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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过去了，人们认真地输掉了自己。
——颜峻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我出生前十年，妈妈在工作笔记上抄下这首诗。
她说，抄录这首诗的时候，她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春天的早晨，下过雨之后，她走出教室，看到外面的景象，总觉得要写点什么才好。但她不会写诗，她就把这首诗写下来，写在工作笔记上。
工作笔记，64开，红色。
“×你妈”×100
——十岁时，我帮妈妈骂人。
那些年发生的事，我愿意一笔带过。我们曾经生活在西宁，但随着妈妈失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爸爸去一间漏水的房子里关电闸，被电击身亡，我们只有回到兰州老家，妈妈，我，弟弟，还有爸爸的疯子弟弟，一起回到兰州。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叫华林岗。
从兰州火车站下车，坐上1路车，101路车，一直坐到终点，坐到西站，然后，再坐上3路车，103路车，再坐到终点，那一站，就叫华林岗。3路车，103路车，不紧不慢地，怀着一种隐忍，向着落日滑过去。
这一趟行程异常漫长，漫长到不适合任何一个回家的人去忍受。这中间要经过多少站？我从来也没有计算过，对你熟悉的东西，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也一定是这样，就算我在车上睡着，也能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醒来。在21岁离开兰州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后来的二十年，只是游魂的二十年。
就在搬回老家的第二个月。
邻居家的女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开始向我们吐唾沫，或者不干不净地骂着一些话，快要进门的时候，总是重重地合上木头门，走进院子，她的声调还会再提高一点，故意让院子外的人听到。她说，她看见妈妈偷了她家的木杆，用来撑起果树枝条的木杆。
妈妈说没有，我再穷也不会偷别人的木杆，她就是要找个人来欺负，她就是那种乡下的认死理的女人，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邻居家的女人还会站在院子里，高声骂脏话，每一句针对的都是隔着一道墙的我们。不要脸，偷东西，偷了东西做棺材用，克死了男人，只好给孩子找野爹，野爹也不好找啊，只好倒贴，整个华林岗都倒贴过来了。
妈妈说，我们要有教养，不要理会她，要轻轻地关门，那些脏话都是没教养的人才說得出口的，我们不能跟她计较。妈妈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妈妈是隐忍界的专家。然而有一天，邻居家的女人再次从妈妈身边走过时，推了妈妈一把。
那天晚上，妈妈魂不守舍，一直若有所思。后来，她告诉我，她在练习回骂，她打了腹稿，先列出对方的不是，以及种种劣迹，然后讲述自己的隐忍，如何不和她一般见识，然后搜肠刮肚地想了所有她以为的骂人的脏话，放在最后。有起兴，有叙事，有高潮。她不断温习，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已经想象到，她得到了所有围观者的支持。最后，她会带着我们，走进家门，然后轻轻地关上门。
直到三天后，她才有机会遇到邻居家的女人，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痰，骂着“野×”。妈妈终于有机会拿出她准备的回骂了，她说，你站住，你以为你说的啥我没听见吗？你还要欺负我们多久？整个华林岗的人都看得到。邻居家的女人回过头来，以最尖利的声音，骂出一堆脏话，妈妈瞬间就被那堆脏话罩住了，完全没有能力回骂，她看起来还是很镇定，却退了一步，扶住了我家门前那只小小的石狮子，她迅速把手从石狮子上拿开，但她已经扶过了，她输了。
就在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中膨胀起来了，无休止地膨胀着，填满了整个大脑，随即又把大脑撑大了，无限大，我脖子上有一个无限大的空间，甚至有乌云飘在里面。我顶着这个巨大的空间，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的女人面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歇斯底里的声音，骂出至少一百个“×你妈”。我不换气，我没有丝毫停顿，我排山倒海。我脖子上的巨大空间，以及我们站立的巷道，甚至整个宇宙，都被这一百个“×你妈”充满。
真正震慑了邻居家的女人的，不是这一百个“×你妈”，而是我最后撂下的话，和我怨毒的眼神：你等着，我把你的场（麦草垛）给你点掉，我把你家的猪全都闹死，把你家娃搡到河里，反正我不负法律责任，你有本事你就天天把你家娃跟上，不要让他出事。
回到家里，妈妈没有和我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话。但我看得出，她甚为得意，似乎那一百个“×你妈”出自她口。她全然忘了，她打的腹稿，和她苦心铺设的起承转合，全都没有用上。
直到晚上，灯亮起来的时候，她看着我，颇有赞赏之意。她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口气都没换？你是不是练过？我说，是的，我到河边去练过，我练了很久，我骂的时候头都晕了，但我没停下。妈妈笑了。
“好不容易拍个照片，不要吊脸！”
——这是我们唯一的全家合影，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十三岁。
那天，我们的邻居，一个刚买了相机的男人，拿着相机来到我们家，他说他刚拍了一些照片，现在还剩两张空胶卷，他愿意为我们把这两张胶卷用掉。
我们迟钝地、怀疑地面对着这番突如其来的好意，但是妈妈很快就从这种已经控制我们很久的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她很快地掠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变得神采奕奕、颐指气使，像回到当初那些好日子里去了。
她大声地指挥弟弟去爷爷家里把爷爷接来，又叫我把梨树下那些破烂的竹笼子搬开，因为她选了梨树作为背景。又是这样一番鸡飞狗跳、四邻不宁，足以说明拍照是我们生活中百年难遇的事。
我远远地走到角落里，看见拿着相机的男人先是口瞪目呆，而后困惑不解，最终显现出一种混合着好笑、不耐的神情。妈妈又在大声地呵斥我，要我给这个男人倒水、搬椅子，要我去换衣服。
天快要黑了，终于不得不拍照了，妈妈环顾四周，意犹未足地坐在镜头前，叮嘱着我们不能眨眼、不能吊脸，终于，妈妈安静下来，任由相机在她还是满怀遗憾时完成了拍照，像她无数次任由命运摆布时一样。 在缓缓前来的暮色里，胶卷凝固了那一刻。我要说，我要感谢这个男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
坐在前排中间的那个老人是爷爷。他的左边是妈妈，她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肩膀微微下垂，她穿着她自认为最好看的那件淡蓝色衬衣。坐在爷爷右边的是姨姨，妈妈唯一的一个妹妹，那天她正好在我们家里。
站在他们后边的那个男孩，就是弟弟。站在弟弟旁边的那个女孩，就是我。
光线已经很不好了，很暗，只够让这张照片刚好被冲洗出来，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古怪，眼睛很深，受苦的那种深，衣服似乎也格外褴褛，我们准备好的表情，也被这种暗淡的光线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
也许，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是这种褴褛的、令人不快的表情。只有在30年前的照片里，才能见到的褴褛。我们，还未经过存放，就已经旧了。我们的努力，都是在负数基础上的努力，连表情也是，我们笑了，也还不是笑。这张照片像X光机一样，拍出我们生活的真相。
但是，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不易察觉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处于一种在那些认真而辛苦地生活着的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中，那是一种毫无忧惧的生活才能助长的，一种极度的涣散，可耻的无畏。
照片上没有爸爸的位置。
这种位置不是存在于空间之中。不仅仅是因为照片上没有爸爸，而是因为妈妈、弟弟还有我的表情上都没有一丝缺憾，以至于使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都觉不出异样，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还能这样的亲密无间，就像没人能相信房子抽去了房梁竟然没有倒塌一样。不在全家合影照片上存在的爸爸，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是爸爸的照片。
这是二十二岁的他，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军便服，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能够有一身军便服是最让人羡慕的事情，即使平时没有这样一身衣服，那么，在照相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身。
爸爸，二十二岁的爸爸，就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他有一张异常英俊和干净的脸。在我们生活在西宁的那段时间，他是周围人的欢乐之源。他们说，他天性快乐，慷慨大方，经常请他们喝酒，敢于打任何赌约，包括在雨后，去积水的电工房关掉电闸。
这一家人，从细胞开始，变成人，聚在一起，然后散落在四面八方，散落在再也不能相见的各个空间。想到这里，我常常覺得有无限的空虚。
那种空虚感，就是爱。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妈妈对十五岁的我说。
家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或是镜子，总是破的、裂的，在裂缝上贴着胶布或是烧得半焦的塑料。那是疯子叔叔在犯病的时候打破的。从这样的镜子里照出的脸，是八角的或六角形的，并且有三只或更多的眼睛。我常常想我怎么没有成为毕加索那样的画家呢？
我的疯子叔叔，是我父亲家中最小的孩子，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遗产。他时好时坏，起初，以好的、清醒的时候居多，慢慢地，以坏的、疯狂的时候居多。他被整个家族委派给我父亲照管，他跟着我们去了西宁，随后又跟着我们回到兰州。
他怎么不死呢？他怎么不吃错耗子药呢？怎么不把农药喝下去？怎么不在河边行走时掉进漩涡里去？那些由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丢出的石头，怎么没有一块正好打中他的太阳穴呢？黄昏的时候，他嗷嗷叫着，欢乐洋溢地拖着一根大树枝在河边、在街道乱走，身后是一大群大小不等，像过节一样的孩子。
十三岁，我十三岁。有一天我们看见家里堆放杂物的房子在冒烟，我们循烟而去，在那房子里堵住了还没来得及离开的疯子叔叔。十五岁，我十五岁。妈妈在午睡中，他点着了妈妈睡的床单，站在床前用手煽火焰，希望火能燃烧得快一点，妈妈醒来，被他几乎掉出眼眶的眼珠子和似乎缺了半边的脸吓得浑身瘫软。
就在妈妈的床被点着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
我在端给疯子的饭里拌上了农药。一点不含糊，是有毒的农药。夜里，他又呕吐，又腹泄，在地上翻滚，嗷嗷直叫。我狂怒地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准备了结这一切。妈妈闻声赶来，用双手捉住我拿着菜刀的手。劣质农药使我避免了在十五岁成为杀人犯。
妈妈用似乎发自气管的声音跟我说话，那是因为她极度恐惧。她说你要不要命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就算你没干成，让人知道了你怎么办呢？我们一家人怎么办呢？我们就不得活了！
说几句她就止住话，屏息倾听屋内屋外的动静，好像到处都有人在偷窥。忽然她奔到门边去，用双手豁朗一声推开双扇门，向门外四处张望。月亮像金钩子，炯炯地挂在天上。我坐在通过门框映进屋里地上的夜光里，坐在那一块白色的方形和妈妈波动的影子里，开始觉得恐惧，恐惧到心里冰凉彻骨。
妈妈用似乎发自气管的声音告诉我，像临终的人讲述秘密。她说，爸爸一家都极度憎恨妈妈和我们，疯子叔叔也不例外，即便他疯了，也还记得恨。
唯一不恨我们的，是爸爸，但他去雨后积水的电工房关电闸了。不恨我们的人被电死了，留下的都是恨我们的人。
我们的血液中是不是也潜藏着这种疯狂的因子呢？是不是我们早就疯了而自己不知道？每到黄昏，我穿上姨姨给我的那条无袖、半透明、米黄色的长裙子，对着镜子在耳边别上一朵鲜花，和我的朋友艾丽娅一起，在华林岗的街上闲逛，有的时候，我赤着脚。天天如此，天天黄昏在街上闲逛。
