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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一届市民文化节上的书法大赛中，积极前来参赛的市民大多为退休在家的老年人，其次是被父母领着来的小学生，而年轻人几近不见踪影，这让上海书协的秘书长潘善助先生甚感危机：“如今年轻人的生活中充斥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有些人连手写汉字的机会都越来越少，更别提写书法了。触屏的快速简便逐渐代替了书写的闲情雅致，书法真的会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手中走向式微么？书法在上海真的已成老龄化的夕阳艺术了么？”
在这样追问声中，我几乎已经准备好要进行一轮无趣的走访了——我觉得自己大概会听到很多生不逢时的灰心，也许还有不满现状的抱怨，甚至有可能那一排名单的背后都是一张张暮色满满的脸——毕竟某些领域对“青年干部”的定义都直逼“50岁以下”了，我的担忧你们懂的。但当我真正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见到那些鲜活的年轻笑脸、听到那些发自内心的乐观与坚守时，我觉得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就在现在，就在上海，我们书法界的年轻一代已然呈现着百花齐放的活力生态，这其中有人在甘于寂寞埋首研究，有人在勤于书道上下求索，有人在敏于突破创意践行，更有人在感恩回馈、提携新人……他们的存在共同构成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朝阳之象，他们是海派书法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们。
仲威：在历史中留下名字
在采访仲威以前，我概念里的“书法家”自然就是那些把毛笔字写到出神入化的人，所以当名单里出现这么一位“碑帖研究专家”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有些疑惑的——这也算书法家么？但上海书协的潘善助老师及时纠正了我的狭隘观念，他说，那些继承和发扬了书法艺术中高超的书写技艺的人自然堪当一个“家”字，但那些投身于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历史梳理的学者们，他们常年辛勤于幕后，甘于寂寞，在历史的长河里遍寻书法艺术的瑰宝，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才能以涓涓细流之势源远流长并不断产生新的支脉、一直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存在对于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之无愧是真正的“书法家”。
而我将要见到的这位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的仲威，据说他用了15年时间亲手整理、编录了曾因历史原因一度被废弃在仓库里的22万张碑帖拓片原件，其中多件甚至本身就是文物级的珍品，而这一批拓片的研究成果更是验证、填补、扩展了多项书法历史上的存疑或空缺——上海图书馆我是常去的，却从来不知道在那样一座摩登、现代的建筑里还藏着这样一个“古墓派”十足的部门，而对于那位在“故纸堆”里做出大学问的青年学者，我简直开始好奇起来。事实上，仲威的办公室在图书馆的三楼，从人来人往又兼卖咖啡西点的一楼大厅一层一层乘扶梯上去，人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空旷安静，到了三楼的“家谱借阅室”已然只有零星的老者在安静翻阅着古旧的文册，仿佛连空气都经过层层过滤筛尽了大都市里的人间烟火味儿，而“碑帖研究室”就藏在更深的走廊尽头，当我穿过一间间桌上摞着重重卷轴、架上摆着层层拓片的办公室见到仲威的时候，心里几乎要对他看起来居然是个十足的现代人感到奇怪了。
“我的同行，全国加起来也不过两桌人吧。”在仲威看来，自己当初误打误撞入了这“古墓派”，半路出家如今却“忝列专家”，这里面有太多的机缘巧合，如同宿命，“但既然命运选中我亲手打开了那间仓库，我就要把这件事善始善终”。在仲威的人生中，“那间仓库”虽然是个关键词，但“书法”却是开启所有机缘的钥匙。当1990年他从华东师大的图书馆系毕业被分配来上海图书馆的时候，作为一位从小爱好书法、练笔多年、并热衷于收集市面上各家版本的碑帖拓本的爱书人，他只觉得这里有让他心满意足的工作环境——那时他在上图的外文期刊采编组，工作闲暇，有大把可以挥霍的时间，手边又坐拥足够的书本资源，那几年，他的生活就是在办公室里喝茶、看书、临帖。
日子久了，渐渐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热衷于书法和碑帖，忽然有一天，一位老同事有意无意地就对仲威提起来，在上图位于龙吴路的仓库里，似乎有一大批碑帖拓本的原件无人问津。说者未必特别有心，听者却暗暗上了心——那时候仲威正好是馆里的团委副书记，于是趁着一次组织年轻人义务劳动的契机，他提议可以带队去打扫龙吴路的仓库。仲威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37度的高温天，龙吴路的仓库是一座有着多层仓储空间的大型仓库，义务劳动的年轻人本来只需要打扫一下一楼二楼，在这里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仲威不甘心，他一层一层地向上探寻， 当他最终来到九楼仓库的时候，“说实话我已经没抱希望了，觉得那也许就是个误传”。然而仲威直到今天都清楚的記得，当他推开九楼仓库的小门，打开灯时——那一瞬间他完全被震撼了。“那一层仓库大概600平方米那么大，我就看见有五六堆大概有2米5那么高、20多步那么宽的拓片山——当然第一时间你说那是垃圾山也毫不夸张——壮观地堆放在那里”。从1995年发现这堆宝藏直到今天已近20年，但仲威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刹那的惊喜与激动：“我走过去，随意从其中一堆里抽出几张，居然就是《九成宫醴泉铭》、《颜勤礼碑》这些最耳熟能详的碑帖拓片的原本！我以前只能在福州路的书店里买这些名帖的印刷品，哪曾想过能亲眼见着拓本。”望着这些几十年来被丢弃、遗忘在旧仓库里发霉长虫的书法宝藏，仲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前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拓片估计能装满四节火车车皮，这里面会有多少让世人惊叹的发现啊；同时他也为自己一度以收藏了近800本碑帖就自以为阅尽天下帖而惭愧不已，自己的那点小骄傲，与眼前的“垃圾山”相比，真是沧海一粟、井底之蛙啊。
于是他当即就花了10天，囫囵地清点了仓库里堆积的碑帖，写了一份2万字的报告给馆长。因为这份报告，上图申请到100万历史文献抢救经费——上世纪90年代的100万绝对是一笔巨款了——成立了“碑帖拓片整理研究组”，而事实上所谓“研究组”不过3人：两个老师傅带上从外文期刊组“借调”过来的仲威。但就是这三个人，用了15年时间，从一辆辆大卡车拉来的故纸堆里整理、编目了这批馆藏的22万件珍贵拓片，从中抢救出了近2500件“文物级”珍品，如今上图的镇馆文物汉《初拓孔褒碑》、三国魏《熹平石经未断本》、隋朝《关中初拓董美人》俱是从这些故纸堆里寻出的。15年，这个数字在唇齿间说出来只要一秒钟，但想象一下15年来都要戴着手套口罩、守着故纸堆度过，我不仅对眼前这位看起来还很年轻的学者顿生敬意：“你是如何能守得住这样的清苦与寂寞呢？这社会如此浮躁，诱惑这样大。”但是仲威的回答简单有力：“不寂寞啊，哪里寂寞？且不说我们时不时就能在那堆藏品里发现价值连城的古籍文物，就单单是想到那么多只在古籍中读到、几乎是传说般存在的书法文物、拓片原本可以经过我的亲手整理得以继续流传千古，我就已经激动的不行了——在我们这个研究圈子里，甚至扩大到整个书法圈子，多少人羡慕我的眼福还来不及呢。” 诚然，子非鱼，安知其乐。仲威最初是从书法的角度介入碑帖这个领域的，初时也只晓得碑帖的书法价值，可是在15年的整理中，他渐渐明白善本碑帖的文物价值，再往后便是在史学和文学的层面精读碑文以及藏家留下的题跋。