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我推荐楚渔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我用了三天时间边读边思，不仅将该书读完，也有了一些想说几句的冲动。
　　该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新和实。就新而言，除了图文并茂的新形式和语言朴素的新风格等表面新意之外，最有价值的是作者讨论问题选取的新角度和得出的新结论，因为这是最能引起读者思考的东西。该书的实，主要体现在作者立足现实，面对实事，敢讲实话。
　　大凡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思考一个残酷但不争的事实：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为什么自近代以来总是遭人欺辱，落伍于先进民族?于是就有了如该书所列的各种答案：封建专制、儒家文化、封闭体制等。该书作者另辟蹊径，从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入手去寻找致弱的病根，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思维模式的致命弱点是概念模糊，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本质特征是实用主义地谋略名利，而非西方文化那种理性主义地热爱智慧。
　　对于作者的上述根本观点，我表示原则上赞同。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但因有“实”无“虚”，有“用”无“本”，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文史哲不分”，成了有“术”无“学”的谋略之谈，有“思考”无“思想”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在西方语言中，凡能被称为“学”的，很多都以“-logy”作为词尾，而这个“-logy”源出于希腊人的logos，我们音译为“逻各斯”。在希腊人那里，logos的本义虽是“言说”或“话语”，但它不是乱说，更不是胡说，而是要守规则、讲道理，理性地说出一些名堂来。研究言说规则和道理的学问，就是逻辑学，它由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和反驳等构成，早在约2400年前就由亚里士多德(只比孟子晚出生一年)创立了。也正是这位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探因求真的知识进行了分类，于是，就有了分门别类的各种“学”。
　　“学”之所以成其为“学”，就在于它不是就事论事地发只言片语，而是要探本溯因地建一套普遍有效的言说体系。这个体系就叫理论或思想。“思想”不同于“思考”的根本之处在于“思考”可以是随意的、零散的、个别的，而“思想”则是专门的、系统的和一般的，所以，人人都能“思考”，却没有多少人真正具有“思想”。
　　正因为“思想”是体系性的东西，要想具有，就非常辛苦，不仅需艰辛探索，还得日积月累，更重要的，必心无旁骛，经得起物欲诱惑，耐得住清贫冷寂，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把思辨本身作为最大的幸福。
　　或许正因如此，我们聪明透顶的中国人，就不愿或不屑去做这份抛却功名利禄、不计实际功效、追求虚无缥缈的苦差事，也就自然地形成了有思考而无思想的传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受制于各种指标的支配，满足于形下诸器的增长，计较于实用功利的得失，所以，就更无思想的闲暇与地位。其结果必然是，我们贡献给祖先和世界的，只有可以衡度的有形财富，没有不可计量的无形思想；我们与列强比拼的硬实力确实上升了，但软实力却真切下降了。明白了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这个似乎不可理喻的事实：西方的某些大学，仅一个学校就能出几位乃至几十位诺奖得主，而我们一个人口数和知识分子量皆居世界第一的国家，竟然从没一位公民获此殊荣(意味深长的“和平奖”除外)。
　　闲扯了这么多，就以下面的结论打住：一个人若想成强者，可以无思想，一个民族如欲为强国，必须有思想，所以，中国的出路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