遇到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和我说话，她说，没见过有人在耳朵边别鲜花的，还走到街上去，除了疯女人，没有人这么干。就是疯女人要别花，也绝对不会是一朵鲜花。但是她好像又有点赞赏，她说，小姑娘，怎么着都好看。春黄菊，小小一朵，黄灿灿的，别着，也好看。我就这样走到街道上去，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包括那朵春黄菊。
我的妈妈，其实和我一样疯狂。她允许了闲逛，允许甚至赞赏春黄菊，在她看来，生活早就对我们束手无策了，所有的戒律清规也都统统对我们失效了——自从最坏的事情被生活强加在我们头上之后。 就是那样一个晚上，别着春黄菊在街上闲逛过之后回到家的晚上。
一棵巨大的枯树横亘在门前的空地上，树上结满用塑料袋、废纸、绳子、泡沫塑料扎出的花，疯子站在他的作品前喜不自胜，怪叫着，跳跃着，有时一条腿跃起，有时两条腿跃起，像是个用炭笔画在墙上的小人成了精。一群孩子围在我家门口，欢呼，怪叫，丢杂物。
妈妈靠在门框上无力地挥着手吓唬那些孩子，说这么晚了你们还不回去，看我告诉你们家的大人，快回去吧。孩子们好像听到了最可笑的话一般，闹得更加疯狂，他们中间有人冲上去，拍拍疯子，对他说，再跳个舞给我们看吧，再脱个裤子！
我站在月亮地里，看这一切如同看戏。要很久，我才能明白眼前的事情和我的关联。我走过去了，我满怀怨毒地对妈妈说，你怎么不像骂我们一样骂他们呢？妈妈的眼睛迅速亮起来，直视着我。我挤进门去拿出一把铁叉子，冲着孩子们冲过去，愤怒到大脑一片空白，我喊，我骂，你们这些狼日下的，你妈的腿没叉好，养下你们这些野×，看你妈脱裤子去，看你爸的球长毛短去，×你妈，×死你妈。
孩子们叫着母夜叉来了，一哄而散，我的铁叉子触到了人的身体，一刹那的杀人的恐惧之后，我丢掉铁叉子，依旧狂喊乱骂。
“出去买顿饭。”
——买，妈妈后来最爱用的字。
十七岁，我念完了高中，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弟弟念完了初中，待在家里，同樣无事可做。妈妈是从那时候开始骂人的，什么都骂得出来，有时候还加上道具，用菜刀剁案板。也许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开始骂人了，但我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她因为我们待在家里开始骂人。
那一年的秋天，每天早晨，朝霞异常汹涌，微光中，什么地方的树在轰鸣，声音像海，鸟群惊慌失措，急雨一样从窗子外飞过去。那朝霞非常有力量，向着一个方向汹涌，地上的屋子好像被那力量带着，歪斜了，向着一个方向斜过去，于是屋顶更尖峭，窗户变成菱形。也许有人觉察了，我听到有人吱呀一声打开木门，他能看到什么？过年时挂的灯笼旧了，没有坏掉，在门前摇晃，屋檐下滴着雨声。他看不到在远一些的地方，草像蛇一样疯长，圆滚滚的，绿得发黑，倒了的佛像就死在草丛里，含着几千年的笑。这个，谁也看不到。到过这里的朝霞，肯定也到过那里。
十七岁，看见朝霞的早晨，朝霞消失之后，什么声音也都来了。妈妈的声音在隔壁的屋子里响起来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不知道朝霞。
妈妈的屋子总是那样，阴暗，潮湿，充满着药物和久病人的气息。那种味道近似于煮得太烂的面条，那来自于她屋里的一切东西：痰盂，放在床边的脸盆，用纸盖着的半碗剩饭，上面还压着一支竹筷子。她拥着被子坐在床上，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话。总是那样，她把弟弟叫床前训斥着，那情景，仿佛是临终时回光返照的一幕，既让人憎恶，也让人迷恋。
总是那样。她说你过来。弟弟拖拖拉拉走到床前去。然后她问昨晚上到哪儿去了？然后又说昨晚上我看见你抽烟了，你叼着烟在街上一直走。你知不知道抽烟不好？你把丑陋当作美。要是有人在给你的烟里加上大烟，那我们还活不活？现在的人坏得很。她清清嗓子，却依然用了黏腻的声音说下去，你昨天吃饭的时候说我神经质，你说，你说，你说神经质和神经病有什么区别？啊呀，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接下来是一阵快速的、含混的关于两个词语的辨析，最后，是弟弟大声地结束了这段带有学术意味的争吵，他说你是不是每天这样躺着躺腻了，不这么拐上两句你就不舒服？妈妈愣了一下，然后拖着声音叫起来了，啊呀，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啊，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呀！我还不如去死掉！弟弟不耐烦地走出来，和我的目光相对的一刹那，他幽暗地笑了。是的，这种情景里头滑稽剧的成分远远大于悲剧的成分。
就是这样，我分不清我们是因为互相热爱还是互相憎恶而相互需要，或者，两种情形都有，而且，它们的强烈程度都超过了我们的虚荣心所容许的范围。
妈妈。
让我停一下。
早晨是这样度过，黄昏也不例外。妈妈坐在巷口的石台子上，周围是一大群女人。弟弟远远地走过来了，妈妈抬起头问，你到哪里去了？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怎么不死呢？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弟弟迅速地、难堪地扫了那群半张着嘴、乐呵呵的女人一眼，模仿着妈妈的声音接了下去，说就算是上公共厕所你也得打个招呼吧。
妈妈对那些女人说你看你看，你们看我养了个什么东西？那些收不住脸上表情的女人不耐烦地、好笑地劝说着她。一个女人说，我们那个儿子回来再晚我也不管，这么大年纪了，睁只眼闭只眼省心啊！又有个女人说，省心？省什么心？只要活到世上，张嘴吃饭，就一天都省不了心。
终于有人提到了吃饭，妈妈立刻开始了。她说，要是有一种针，一种药，用上一次，一年都不用吃饭就好了。哪怕这一针和一年的饭钱一样贵也可以，吃饭最费事了，吃饭最累了，不吃饭就好了。那些女人相互交换一下眼色，笑了，想想看，一个连吃饭都嫌累的女人。每次都一样。然后，就会有个女人说：那你就让你儿子快把药发明出来啊，把我们也解放解放。妈妈一点也不会觉察，一点也不会发觉她早就说过她的发明了，而她们早就这样回答过她，她不觉得，她还在说，她说，吃饭太累了，最累的就是吃饭。
我为什么没有冲过去，伸出手，用手把妈妈的嘴堵上，把她拖回家，一只鞋子拖掉了也不放手地把她拖回去，把她关起来，把门锁上，让她哭喊。我实在想要冲出去，把妈妈拖回家，再把所有鼓励她丢人现眼的女人都用水、大粪浇走，让她们边走边嚎，回家去向她们的男人告状。我没有，我站在那里，像是已经把这些动作都完成了一样，浑身都紧张到发酸了。
不止于此。
除了沉默、难堪之外，用以代替日常必需的用语的是这些话。不说“吃饭了”，绝不这样说，而是“胀着吃来”。不说“让一下”，而是“把你的尸体挪动一下”，还有“你一点都不要逼脸”“我看见你就恶心”。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称呼：“死逼，毛猪，狼日下的。”从来都是伤害，从来都只有向着死亡的活。在黄昏我要出去时，妈妈咬牙切齿地说：“干什么去哪这么急？卖逼也没有这么紧张，有本事你卖上些钱拿回来。” 我沉痛地、愤怒至极地看着这个是我妈妈的女人，她所能使我感到的被污辱的刺痛胜过世界上一切人所能施加于我的。她把生活使她受到的伤害、感到的绝望转化成所有这些污言秽语，既打消她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也要打消我们的希望。她像是一股污浊的、强大的涡流，把她所能卷走的一切，都要带到阴暗的最底层去。
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我的住所。她的呼吸带给了腹中胎儿呼吸，她吃蔬菜、粮食、水果，眺望朝霞的景色。她在秋天生下了我。
我的妈妈，华林岗唯一一家师范学校一九六五年的毕业生，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中锋，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在她毕业时候的单人照片上，她留着齐耳的短发，露出牙齿微笑。洗印照片的人把她的脸庞染成黄色，脸颊染成绯红，她穿的有黑色小圆点的衬衣被染成浅绿的颜色。
她有一副沉厚的歌喉，听起来稍稍有些做作，那是她为向人们表明她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她爱吃玉米、爆米花，那也是我至今喜欢的食物。在西宁的那些日子，在我和弟弟还很小的时候，每到黄昏或者是晚上，当街上传来爆米花的声音，她赶紧找出装在麻袋里的玉米，装上一大碗，让我或是弟弟送到爆米花的人那里去，并且叮嘱我们一定不许走开，否则我们的盆子很可能会被别人挪到队伍的最后。她极为挑剔，能吃得出她喜欢的那个爆米花的人的手艺。
黑暗的长街，被蓝黑的夜色笼罩着，红色的火炉，被火光照亮的人臉，开炉时的轰响，故作惊讶跑开的女人，笑声，骂声。
那时候什么都还没有来临，那时候阳光普照。
她喜欢蓝颜色、绿颜色。那是我至今也喜欢的颜色。我和弟弟穿着她缝制的蓝色、绿色的各种衣服。
妈妈，弟弟，爷爷，姨姨，疯子叔叔，艾丽娅，小白。再也不会有人让我感受到他们让我所感受到的东西：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用憎恶和冷漠表达的热爱，想要死去的强烈愿望。再也不会。这些已经足够了。
只要一段乐曲，一个在街头独行、和父母失散的孩子;只要一盏街灯，一个穿着黑皮裙子站在午夜两点的车站的女人;只要从热闹非凡的声色场合走出，来到寒风刺骨的大街上，裹紧衣服，抱起胳膊的一刹那。
或者是躺在医院的床上被金属探进体内;或者是低头，微微闭上眼睛;或者是和自己身体的接触;甚至看到街头小贩被城管欺凌、辱骂，甚至假扮痴傻的乞丐伸出的掉瓷的盆子。只要一刹那，只需要用低头和眨眼来掩饰，只需要深呼吸或是自骂出声，像用深呼吸来压抑咳嗽，就足以让它迅速消失，这种突然被唤起的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以及想要死去的强烈欲望。一生都在焦灼地热爱着，循规蹈矩地狂乱着，像披着人皮的忧患重重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行走在广场、人群之中。
而凄楚的音乐在一切之上。
妈妈。
“你长得还可以，就在车上卖个票吧。”
——妈妈对未来的规划。
妈妈的心愿是让弟弟成为一个招手停的司机，开着贷款买来的车在华林岗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上狂奔乱撞，像一个欲火中烧、狗急跳墙的铁皮甲虫。她总是说你弟弟要是有个事干，也就能把他拴住了，有个事干他也就学好了。
自从有了这个打算，她见到漂亮的布块总是小心地收起来，说等车买来了她可以用这些布块拼出座套和椅垫来，那样就不用再花钱买了。她每天都注意看报纸，特别地注意那里面的售车广告，那些广告让她有时喜，有时忧，那多半是车价又上涨或是下调了。自从决定了她要做一个招手停司机的母亲，她就不再站在乘客的立场上说话。每次看到报上登出招手停司机殴打乘客或是宰客而被处罚的消息，她总是满怀愤怒，不停地说人家挣钱也不容易，都是人嘛。直到她也遇上同样的事，直到她也被辱骂但却沉默着。
她算出了经营招手停每天的盈利直至一年的盈利。根据她算出的结果，我们不用一年就能还清所有的欠债，甚至要不了三年我们就能让所有华林岗的势利眼们刮目相看。
她说我们还可以坐着车去给爸爸上坟，这样的话，带去的有蜜糖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被晒化。
至于我——“你长得还可以，就在车上卖个票吧”，妈妈这样说。那时，我将在车上跳上跳下，冲着街上每一个人叫喊，如果是男人，就该朝他笑，如果问了票价而没有上车的，就该诅咒、辱骂。骂人的话，也都整齐划一。
我时常在和艾丽娅闲逛的时候，模仿这些话：“嫌贵就打面的去呀”“一看就是个穷怂，坐不起车就少问”。所有在车上跳上跳下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最后都会学会这些职业语言，谁也别想学不会。
这是华林岗的所有少男少女们最终的出路给我提供的样板。通过卖票，我或许还可以攒下一笔私房钱，在出嫁之后办起一家小型的缝纫店来，就是这样。
那早先经历过的笑容已经沉寂，黯淡的巷子里的面容迅速扭曲、幻化。纷乱的声音像铁匠铺里发生的坍塌。又总是有个凄楚、沉稳的声音凌驾在一切之上，不紧不慢地进行，永不受干扰，也永不终止。
十年后，妈妈的愿望实现了。终于拿到足够买一辆车的贷款的那一天，弟弟说等车买来了，手续办好了，他要开着车只拉着我一个人，随便我想去哪里。第一次，第一次只让我一个人坐上去。我们都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那一刻我真正感到我们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我原本以为他不知道，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绿色台球案旁边那个结实、沉默的孩子。画面黯淡了，扭曲了，而凄楚的声音无处不在。
车买来了。在那个秋天的下午。那天，弟弟说要出去接车，我算好了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特意走了出去，很晚才回到家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辆车。它停在院子中间那棵果实累累的梨树旁边，白色，有十七个座位，座位是绿色的。
我走近车窗，那上面映出了我的脸，狭长，有病容，像格列柯画中的人物。我用手碰碰车窗，我说，怎么新车就有尘土呢？要擦一擦。弟弟说它是真的吗？它不会跑掉吧。随即他又幽暗地笑了，像每次从母亲床边退开时一样。我微微地笑了。得到我的鼓励，弟弟重新又笑了。