“这就好像登山，一路往上走，看出去的景致在变，风景是看不够的。”为了这份工作，仲威看遍了上图馆藏的整整5书架与书法和书法史有关的书，于是22万件藏品的整理工作完成后，他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研究领域。与很多从文字材料里找成果的专家不同，仲威的认知过程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所以他的理念和观点也格外鲜活有趣。比如，他会这样解释为什么宋代拓本尤为珍贵：“碑石历经浩劫离乱、时间磨损，留到今天再拓下来的，也是80岁的老太的照片了；而年代古早的拓本善本，就是姑娘18岁的玉照，你说哪样更美好？”他回忆如何意外发现隋朝《董美人墓志》的原石初拓本时又是多么感性：“那件‘关中淡墨拓’真是让人惊艳的‘淡’啊，墨色似烟，相传是早已失传的，竟安然躺在上图的仓库里，你从任何印刷版本上都无法看到那种墨色，就像初春新茶的最后一杯水色……”这时候，我突然就很理解他反问我“哪里寂寞”时的那一份发自内心的莫名了——世人眼里青灯古卷的寂寞，于他分明是明亮温暖的烛火。“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年薪百万？房产遍地？在时间的洪流里那些都是一瞬间的存在，为此消耗一生我觉得才是寂寞甚至无聊的，”我知道这些话印在纸上未免有些理想主义，但从把理想实践了二十年的仲威嘴里说出来，却一点都不显虚浮：“而我做的事情，上承古学，下启来者，而我的名字会和我的研究成果一起被写进历史，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张洁明：“书”山有路，上下求索
作为金山青年书法家中的实力派人物，张洁明其实有点“另类”：除了书法家的身份，他还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名字很文艺，叫做留溪。一面是安静雅逸的泼墨，一面是觥筹交错的应酬，这看似无法交融的两种人生，却偏偏在他的身上取得了平衡——哦不，其实并不平衡，虽然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会冠之以“儒商”，但其实在我看来他更偏于纯粹的文人——淡泊宁静地将公司与工作室都置于金山一禺；在独栋小楼第三层那间名为“二安草堂”的书斋里可以待上一整天也不“移步”二楼的办公室过问公司事宜；甚至因为创业最初的忙碌而耽误了书法的精进自责不已，宁肯为此“收缩”已初具规模的生意——你看，面对利益不趁胜扩张，反而收缩，这还是商人么？
但在张洁明眼里，这样的取舍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让他选择书法还是财富，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因为，“我最初从医院辞职下海做生意，就是为了满足我在书法追求之路上那些必须的物质需求，因此而意外获得的所谓‘生意的成功’反倒是附带的。”据张洁明说，自己与书法的缘分说是“一见钟情”也是可以的，自从学生时代一次去松江春游，偶然在余天成药店看到了柜台后陈列的刘兆麟的墨迹，彼时的少年就已然在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将来一定要考到松江的学校，以便找到这位书法家拜师学艺。从古到今被文学、艺术之美震撼打动的少男少女不计其数，因此想要追随作者足迹的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走到最后还不忘初心并得偿所愿的应该就少之又少了吧——可是还是个少年的张洁明居然就真的做到了，所以，当我们赞叹有些人的机遇甚至运气时，你只是没看到他的努力罢了。
为了拜师，张洁明真的去填报了松江卫校，顺利录取后，这个没有任何线索、人脉的少年便开始了他的拜师之路。“幸而那时候的人思想比较单纯，社会关系也不复杂，”张洁明每每回看这一段初生牛犊的拜师之路都觉得既感恩又感慨：“我打听到刘兆麟先生在松江文化馆工作，便从黄页上查到文化馆的电话打过去找他。”那时候别说手机，私人电话都是少有的，于是张洁明就在卫校大门口的传达室里打通了这个电话，心里既期待又忐忑，“可是那天居然他不在”。也许是为了安慰失望的少年，文化馆的接线人员告诉他，其实刘兆麟的夫人就在离他很近的一间百货店工作，他也许可以去那里问问。于是张洁明欢喜地跑去百货店，结果好事多磨，那一天刘兆麟的夫人居然也不当班。可是一个为了圆书法梦甚至可以凭一己之力跨区域考过来的少年会就这么放弃么？张洁明从百货店里其他同事口中终于得到了刘兆麟先生家里的电话，又回到学校的传达室再次把电话打过去，终于联系上了刘兆麟，为日后的顺利拜师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从如愿接到松江卫校的通知书，到辗转成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刘兆麟的门生，天遂人愿的感恩之心每每激勵着他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在书法学习上，加上刘老师的指导和影响，对书法越发痴迷，心摹手追，寒暑不辍。那一段痴迷的岁月被他形容为：“一日不书，便觉心恨手痒，和古人所说的‘宁可三餐无肉，不可一日无书’也相差无几。”
因着这样心无旁骛的勤学苦练，1999年，25岁的张洁明第一次把作品投向全国大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就幸运地得以入展，并分别于2000年入展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展、2003年初入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随上海市书法家代表团一行10人参加了在西安的开幕盛典，同年底应国际兰亭笔会之邀参加了在韩国釜山举办的交流展，还获得“淳化阁”杯书法大赛二等奖。
而对于张洁明来说，最大的收获远非如此，而是他因此得缘在这些赛事活动中结识了王伟平、刘一闻两位仰慕多时的前辈大家，并得以在门下聆听教诲。有了名师指点，张洁民在书法上的造诣更是日渐精进，他立志要在这一条漫漫长路上求索不辍。但与此同时，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金山一家乡镇医院做放射科医生的张洁明也越来越感受到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困扰——说出来很简单，艺术之路越走越远，现实生活却日渐捉襟见肘。好在“穷则思变”是万古不变的规律，张洁明自问不可能放弃书法，便破釜沉舟地辞掉了稳定却薪水极低的医院工作，于2004年下海经商，开出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之所以选择经营广告公司其实也和书法有关，因为我本人对于金钱没有很高的要求，只希望创立一份自己的事业，同时这份事业对我练习书法有所裨益。而广告公司的业务和书画文字都多少有些关联，这样我觉得至少不会偏离我的内心太远。”于是，听着内心的声音做生意的广告公司老总张洁明就这么凭着艺术上的能力与那份千里拜师的毅力，一步一步把公司带入了正轨。“最好的时候就是那几年，在公司运作稳定后，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起来，练习书法的时间自然就多了，这种自由在经济上也有所体现，我有了更多的资金购买喜欢的书画集和更好的笔墨纸砚。”也就是在“那几年”，张洁明获得了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大展书法二等奖，顺理成章的在刚满30岁的时候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同时生意也越做越大。 然而，日益扩张的公司业务势必越来越多地侵占张洁明的时间与精力，“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书法上取得进步了，参加的各种书法比赛也大多投而不中——小时候老师都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张洁明很感慨，但更果断，他马上缩减了公司的业务和规模，同时把大部分工作权限做了交接，自己迅速从二楼的办公区抽身而出，转身把自己关进了三楼的书房。自省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自从07年投稿第九届国展而不入让他重拾初心，经过08年一整年回归状态，很快张洁明就又在2009年的赛事中获得了奖项。
