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民间艺人，他叫柳平安，他是葛水平小说《一丈红》中一个爱拉二胡的农民。说起来，这个人的命运比较倒霉，柳平安其实不平安。他从小被哥哥柳平喜误伤，打瞎了一只眼睛，干不成农活就到铁匠铺跟人学打铁，偶然的机会，他为剧团打铁环，用铁环换戏票，七场戏看下来，命运发生了改变，被剧团招去做临时工。又偶然地被剧团拉二胡的师傅看中，给师傅的花痴女儿做了上门女婿，条件是教他学二胡。从此他与二胡结缘。本来以为可以长久地做个城里人，但因为婚姻不睦，他被岳父赶出剧团。他再次回到山神凹当农民，但“心里始终藏着一个美好的开端”，就是要成立一个八音会——说唱队。回乡后他被势利的哥哥瞧不起，被侄子戏弄和利用，一段露水情也因女方的意外死亡而悲惨结束。柳平安的人生一波三折，可是他却从来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放弃成立八音会的念想，日子照样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因为有二胡的相伴，他荒凉破败的人生有了点慰藉。
　　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想起了《二泉映月》的作者华彦钧，俗称瞎子阿炳，他就是一个盲人音乐家。在我的脑海里阿炳的影子与柳平安时有重叠，他们好像有一些共通的气息，但分明是属于两个时代的人物。阿炳出身特殊，因为年少荒唐，导致双目失明，一生苦寒清苦。他的苦难成就了他的二胡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柳平安出生在山神凹，意外地学会了二胡，虽难以达到阿炳的艺术境界，但他的人生与村人和他的哥哥、侄子有了些许不同，这点不同，使他有了属于艺术家的一些气质，于落拓中还有那么一点放荡不羁，但内心深处自发地秉持着一种精神坚持和艺人的操守。
　　读葛水平的小说，始终觉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有论者评价葛水平的小说有着山药蛋的气息，对此她欣然接受。其实她不只是承续了赵树理山药蛋小说的气息，更多的是属于她自己的有时代特征的晋地民间叙事。葛水平在一篇采访中说过：“好的作品，一定可以听见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只有民间是生动的。”民间是她文学的基本底色，山神凹既是作家的现实故土，也是她的精神原乡，是故乡的山水滋养着她的文字。
　　她笔下的日常生活是粗粝的、生动的，也是属于乡土的。《一丈红》开头描写山神凹的凄绝之美，植物火一般地燃烧，山上熟透了果实挂在老树枝头，孩子下学摇果子，老人圍着石碾晒太阳，风吹得街上的斑点狗的毛发晃动不止。她写柳平安在女老师死去后失魂落魄的状态：“有些时候胸口挂着二胡一边拉，一边骚扰跑着的鸡一下，调转身子又骚扰跑着的狗一下，惹得山神凹人大笑，觉得柳平安人都废了。”还写柳平安看到母猪因没奶水不让小猪吃奶，他便坐在人家猪圈上拉二胡“母猪受了什么感染似的嚎叫着忍着疼叫猪崽吃奶。柳平安看着这一幕眼泪哗哗往下掉，看见的人说，柳平安有了畜生性子，都是二胡引得他通畜生性子了。”这些属于乡村的生活经验和场景、细节，一个男人的脆弱和柔软都表现得十分动人。
　　葛水平讲故事的方式是民间的传统的，她的叙事异常地扎实和元气充沛。她善于运用民间语言。她写留守女人小翠打趣柳三胖“咯咯咯，哎吆娘，叔侄俩，一个模样，都是床上没女人闹饥荒的人。”小翠风骚撩人的语气神态活灵活现。还写柳平喜反对柳三胖拉二胡，“柳平喜认为二胡性格里有一些暗疾，只适合于山野，独处，很不适合人群中的喧哗。学会了拉二胡，人就凄凉了，不光是曲子拉得凄凉，人的命也凄凉”。这里的“凄凉”一词妥帖恰切，所表达的不是直白的悲伤或痛苦，而是一种混合着落魄、伤感和无奈的复杂情绪。当写到时代变了，山神凹人“听说柳平安要进县里学艺，大家都笑话他，哪有黄土埋脖子的人了要出外去学艺。柳平安心里明白，学艺不分老少，心中省事了，就得把这事弄成”。这样的叙述语句简练、形象质朴，具有显著的民间话语特征。
　　纵观葛水平的小说创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根植乡土以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但是她与曾经流行的底层小说的“苦难叙事”有明显的差异。她也写苦难，但她的人物没有明显的预设立场或理念，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精气神。她的获奖小说《喊山》中的哑巴红霞，《甩鞭》中的寡妇王引兰，《官煤》中的柳腊梅，还有《一丈红》中的柳平安，都是游走在生活边缘的人物，他们甚至是穷乡僻壤中最弱势的一群人，他们隐忍却善良，坚韧而执着，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葛水平好像无意于从精英化的视角去俯视、反思乡村生活和底层人生，她也无意于道德批判或说教。她以平易的姿态关注普遍的人性，关注那些作为个体的人在特殊境况下的命运遭际与精神煎熬，表达对于人的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她是一个有人本主义情怀的感性的小说家，我想这也可能是她小说的最动人之处。
　　葛水平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悲情模式，她的人物苦而不悲，敢于和命运抗争，极富生命的韧性，她展现了人性的宽广和民间生存法则。关于民间艺人的描写，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中有一个唱师，会唱阴歌，能通阴阳两界，作家显然赋予了唱师以神性色彩。年轻作家肖江虹《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匠师傅，则是一位民间大师形象，执拗、威严，可敬但不可亲，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中严格的师徒传承和匠人精神。而葛水平《一丈红》中柳平安的形象就更平易素朴，作家显然不想把这个人物符号化，他贫穷、落魄，但也能随遇而安，他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疗伤的能力，他虽看重自己的手艺，但也没太把自己的身份当回事，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活得自我、率性。他想成立八音会的动机是“人活着总得做点啥事吧”，只是服从一种内心的需要或作为简单的谋生手段。这样的民间艺人是深植于民间的草根力量，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将民间艺术代代相传的责任。
　　作家无论选择精英化视角还是平民化视角反映现实生活，都不能回避现代性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一如《一丈红》中柳三胖与柳平安对待二胡艺术的不同态度，他们的冲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一个是功利的实用主义，一个是纯粹的艺术精神的坚守。作品的结尾，作家特意描写了山西民间的一种风俗：“红白事一起吹打，白事不能冲撞红事，如果撞上了，白事要给红事一丈红布”，最后，柳三胖草台班子的合伙人王怀让抛弃柳三胖而追随柳平安，长跪在一丈红布上拜师，隐喻着传统的理想主义的胜利。不过这也只能是作家的一种美好愿景。毕竟现代化潮流势不可挡，而人的欲望也在日益膨胀，乡村日渐没落，传统价值观加速崩溃，如何将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互补、交融，和谐统一，这是当代人都应该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