为了第一次开我们自己的车，弟弟买了一件黑颜色的弹力背心。他说，他看到的司机都穿着这样的衣服。 只是，我不会在车上卖票了。
“一，二，三，四。”
——电影院里的脚步声。
十九岁，我和艾丽娅同时开始恋爱了，我们同时认识了附近大学里的学生，我叫他小白，艾丽娅的那位，我们叫他林。就像电视剧里经常发生的那样，两男两女，大家小心翼翼地恋爱，互相壮胆。
我们一起在街上闲逛，去华林岗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
俄罗斯式的建筑，灯光下的人群。
电影院，贴满墙壁的海报。
华林岗的电影院，和华林岗其他的主要建筑一样，都是俄罗斯式的，它似乎在我能够记得事情或是更早的时候就存在了，也是从我能记得事那时候开始，电影院里从未坐满观众。总是那样，只在观众席的中间部分，黑压压地坐着人，其他地方，则是空空荡荡。
在冬天，电影院是不供暖的。每当片子映到中间，场子里就会响起零星的、不规则的跺脚声，这声音逐渐宏大，逐渐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渐渐地，它变成了全场观众的共同行动，人们跺脚，和着节拍，一，二，三，四，像是抗议，更像是自嘲，就这样，直到一部片子结束，人们走出电影院，都带着笑容，一种不易觉察的亲密在人们中间流动，那是因为人们参与了一件共同的行动而带来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在跺脚声中，艾丽娅悄声问我说你好像不喜欢林呢。我说是，她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她说但是他多帅！ 她忽然兴奋起来， 说你不喜欢他我可高兴死了，真让我长出一口气。我微微地笑了。她忽然怀疑起来，她说难道他不帅吗？我说他就是那种帅，那种好看的男人，鼻子比别人高一些，眼睛大一些，个子高一些，这和一件更白、更新一些的衬衣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你知道什么，你根本还是个小女孩呢！她又突然高兴起来，每当她要谈到什么秽亵的话题时，她都会这样高兴起来。她说你想他会要我吗？我说怎样要呢？就是男人要女人那种要法，她说。我不安起来，我说你经不起呢。她说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你真是出道迟得道早。我笑了，我说你经不起他离开你，她说从前不是有过吗？你以为他离开我会让我去寻短见吗？我说那不一样，以前那些男人，和你，谁离开谁都没有关系，都无所谓，他们和我们一样穷，一样没有希望，但是他不一样，他在上大学，他离开你，你就再也不会看得起自己了，别人也一样，也会看不起你，人人都会知道你让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玩过了，那比让猿猴玩过还惨。她说你以为我真看上他了吗？看上他的前途了吗？我才不稀罕呢！再说你还不是一样！我微微闭上眼睛，笑了，脸向着银幕的方向，这时我感到头发里有一股突如其来的灼热，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头发被烧焦的味道，一颗烟头停留在那里，它引发了这场小小的灾难。而小白，坐在我旁边的他随即起身冲向后面的座位，从那些人里揪出一个精瘦的年轻男子。我听见小白在对那个男子说你没有姐姐吗？你没有妹妹吗？你没有妈妈吗？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意识里期待着一场更大的混乱，有人尖叫 ，有人被踏倒，有鲜血涌出，人们纷纷涌向太平门以求逃生，然后是浓烟和疾驰而来的警车。然而我所期待的一切并没有发生。那个瘦男人大概早被小白和林吓傻了，他们都那么高，那么壮，而他又那么黑，更显得牙齿像兽一样雪亮。所以，那个瘦男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是多么不堪一击，像是面对日本鬼子时发出的抗议。他还不曾学会双重生活，一个在这里，一个不在这里。而我，至少从用农药给疯子拌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丧失了这种对生命的专注、纯真和耐心。
我沒有冲上前去，而是在原来的座位上站起来，用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伸出，嚷得让全场都听得见。我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你还老母牛来月经，牛×红得很，混不清除了让我把你再生一次，痒了是不是？骚瘾犯了是不是？不行了回家干床上绊球去！艾丽娅也毫不示弱，依样站起，一样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伸出，大声叫骂。我们真是绝代双骄，我们真是风华绝代。
我看见我站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充满英雄主义的气概破口大骂。其他的一切全成为背景，黑压压的人群，被观众遗弃的座椅，以及屏幕上鲜血淋漓的场面，全成为背景。只有我，是鲜明生动的颜色。
小白告诉我，那个男人向我扔烟头，而且在说我。小白又说，他好像并不了解我。我静静地望着他，多少天里第一次感觉到绝望和痛苦，我知道我多么希望毁掉这种我不可能得到的真情，这种希望使得我的感情像个裂了缝的鸡蛋，让我的表演欲像苍蝇一样有了可乘之机，它使小白信以为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也不可能知道，这种我对生活的即兴发挥，也将毁掉他。
镇子上的人不再骂我婊子了，也不说娼妇，什么都不说，他们只说啧啧。
时至今日，那种表演欲还是存在，那种毁掉一切的冲动也还是存在，那种源于贫穷，源于被侮辱而带来的自弃，那种一旦快要拥有什么时的恐惧，也还是存在。这种表演欲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作。最近的一次，是在西安的闹市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吵架，并且被人围观，我努力挤进人群，去帮助那个气势稍弱的。结果不言而喻，我胜利了，她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然后，我问两个吵架的女人，你们为什么吵架？吵胜的这位高兴吗？有什么感想？我听见人群里有人说这种人为什么不送到五院去？我想五院大概是疯人院吧，我想是。
我是华林岗街巷中的皇后，从来都是。那种尊严与高贵大概只有真正的皇后才可以与之相比。我是贫穷的皇后，褴褛之皇后，自弃之皇后，愤怒与激情之皇后，一块斑驳的颜色，幽暗中的脸，哀哭不止的童年。
我已摆脱了那种仅仅作为穷街陋巷中的皇后而存在的生涯，摆脱了哀哭不止的童年，摆脱了对镜子中自己的爱恋。但这种印迹早已经汇入命运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只要我的生活裂开一个小小的缝，它们依然能像苍蝇一样，准确无误地找到我。但是，至少看起来我已经摆脱了这一切，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而他们却永远停留在那里。他们，妈妈，弟弟，爷爷，艾丽娅，姨姨，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 停留在冬天，停留在北极星炯炯照临的北方。
在旧书摊或是送往造纸厂准备回炉的纸堆中，也许还能找得到那本书，那本《一九九五年案例精选》。墨绿色封面，黑色的书名，同样是用黑色，画着一双英气勃勃圆睁着的眼睛，还有一道白色的闪电，一行小字写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是那本书。在它的八十七页。那篇案例的题目，即使隔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伸向花朵的魔爪》。
那篇文章一开始，就用生动而富有感情的笔触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一个在夜里赶去会男朋友的女子，被一个恶棍拖到路边干涸的水渠里，用她的围巾堵住她的嘴，而后强奸了她，最后还伴着得意的笑声告诉她，他是谁，随后打晕了她，使她在水渠里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至于破案的经过，作者一笔带过，那个恶棍在进行另一次强奸时，被人当场捉住。作者最后发出悲天悯人的呼吁：假如第一个受害者能够及时报案，就可以免去更多的悲剧。
就在那本书的八十七页。在旧书摊，或者在帮你的朋友搬家的时候，在那些要丢掉的书里，还找得到。
或许那页上，八十七页上，还打着折。
那就是艾丽娅在那年冬天遇到的事。有一个细节却没有被提及，也无人知晓。他还在数数。那个男人，当时还在数数。
她说当她意识到挣扎也于事无补的时候，她开始平静下来。透过那个男人的肩膀，她看见了天空。北极星非常非常亮，一座寺庙就在天空之下幽暗地矗立，它的穹顶在大地上投下了黑色的、狭长的影子。她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担心：假如水渠里突然开始放水的话怎么办，她也听到了大地深处的种种响动，土地在沉闷地震动，泉水挟裹着冰雪蜂拥而至。这一切都使人有一种春天的错觉。
她被打掉了一颗门牙，这使她看起来非常滑稽而悲惨。她不停地说她小时候的事。那时候她妈妈还没有死掉。她每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她妈妈做的。棉衣，单衣，内衣，鞋子，都是。那些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她一直留着。她爸爸说都不能穿了，留着干什么，就剪了一块当抹布。她一下就哭了，把那块布抢过来，她爸爸打了她，到底把那块布抢走了，当抹布。她就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小衣服包了一包，连夜送到她姨姨家去藏着。结果，衣服让他们给送了人。她说她到底什么也没留住，要是留在家里，说不定还可以剩下一些的，当抹布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布啊。她忽然就伏到我身上哭起来，她说，我妈妈生下我，把我养大，给我衣服穿，把我一点点养大，不是让他们乱日的。
她告诉了我那个男人是谁，我们都知道他是谁。
就在那时，就在艾丽娅告诉我这些话的时候，屋子外面正在跳大神，那些歌非常好听，非常欢乐，让我来哼给你听：
“过路的仙人你停一停……”
她爸爸对镇子上的人说她是让鬼给迷了，所以才会在水渠里给人发现，她身上的伤，她掉了门牙，是她发狂的时候自己弄的。镇子上的人就说，那就请一回神吧，年轻姑娘让鬼给迷了，那还了得，就请了神。
她爸爸说，请神花了他五百块钱。不过他请的金半仙是很灵的，一燎，他女儿就好了。金半仙比李半仙好，李半仙是骗酒喝的，喝醉了就敷衍人。
第二年春天，艾丽娅嫁到了四川。她那天晚上冻伤的手和脚每到冬天就犯病，开始是木木的没有感觉，后来就红肿，肿到发紫，半透明，然后就开始化脓，用茄子根煮水泡也试过了，用辣子根煮水泡也试过了，就是不管用，这样肿肿疼疼，要闹一个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慢慢好起来。这是她写信来讲的。她还说她生了个儿子，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梦林，谁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怪里怪气的。
我梦见过她，还是在华林岗时候的样子，只是手是红肿的，一跟她说话，她就流下泪来。梦就醒了。
她永远停留在冬天，停留在八十七頁，红肿着手。
我要说，那天晚上，她是去大学里找林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你要是想出去，除非我当场死掉！”
——二十岁时，妈妈阻止我出门。
小白问我，我的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了妈妈，弟弟，爷爷，我没有说起疯子，现在还不是时候，至少，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那个让所有华林岗人都熟悉的疯子，和我们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真的应该把他丢到枣树林子里去，春天来的时候，让一棵格外肥壮的枣树苗从他的身体里长出来。有了某种东西作为依仗，我忽然变得心狠手辣。
他问我，我们一家人怎样生活。我告诉他，我们和华林岗所有的人一样，种枣树、梨树或者苹果。就这样生活下去。
他说，他要去我们家。在收获的时候。别的时候，他不会去，现在，这个季节，收获果子的时候，他要去。
收获的那一天，我们去了。沿着那条白色的土路向前走，它被人的脚底和车轮碾压得又硬又平，可是只要一场雨水它就又将泥泞难行。现在它在初秋的阳光下闪着亮，吸收着光亮，像一条认真的河流。果树就在路两旁，那些结着果实的枝条被坠得向下弯曲。于是人们在每棵树木中间撑起一根高大的木柱，在柱子上系上绳索，再垂下来，牵住那些长满果实的枝条。
有的果实就落在树下的草地上，草丛也不能遮挡它们金黄的光泽。一种强烈地想要继续生活的愿望突然来临，它使眼前的一切如同镌刻似的清晰。
围绕在果树周围的向日葵被砍倒，堆积在树下的空地上，像是一些灰黑色的、萎缩了的、令人憎恶的尸体。他拿过一把砍刀，砍掉葵花杆上连着泥土的根，再把葵花干瘪的花盘砍下来丢在一边。在他的手里，葵花杆震动、裂开，露出里面雪白的杆芯，葵花杆越积越多，他就用芦苇捆扎起来，让它们服服帖帖地躺在地上。把葵花杆子捆成捆，再丢在地上的声音真让人愉快。那种最初的，由干瘪的葵花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葵花盘子整齐地垒在一起，越来越高，花萼一律向上，像一些幽暗的墨绿火焰。
