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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党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山东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3月6日。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按平均每个月歼敌四五个旅计，在今后10个月内共需歼敌40至50个旅，华东部队自身要准备付出6万至7万人的伤亡代价。5月10日，中央军委在给陈(毅)、饶(漱石)、黎(玉)、粟(裕)的指示电中进一步指出：“你处中心关键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27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斗争。”基于此种形势任务，中央军委提出必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
渤海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是空前的困难”
1947年下半年，鲁南、鲁中南以及渤海的黄河以南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经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以及胶东保卫战，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的进攻势头严重受挫，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坚持在濒临渤海地区的胶东作战，西兵团则转入外线，准备实施战略反攻。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华东部队的后方机关，鲁南、鲁中南地区部队的许多后勤单位及大批民夫、难民，全部撤退到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需要供给吃饭的人数接近41万。
当时，位于山东东北部，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北，东临大海的渤海地区，是我军在山东战场的主要后方基地和补给中心。在地区狭小，四面遭敌封锁的情况下，既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问题，又要保障前线部队战斗的种种需求，渤海地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为此专门到渤海地区检查后方工作。他在11月16日给刘先胜、钟期光转各部负责人的指示信中，对渤海地区的严峻形势非常忧虑：“我到渤海后，了解此地经济情形，维持至今年底即差40亿元，连同明年上半年开支共需240亿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仅约50亿元，尚差190亿元无法解决。并且，这个预算对东兵团的任何供给都不在内，只包括西兵团之炮弹电料及单衣一套，至于另一套单衣和菜金杂支费，尚待邯郸局以至中央工委设法解决。山东各地由于战争破坏太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渤海、胶东两区顶多勉力自给，鲁中、鲁南则迫切要求渤海资助粮款，东兵团亦要求渤海负责供给至明春，但渤海一地负担太重(每户负担平均占其收入的50％一70％)。现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实已到了不能维持的境地。我们要渡过这一困难关头，只有全党同志共起负责，真正实行精简、节约、开源，不然就如毛主席警惕我们的‘或是散伙，或是饿死，否则无胜利可言’。”
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1947年10月召开的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讲，渤海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是空前的困难”，“目前的10月份便已到了倾箱倒箧的地步，很勉强地渡了过去。我们这一个财政问题既不能走宋子文的道路，又没有外援可以接济，也不能专靠发行票子解决问题”。“既不能等明年生产来解决问题，又不能无穷尽地取之于民，而且相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样的困难，我们如不采取紧急措置，便可招致严重的危险，可能影响到战争的持久，影响到群众的向背，影响到根据地的坚持，搞得不好甚至会垮台”。
华东局工委在1948年1月向中央和华东局作的关于渤海地区整党整财整军情况的报告中，则把渤海的财政困难视为财政危机：“我们到渤海后发现群众负担极重，土改基本未进行，但同时却发现财政危机。”如果继续发行钞票，则必然“影响物价飞涨，不仅妨害土改且有可能发生民变”。
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成为摆脱困难局面的严重障碍
除财政上的困难外，渤海地区在思想、作风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导致和加重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又是摆脱困难局面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上的困难，还会在政治上继续造成甚至扩大不应有的损失。
舒同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也讲道：“我们从财政问题的角度上，充分暴露了党内各种严重情况和严重的思想倾向，例如贪污、浪费、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官僚主义等。这种暴露，使我们有可能认清问题的本质，并由此达到改造的目的。过去报喜不报忧，这次报忧重于报喜，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失去根据而引起领导上的严重警惕。虽然我们的党充满着光明，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这些严重情况，就有可能招致党内危险。”
尽管是战争时期，渤海地区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厚，但一些领导干部仍然贪图享受甚至竞相追求特殊的生活待遇。一些中上层干部的生活，在地方的大大超过了群众，在部队的则悬殊于战士，而且上行下效，竞尚奢华，助长了贪污浪费，引发了群众的不满。贪污问题在少数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出现，有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单位比较普遍。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奢侈浪费现象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没有很好地珍惜人力物力，常备民工太多，既影响了群众生产，也加大了供给难度。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体谅不够，强迫命令，甚至是使役索取，群众负担极重。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紧张，有的甚至比较恶劣。