如今，习书20余载，经商近10年，张洁明渐渐在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里发现了自己的“哲学”。“我原来是个坚定的‘技术派’，认为只要基础扎实、技法过硬就可以在书法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地，但现在我觉得技术也并不是唯一的。”今年，正式迈入“不惑”之年的张洁明对书法有了更多的圆融通透：“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闭门造车，无论技术多强，他的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观察各个层面的人，其艺术内涵才会更丰富，艺术表达也才能更引发共鸣。经商给了我一个丰富的接触社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锤炼了自己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历史上很多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在其他领域也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艺术家也必然有能力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
李滔：左手篆刀，右手挥毫
取这样的标题无关文艺，而是写实——是的，作为一名天生的左撇子，李滔虽然已经成功的把自己矫正成了能用右手写得一手好字的“正常人”，但当他开始沉迷并研学篆刻的时候，他那只“天生的左手”自然而然地就握起了篆刀，于是，剑走偏锋，他这独特的“左手刀法”也成了沪上篆刻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湖南人李滔来说，“书法”从来就不是被选择的爱好，而是贯穿了整个人生轨迹。“我们湖南人有句老话——字是门头书是屋，虽然我从小的愿望是做个医生，但一来家学使然，二来确实天生就有兴趣，所以从小就在父亲的启蒙下以颜柳楷书为基础练习书法，算是有点童子功吧。”初次见面，李滔一如我想象中的军人形象，利落、爽直，当他健步如飞地领着我穿过暑假中空荡荡的军校，走进他错落置放着宣纸、笔墨与印石、篆刀的办公室时，我觉得“文武双全”这个成语真的可以送给他。
因为心中存了当医生的梦想，少年李滔在高考的时候执着的选择了高分的医科大学，却很遗憾地没有上榜，正当他打算复读一年再次冲刺的时候，亲戚里有做军官的长辈为他指了条所谓的捷径：“你可以先去当兵，再从军队里考军医大，既不荒废自己，或许还更容易点。”李滔觉得很有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于是那一年他决定“弃笔从戎”，却没想到这一切正是他笔墨生涯的开端——倒是儿时的那个医生梦，从此就真正告别了。
虽说怀着一颗“投笔从戎”的心，但有书法“童子功”在身的李滔，一入军营就被发掘了才华，两个月的新兵训练中就常常被选去抄名录、写海报，军训一结束便被直接调去了机关，一天连队都没有下，成为当年整个师里唯一的例外。“至此我才知道部队对文化工作有多重视”，李滔回忆当年，很有点“歪打正着”的小小庆幸。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军营的李滔顺理成章把书法变成了自己的主业，他继续悉心练笔，主攻北魏《张猛龙碑》，隶书宗《张迁碑》《石门颂》。在军营里舞文弄墨的生活让他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他与著名书画家宋修民邂逅，并被收为弟子，从唐楷到汉魏碑贴反复临摹，深得书道嫡传，作品更入选《中国古典诗歌墨迹大观》《当代书法家撷英作品集》《国际书法名人大辞典》等，先后40余次获奖，在《中国书画报》《解放军报》《战士报》等报刊发表书法、篆刻作品近200幅，成了当地部队宣传系统里的书法名人。
于是，在之后的军校选拔考试中，他因为书法创作方面的特殊成就，毫无悬念地被长沙政治学院提前破格录取了，“所以你说，书法是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否则我现在也许是一名医生呢。”李滔有点感慨。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人生往往就如登山，当你站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些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美景就会自然地呈现在眼前——比如，来到上海，留在上海，甚至在大上海名家汇聚的书法界留下点自己的痕迹，这些都是李滔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生。而未来之美正在于未知，正当在书法创作上一路凯歌的李滔又一次因此特长被上海的军校破格留任时，他不知道还有一片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在前方等着自己——这天地实为“方寸”，那便是篆刻。
爱书法的人大多也爱篆刻，李滔也是如此，但在来上海之前他对篆刻的爱好也只在自娱自乐。可是当一程程的命運更迭把他送来上海并留下之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也应当在书法之路上走得更远，于是他找到了上海书协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徐正濂，希望可以拜入门下。“当时徐正濂老师已经不收弟子了，但我不死心，三番五次地诚心请求，也许是我的执着劲头加上军人身份让他有所松动，终于他答应先看看我的作品，看了之后他就答应了我拜师的请求。”在李滔看来，每一位大师都有他成为大师的理由，比如自己的老师徐正濂，除了篆刻上的艺术成就，看人的眼光和因材施教的那种敏感与精准也是过人的。“徐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就觉得刀功和刻痕非常特别，找我去问，我这才告诉他我都是用左手拿刻刀的。”就这样，有天分又有特色，李滔顺利拜得名师，走上篆刻之路。而在老师徐正濂眼里，李滔这名爱徒自有他的过人之处，除了左手刀功在用力方向、下刀痕迹上都有别于寻常篆刻者之外，“作为军人，李滔的篆刻不屑在小技巧上摆弄，他更擅长于冲刀直入，大气磅礴，线条锋锐雄健，有强大的力量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读之令人精神一振。”
我一直觉得湖南人聪敏灵活，李滔在篆刻上的别开生面正印证了这一点——当他在篆刻领域渐得章法、卓有成就之后，他没有把自己拘于文人古意之中，而是开创性的结合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先后以《印说孙子》《印象红歌》等军事题材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篆刻作品，受到了军中与业内的一致好评。比如他把看似与文人篆刻毫不相干的《孙子》战略战术如刀似斧地“杀”入篆刻——以兵法之道论篆刻的章法布局、结构变幻，以兵法之理说篆刻的创作技巧、印艺要诀，以兵法视野纵论古今大家的奇思佳作，以兵法借鉴巧说印材道具的拙守与妙取。实践的成功为李滔打开了新的思路，2012年适逢解放军建军85周年，他于是开始思考发挥中国印“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独特魅力，来磅礴展现和传播军史。他先后查阅多部有关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和历史资料，向多位军史专家请教，精心筛选出能够体现人民军队“忠诚”本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关键词作为蓝本——为更好呈现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细心设计创作样稿，请多位篆刻名家对样稿反复打磨完善，有时为刻好一方章，就连晚上睡觉时还用手指在肚皮上“打草稿”。就这样，李滔把对人民军队最真挚的热爱灌注于腕下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完成后的这81方印刻精品题材新颖，印风清新，品味方寸其间，浓厚古意与时代气韵居然相得益彰，令人拍案。 公平的说，中华书法与篆刻源远流长，但在如今的科技、时代背景下正在不可避免的失去土壤和舞台，而年轻一代能够继承和发扬书法古学就已不易，像李滔这样真心热爱、潜心研究并能够以个人能力自觉创新、与时代接轨、让传统焕发新生命力的个例实在难能可贵，无怪乎连他的老师徐正濂都不啬褒奖：“自明代启流派篆刻至于今，已历五百余年。古人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方今篆刻空前兴盛，国富民强，上下一心，无论军中抑或民间，大家都为中华文化大发展而奋斗。此正李滔等中青年篆刻作者大有为之时也。”