我铺开一张报纸，坐到葵花盘子旁边，一只手捉住一只葵花，让它们相互摩擦，面对面相互摩擦，黑色的葵花籽从花盘之间流泻下来，逐渐堆成小小的一堆。花盘摩擦的声音开始令人焦躁，逐渐变得熟悉，有韵律，并逐渐充斥了整个空间。偶然停止下来，就觉得过于安静，只有让那声音再响起来。胳膊上被植物的叶子割出的细小伤口，因为汗水的浸润让人觉得疼痛，我想他也一样。我们没有停止，只是默默地、愉快地让黑色的葵花籽积累得更多些。 我知道妈妈在不远的地方观察着我们。我知道。她有时停下动作，有的时候减慢手中活计的速度。她无疑想要表达什么。终于，她有所行动，她摘下一个果子，用衣角包着，旋转着，擦了擦那个果子，然后慢慢走过来。我迅速低下头，用力摩擦手中的葵花盘。妈妈的声音响起来了，她说，吃个果子，休息一会吧。她把果子递给了他。他立刻接过果子，笑了，随后，闻了闻果子，咬了一口。妈妈在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成形之前，就转身离开了。
很多天里，妈妈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一天，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他是个好孩子呢。”我们都习惯了这种表达，习惯了由一件事迅速转移到另一件事，从不说前因后果，从来不说。无休止的谩骂也伤害不了这种没有头绪的表达。这种表达也从来不曾转移到别人身上。
不过，要不了几天，她就又陷入那种疯狂、绝望，和无端的愤怒之中。
快黄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坐立不安，她不时地望望院子，看着门外。终于，等我的双脚准备跨出门外的时候，她连珠炮似的、早有预谋般地说烧着坐不住了吗？×痒着急着卖去呢吗？丢人害臊的都不知道，谁家的女子像你这样子一副欠日价口！她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些话的，这从她那颤抖的声音里就能听得出来。
是的，她从来没有学会表达，从来没有学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她的担心和忧惧，她所有的，只是这些污言秽语，这些在很久以后我将深深怀念的话语。是的，深深怀念。
沉默片刻之后，她决定了进一步的行动。她搬过一把木头小凳，坐在两扇木门中间，说今天你要是想出去，除非我当场死掉！我没有从门口经过，我攀上梨树，从那里跳出矮墙，摇摇晃晃地走开了，即使走出了很远，我的后背还是僵硬的，那是因为我防备着她会抄起她能拿到的任何东西追砸过来。然而没有，走出很远我还能听见她扯长了声音的哭骂。
她在喊，她在骂，死不要×脸啊，一点羞丑都不知道啊，当初一生下来就应该摔死去啊。妈妈的声音在空气里变得残破，成了锯齿形，锯过来锯过去。系着白天和晚上的那根绳子一下就断了，暮色一下就挂不住了，一下子就罩下来了，牲口忽然醒了似的喃喃地叫着，是它饿了，是它高兴了，谁知道呢。板车吱吱呀呀地在什么地方转着，连转轴里木头丝子爆出来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马粪的味道，烟火的味道，也混杂着来了，让妈妈的声音有了一种喜剧的味道。
我在被她的声音追逐着的、歪斜的小巷子里越走越远。
这些都久久地令人怀念。
晚年的她终于不再这样说话。面对着她那可耻地发了迹的女儿，面对着她被这个女儿供养的事实，她终于选择了沉默，并用一种战战兢兢的近乎讨好和谄媚的态度，来表示对这个事实的默认。
然而一旦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她好像立刻就显出了衰老。她不再是那个把生病都当作一种战斗，把一切苦难都夸大，把一切绝望都积极地接纳的母亲，她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以表示她的心满意足，以忘记过去许多年以来经受的痛苦、侮辱。生活之流在此停滞。她心甘情愿地进入了暂时的永恒之中。
我不愿意是这样，我不愿意她身上经历的一切使我过早地明白生活的全部真相，我不愿意明白流逝、轮回、无常，我不愿意这一切使我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并且把快乐当作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宁愿我从没有懂得生命指向虚空，人与事甚至不能占据时间，而是被时间之风吹送到虚空之境。我不愿意懂得这一切。
我多么希望她还是过去的母亲，用卧床不起向生活发出控诉：看，你把我折磨成什么样！甚至在这种没有对象、无可针对的赌气般的做法里，都有一种信心，一种积极的情绪。我宁愿她还像过去一样，被种种隐秘的愿望驱使着，站在暮色将临的木头门旁污言秽语不断，并且句句都别出心裁，出奇制胜，显示出她非同寻常、富于创造的心智。我宁愿在和她的对抗里，互相折磨，互相表演，直至双方都精疲力尽。
别人对待她和对待我的态度的不同，等于是向晚年的她一再暗示她和我实际的处境，也提示着她被女儿供养的事实，她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这种反复的、水滴石穿的暗示，因而变得反常的恭顺。
这和她一贯所认识的、所实践的是不相一致的啊。尽管她总是把金钱挂在嘴上，并且做出用钱去衡量一切的样子，那也只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分明在告诉她，这样才是一个务实的、被人群认可的人，她尽管满心惶惑，却要做出随波逐流的样子，以免被人们指认为不合时宜。其实，她始终是个孩子，一直保持着她的赤子之心，在她看来，人和人的纽带是那么自然，不用借助任何外在的东西去强调、去定位。即便是她的那些恶言恶语，也似乎是出于一种依赖和信任，看，我甚至都能骂你呢！她从不想想后果，这使她的那些言语也有了真挚之处，充满了甜蜜。
我憎恨那些暗示了她的人。他们和她一样都不明白，我负担她晚年的生活，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甚至不用母亲和女儿这种血缘关系来要求，来强调。我那么希望她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照样骂人，照样摔东西，照样对我的那些客人们拉长了脸，只要是她不喜欢。
可是我无法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她明白这些，我承袭了她的不会表达。有一天当她终于万分小心地告诫我说交往人，特别是男人要小心些时，我脱口而出的话依然是我的事你少管，我要是不和男人来往，能有今天吗？后面的这句话特别地刺伤她，她瑟缩着，不再说话。可是当我坐在宴会的角落里，却忽然抑制不住一阵突如其来的心酸。
我赶回家去，看见妈妈在，听到她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那种心酸的感觉才又消失了，而我说出的依然是要是回来迟了，还要看你的脸色呢！
“最坏的，最穷的……最爱的，最爱的。”
——妈妈临终的话语。
爷爷一直在为长寿做准备。
他从每天看的报纸和各种老年杂志上学习长寿的秘诀：拍头、叩牙齿、把泡有蝎子和树根的酒喝下去，还有，倒退走路。這种长寿方法甚至有一种貌似精确的计算方式：每倒退走一步路会使人的寿命延长三十秒。他为这种长生不老的妙方摔断过两次胳膊，一次是在他七十四岁那一年，左胳膊，一次是在他七十七岁，右胳膊。七十五岁时他碰掉了两颗门牙。其他还有脱臼、数不清的淤血。 七十七岁时他已头发全白，却在胳膊上打着石膏，吊着绷带，乐呵呵地笑着，露出门牙处的黑洞，听着家人对他的劝解，那情景只有当你设想一个挨批评的小学生是白头发时才能体味其中悲剧的成分。呵，其实不能算悲剧。我不知道它属于什么。
爷爷在厕所和大街上打苍蝇，用一只断了柄、接了一根竹条作柄的苍蝇拍子。一打一个准。别人说这里的苍蝇能打得完吗？他说打一个就少一个。
妈妈曾在我小时候和我一起嘲笑爷爷，嘲笑他的倒退走路、在公厕打苍蝇，以及他的顽固、不听劝阻。每次，只要说起爷爷，她总是妙语连珠，她模仿爷爷打苍蝇的姿势，和爷爷跟别人纠缠不清时常用的语言，并加以夸张，加上她的评点，她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没有办法不笑。那时候她还不曾时不时地卧病在床，爸爸没有死去，弟弟至多也只是顽皮，还到不了进看守所的份。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看见妈妈在院子里打苍蝇，并把打死的苍蝇放在一张纸上，说要喂给鸡吃。我忽然知道妈妈老了。我捏着木头门框，身体里像有一架提灌机似的要把全身的水抽到眼睛里来。即便是和小白的分开，也没有让我难过得如此清晰和真切。
妈妈死在一年后。
在最后陷入昏迷的那些天里，她喃喃地说“最坏的，最穷的，最看不起的，最糟糕的”。而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她说的是“最爱的，最爱的，最爱的”。
她最爱什么呢？她从来没有说过。
我仿佛又走在华林岗的小巷子里。夜气浓腻地充塞在每一巷、每一家、每一处，有没有人在离院门很远的地方掏出钥匙;有没有一双黑色的胶鞋，鞋底沾上了污物，因而在地上蹭着;有没有坐在铁皮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使得屋里充满了令人昏昏欲睡的温暖;有没有明天该去修理的老座钟，在不该鸣响的时候出了声，引起了埋怨;有没有贴在墙上的报纸，耷拉下一只角;有没有一个男孩子，在夜里被潮湿惊醒;有没有爱，梦话，有没有打点行李准备离开的人，把吃剩的半只饼子用纸包裹，装进行李。只有长巷子，只有画在墙上的、张牙舞爪的小人，只有月亮鬼鬼祟祟地在屋宇间游走。整个城市都像是睡着了，就我看见了这月亮。这月亮照着拉着窗帘的窗子，照着晾着一双忘记收回的鞋的阳台;这月亮在城市上空移动，像是一个蜷成一团、浊黄的、闭着眼的胎儿，它移过钟楼，移过有着呻吟、梦话、咕哝的小巷子的上空，移动了几百年，几千年，移动着，都成了一个死胎，也不烂，也不坏，像是泡在防腐剂里，只是移动，移过宇宙包裹着的大梦。整个城市，整个宇宙都睡着了，就我看见了那月亮，那月亮神秘地、不可告人地移动着，使我成了一个目击者。我满心都是恐惧，满心都是孤独。这种孤独还很漫长，还很漫长，应该忍受，并且喜爱。
“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
——一首童谣。
在妈妈去世半年后，我回了西宁。
我去了当年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工厂厂区，菜市场，小学中学。许多地方已经被拆除，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也有一些地方，完全被荒废，成了可怖的寂静岭。
在大十字附近的马路上，我坐在路边喝饮料，一个男孩子跟我搭话，他说，他是出来徒步旅行的，他愿意陪我走剩下的路。这句话容易让人误会，但他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说，好。他说，你不担心我是坏人吗？我说，我不担心。
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湟源、乐都、海晏、刚察、格尔木、德令哈、都兰、乌兰。我们去了盐湖小镇，黑马河小镇，倒淌河小镇，无数小镇。
靠近西宁的地方，例如湟源和乐都还是那样，一片碧绿，白杨树、麦田和青稞地，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绿，大大小小的河流，在碧绿色的树林和田地间穿行。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更多，暴雨将至的高原上，一大片麦子地里，一群戴着红色头巾的女人挥着镰刀;明净的湖水旁边，金黄色的白杨把倒影投在湖面上;藏民聚居的小城里，夕照下，一群孩子的笑声在石头筑出的广场上回荡。
一个荒原小镇上，还保留着五十年前修建的新华书店，甚至能买到当季出的新书。但从新华书店出来，就看得见草原，和草原远处灰色的水面。
小镇上，还有很多川菜馆子，一家挨着一家，玻璃窗上，写着那些常见的川菜的名字。还不到饭点，只有一两家川菜馆子外面，停着大卡车。
街道尽头的最后一间房子，是一间被废弃的理发馆，两个小孩子，一个坐在窗台上，像荡着假肢似的荡着双腿，另一个站在地上，他们在比赛骂人，看谁在一分钟里骂的×你妈多。最后，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孩子胜利了，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另一个孩子，应该少换气，才能骂得多。我拿出一张钱给他，说，你骂胜了，钱给你，骂得好，好好骂。
他在一旁笑了起来。
世界只剩下荒原，只剩下土坯房子，只剩下×你妈，只剩下这个陌生人可以与我共享记忆。突如其来的恐慌，突如其来的疏离的感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突如其来的，对身边这个人的亲切感。
在离别的那天早上，他起床，穿好衣服，弯下腰系鞋带，并且开始哼唱一首歌：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
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我问。这是一首儿歌，我跟外甥学会的，后来经常拿来哄他，他說。
真好听，我说，能再唱一遍吗？
他又唱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前一次那么自然了：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