陈毅在华野后方干部会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给予了十分痛切的批评：“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我们订了一大套制度，发了一大堆命令，发了千千万万的经费和补充品。我们在不断胜利中陶醉。我们看见事情在外面进行得不很坏，我们便放心了，安心睡觉了。我们不去检查，不去过问，以为一切命令和制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脱离群众很远很远，这类现象群众早已看见，早已抗议，可是不能达到我们身边，在半途便被他们镇压下去或封锁住了。”陈毅对一些干部的“排场”十分反感：“许多同志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前呼后拥，表示自己官气十足，这简直是种堕落。”“又例如不少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保持艰苦生活的作风，而自己完全官僚化……诸如此类贪污腐化的严重事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堕落，其形式是公开流行，竞相效法，后方广大人民和党政的努力支前是在替他们造福，前方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是替他们保镖。”
本位主义成为影响很深又难以消除的“顽症”，在人员编配、财物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没有形成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工作作风。陈毅在1947年底作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讲：“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凯，在华东整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渤海地区财政困难的原因有过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分析：“三大方案之前，党内的山头、本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非常严重与普遍的存在着，几次的统一集 中的要求，都没有实现或不彻底，都是阳奉阴违，敷衍了事。”
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有些支部已是形式的存在，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变为首长与行政的附属物，说不上什么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很多工作不通过支部，连尾巴主义也谈不上。
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三大方案
为了尽快摆脱严峻的困局，1947年10月，华东局工委召集驻渤海党政军各部门的150多名高级干部，用了20多天时间，统一了对财政困难的思想认识，查找了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具体制订了解决渤海地区财政困难的三大方案：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
三大方案在渤海地区党政军系统及各后方单位开始贯彻执行。开始阶段，有的单位领导有决心、有信心，但对思想阻碍认识估计不足，动员不广泛不深入，只有一般号召，没有组织领导，不通过支部，单纯依靠行政领导，一度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和思想上的混乱；有的单位领导自身的思想没有完全打通，执行态度不坚决，在上级的监督之下勉强去做，敷衍塞责，不敢彻底发扬民主，不能真正走群众路线，更不敢财务公开，实现全党当家；有的单位领导思想不统一，或是坚决，或是犹豫，或是对抗；有的单位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比较差，问题比较集中，自身已难以解决。
为了保证三大方案的贯彻落实，华东局工委确定了七大原则：全党当家，首长负责，支部保证，严格制度，赏罚严明，群众路线，民主作风。
按照“缩减地方机关，加强军队；减少军队后方，充实前线；裁减勤杂人员，增强战斗部队”的原则，合并、取消了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机构，依据各单位最低限度需要确定了编制，动员大批人员上了前线，一些部门机关和直属单位人满为患的问题解决后，既减轻了当地的财政负担，也加强了作战部队。到1947年底，41万人减至24.5万人。动员上前方的，仅军直、医院及鲁南、鲁中后方就有5.8万余人，华野后方4000多人，荣军1.65万人，干部南下者2000余人，几万名常备民工全部返乡。
在保持战士和伤病员生活水平不降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了军队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待遇标准，恢复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等优良传统，干群关系、官兵关系明显改善。三大方案执行后，高级干部的小厨房取消了，细粮、香烟及一切所谓“干部待遇”也没有了。军区供给部原来每月要开支1800万元的纸烟费全部取消。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团级干部，后方各种机关中相当于正团级的干部，地方地委副书记(不兼军队职务者)，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全部取消了乘马。在工作上，一些单位原来追求形式上的数字成绩，铺张浪费，数目惊人，经过调整大幅度地压缩了规模和开支。《渤海日报》从近5万份减到8500份，一年节约的经费可以充做五六万人全年的菜金。渤海地区的清理整顿，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贪污分子进行了严惩，有两人被判处死刑。