张卫东、卢新元：投之以桃，报以琼瑶
我是在同一天里分别见到张卫东与卢新元的，说来不是刻意安排，却冥冥中自有巧合——2010年，上海书协曾经开创性地吸纳了5位“海漂”人才进入上海书协理事会，其中就包括现任上海青年书协主席张卫东和秘书长卢新元两位。后者同时还兼任着徐汇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在今年7月刚过的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中以全票通过连任；而前者则以他敢为天下先的“国展冲刺班”闻名书界，甚得年轻书家和爱好者的推崇。他们一个活泼，一个沉稳，一个如桥梁般服务、沟通着书法大区徐汇区的书法交流与推广，一个如明灯为书法新人们照亮、指明通往成功的进阶之路。而更有趣的巧合是，当我把这些“高大上”的评价转达给他们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摇手否定：“不不不，我只是爱好书法的写字人——如果说一定要谈成绩，我更希望它体现在我的书法创作上。”
在来上海之前，大学毕业后的卢新元曾一度选择北漂，在央视做过很久的书法纪录片工作，与当时身在北京的周志高先生机缘结识，成了忘年交，因此在书法领域的认知和眼界都深受前辈的影响与熏陶，年纪虽轻却见识不凡——所以当年他初来上海就敏锐意识到书法大区徐汇区缺乏独立书协的局限，当即就向区宣传部长章卫民提出了成立徐汇书协的建言。
当然，千里马也离不开伯乐，当章卫民发现这位精于书法的年轻人同时又兼有亲和、实干的组织能力时，他经过慎重考虑，打算“出奇兵”将书协主席的重担交给这个既没有名气、又没有资历、甚至都没有户口的年轻人——可以说当年的这個决定让卢新元自己都震惊了：“你想啊，这么多著名书法家，陈佩秋、周慧珺、曹宝麟、白谦慎、王伟平、刘一闻、戴小京、张晓明等等都居住在徐汇，却让我一个年轻的海漂来做这个区书协的主席，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怕自己不能胜任，也怕被人质疑……”但他的伯乐并没有看错他，一番心里斗争没持续多久，这个乐观的80后大块头就速度把自己给“说服”了：“不过我转念一想啊，成立区县书协不就是为了更好的为书法家服务、把书法艺术与市民的文化生活对接起来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席就是要做个干活最好、最多的人，那我年轻力壮又热爱书法，还有导演基础善于沟通组织，这活能干啊！”
虽然章卫民与卢新元达成了共识，但这毕竟是大开先河的一个创举，所以章卫民向上海市书协提出了申请和征询，私底下俩人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上海书协的答复十分让我感动，他们以肯定的态度表示了‘区里事区里定’和‘支持干部年轻化’两个观点。”卢新元至今难忘那一刻的温暖心情，作为一名经历了漫长“北漂”又正在“海漂”着的异乡人，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度是他心理上最大的缺失——而如今上海以自己的多元和开放接纳了他、认同了他，他觉得这些是比“主席”的名头更珍贵的东西。“我当时真的忽然就好想快点让我上任吧，不是贪恋什么权利、名声，就只想早点、快点、多点为可爱的上海做点实事——无以为报，唯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今，五年过去了，卢新元在这个位子上一步步从最初的“化感恩为压力”变成了“化压力为实干”，在谈到后五年的工作安排时，这位年轻的主席淡定从容、侃侃而谈：“首先，要继续健全徐汇书协的机制和机构。其次，营造良好的书法氛围，筑巢引凤，虽然本市的书法名家最多居于本区，但他们更属于上海书坛，属于中国书坛，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我们只有努力地工作，提升我们的工作能力，提高徐汇书协的实力，提升我们的活动品味，提高徐汇书协的全国地位，才能真正让这些书法名家、文化名人成为我们的资源。第三，要进一步广开门路，招贤纳士，让徐汇书协成为新上海人和年轻书家的聚集点。第四，落实书法群众文化工作，把书法艺术带入千家万户。”
如果说卢新元所做的是相对宽泛广的“交流工作”，那么张卫东从事的就可谓是高精尖的“教育工作”了。他师从刘小晴、书艺高超，个人作品30多次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5次获奖，他创办的“国展冲刺班”五期共招生187人，其中有近60人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近20人获奖。近年来他又标新立异地开设了个人书法工作室，专门以入围国展并获奖为目标，迄今也培养了30多人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以个人的力量而言，这成果几乎是惊人的。
当然，就像张卫东自己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他的个人创作亦是富于个性，信手挥洒，他尤擅行草，笔法灵动，结构天成，很善于把握各种技法在书法创作中的运用，因此他的创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先后应邀为各地书协讲课。据说，因为张卫东在各项书法赛事中获奖太多，一度还有人说他是因为与评委熟悉走了友情路线，为此当时老师还曾劝他干脆不要参赛了，免得别人议论。“可我后来还是坚持投稿参赛，又得了奖。”张卫东说：“因为我当时正酝酿着要办‘国展冲刺班’呢，试想如果我自己的作品都不能入展获奖，我有什么资格办班，做别人的老师呢？”在张卫东看来，一个书法人只有靠自己的作品写进国展，拿到证书才算踏实，因为在当代书坛的现状下，假如把学书的轨迹形容成一条路的话，从普通的书法爱好者到被人广泛接受的书法家，有个咽喉要道是必须要经过的，那就是国展。要知道，打通这条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个独自跋涉的人，如果前进的方向错了，可能一辈子就再也走不回来。所以很多人选择结伴而行、相互有个照应，而更幸运的话则会遇到一个熟悉地形的引路人，会给年轻人最大程度的保驾护航。
2013年岁尾，张卫东带领弟子们举办了“张卫东师生书法展”，这次在上海市图书馆举办的“师生联展”最大的亮点，正是每篇书法作品的后面都附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既为学书者评价书作，为引导参展提供了具体的参照个案，最大限度地展示书法作品的教学应用价值，又试图探究书法的现代美学意义，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从笔墨工夫到超越技巧进而寻得笔墨情趣，提高修养。在谈及这一创新形式的初衷时，张卫东执着地表示，这就和当初自己开办国展冲刺班一样，“我接触过不少有才气又肯用功的人，因路子走错了，失去了在国展中的竞争力，令人叹惋。还有的学生书艺水平相当好，唯缺少投稿经验，就像踢足球，就差临门一脚，最终还是无功而返。尤为可惜的是，很多人四处碰壁后，就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自己如今开办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张卫东表示，只是想成为一个引路人，如果因此有哪怕一位书法路上的后来人从中得到了些许光明和方向，那都是他的收获。