——颜峻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我出生前十年，妈妈在工作笔记上抄下这首诗。
她说，抄录这首诗的时候，她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春天的早晨，下过雨之后，她走出教室，看到外面的景象，总觉得要写点什么才好。但她不会写诗，她就把这首诗写下来，写在工作笔记上。
工作笔记，64开，红色。
“×你妈”×100
——十岁时，我帮妈妈骂人。
那些年发生的事，我愿意一笔带过。我们曾经生活在西宁，但随着妈妈失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爸爸去一间漏水的房子里关电闸，被电击身亡，我们只有回到兰州老家，妈妈，我，弟弟，还有爸爸的疯子弟弟，一起回到兰州。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叫华林岗。
从兰州火车站下车，坐上1路车，101路车，一直坐到终点，坐到西站，然后，再坐上3路车，103路车，再坐到终点，那一站，就叫华林岗。3路车，103路车，不紧不慢地，怀着一种隐忍，向着落日滑过去。
这一趟行程异常漫长，漫长到不适合任何一个回家的人去忍受。这中间要经过多少站？我从来也没有计算过，对你熟悉的东西，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也一定是这样，就算我在车上睡着，也能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醒来。在21岁离开兰州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后来的二十年，只是游魂的二十年。
就在搬回老家的第二个月。
邻居家的女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开始向我们吐唾沫，或者不干不净地骂着一些话，快要进门的时候，总是重重地合上木头门，走进院子，她的声调还会再提高一点，故意让院子外的人听到。她说，她看见妈妈偷了她家的木杆，用来撑起果树枝条的木杆。
妈妈说没有，我再穷也不会偷别人的木杆，她就是要找个人来欺负，她就是那种乡下的认死理的女人，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邻居家的女人还会站在院子里，高声骂脏话，每一句针对的都是隔着一道墙的我们。不要脸，偷东西，偷了东西做棺材用，克死了男人，只好给孩子找野爹，野爹也不好找啊，只好倒贴，整个华林岗都倒贴过来了。
妈妈说，我们要有教养，不要理会她，要轻轻地关门，那些脏话都是没教养的人才說得出口的，我们不能跟她计较。妈妈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妈妈是隐忍界的专家。然而有一天，邻居家的女人再次从妈妈身边走过时，推了妈妈一把。
那天晚上，妈妈魂不守舍，一直若有所思。后来，她告诉我，她在练习回骂，她打了腹稿，先列出对方的不是，以及种种劣迹，然后讲述自己的隐忍，如何不和她一般见识，然后搜肠刮肚地想了所有她以为的骂人的脏话，放在最后。有起兴，有叙事，有高潮。她不断温习，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已经想象到，她得到了所有围观者的支持。最后，她会带着我们，走进家门，然后轻轻地关上门。
直到三天后，她才有机会遇到邻居家的女人，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痰，骂着“野×”。妈妈终于有机会拿出她准备的回骂了，她说，你站住，你以为你说的啥我没听见吗？你还要欺负我们多久？整个华林岗的人都看得到。邻居家的女人回过头来，以最尖利的声音，骂出一堆脏话，妈妈瞬间就被那堆脏话罩住了，完全没有能力回骂，她看起来还是很镇定，却退了一步，扶住了我家门前那只小小的石狮子，她迅速把手从石狮子上拿开，但她已经扶过了，她输了。
就在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中膨胀起来了，无休止地膨胀着，填满了整个大脑，随即又把大脑撑大了，无限大，我脖子上有一个无限大的空间，甚至有乌云飘在里面。我顶着这个巨大的空间，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的女人面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歇斯底里的声音，骂出至少一百个“×你妈”。我不换气，我没有丝毫停顿，我排山倒海。我脖子上的巨大空间，以及我们站立的巷道，甚至整个宇宙，都被这一百个“×你妈”充满。
真正震慑了邻居家的女人的，不是这一百个“×你妈”，而是我最后撂下的话，和我怨毒的眼神：你等着，我把你的场（麦草垛）给你点掉，我把你家的猪全都闹死，把你家娃搡到河里，反正我不负法律责任，你有本事你就天天把你家娃跟上，不要让他出事。
回到家里，妈妈没有和我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话。但我看得出，她甚为得意，似乎那一百个“×你妈”出自她口。她全然忘了，她打的腹稿，和她苦心铺设的起承转合，全都没有用上。
直到晚上，灯亮起来的时候，她看着我，颇有赞赏之意。她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口气都没换？你是不是练过？我说，是的，我到河边去练过，我练了很久，我骂的时候头都晕了，但我没停下。妈妈笑了。
“好不容易拍个照片，不要吊脸！”
——这是我们唯一的全家合影，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十三岁。
那天，我们的邻居，一个刚买了相机的男人，拿着相机来到我们家，他说他刚拍了一些照片，现在还剩两张空胶卷，他愿意为我们把这两张胶卷用掉。
我们迟钝地、怀疑地面对着这番突如其来的好意，但是妈妈很快就从这种已经控制我们很久的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她很快地掠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变得神采奕奕、颐指气使，像回到当初那些好日子里去了。
她大声地指挥弟弟去爷爷家里把爷爷接来，又叫我把梨树下那些破烂的竹笼子搬开，因为她选了梨树作为背景。又是这样一番鸡飞狗跳、四邻不宁，足以说明拍照是我们生活中百年难遇的事。
我远远地走到角落里，看见拿着相机的男人先是口瞪目呆，而后困惑不解，最终显现出一种混合着好笑、不耐的神情。妈妈又在大声地呵斥我，要我给这个男人倒水、搬椅子，要我去换衣服。
天快要黑了，终于不得不拍照了，妈妈环顾四周，意犹未足地坐在镜头前，叮嘱着我们不能眨眼、不能吊脸，终于，妈妈安静下来，任由相机在她还是满怀遗憾时完成了拍照，像她无数次任由命运摆布时一样。 在缓缓前来的暮色里，胶卷凝固了那一刻。我要说，我要感谢这个男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
坐在前排中间的那个老人是爷爷。他的左边是妈妈，她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肩膀微微下垂，她穿着她自认为最好看的那件淡蓝色衬衣。坐在爷爷右边的是姨姨，妈妈唯一的一个妹妹，那天她正好在我们家里。
站在他们后边的那个男孩，就是弟弟。站在弟弟旁边的那个女孩，就是我。
光线已经很不好了，很暗，只够让这张照片刚好被冲洗出来，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古怪，眼睛很深，受苦的那种深，衣服似乎也格外褴褛，我们准备好的表情，也被这种暗淡的光线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
也许，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是这种褴褛的、令人不快的表情。只有在30年前的照片里，才能见到的褴褛。我们，还未经过存放，就已经旧了。我们的努力，都是在负数基础上的努力，连表情也是，我们笑了，也还不是笑。这张照片像X光机一样，拍出我们生活的真相。
但是，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不易察觉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处于一种在那些认真而辛苦地生活着的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中，那是一种毫无忧惧的生活才能助长的，一种极度的涣散，可耻的无畏。
照片上没有爸爸的位置。
这种位置不是存在于空间之中。不仅仅是因为照片上没有爸爸，而是因为妈妈、弟弟还有我的表情上都没有一丝缺憾，以至于使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都觉不出异样，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还能这样的亲密无间，就像没人能相信房子抽去了房梁竟然没有倒塌一样。不在全家合影照片上存在的爸爸，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是爸爸的照片。
这是二十二岁的他，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军便服，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能够有一身军便服是最让人羡慕的事情，即使平时没有这样一身衣服，那么，在照相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身。
爸爸，二十二岁的爸爸，就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他有一张异常英俊和干净的脸。在我们生活在西宁的那段时间，他是周围人的欢乐之源。他们说，他天性快乐，慷慨大方，经常请他们喝酒，敢于打任何赌约，包括在雨后，去积水的电工房关掉电闸。
这一家人，从细胞开始，变成人，聚在一起，然后散落在四面八方，散落在再也不能相见的各个空间。想到这里，我常常覺得有无限的空虚。
那种空虚感，就是爱。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妈妈对十五岁的我说。
家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或是镜子，总是破的、裂的，在裂缝上贴着胶布或是烧得半焦的塑料。那是疯子叔叔在犯病的时候打破的。从这样的镜子里照出的脸，是八角的或六角形的，并且有三只或更多的眼睛。我常常想我怎么没有成为毕加索那样的画家呢？
我的疯子叔叔，是我父亲家中最小的孩子，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遗产。他时好时坏，起初，以好的、清醒的时候居多，慢慢地，以坏的、疯狂的时候居多。他被整个家族委派给我父亲照管，他跟着我们去了西宁，随后又跟着我们回到兰州。
他怎么不死呢？他怎么不吃错耗子药呢？怎么不把农药喝下去？怎么不在河边行走时掉进漩涡里去？那些由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丢出的石头，怎么没有一块正好打中他的太阳穴呢？黄昏的时候，他嗷嗷叫着，欢乐洋溢地拖着一根大树枝在河边、在街道乱走，身后是一大群大小不等，像过节一样的孩子。
十三岁，我十三岁。有一天我们看见家里堆放杂物的房子在冒烟，我们循烟而去，在那房子里堵住了还没来得及离开的疯子叔叔。十五岁，我十五岁。妈妈在午睡中，他点着了妈妈睡的床单，站在床前用手煽火焰，希望火能燃烧得快一点，妈妈醒来，被他几乎掉出眼眶的眼珠子和似乎缺了半边的脸吓得浑身瘫软。
就在妈妈的床被点着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
我在端给疯子的饭里拌上了农药。一点不含糊，是有毒的农药。夜里，他又呕吐，又腹泄，在地上翻滚，嗷嗷直叫。我狂怒地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准备了结这一切。妈妈闻声赶来，用双手捉住我拿着菜刀的手。劣质农药使我避免了在十五岁成为杀人犯。
妈妈用似乎发自气管的声音跟我说话，那是因为她极度恐惧。她说你要不要命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就算你没干成，让人知道了你怎么办呢？我们一家人怎么办呢？我们就不得活了！
说几句她就止住话，屏息倾听屋内屋外的动静，好像到处都有人在偷窥。忽然她奔到门边去，用双手豁朗一声推开双扇门，向门外四处张望。月亮像金钩子，炯炯地挂在天上。我坐在通过门框映进屋里地上的夜光里，坐在那一块白色的方形和妈妈波动的影子里，开始觉得恐惧，恐惧到心里冰凉彻骨。
妈妈用似乎发自气管的声音告诉我，像临终的人讲述秘密。她说，爸爸一家都极度憎恨妈妈和我们，疯子叔叔也不例外，即便他疯了，也还记得恨。
唯一不恨我们的，是爸爸，但他去雨后积水的电工房关电闸了。不恨我们的人被电死了，留下的都是恨我们的人。
我们的血液中是不是也潜藏着这种疯狂的因子呢？是不是我们早就疯了而自己不知道？每到黄昏，我穿上姨姨给我的那条无袖、半透明、米黄色的长裙子，对着镜子在耳边别上一朵鲜花，和我的朋友艾丽娅一起，在华林岗的街上闲逛，有的时候，我赤着脚。天天如此，天天黄昏在街上闲逛。
遇到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和我说话，她说，没见过有人在耳朵边别鲜花的，还走到街上去，除了疯女人，没有人这么干。就是疯女人要别花，也绝对不会是一朵鲜花。但是她好像又有点赞赏，她说，小姑娘，怎么着都好看。春黄菊，小小一朵，黄灿灿的，别着，也好看。我就这样走到街道上去，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包括那朵春黄菊。
