞑靼，西部的瓦剌。土尔扈特的先祖应当是瓦剌下属的一个部落。在明朝永乐八年（１４１０），明成祖朱棣曾对其先祖封爵，并赐以玉印。自那时起，土尔扈特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属民，而并不在意中国中央政权的更替。
　　明末清初，瓦剌已不存在。游牧在瓦剌旧地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和硕特、杜尔柏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结合成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首领每年要在伊犁会盟一次，清中央政府称他们为“厄鲁特”漠西蒙古。
　　土尔扈特最早的牧地在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之间的雅尔属地塔尔巴哈台。古代游牧民族间的战争，大都因为争夺草原、水源而起。此时在阿尔泰山一带游牧的准噶尔部台吉（贵族）巴图尔珲恃强凌弱，抢占了土尔扈特的牧场，迫使他们向西游牧到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所以，俄罗斯沙皇认为，他们在俄国的领土上放牧，应当属于俄罗斯臣民，应尽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然而，土尔扈特人不这么想，他们继续派人回新疆参加厄鲁特首领会盟。同时，在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都派使者到清中央政府上表进贡，以示忠顺。不过，此时的土尔扈特人离开祖国已有１００多年。
　　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宗教原因、战争原因、内部权力斗争等诸多原因。
　　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的历史已很长。早在１２５３年，忽必烈大帝召西藏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晤后，藏传佛教便开始逐渐代替大漠草原上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土尔扈特全族的牧民都信仰藏传佛教，而喇嘛在部落里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和部落首领一起协商，决定重大的、事关部落命运的问题。
　　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宗教信仰必然要和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在俄国社会生活了１００多年的土尔扈特部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的部分人，已经逐渐摒弃了藏传佛教，而改信东正教。土尔扈特贵族中的敦杜克夫家族是信仰东正教的代表人物，他在俄国政府支持下，与依然信奉喇嘛教的渥巴锡展开权力斗争，以图削弱渥巴锡汗的影响。
　　在宗教矛盾和权力斗争复杂因素困扰下的土尔扈特部族，又遇到另外一个战争因素的影响，即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沙皇政府，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１７６１年，渥巴锡继承汗位时，正逢沙俄在南方为争夺黑海北岸大片土地及黑海海峡通航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土尔扈特部族的青壮年被大量征兵，更引发了土尔扈特部落的不满和危机。
　　此时，决定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导火线出现了。
　　漠西厄鲁特各部间既有战争，也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更有着同族同种人之间特有的亲合力。
　　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清军在平定新疆回部分裂叛乱势力的斗争中，占领了伊犁。与清军作战失利的土尔扈特贵族舍棱，带着一部分人逃到额济勒河，与那里的同族汇合游牧。正如前面所说的宗教、权力斗争，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在１２年后的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舍棱劝说渥巴锡离开额济勒河东归，寻找另外一块可以世代相传、属于自己而不受侵扰的永久牧场。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在伏尔加河流域连绵不断的大风雪中，渥巴锡汗率领下的土尔扈特部开始了整个部族悲壮的大迁徙。
　　这是一支长长的队伍，由数十万人组成，他们赶着驼群、马群、牛羊向东行进。老人、妇女和儿童坐着勒勒车，马背上的青壮年则紧握着闪亮的钢刀，保护着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儿女。
　　战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沙皇对土尔扈特东归感到震怒，哥萨克的追兵天天都会和土尔扈特的后卫部队接火，一批又一批的勇士倒在东归的风雪之路上。这是由英勇悲壮的戈壁蒙古的勇士，用尸骨和鲜血铺就的东归之路。
　　他们企盼着大清皇帝能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当整个部落由巴尔喀什湖而进，进入大清国境，走到哈萨克的游牧之地时，清朝的伊犁将军怕这些疲惫不堪的人马和畜群占有哈萨克和巴什人的草场，竟然下令让哈萨克台吉率众堵截，不允许土尔扈特人越境游牧。
　　此时的土尔扈特人边走边战，伤亡严重，人疲马倦，不得不绕道瀚海戈壁。
　　无水草，无粮食，附近的布鲁特部族（今柯尔克孜人）还群起而攻之。《清史稿》记载土尔扈特在大戈壁上“人皆取牛马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３０万，牲畜十存三四”。在瀚海中整整走了６个月，留下大量人畜的白骨。直到接近内地的卡伦，“布鲁特始敛收兵”。
　　清廷终于派使者普济来询问土尔扈特东归的意图。渥巴锡汗召开包括部落贵族、喇嘛参加的会议，“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并献出了土尔扈特部祖先在明永乐八年被敕封的汉篆玉印、玉器、宣窑瓷器等物。
　　乾隆皇帝被感动了。他下令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到伊犁经办安置土尔扈特部余众７万余人的具体工作，赈以米、麦、牛、羊、茶、布、棉裘等大量日用品和白银２０万两。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九月，渥巴锡汗终于得到与中国境内所有蒙古部落酋长同样的待遇。
　　他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亲自在“烟波致爽”殿接见了他，并封他为卓里克图汗，划拨额济纳旗为土尔扈特人之永久牧地。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落众记》碑文，立于避暑山庄外的外八庙和新疆伊犁。
　　往事悠悠，令人激动不已。
　　当我在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戈壁滩上，偶尔看到一两群信步游荡的骆驼和跟在后边的牧牧人时，都会产生联想：他就是那支悲壮的戈壁蒙古的后裔吧？
　　午后离开沙漠，乘车直奔达赉库布镇。车窗外的大漠残阳，给人以粗犷壮丽的美感。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车上的人在闲聊，思绪又飞到远去的年代。那时的弱水两岸，一定是芦苇丛丛、芳草萋萋吧？达赉库布四周美丽的额济纳绿洲，迎来了那支曾经在干旱无水的瀚海戈壁上艰难跋涉的土尔扈特部落。也只有在这片绿色的牧场上、胡杨林里，土尔扈特人才真正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