在这样追问声中，我几乎已经准备好要进行一轮无趣的走访了——我觉得自己大概会听到很多生不逢时的灰心，也许还有不满现状的抱怨，甚至有可能那一排名单的背后都是一张张暮色满满的脸——毕竟某些领域对“青年干部”的定义都直逼“50岁以下”了，我的担忧你们懂的。但当我真正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见到那些鲜活的年轻笑脸、听到那些发自内心的乐观与坚守时，我觉得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就在现在，就在上海，我们书法界的年轻一代已然呈现着百花齐放的活力生态，这其中有人在甘于寂寞埋首研究，有人在勤于书道上下求索，有人在敏于突破创意践行，更有人在感恩回馈、提携新人……他们的存在共同构成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朝阳之象，他们是海派书法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们。
仲威：在历史中留下名字
在采访仲威以前，我概念里的“书法家”自然就是那些把毛笔字写到出神入化的人，所以当名单里出现这么一位“碑帖研究专家”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有些疑惑的——这也算书法家么？但上海书协的潘善助老师及时纠正了我的狭隘观念，他说，那些继承和发扬了书法艺术中高超的书写技艺的人自然堪当一个“家”字，但那些投身于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历史梳理的学者们，他们常年辛勤于幕后，甘于寂寞，在历史的长河里遍寻书法艺术的瑰宝，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才能以涓涓细流之势源远流长并不断产生新的支脉、一直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存在对于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之无愧是真正的“书法家”。
而我将要见到的这位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的仲威，据说他用了15年时间亲手整理、编录了曾因历史原因一度被废弃在仓库里的22万张碑帖拓片原件，其中多件甚至本身就是文物级的珍品，而这一批拓片的研究成果更是验证、填补、扩展了多项书法历史上的存疑或空缺——上海图书馆我是常去的，却从来不知道在那样一座摩登、现代的建筑里还藏着这样一个“古墓派”十足的部门，而对于那位在“故纸堆”里做出大学问的青年学者，我简直开始好奇起来。事实上，仲威的办公室在图书馆的三楼，从人来人往又兼卖咖啡西点的一楼大厅一层一层乘扶梯上去，人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空旷安静，到了三楼的“家谱借阅室”已然只有零星的老者在安静翻阅着古旧的文册，仿佛连空气都经过层层过滤筛尽了大都市里的人间烟火味儿，而“碑帖研究室”就藏在更深的走廊尽头，当我穿过一间间桌上摞着重重卷轴、架上摆着层层拓片的办公室见到仲威的时候，心里几乎要对他看起来居然是个十足的现代人感到奇怪了。
“我的同行，全国加起来也不过两桌人吧。”在仲威看来，自己当初误打误撞入了这“古墓派”，半路出家如今却“忝列专家”，这里面有太多的机缘巧合，如同宿命，“但既然命运选中我亲手打开了那间仓库，我就要把这件事善始善终”。在仲威的人生中，“那间仓库”虽然是个关键词，但“书法”却是开启所有机缘的钥匙。当1990年他从华东师大的图书馆系毕业被分配来上海图书馆的时候，作为一位从小爱好书法、练笔多年、并热衷于收集市面上各家版本的碑帖拓本的爱书人，他只觉得这里有让他心满意足的工作环境——那时他在上图的外文期刊采编组，工作闲暇，有大把可以挥霍的时间，手边又坐拥足够的书本资源，那几年，他的生活就是在办公室里喝茶、看书、临帖。
日子久了，渐渐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热衷于书法和碑帖，忽然有一天，一位老同事有意无意地就对仲威提起来，在上图位于龙吴路的仓库里，似乎有一大批碑帖拓本的原件无人问津。说者未必特别有心，听者却暗暗上了心——那时候仲威正好是馆里的团委副书记，于是趁着一次组织年轻人义务劳动的契机，他提议可以带队去打扫龙吴路的仓库。仲威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37度的高温天，龙吴路的仓库是一座有着多层仓储空间的大型仓库，义务劳动的年轻人本来只需要打扫一下一楼二楼，在这里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仲威不甘心，他一层一层地向上探寻， 当他最终来到九楼仓库的时候，“说实话我已经没抱希望了，觉得那也许就是个误传”。然而仲威直到今天都清楚的記得，当他推开九楼仓库的小门，打开灯时——那一瞬间他完全被震撼了。“那一层仓库大概600平方米那么大，我就看见有五六堆大概有2米5那么高、20多步那么宽的拓片山——当然第一时间你说那是垃圾山也毫不夸张——壮观地堆放在那里”。从1995年发现这堆宝藏直到今天已近20年，但仲威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刹那的惊喜与激动：“我走过去，随意从其中一堆里抽出几张，居然就是《九成宫醴泉铭》、《颜勤礼碑》这些最耳熟能详的碑帖拓片的原本！我以前只能在福州路的书店里买这些名帖的印刷品，哪曾想过能亲眼见着拓本。”望着这些几十年来被丢弃、遗忘在旧仓库里发霉长虫的书法宝藏，仲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前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拓片估计能装满四节火车车皮，这里面会有多少让世人惊叹的发现啊；同时他也为自己一度以收藏了近800本碑帖就自以为阅尽天下帖而惭愧不已，自己的那点小骄傲，与眼前的“垃圾山”相比，真是沧海一粟、井底之蛙啊。
于是他当即就花了10天，囫囵地清点了仓库里堆积的碑帖，写了一份2万字的报告给馆长。因为这份报告，上图申请到100万历史文献抢救经费——上世纪90年代的100万绝对是一笔巨款了——成立了“碑帖拓片整理研究组”，而事实上所谓“研究组”不过3人：两个老师傅带上从外文期刊组“借调”过来的仲威。但就是这三个人，用了15年时间，从一辆辆大卡车拉来的故纸堆里整理、编目了这批馆藏的22万件珍贵拓片，从中抢救出了近2500件“文物级”珍品，如今上图的镇馆文物汉《初拓孔褒碑》、三国魏《熹平石经未断本》、隋朝《关中初拓董美人》俱是从这些故纸堆里寻出的。15年，这个数字在唇齿间说出来只要一秒钟，但想象一下15年来都要戴着手套口罩、守着故纸堆度过，我不仅对眼前这位看起来还很年轻的学者顿生敬意：“你是如何能守得住这样的清苦与寂寞呢？这社会如此浮躁，诱惑这样大。”但是仲威的回答简单有力：“不寂寞啊，哪里寂寞？且不说我们时不时就能在那堆藏品里发现价值连城的古籍文物，就单单是想到那么多只在古籍中读到、几乎是传说般存在的书法文物、拓片原本可以经过我的亲手整理得以继续流传千古，我就已经激动的不行了——在我们这个研究圈子里，甚至扩大到整个书法圈子，多少人羡慕我的眼福还来不及呢。” 诚然，子非鱼，安知其乐。仲威最初是从书法的角度介入碑帖这个领域的，初时也只晓得碑帖的书法价值，可是在15年的整理中，他渐渐明白善本碑帖的文物价值，再往后便是在史学和文学的层面精读碑文以及藏家留下的题跋。“这就好像登山，一路往上走，看出去的景致在变，风景是看不够的。”为了这份工作，仲威看遍了上图馆藏的整整5书架与书法和书法史有关的书，于是22万件藏品的整理工作完成后，他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研究领域。与很多从文字材料里找成果的专家不同，仲威的认知过程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所以他的理念和观点也格外鲜活有趣。