我的妈妈，其实和我一样疯狂。她允许了闲逛，允许甚至赞赏春黄菊，在她看来，生活早就对我们束手无策了，所有的戒律清规也都统统对我们失效了——自从最坏的事情被生活强加在我们头上之后。 就是那样一个晚上，别着春黄菊在街上闲逛过之后回到家的晚上。
一棵巨大的枯树横亘在门前的空地上，树上结满用塑料袋、废纸、绳子、泡沫塑料扎出的花，疯子站在他的作品前喜不自胜，怪叫着，跳跃着，有时一条腿跃起，有时两条腿跃起，像是个用炭笔画在墙上的小人成了精。一群孩子围在我家门口，欢呼，怪叫，丢杂物。
妈妈靠在门框上无力地挥着手吓唬那些孩子，说这么晚了你们还不回去，看我告诉你们家的大人，快回去吧。孩子们好像听到了最可笑的话一般，闹得更加疯狂，他们中间有人冲上去，拍拍疯子，对他说，再跳个舞给我们看吧，再脱个裤子！
我站在月亮地里，看这一切如同看戏。要很久，我才能明白眼前的事情和我的关联。我走过去了，我满怀怨毒地对妈妈说，你怎么不像骂我们一样骂他们呢？妈妈的眼睛迅速亮起来，直视着我。我挤进门去拿出一把铁叉子，冲着孩子们冲过去，愤怒到大脑一片空白，我喊，我骂，你们这些狼日下的，你妈的腿没叉好，养下你们这些野×，看你妈脱裤子去，看你爸的球长毛短去，×你妈，×死你妈。
孩子们叫着母夜叉来了，一哄而散，我的铁叉子触到了人的身体，一刹那的杀人的恐惧之后，我丢掉铁叉子，依旧狂喊乱骂。
“出去买顿饭。”
——买，妈妈后来最爱用的字。
十七岁，我念完了高中，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弟弟念完了初中，待在家里，同樣无事可做。妈妈是从那时候开始骂人的，什么都骂得出来，有时候还加上道具，用菜刀剁案板。也许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开始骂人了，但我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她因为我们待在家里开始骂人。
那一年的秋天，每天早晨，朝霞异常汹涌，微光中，什么地方的树在轰鸣，声音像海，鸟群惊慌失措，急雨一样从窗子外飞过去。那朝霞非常有力量，向着一个方向汹涌，地上的屋子好像被那力量带着，歪斜了，向着一个方向斜过去，于是屋顶更尖峭，窗户变成菱形。也许有人觉察了，我听到有人吱呀一声打开木门，他能看到什么？过年时挂的灯笼旧了，没有坏掉，在门前摇晃，屋檐下滴着雨声。他看不到在远一些的地方，草像蛇一样疯长，圆滚滚的，绿得发黑，倒了的佛像就死在草丛里，含着几千年的笑。这个，谁也看不到。到过这里的朝霞，肯定也到过那里。
十七岁，看见朝霞的早晨，朝霞消失之后，什么声音也都来了。妈妈的声音在隔壁的屋子里响起来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不知道朝霞。
妈妈的屋子总是那样，阴暗，潮湿，充满着药物和久病人的气息。那种味道近似于煮得太烂的面条，那来自于她屋里的一切东西：痰盂，放在床边的脸盆，用纸盖着的半碗剩饭，上面还压着一支竹筷子。她拥着被子坐在床上，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话。总是那样，她把弟弟叫床前训斥着，那情景，仿佛是临终时回光返照的一幕，既让人憎恶，也让人迷恋。
总是那样。她说你过来。弟弟拖拖拉拉走到床前去。然后她问昨晚上到哪儿去了？然后又说昨晚上我看见你抽烟了，你叼着烟在街上一直走。你知不知道抽烟不好？你把丑陋当作美。要是有人在给你的烟里加上大烟，那我们还活不活？现在的人坏得很。她清清嗓子，却依然用了黏腻的声音说下去，你昨天吃饭的时候说我神经质，你说，你说，你说神经质和神经病有什么区别？啊呀，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接下来是一阵快速的、含混的关于两个词语的辨析，最后，是弟弟大声地结束了这段带有学术意味的争吵，他说你是不是每天这样躺着躺腻了，不这么拐上两句你就不舒服？妈妈愣了一下，然后拖着声音叫起来了，啊呀，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啊，我的儿子说我是神经病呀！我还不如去死掉！弟弟不耐烦地走出来，和我的目光相对的一刹那，他幽暗地笑了。是的，这种情景里头滑稽剧的成分远远大于悲剧的成分。
就是这样，我分不清我们是因为互相热爱还是互相憎恶而相互需要，或者，两种情形都有，而且，它们的强烈程度都超过了我们的虚荣心所容许的范围。
妈妈。
让我停一下。
早晨是这样度过，黄昏也不例外。妈妈坐在巷口的石台子上，周围是一大群女人。弟弟远远地走过来了，妈妈抬起头问，你到哪里去了？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怎么不死呢？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弟弟迅速地、难堪地扫了那群半张着嘴、乐呵呵的女人一眼，模仿着妈妈的声音接了下去，说就算是上公共厕所你也得打个招呼吧。
妈妈对那些女人说你看你看，你们看我养了个什么东西？那些收不住脸上表情的女人不耐烦地、好笑地劝说着她。一个女人说，我们那个儿子回来再晚我也不管，这么大年纪了，睁只眼闭只眼省心啊！又有个女人说，省心？省什么心？只要活到世上，张嘴吃饭，就一天都省不了心。
终于有人提到了吃饭，妈妈立刻开始了。她说，要是有一种针，一种药，用上一次，一年都不用吃饭就好了。哪怕这一针和一年的饭钱一样贵也可以，吃饭最费事了，吃饭最累了，不吃饭就好了。那些女人相互交换一下眼色，笑了，想想看，一个连吃饭都嫌累的女人。每次都一样。然后，就会有个女人说：那你就让你儿子快把药发明出来啊，把我们也解放解放。妈妈一点也不会觉察，一点也不会发觉她早就说过她的发明了，而她们早就这样回答过她，她不觉得，她还在说，她说，吃饭太累了，最累的就是吃饭。
我为什么没有冲过去，伸出手，用手把妈妈的嘴堵上，把她拖回家，一只鞋子拖掉了也不放手地把她拖回去，把她关起来，把门锁上，让她哭喊。我实在想要冲出去，把妈妈拖回家，再把所有鼓励她丢人现眼的女人都用水、大粪浇走，让她们边走边嚎，回家去向她们的男人告状。我没有，我站在那里，像是已经把这些动作都完成了一样，浑身都紧张到发酸了。
不止于此。
除了沉默、难堪之外，用以代替日常必需的用语的是这些话。不说“吃饭了”，绝不这样说，而是“胀着吃来”。不说“让一下”，而是“把你的尸体挪动一下”，还有“你一点都不要逼脸”“我看见你就恶心”。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称呼：“死逼，毛猪，狼日下的。”从来都是伤害，从来都只有向着死亡的活。在黄昏我要出去时，妈妈咬牙切齿地说：“干什么去哪这么急？卖逼也没有这么紧张，有本事你卖上些钱拿回来。” 我沉痛地、愤怒至极地看着这个是我妈妈的女人，她所能使我感到的被污辱的刺痛胜过世界上一切人所能施加于我的。她把生活使她受到的伤害、感到的绝望转化成所有这些污言秽语，既打消她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也要打消我们的希望。她像是一股污浊的、强大的涡流，把她所能卷走的一切，都要带到阴暗的最底层去。
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我的住所。她的呼吸带给了腹中胎儿呼吸，她吃蔬菜、粮食、水果，眺望朝霞的景色。她在秋天生下了我。
我的妈妈，华林岗唯一一家师范学校一九六五年的毕业生，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中锋，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在她毕业时候的单人照片上，她留着齐耳的短发，露出牙齿微笑。洗印照片的人把她的脸庞染成黄色，脸颊染成绯红，她穿的有黑色小圆点的衬衣被染成浅绿的颜色。
她有一副沉厚的歌喉，听起来稍稍有些做作，那是她为向人们表明她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她爱吃玉米、爆米花，那也是我至今喜欢的食物。在西宁的那些日子，在我和弟弟还很小的时候，每到黄昏或者是晚上，当街上传来爆米花的声音，她赶紧找出装在麻袋里的玉米，装上一大碗，让我或是弟弟送到爆米花的人那里去，并且叮嘱我们一定不许走开，否则我们的盆子很可能会被别人挪到队伍的最后。她极为挑剔，能吃得出她喜欢的那个爆米花的人的手艺。
黑暗的长街，被蓝黑的夜色笼罩着，红色的火炉，被火光照亮的人臉，开炉时的轰响，故作惊讶跑开的女人，笑声，骂声。
那时候什么都还没有来临，那时候阳光普照。
她喜欢蓝颜色、绿颜色。那是我至今也喜欢的颜色。我和弟弟穿着她缝制的蓝色、绿色的各种衣服。
妈妈，弟弟，爷爷，姨姨，疯子叔叔，艾丽娅，小白。再也不会有人让我感受到他们让我所感受到的东西：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用憎恶和冷漠表达的热爱，想要死去的强烈愿望。再也不会。这些已经足够了。
只要一段乐曲，一个在街头独行、和父母失散的孩子;只要一盏街灯，一个穿着黑皮裙子站在午夜两点的车站的女人;只要从热闹非凡的声色场合走出，来到寒风刺骨的大街上，裹紧衣服，抱起胳膊的一刹那。
或者是躺在医院的床上被金属探进体内;或者是低头，微微闭上眼睛;或者是和自己身体的接触;甚至看到街头小贩被城管欺凌、辱骂，甚至假扮痴傻的乞丐伸出的掉瓷的盆子。只要一刹那，只需要用低头和眨眼来掩饰，只需要深呼吸或是自骂出声，像用深呼吸来压抑咳嗽，就足以让它迅速消失，这种突然被唤起的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以及想要死去的强烈欲望。一生都在焦灼地热爱着，循规蹈矩地狂乱着，像披着人皮的忧患重重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行走在广场、人群之中。
而凄楚的音乐在一切之上。
妈妈。
“你长得还可以，就在车上卖个票吧。”
——妈妈对未来的规划。
妈妈的心愿是让弟弟成为一个招手停的司机，开着贷款买来的车在华林岗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上狂奔乱撞，像一个欲火中烧、狗急跳墙的铁皮甲虫。她总是说你弟弟要是有个事干，也就能把他拴住了，有个事干他也就学好了。
自从有了这个打算，她见到漂亮的布块总是小心地收起来，说等车买来了她可以用这些布块拼出座套和椅垫来，那样就不用再花钱买了。她每天都注意看报纸，特别地注意那里面的售车广告，那些广告让她有时喜，有时忧，那多半是车价又上涨或是下调了。自从决定了她要做一个招手停司机的母亲，她就不再站在乘客的立场上说话。每次看到报上登出招手停司机殴打乘客或是宰客而被处罚的消息，她总是满怀愤怒，不停地说人家挣钱也不容易，都是人嘛。直到她也遇上同样的事，直到她也被辱骂但却沉默着。
她算出了经营招手停每天的盈利直至一年的盈利。根据她算出的结果，我们不用一年就能还清所有的欠债，甚至要不了三年我们就能让所有华林岗的势利眼们刮目相看。
她说我们还可以坐着车去给爸爸上坟，这样的话，带去的有蜜糖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被晒化。
至于我——“你长得还可以，就在车上卖个票吧”，妈妈这样说。那时，我将在车上跳上跳下，冲着街上每一个人叫喊，如果是男人，就该朝他笑，如果问了票价而没有上车的，就该诅咒、辱骂。骂人的话，也都整齐划一。
我时常在和艾丽娅闲逛的时候，模仿这些话：“嫌贵就打面的去呀”“一看就是个穷怂，坐不起车就少问”。所有在车上跳上跳下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最后都会学会这些职业语言，谁也别想学不会。
这是华林岗的所有少男少女们最终的出路给我提供的样板。通过卖票，我或许还可以攒下一笔私房钱，在出嫁之后办起一家小型的缝纫店来，就是这样。
那早先经历过的笑容已经沉寂，黯淡的巷子里的面容迅速扭曲、幻化。纷乱的声音像铁匠铺里发生的坍塌。又总是有个凄楚、沉稳的声音凌驾在一切之上，不紧不慢地进行，永不受干扰，也永不终止。
十年后，妈妈的愿望实现了。终于拿到足够买一辆车的贷款的那一天，弟弟说等车买来了，手续办好了，他要开着车只拉着我一个人，随便我想去哪里。第一次，第一次只让我一个人坐上去。我们都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那一刻我真正感到我们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我原本以为他不知道，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绿色台球案旁边那个结实、沉默的孩子。画面黯淡了，扭曲了，而凄楚的声音无处不在。
车买来了。在那个秋天的下午。那天，弟弟说要出去接车，我算好了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特意走了出去，很晚才回到家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辆车。它停在院子中间那棵果实累累的梨树旁边，白色，有十七个座位，座位是绿色的。
我走近车窗，那上面映出了我的脸，狭长，有病容，像格列柯画中的人物。我用手碰碰车窗，我说，怎么新车就有尘土呢？要擦一擦。弟弟说它是真的吗？它不会跑掉吧。随即他又幽暗地笑了，像每次从母亲床边退开时一样。我微微地笑了。得到我的鼓励，弟弟重新又笑了。
为了第一次开我们自己的车，弟弟买了一件黑颜色的弹力背心。他说，他看到的司机都穿着这样的衣服。 只是，我不会在车上卖票了。
“一，二，三，四。”
——电影院里的脚步声。
十九岁，我和艾丽娅同时开始恋爱了，我们同时认识了附近大学里的学生，我叫他小白，艾丽娅的那位，我们叫他林。就像电视剧里经常发生的那样，两男两女，大家小心翼翼地恋爱，互相壮胆。