比如，他会这样解释为什么宋代拓本尤为珍贵：“碑石历经浩劫离乱、时间磨损，留到今天再拓下来的，也是80岁的老太的照片了；而年代古早的拓本善本，就是姑娘18岁的玉照，你说哪样更美好？”他回忆如何意外发现隋朝《董美人墓志》的原石初拓本时又是多么感性：“那件‘关中淡墨拓’真是让人惊艳的‘淡’啊，墨色似烟，相传是早已失传的，竟安然躺在上图的仓库里，你从任何印刷版本上都无法看到那种墨色，就像初春新茶的最后一杯水色……”这时候，我突然就很理解他反问我“哪里寂寞”时的那一份发自内心的莫名了——世人眼里青灯古卷的寂寞，于他分明是明亮温暖的烛火。“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年薪百万？房产遍地？在时间的洪流里那些都是一瞬间的存在，为此消耗一生我觉得才是寂寞甚至无聊的，”我知道这些话印在纸上未免有些理想主义，但从把理想实践了二十年的仲威嘴里说出来，却一点都不显虚浮：“而我做的事情，上承古学，下启来者，而我的名字会和我的研究成果一起被写进历史，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张洁明：“书”山有路，上下求索
作为金山青年书法家中的实力派人物，张洁明其实有点“另类”：除了书法家的身份，他还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名字很文艺，叫做留溪。一面是安静雅逸的泼墨，一面是觥筹交错的应酬，这看似无法交融的两种人生，却偏偏在他的身上取得了平衡——哦不，其实并不平衡，虽然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会冠之以“儒商”，但其实在我看来他更偏于纯粹的文人——淡泊宁静地将公司与工作室都置于金山一禺；在独栋小楼第三层那间名为“二安草堂”的书斋里可以待上一整天也不“移步”二楼的办公室过问公司事宜；甚至因为创业最初的忙碌而耽误了书法的精进自责不已，宁肯为此“收缩”已初具规模的生意——你看，面对利益不趁胜扩张，反而收缩，这还是商人么？
但在张洁明眼里，这样的取舍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让他选择书法还是财富，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因为，“我最初从医院辞职下海做生意，就是为了满足我在书法追求之路上那些必须的物质需求，因此而意外获得的所谓‘生意的成功’反倒是附带的。”据张洁明说，自己与书法的缘分说是“一见钟情”也是可以的，自从学生时代一次去松江春游，偶然在余天成药店看到了柜台后陈列的刘兆麟的墨迹，彼时的少年就已然在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将来一定要考到松江的学校，以便找到这位书法家拜师学艺。从古到今被文学、艺术之美震撼打动的少男少女不计其数，因此想要追随作者足迹的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走到最后还不忘初心并得偿所愿的应该就少之又少了吧——可是还是个少年的张洁明居然就真的做到了，所以，当我们赞叹有些人的机遇甚至运气时，你只是没看到他的努力罢了。
为了拜师，张洁明真的去填报了松江卫校，顺利录取后，这个没有任何线索、人脉的少年便开始了他的拜师之路。“幸而那时候的人思想比较单纯，社会关系也不复杂，”张洁明每每回看这一段初生牛犊的拜师之路都觉得既感恩又感慨：“我打听到刘兆麟先生在松江文化馆工作，便从黄页上查到文化馆的电话打过去找他。”那时候别说手机，私人电话都是少有的，于是张洁明就在卫校大门口的传达室里打通了这个电话，心里既期待又忐忑，“可是那天居然他不在”。也许是为了安慰失望的少年，文化馆的接线人员告诉他，其实刘兆麟的夫人就在离他很近的一间百货店工作，他也许可以去那里问问。于是张洁明欢喜地跑去百货店，结果好事多磨，那一天刘兆麟的夫人居然也不当班。可是一个为了圆书法梦甚至可以凭一己之力跨区域考过来的少年会就这么放弃么？张洁明从百货店里其他同事口中终于得到了刘兆麟先生家里的电话，又回到学校的传达室再次把电话打过去，终于联系上了刘兆麟，为日后的顺利拜师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从如愿接到松江卫校的通知书，到辗转成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刘兆麟的门生，天遂人愿的感恩之心每每激勵着他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在书法学习上，加上刘老师的指导和影响，对书法越发痴迷，心摹手追，寒暑不辍。那一段痴迷的岁月被他形容为：“一日不书，便觉心恨手痒，和古人所说的‘宁可三餐无肉，不可一日无书’也相差无几。”
因着这样心无旁骛的勤学苦练，1999年，25岁的张洁明第一次把作品投向全国大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就幸运地得以入展，并分别于2000年入展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展、2003年初入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随上海市书法家代表团一行10人参加了在西安的开幕盛典，同年底应国际兰亭笔会之邀参加了在韩国釜山举办的交流展，还获得“淳化阁”杯书法大赛二等奖。
而对于张洁明来说，最大的收获远非如此，而是他因此得缘在这些赛事活动中结识了王伟平、刘一闻两位仰慕多时的前辈大家，并得以在门下聆听教诲。有了名师指点，张洁民在书法上的造诣更是日渐精进，他立志要在这一条漫漫长路上求索不辍。但与此同时，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金山一家乡镇医院做放射科医生的张洁明也越来越感受到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困扰——说出来很简单，艺术之路越走越远，现实生活却日渐捉襟见肘。好在“穷则思变”是万古不变的规律，张洁明自问不可能放弃书法，便破釜沉舟地辞掉了稳定却薪水极低的医院工作，于2004年下海经商，开出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之所以选择经营广告公司其实也和书法有关，因为我本人对于金钱没有很高的要求，只希望创立一份自己的事业，同时这份事业对我练习书法有所裨益。而广告公司的业务和书画文字都多少有些关联，这样我觉得至少不会偏离我的内心太远。”于是，听着内心的声音做生意的广告公司老总张洁明就这么凭着艺术上的能力与那份千里拜师的毅力，一步一步把公司带入了正轨。“最好的时候就是那几年，在公司运作稳定后，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起来，练习书法的时间自然就多了，这种自由在经济上也有所体现，我有了更多的资金购买喜欢的书画集和更好的笔墨纸砚。”也就是在“那几年”，张洁明获得了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大展书法二等奖，顺理成章的在刚满30岁的时候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同时生意也越做越大。 然而，日益扩张的公司业务势必越来越多地侵占张洁明的时间与精力，“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书法上取得进步了，参加的各种书法比赛也大多投而不中——小时候老师都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张洁明很感慨，但更果断，他马上缩减了公司的业务和规模，同时把大部分工作权限做了交接，自己迅速从二楼的办公区抽身而出，转身把自己关进了三楼的书房。自省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自从07年投稿第九届国展而不入让他重拾初心，经过08年一整年回归状态，很快张洁明就又在2009年的赛事中获得了奖项。