我们一起在街上闲逛，去华林岗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
俄罗斯式的建筑，灯光下的人群。
电影院，贴满墙壁的海报。
华林岗的电影院，和华林岗其他的主要建筑一样，都是俄罗斯式的，它似乎在我能够记得事情或是更早的时候就存在了，也是从我能记得事那时候开始，电影院里从未坐满观众。总是那样，只在观众席的中间部分，黑压压地坐着人，其他地方，则是空空荡荡。
在冬天，电影院是不供暖的。每当片子映到中间，场子里就会响起零星的、不规则的跺脚声，这声音逐渐宏大，逐渐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渐渐地，它变成了全场观众的共同行动，人们跺脚，和着节拍，一，二，三，四，像是抗议，更像是自嘲，就这样，直到一部片子结束，人们走出电影院，都带着笑容，一种不易觉察的亲密在人们中间流动，那是因为人们参与了一件共同的行动而带来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在跺脚声中，艾丽娅悄声问我说你好像不喜欢林呢。我说是，她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她说但是他多帅！ 她忽然兴奋起来， 说你不喜欢他我可高兴死了，真让我长出一口气。我微微地笑了。她忽然怀疑起来，她说难道他不帅吗？我说他就是那种帅，那种好看的男人，鼻子比别人高一些，眼睛大一些，个子高一些，这和一件更白、更新一些的衬衣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你知道什么，你根本还是个小女孩呢！她又突然高兴起来，每当她要谈到什么秽亵的话题时，她都会这样高兴起来。她说你想他会要我吗？我说怎样要呢？就是男人要女人那种要法，她说。我不安起来，我说你经不起呢。她说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你真是出道迟得道早。我笑了，我说你经不起他离开你，她说从前不是有过吗？你以为他离开我会让我去寻短见吗？我说那不一样，以前那些男人，和你，谁离开谁都没有关系，都无所谓，他们和我们一样穷，一样没有希望，但是他不一样，他在上大学，他离开你，你就再也不会看得起自己了，别人也一样，也会看不起你，人人都会知道你让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玩过了，那比让猿猴玩过还惨。她说你以为我真看上他了吗？看上他的前途了吗？我才不稀罕呢！再说你还不是一样！我微微闭上眼睛，笑了，脸向着银幕的方向，这时我感到头发里有一股突如其来的灼热，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头发被烧焦的味道，一颗烟头停留在那里，它引发了这场小小的灾难。而小白，坐在我旁边的他随即起身冲向后面的座位，从那些人里揪出一个精瘦的年轻男子。我听见小白在对那个男子说你没有姐姐吗？你没有妹妹吗？你没有妈妈吗？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意识里期待着一场更大的混乱，有人尖叫 ，有人被踏倒，有鲜血涌出，人们纷纷涌向太平门以求逃生，然后是浓烟和疾驰而来的警车。然而我所期待的一切并没有发生。那个瘦男人大概早被小白和林吓傻了，他们都那么高，那么壮，而他又那么黑，更显得牙齿像兽一样雪亮。所以，那个瘦男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是多么不堪一击，像是面对日本鬼子时发出的抗议。他还不曾学会双重生活，一个在这里，一个不在这里。而我，至少从用农药给疯子拌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丧失了这种对生命的专注、纯真和耐心。
我沒有冲上前去，而是在原来的座位上站起来，用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伸出，嚷得让全场都听得见。我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你还老母牛来月经，牛×红得很，混不清除了让我把你再生一次，痒了是不是？骚瘾犯了是不是？不行了回家干床上绊球去！艾丽娅也毫不示弱，依样站起，一样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伸出，大声叫骂。我们真是绝代双骄，我们真是风华绝代。
我看见我站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充满英雄主义的气概破口大骂。其他的一切全成为背景，黑压压的人群，被观众遗弃的座椅，以及屏幕上鲜血淋漓的场面，全成为背景。只有我，是鲜明生动的颜色。
小白告诉我，那个男人向我扔烟头，而且在说我。小白又说，他好像并不了解我。我静静地望着他，多少天里第一次感觉到绝望和痛苦，我知道我多么希望毁掉这种我不可能得到的真情，这种希望使得我的感情像个裂了缝的鸡蛋，让我的表演欲像苍蝇一样有了可乘之机，它使小白信以为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也不可能知道，这种我对生活的即兴发挥，也将毁掉他。
镇子上的人不再骂我婊子了，也不说娼妇，什么都不说，他们只说啧啧。
时至今日，那种表演欲还是存在，那种毁掉一切的冲动也还是存在，那种源于贫穷，源于被侮辱而带来的自弃，那种一旦快要拥有什么时的恐惧，也还是存在。这种表演欲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作。最近的一次，是在西安的闹市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吵架，并且被人围观，我努力挤进人群，去帮助那个气势稍弱的。结果不言而喻，我胜利了，她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然后，我问两个吵架的女人，你们为什么吵架？吵胜的这位高兴吗？有什么感想？我听见人群里有人说这种人为什么不送到五院去？我想五院大概是疯人院吧，我想是。
我是华林岗街巷中的皇后，从来都是。那种尊严与高贵大概只有真正的皇后才可以与之相比。我是贫穷的皇后，褴褛之皇后，自弃之皇后，愤怒与激情之皇后，一块斑驳的颜色，幽暗中的脸，哀哭不止的童年。
我已摆脱了那种仅仅作为穷街陋巷中的皇后而存在的生涯，摆脱了哀哭不止的童年，摆脱了对镜子中自己的爱恋。但这种印迹早已经汇入命运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只要我的生活裂开一个小小的缝，它们依然能像苍蝇一样，准确无误地找到我。但是，至少看起来我已经摆脱了这一切，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而他们却永远停留在那里。他们，妈妈，弟弟，爷爷，艾丽娅，姨姨，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 停留在冬天，停留在北极星炯炯照临的北方。
在旧书摊或是送往造纸厂准备回炉的纸堆中，也许还能找得到那本书，那本《一九九五年案例精选》。墨绿色封面，黑色的书名，同样是用黑色，画着一双英气勃勃圆睁着的眼睛，还有一道白色的闪电，一行小字写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是那本书。在它的八十七页。那篇案例的题目，即使隔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伸向花朵的魔爪》。
那篇文章一开始，就用生动而富有感情的笔触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一个在夜里赶去会男朋友的女子，被一个恶棍拖到路边干涸的水渠里，用她的围巾堵住她的嘴，而后强奸了她，最后还伴着得意的笑声告诉她，他是谁，随后打晕了她，使她在水渠里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至于破案的经过，作者一笔带过，那个恶棍在进行另一次强奸时，被人当场捉住。作者最后发出悲天悯人的呼吁：假如第一个受害者能够及时报案，就可以免去更多的悲剧。
就在那本书的八十七页。在旧书摊，或者在帮你的朋友搬家的时候，在那些要丢掉的书里，还找得到。
或许那页上，八十七页上，还打着折。
那就是艾丽娅在那年冬天遇到的事。有一个细节却没有被提及，也无人知晓。他还在数数。那个男人，当时还在数数。
她说当她意识到挣扎也于事无补的时候，她开始平静下来。透过那个男人的肩膀，她看见了天空。北极星非常非常亮，一座寺庙就在天空之下幽暗地矗立，它的穹顶在大地上投下了黑色的、狭长的影子。她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担心：假如水渠里突然开始放水的话怎么办，她也听到了大地深处的种种响动，土地在沉闷地震动，泉水挟裹着冰雪蜂拥而至。这一切都使人有一种春天的错觉。
她被打掉了一颗门牙，这使她看起来非常滑稽而悲惨。她不停地说她小时候的事。那时候她妈妈还没有死掉。她每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她妈妈做的。棉衣，单衣，内衣，鞋子，都是。那些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她一直留着。她爸爸说都不能穿了，留着干什么，就剪了一块当抹布。她一下就哭了，把那块布抢过来，她爸爸打了她，到底把那块布抢走了，当抹布。她就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小衣服包了一包，连夜送到她姨姨家去藏着。结果，衣服让他们给送了人。她说她到底什么也没留住，要是留在家里，说不定还可以剩下一些的，当抹布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布啊。她忽然就伏到我身上哭起来，她说，我妈妈生下我，把我养大，给我衣服穿，把我一点点养大，不是让他们乱日的。
她告诉了我那个男人是谁，我们都知道他是谁。
就在那时，就在艾丽娅告诉我这些话的时候，屋子外面正在跳大神，那些歌非常好听，非常欢乐，让我来哼给你听：
“过路的仙人你停一停……”
她爸爸对镇子上的人说她是让鬼给迷了，所以才会在水渠里给人发现，她身上的伤，她掉了门牙，是她发狂的时候自己弄的。镇子上的人就说，那就请一回神吧，年轻姑娘让鬼给迷了，那还了得，就请了神。
她爸爸说，请神花了他五百块钱。不过他请的金半仙是很灵的，一燎，他女儿就好了。金半仙比李半仙好，李半仙是骗酒喝的，喝醉了就敷衍人。
第二年春天，艾丽娅嫁到了四川。她那天晚上冻伤的手和脚每到冬天就犯病，开始是木木的没有感觉，后来就红肿，肿到发紫，半透明，然后就开始化脓，用茄子根煮水泡也试过了，用辣子根煮水泡也试过了，就是不管用，这样肿肿疼疼，要闹一个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慢慢好起来。这是她写信来讲的。她还说她生了个儿子，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梦林，谁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怪里怪气的。
我梦见过她，还是在华林岗时候的样子，只是手是红肿的，一跟她说话，她就流下泪来。梦就醒了。
她永远停留在冬天，停留在八十七頁，红肿着手。
我要说，那天晚上，她是去大学里找林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你要是想出去，除非我当场死掉！”
——二十岁时，妈妈阻止我出门。
小白问我，我的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了妈妈，弟弟，爷爷，我没有说起疯子，现在还不是时候，至少，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那个让所有华林岗人都熟悉的疯子，和我们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真的应该把他丢到枣树林子里去，春天来的时候，让一棵格外肥壮的枣树苗从他的身体里长出来。有了某种东西作为依仗，我忽然变得心狠手辣。
他问我，我们一家人怎样生活。我告诉他，我们和华林岗所有的人一样，种枣树、梨树或者苹果。就这样生活下去。
他说，他要去我们家。在收获的时候。别的时候，他不会去，现在，这个季节，收获果子的时候，他要去。
收获的那一天，我们去了。沿着那条白色的土路向前走，它被人的脚底和车轮碾压得又硬又平，可是只要一场雨水它就又将泥泞难行。现在它在初秋的阳光下闪着亮，吸收着光亮，像一条认真的河流。果树就在路两旁，那些结着果实的枝条被坠得向下弯曲。于是人们在每棵树木中间撑起一根高大的木柱，在柱子上系上绳索，再垂下来，牵住那些长满果实的枝条。
有的果实就落在树下的草地上，草丛也不能遮挡它们金黄的光泽。一种强烈地想要继续生活的愿望突然来临，它使眼前的一切如同镌刻似的清晰。
围绕在果树周围的向日葵被砍倒，堆积在树下的空地上，像是一些灰黑色的、萎缩了的、令人憎恶的尸体。他拿过一把砍刀，砍掉葵花杆上连着泥土的根，再把葵花干瘪的花盘砍下来丢在一边。在他的手里，葵花杆震动、裂开，露出里面雪白的杆芯，葵花杆越积越多，他就用芦苇捆扎起来，让它们服服帖帖地躺在地上。把葵花杆子捆成捆，再丢在地上的声音真让人愉快。那种最初的，由干瘪的葵花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葵花盘子整齐地垒在一起，越来越高，花萼一律向上，像一些幽暗的墨绿火焰。
我铺开一张报纸，坐到葵花盘子旁边，一只手捉住一只葵花，让它们相互摩擦，面对面相互摩擦，黑色的葵花籽从花盘之间流泻下来，逐渐堆成小小的一堆。花盘摩擦的声音开始令人焦躁，逐渐变得熟悉，有韵律，并逐渐充斥了整个空间。偶然停止下来，就觉得过于安静，只有让那声音再响起来。胳膊上被植物的叶子割出的细小伤口，因为汗水的浸润让人觉得疼痛，我想他也一样。我们没有停止，只是默默地、愉快地让黑色的葵花籽积累得更多些。 我知道妈妈在不远的地方观察着我们。我知道。她有时停下动作，有的时候减慢手中活计的速度。她无疑想要表达什么。终于，她有所行动，她摘下一个果子，用衣角包着，旋转着，擦了擦那个果子，然后慢慢走过来。我迅速低下头，用力摩擦手中的葵花盘。妈妈的声音响起来了，她说，吃个果子，休息一会吧。她把果子递给了他。他立刻接过果子，笑了，随后，闻了闻果子，咬了一口。妈妈在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成形之前，就转身离开了。
很多天里，妈妈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一天，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他是个好孩子呢。”我们都习惯了这种表达，习惯了由一件事迅速转移到另一件事，从不说前因后果，从来不说。无休止的谩骂也伤害不了这种没有头绪的表达。这种表达也从来不曾转移到别人身上。
不过，要不了几天，她就又陷入那种疯狂、绝望，和无端的愤怒之中。
快黄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坐立不安，她不时地望望院子，看着门外。终于，等我的双脚准备跨出门外的时候，她连珠炮似的、早有预谋般地说烧着坐不住了吗？×痒着急着卖去呢吗？丢人害臊的都不知道，谁家的女子像你这样子一副欠日价口！她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些话的，这从她那颤抖的声音里就能听得出来。
是的，她从来没有学会表达，从来没有学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她的担心和忧惧，她所有的，只是这些污言秽语，这些在很久以后我将深深怀念的话语。是的，深深怀念。
沉默片刻之后，她决定了进一步的行动。她搬过一把木头小凳，坐在两扇木门中间，说今天你要是想出去，除非我当场死掉！我没有从门口经过，我攀上梨树，从那里跳出矮墙，摇摇晃晃地走开了，即使走出了很远，我的后背还是僵硬的，那是因为我防备着她会抄起她能拿到的任何东西追砸过来。然而没有，走出很远我还能听见她扯长了声音的哭骂。
她在喊，她在骂，死不要×脸啊，一点羞丑都不知道啊，当初一生下来就应该摔死去啊。妈妈的声音在空气里变得残破，成了锯齿形，锯过来锯过去。系着白天和晚上的那根绳子一下就断了，暮色一下就挂不住了，一下子就罩下来了，牲口忽然醒了似的喃喃地叫着，是它饿了，是它高兴了，谁知道呢。板车吱吱呀呀地在什么地方转着，连转轴里木头丝子爆出来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马粪的味道，烟火的味道，也混杂着来了，让妈妈的声音有了一种喜剧的味道。
我在被她的声音追逐着的、歪斜的小巷子里越走越远。
这些都久久地令人怀念。
晚年的她终于不再这样说话。面对着她那可耻地发了迹的女儿，面对着她被这个女儿供养的事实，她终于选择了沉默，并用一种战战兢兢的近乎讨好和谄媚的态度，来表示对这个事实的默认。
然而一旦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她好像立刻就显出了衰老。她不再是那个把生病都当作一种战斗，把一切苦难都夸大，把一切绝望都积极地接纳的母亲，她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以表示她的心满意足，以忘记过去许多年以来经受的痛苦、侮辱。生活之流在此停滞。她心甘情愿地进入了暂时的永恒之中。
我不愿意是这样，我不愿意她身上经历的一切使我过早地明白生活的全部真相，我不愿意明白流逝、轮回、无常，我不愿意这一切使我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并且把快乐当作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宁愿我从没有懂得生命指向虚空，人与事甚至不能占据时间，而是被时间之风吹送到虚空之境。我不愿意懂得这一切。
我多么希望她还是过去的母亲，用卧床不起向生活发出控诉：看，你把我折磨成什么样！甚至在这种没有对象、无可针对的赌气般的做法里，都有一种信心，一种积极的情绪。我宁愿她还像过去一样，被种种隐秘的愿望驱使着，站在暮色将临的木头门旁污言秽语不断，并且句句都别出心裁，出奇制胜，显示出她非同寻常、富于创造的心智。我宁愿在和她的对抗里，互相折磨，互相表演，直至双方都精疲力尽。
别人对待她和对待我的态度的不同，等于是向晚年的她一再暗示她和我实际的处境，也提示着她被女儿供养的事实，她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这种反复的、水滴石穿的暗示，因而变得反常的恭顺。
这和她一贯所认识的、所实践的是不相一致的啊。尽管她总是把金钱挂在嘴上，并且做出用钱去衡量一切的样子，那也只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分明在告诉她，这样才是一个务实的、被人群认可的人，她尽管满心惶惑，却要做出随波逐流的样子，以免被人们指认为不合时宜。其实，她始终是个孩子，一直保持着她的赤子之心，在她看来，人和人的纽带是那么自然，不用借助任何外在的东西去强调、去定位。即便是她的那些恶言恶语，也似乎是出于一种依赖和信任，看，我甚至都能骂你呢！她从不想想后果，这使她的那些言语也有了真挚之处，充满了甜蜜。
我憎恨那些暗示了她的人。他们和她一样都不明白，我负担她晚年的生活，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甚至不用母亲和女儿这种血缘关系来要求，来强调。我那么希望她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照样骂人，照样摔东西，照样对我的那些客人们拉长了脸，只要是她不喜欢。
可是我无法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她明白这些，我承袭了她的不会表达。有一天当她终于万分小心地告诫我说交往人，特别是男人要小心些时，我脱口而出的话依然是我的事你少管，我要是不和男人来往，能有今天吗？后面的这句话特别地刺伤她，她瑟缩着，不再说话。可是当我坐在宴会的角落里，却忽然抑制不住一阵突如其来的心酸。
我赶回家去，看见妈妈在，听到她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那种心酸的感觉才又消失了，而我说出的依然是要是回来迟了，还要看你的脸色呢！
“最坏的，最穷的……最爱的，最爱的。”
——妈妈临终的话语。
爷爷一直在为长寿做准备。
他从每天看的报纸和各种老年杂志上学习长寿的秘诀：拍头、叩牙齿、把泡有蝎子和树根的酒喝下去，还有，倒退走路。這种长寿方法甚至有一种貌似精确的计算方式：每倒退走一步路会使人的寿命延长三十秒。他为这种长生不老的妙方摔断过两次胳膊，一次是在他七十四岁那一年，左胳膊，一次是在他七十七岁，右胳膊。七十五岁时他碰掉了两颗门牙。其他还有脱臼、数不清的淤血。 七十七岁时他已头发全白，却在胳膊上打着石膏，吊着绷带，乐呵呵地笑着，露出门牙处的黑洞，听着家人对他的劝解，那情景只有当你设想一个挨批评的小学生是白头发时才能体味其中悲剧的成分。呵，其实不能算悲剧。我不知道它属于什么。
爷爷在厕所和大街上打苍蝇，用一只断了柄、接了一根竹条作柄的苍蝇拍子。一打一个准。别人说这里的苍蝇能打得完吗？他说打一个就少一个。
妈妈曾在我小时候和我一起嘲笑爷爷，嘲笑他的倒退走路、在公厕打苍蝇，以及他的顽固、不听劝阻。每次，只要说起爷爷，她总是妙语连珠，她模仿爷爷打苍蝇的姿势，和爷爷跟别人纠缠不清时常用的语言，并加以夸张，加上她的评点，她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没有办法不笑。那时候她还不曾时不时地卧病在床，爸爸没有死去，弟弟至多也只是顽皮，还到不了进看守所的份。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看见妈妈在院子里打苍蝇，并把打死的苍蝇放在一张纸上，说要喂给鸡吃。我忽然知道妈妈老了。我捏着木头门框，身体里像有一架提灌机似的要把全身的水抽到眼睛里来。即便是和小白的分开，也没有让我难过得如此清晰和真切。
妈妈死在一年后。
在最后陷入昏迷的那些天里，她喃喃地说“最坏的，最穷的，最看不起的，最糟糕的”。而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她说的是“最爱的，最爱的，最爱的”。
她最爱什么呢？她从来没有说过。
我仿佛又走在华林岗的小巷子里。夜气浓腻地充塞在每一巷、每一家、每一处，有没有人在离院门很远的地方掏出钥匙;有没有一双黑色的胶鞋，鞋底沾上了污物，因而在地上蹭着;有没有坐在铁皮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使得屋里充满了令人昏昏欲睡的温暖;有没有明天该去修理的老座钟，在不该鸣响的时候出了声，引起了埋怨;有没有贴在墙上的报纸，耷拉下一只角;有没有一个男孩子，在夜里被潮湿惊醒;有没有爱，梦话，有没有打点行李准备离开的人，把吃剩的半只饼子用纸包裹，装进行李。只有长巷子，只有画在墙上的、张牙舞爪的小人，只有月亮鬼鬼祟祟地在屋宇间游走。整个城市都像是睡着了，就我看见了这月亮。这月亮照着拉着窗帘的窗子，照着晾着一双忘记收回的鞋的阳台;这月亮在城市上空移动，像是一个蜷成一团、浊黄的、闭着眼的胎儿，它移过钟楼，移过有着呻吟、梦话、咕哝的小巷子的上空，移动了几百年，几千年，移动着，都成了一个死胎，也不烂，也不坏，像是泡在防腐剂里，只是移动，移过宇宙包裹着的大梦。整个城市，整个宇宙都睡着了，就我看见了那月亮，那月亮神秘地、不可告人地移动着，使我成了一个目击者。我满心都是恐惧，满心都是孤独。这种孤独还很漫长，还很漫长，应该忍受，并且喜爱。
“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
——一首童谣。
在妈妈去世半年后，我回了西宁。
我去了当年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工厂厂区，菜市场，小学中学。许多地方已经被拆除，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也有一些地方，完全被荒废，成了可怖的寂静岭。
在大十字附近的马路上，我坐在路边喝饮料，一个男孩子跟我搭话，他说，他是出来徒步旅行的，他愿意陪我走剩下的路。这句话容易让人误会，但他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说，好。他说，你不担心我是坏人吗？我说，我不担心。
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湟源、乐都、海晏、刚察、格尔木、德令哈、都兰、乌兰。我们去了盐湖小镇，黑马河小镇，倒淌河小镇，无数小镇。
靠近西宁的地方，例如湟源和乐都还是那样，一片碧绿，白杨树、麦田和青稞地，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绿，大大小小的河流，在碧绿色的树林和田地间穿行。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更多，暴雨将至的高原上，一大片麦子地里，一群戴着红色头巾的女人挥着镰刀;明净的湖水旁边，金黄色的白杨把倒影投在湖面上;藏民聚居的小城里，夕照下，一群孩子的笑声在石头筑出的广场上回荡。
一个荒原小镇上，还保留着五十年前修建的新华书店，甚至能买到当季出的新书。但从新华书店出来，就看得见草原，和草原远处灰色的水面。
小镇上，还有很多川菜馆子，一家挨着一家，玻璃窗上，写着那些常见的川菜的名字。还不到饭点，只有一两家川菜馆子外面，停着大卡车。
街道尽头的最后一间房子，是一间被废弃的理发馆，两个小孩子，一个坐在窗台上，像荡着假肢似的荡着双腿，另一个站在地上，他们在比赛骂人，看谁在一分钟里骂的×你妈多。最后，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孩子胜利了，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另一个孩子，应该少换气，才能骂得多。我拿出一张钱给他，说，你骂胜了，钱给你，骂得好，好好骂。
他在一旁笑了起来。
世界只剩下荒原，只剩下土坯房子，只剩下×你妈，只剩下这个陌生人可以与我共享记忆。突如其来的恐慌，突如其来的疏离的感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突如其来的，对身边这个人的亲切感。
在离别的那天早上，他起床，穿好衣服，弯下腰系鞋带，并且开始哼唱一首歌：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
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我问。这是一首儿歌，我跟外甥学会的，后来经常拿来哄他，他說。
真好听，我说，能再唱一遍吗？
他又唱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前一次那么自然了：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在一起;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你对我笑嘻嘻，我对你笑哈哈，让我们都能在一起，快乐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