如今，习书20余载，经商近10年，张洁明渐渐在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里发现了自己的“哲学”。“我原来是个坚定的‘技术派’，认为只要基础扎实、技法过硬就可以在书法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地，但现在我觉得技术也并不是唯一的。”今年，正式迈入“不惑”之年的张洁明对书法有了更多的圆融通透：“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闭门造车，无论技术多强，他的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观察各个层面的人，其艺术内涵才会更丰富，艺术表达也才能更引发共鸣。经商给了我一个丰富的接触社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锤炼了自己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历史上很多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在其他领域也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艺术家也必然有能力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
李滔：左手篆刀，右手挥毫
取这样的标题无关文艺，而是写实——是的，作为一名天生的左撇子，李滔虽然已经成功的把自己矫正成了能用右手写得一手好字的“正常人”，但当他开始沉迷并研学篆刻的时候，他那只“天生的左手”自然而然地就握起了篆刀，于是，剑走偏锋，他这独特的“左手刀法”也成了沪上篆刻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湖南人李滔来说，“书法”从来就不是被选择的爱好，而是贯穿了整个人生轨迹。“我们湖南人有句老话——字是门头书是屋，虽然我从小的愿望是做个医生，但一来家学使然，二来确实天生就有兴趣，所以从小就在父亲的启蒙下以颜柳楷书为基础练习书法，算是有点童子功吧。”初次见面，李滔一如我想象中的军人形象，利落、爽直，当他健步如飞地领着我穿过暑假中空荡荡的军校，走进他错落置放着宣纸、笔墨与印石、篆刀的办公室时，我觉得“文武双全”这个成语真的可以送给他。
因为心中存了当医生的梦想，少年李滔在高考的时候执着的选择了高分的医科大学，却很遗憾地没有上榜，正当他打算复读一年再次冲刺的时候，亲戚里有做军官的长辈为他指了条所谓的捷径：“你可以先去当兵，再从军队里考军医大，既不荒废自己，或许还更容易点。”李滔觉得很有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于是那一年他决定“弃笔从戎”，却没想到这一切正是他笔墨生涯的开端——倒是儿时的那个医生梦，从此就真正告别了。
虽说怀着一颗“投笔从戎”的心，但有书法“童子功”在身的李滔，一入军营就被发掘了才华，两个月的新兵训练中就常常被选去抄名录、写海报，军训一结束便被直接调去了机关，一天连队都没有下，成为当年整个师里唯一的例外。“至此我才知道部队对文化工作有多重视”，李滔回忆当年，很有点“歪打正着”的小小庆幸。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军营的李滔顺理成章把书法变成了自己的主业，他继续悉心练笔，主攻北魏《张猛龙碑》，隶书宗《张迁碑》《石门颂》。在军营里舞文弄墨的生活让他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他与著名书画家宋修民邂逅，并被收为弟子，从唐楷到汉魏碑贴反复临摹，深得书道嫡传，作品更入选《中国古典诗歌墨迹大观》《当代书法家撷英作品集》《国际书法名人大辞典》等，先后40余次获奖，在《中国书画报》《解放军报》《战士报》等报刊发表书法、篆刻作品近200幅，成了当地部队宣传系统里的书法名人。
于是，在之后的军校选拔考试中，他因为书法创作方面的特殊成就，毫无悬念地被长沙政治学院提前破格录取了，“所以你说，书法是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否则我现在也许是一名医生呢。”李滔有点感慨。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人生往往就如登山，当你站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些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美景就会自然地呈现在眼前——比如，来到上海，留在上海，甚至在大上海名家汇聚的书法界留下点自己的痕迹，这些都是李滔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生。而未来之美正在于未知，正当在书法创作上一路凯歌的李滔又一次因此特长被上海的军校破格留任时，他不知道还有一片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在前方等着自己——这天地实为“方寸”，那便是篆刻。
爱书法的人大多也爱篆刻，李滔也是如此，但在来上海之前他对篆刻的爱好也只在自娱自乐。可是当一程程的命運更迭把他送来上海并留下之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也应当在书法之路上走得更远，于是他找到了上海书协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徐正濂，希望可以拜入门下。“当时徐正濂老师已经不收弟子了，但我不死心，三番五次地诚心请求，也许是我的执着劲头加上军人身份让他有所松动，终于他答应先看看我的作品，看了之后他就答应了我拜师的请求。”在李滔看来，每一位大师都有他成为大师的理由，比如自己的老师徐正濂，除了篆刻上的艺术成就，看人的眼光和因材施教的那种敏感与精准也是过人的。“徐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就觉得刀功和刻痕非常特别，找我去问，我这才告诉他我都是用左手拿刻刀的。”就这样，有天分又有特色，李滔顺利拜得名师，走上篆刻之路。而在老师徐正濂眼里，李滔这名爱徒自有他的过人之处，除了左手刀功在用力方向、下刀痕迹上都有别于寻常篆刻者之外，“作为军人，李滔的篆刻不屑在小技巧上摆弄，他更擅长于冲刀直入，大气磅礴，线条锋锐雄健，有强大的力量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读之令人精神一振。”
我一直觉得湖南人聪敏灵活，李滔在篆刻上的别开生面正印证了这一点——当他在篆刻领域渐得章法、卓有成就之后，他没有把自己拘于文人古意之中，而是开创性的结合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先后以《印说孙子》《印象红歌》等军事题材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篆刻作品，受到了军中与业内的一致好评。比如他把看似与文人篆刻毫不相干的《孙子》战略战术如刀似斧地“杀”入篆刻——以兵法之道论篆刻的章法布局、结构变幻，以兵法之理说篆刻的创作技巧、印艺要诀，以兵法视野纵论古今大家的奇思佳作，以兵法借鉴巧说印材道具的拙守与妙取。实践的成功为李滔打开了新的思路，2012年适逢解放军建军85周年，他于是开始思考发挥中国印“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独特魅力，来磅礴展现和传播军史。他先后查阅多部有关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和历史资料，向多位军史专家请教，精心筛选出能够体现人民军队“忠诚”本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关键词作为蓝本——为更好呈现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细心设计创作样稿，请多位篆刻名家对样稿反复打磨完善，有时为刻好一方章，就连晚上睡觉时还用手指在肚皮上“打草稿”。就这样，李滔把对人民军队最真挚的热爱灌注于腕下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完成后的这81方印刻精品题材新颖，印风清新，品味方寸其间，浓厚古意与时代气韵居然相得益彰，令人拍案。 公平的说，中华书法与篆刻源远流长，但在如今的科技、时代背景下正在不可避免的失去土壤和舞台，而年轻一代能够继承和发扬书法古学就已不易，像李滔这样真心热爱、潜心研究并能够以个人能力自觉创新、与时代接轨、让传统焕发新生命力的个例实在难能可贵，无怪乎连他的老师徐正濂都不啬褒奖：“自明代启流派篆刻至于今，已历五百余年。古人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方今篆刻空前兴盛，国富民强，上下一心，无论军中抑或民间，大家都为中华文化大发展而奋斗。此正李滔等中青年篆刻作者大有为之时也。”
张卫东、卢新元：投之以桃，报以琼瑶
我是在同一天里分别见到张卫东与卢新元的，说来不是刻意安排，却冥冥中自有巧合——2010年，上海书协曾经开创性地吸纳了5位“海漂”人才进入上海书协理事会，其中就包括现任上海青年书协主席张卫东和秘书长卢新元两位。后者同时还兼任着徐汇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在今年7月刚过的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中以全票通过连任；而前者则以他敢为天下先的“国展冲刺班”闻名书界，甚得年轻书家和爱好者的推崇。他们一个活泼，一个沉稳，一个如桥梁般服务、沟通着书法大区徐汇区的书法交流与推广，一个如明灯为书法新人们照亮、指明通往成功的进阶之路。而更有趣的巧合是，当我把这些“高大上”的评价转达给他们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摇手否定：“不不不，我只是爱好书法的写字人——如果说一定要谈成绩，我更希望它体现在我的书法创作上。”
在来上海之前，大学毕业后的卢新元曾一度选择北漂，在央视做过很久的书法纪录片工作，与当时身在北京的周志高先生机缘结识，成了忘年交，因此在书法领域的认知和眼界都深受前辈的影响与熏陶，年纪虽轻却见识不凡——所以当年他初来上海就敏锐意识到书法大区徐汇区缺乏独立书协的局限，当即就向区宣传部长章卫民提出了成立徐汇书协的建言。
当然，千里马也离不开伯乐，当章卫民发现这位精于书法的年轻人同时又兼有亲和、实干的组织能力时，他经过慎重考虑，打算“出奇兵”将书协主席的重担交给这个既没有名气、又没有资历、甚至都没有户口的年轻人——可以说当年的这個决定让卢新元自己都震惊了：“你想啊，这么多著名书法家，陈佩秋、周慧珺、曹宝麟、白谦慎、王伟平、刘一闻、戴小京、张晓明等等都居住在徐汇，却让我一个年轻的海漂来做这个区书协的主席，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怕自己不能胜任，也怕被人质疑……”但他的伯乐并没有看错他，一番心里斗争没持续多久，这个乐观的80后大块头就速度把自己给“说服”了：“不过我转念一想啊，成立区县书协不就是为了更好的为书法家服务、把书法艺术与市民的文化生活对接起来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席就是要做个干活最好、最多的人，那我年轻力壮又热爱书法，还有导演基础善于沟通组织，这活能干啊！”
虽然章卫民与卢新元达成了共识，但这毕竟是大开先河的一个创举，所以章卫民向上海市书协提出了申请和征询，私底下俩人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上海书协的答复十分让我感动，他们以肯定的态度表示了‘区里事区里定’和‘支持干部年轻化’两个观点。”卢新元至今难忘那一刻的温暖心情，作为一名经历了漫长“北漂”又正在“海漂”着的异乡人，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度是他心理上最大的缺失——而如今上海以自己的多元和开放接纳了他、认同了他，他觉得这些是比“主席”的名头更珍贵的东西。“我当时真的忽然就好想快点让我上任吧，不是贪恋什么权利、名声，就只想早点、快点、多点为可爱的上海做点实事——无以为报，唯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今，五年过去了，卢新元在这个位子上一步步从最初的“化感恩为压力”变成了“化压力为实干”，在谈到后五年的工作安排时，这位年轻的主席淡定从容、侃侃而谈：“首先，要继续健全徐汇书协的机制和机构。其次，营造良好的书法氛围，筑巢引凤，虽然本市的书法名家最多居于本区，但他们更属于上海书坛，属于中国书坛，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我们只有努力地工作，提升我们的工作能力，提高徐汇书协的实力，提升我们的活动品味，提高徐汇书协的全国地位，才能真正让这些书法名家、文化名人成为我们的资源。第三，要进一步广开门路，招贤纳士，让徐汇书协成为新上海人和年轻书家的聚集点。第四，落实书法群众文化工作，把书法艺术带入千家万户。”
如果说卢新元所做的是相对宽泛广的“交流工作”，那么张卫东从事的就可谓是高精尖的“教育工作”了。他师从刘小晴、书艺高超，个人作品30多次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5次获奖，他创办的“国展冲刺班”五期共招生187人，其中有近60人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近20人获奖。近年来他又标新立异地开设了个人书法工作室，专门以入围国展并获奖为目标，迄今也培养了30多人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大展览——以个人的力量而言，这成果几乎是惊人的。
当然，就像张卫东自己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他的个人创作亦是富于个性，信手挥洒，他尤擅行草，笔法灵动，结构天成，很善于把握各种技法在书法创作中的运用，因此他的创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先后应邀为各地书协讲课。据说，因为张卫东在各项书法赛事中获奖太多，一度还有人说他是因为与评委熟悉走了友情路线，为此当时老师还曾劝他干脆不要参赛了，免得别人议论。“可我后来还是坚持投稿参赛，又得了奖。”张卫东说：“因为我当时正酝酿着要办‘国展冲刺班’呢，试想如果我自己的作品都不能入展获奖，我有什么资格办班，做别人的老师呢？”在张卫东看来，一个书法人只有靠自己的作品写进国展，拿到证书才算踏实，因为在当代书坛的现状下，假如把学书的轨迹形容成一条路的话，从普通的书法爱好者到被人广泛接受的书法家，有个咽喉要道是必须要经过的，那就是国展。要知道，打通这条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个独自跋涉的人，如果前进的方向错了，可能一辈子就再也走不回来。所以很多人选择结伴而行、相互有个照应，而更幸运的话则会遇到一个熟悉地形的引路人，会给年轻人最大程度的保驾护航。
2013年岁尾，张卫东带领弟子们举办了“张卫东师生书法展”，这次在上海市图书馆举办的“师生联展”最大的亮点，正是每篇书法作品的后面都附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既为学书者评价书作，为引导参展提供了具体的参照个案，最大限度地展示书法作品的教学应用价值，又试图探究书法的现代美学意义，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从笔墨工夫到超越技巧进而寻得笔墨情趣，提高修养。在谈及这一创新形式的初衷时，张卫东执着地表示，这就和当初自己开办国展冲刺班一样，“我接触过不少有才气又肯用功的人，因路子走错了，失去了在国展中的竞争力，令人叹惋。还有的学生书艺水平相当好，唯缺少投稿经验，就像踢足球，就差临门一脚，最终还是无功而返。尤为可惜的是，很多人四处碰壁后，就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自己如今开办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张卫东表示，只是想成为一个引路人，如果因此有哪怕一位书法路上的后来人从中得到了些许光明和方向，那都是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