彻底清理大小公家的资财，把当时的财力物力全部动员起来，实现了统一与集中，切实消除了本位主义的影响。所有贸易、运输、农业、工业部门的生产基金与利润，所有伙食单位存放的金、银、硬币、纸币，所有单位的现存物资，一切来源不正当的财物款项以及个人财产全部分类登记上报，除个人劳动所得及正当积蓄以及单位人员业余劳动所得利润之外，所有资财一律缴公，由财政部门抵作财政开支，统一调剂使用。清理出的款物，仅华东工委及华东军区直属各单位即达42亿余元，渤海军区后勤系统有26亿多元，渤海一分区一地委有10亿多元，二地委二分区约有18亿元，三地委三分区约有15亿元，四分区(地方不在内)约有5.6亿元。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还有很多同志包括后方的家属积极捐献钱物。
三大方案使渤海地区克服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休养了群众的生产力，积蓄了支前力量。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渤海地区负责华野九纵、渤纵和野直炮兵团的粮食保障，渤海的二、三、四分区供应的粮食达到了2837万斤，能够满足上述部队吃一个月。年底的淮海战役，渤海地区仅在战役的第二个阶段就承担并完成了1亿斤粮食的保障任务，占这个阶段山东粮食供应总量的近1／2；组织了大车3000余辆、小车5万余辆转运粮食；缝制粮袋60余万条，每个袋子都缝了600针(规定的标准是500针)。
陈毅明确提出“我只须留一马，一骡，一马夫”
渤海地区的整顿开始后，三大方案在整个华东局和华东部队后方先后展开。华东野战军在《关于贯彻整理后方坚决执行三大方案的通令》中，明确指出：“凡属黄河以北华野各级后方组织，均应毫无例外地坚决执行三大方案。对所有应清理之资财，整编之组织，一律依据三大方案作为基本标准，从速进行。如经此次整理之后，仍发现执行不力或隐瞒不报者，应受一定之纪律处分。”
为了加大华东野战军后方机关和部队的整顿力度，陈毅在给刘先胜、钟期光转各部负责同志的指示信中，则明确提出贯彻三大方案，彻底整顿后方，专门指出军直及各后方部门清理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对野直及各纵后方继续加紧清理。他郑重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停止无限制的扩充人马。全部山东民夫应即复员回乡。恢复内战时期兵夫合一制，发扬红军中‘军长抬担架’的精神，节省开支。对干部中单纯带大队伍的倾向要加以说服，对一切大后方主义、大编制主义则要坚决反对，严格掘开庞大之机关，抽出大量干部到地方去帮助新区建设，精出大批马匹补充骑兵，骡子补充炮兵，普遍提倡跑路、自带背包的俭朴作风。二是实行全党全军当家，清理小公家一切资财集中到大公家。现在必须各纵首长首先抛弃本位主义，任何同志拿出党性说话，消除一切打埋伏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决心，就只好让贪污腐化分子为非作恶，把大公家搞垮，造成革命失败!三是检举、揭发并严惩贪污浪费分子，厉行节约。削夺一切摆威风阔绰分子的荣誉地位，纠正羡慕威风阔绰的错误观点。”陈毅以身作则，明确提出“我只须留一马，一骡，一马夫，望即执行”。
以渤海地区为重点的后方整顿，就其财政困难的克服来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其思想的改造和作风的转变来讲，更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正如华东局工委向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报告中所言：“贪污浪费现象已经揭穿，贪污浪费分子受到批评处分与枪毙，贪污资财已经缴出，朴素节省作风与遵守制度初步养成。指战员生活已接近平衡，因此人心大快。—般反映现在有点像共产党了。”
渤海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是空前的困难”
1947年下半年，鲁南、鲁中南以及渤海的黄河以南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经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以及胶东保卫战，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的进攻势头严重受挫，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坚持在濒临渤海地区的胶东作战，西兵团则转入外线，准备实施战略反攻。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华东部队的后方机关，鲁南、鲁中南地区部队的许多后勤单位及大批民夫、难民，全部撤退到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需要供给吃饭的人数接近41万。
当时，位于山东东北部，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北，东临大海的渤海地区，是我军在山东战场的主要后方基地和补给中心。在地区狭小，四面遭敌封锁的情况下，既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问题，又要保障前线部队战斗的种种需求，渤海地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为此专门到渤海地区检查后方工作。他在11月16日给刘先胜、钟期光转各部负责人的指示信中，对渤海地区的严峻形势非常忧虑：“我到渤海后，了解此地经济情形，维持至今年底即差40亿元，连同明年上半年开支共需240亿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仅约50亿元，尚差190亿元无法解决。并且，这个预算对东兵团的任何供给都不在内，只包括西兵团之炮弹电料及单衣一套，至于另一套单衣和菜金杂支费，尚待邯郸局以至中央工委设法解决。山东各地由于战争破坏太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渤海、胶东两区顶多勉力自给，鲁中、鲁南则迫切要求渤海资助粮款，东兵团亦要求渤海负责供给至明春，但渤海一地负担太重(每户负担平均占其收入的50％一70％)。现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实已到了不能维持的境地。我们要渡过这一困难关头，只有全党同志共起负责，真正实行精简、节约、开源，不然就如毛主席警惕我们的‘或是散伙，或是饿死，否则无胜利可言’。”
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1947年10月召开的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讲，渤海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是空前的困难”，“目前的10月份便已到了倾箱倒箧的地步，很勉强地渡了过去。我们这一个财政问题既不能走宋子文的道路，又没有外援可以接济，也不能专靠发行票子解决问题”。“既不能等明年生产来解决问题，又不能无穷尽地取之于民，而且相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样的困难，我们如不采取紧急措置，便可招致严重的危险，可能影响到战争的持久，影响到群众的向背，影响到根据地的坚持，搞得不好甚至会垮台”。
华东局工委在1948年1月向中央和华东局作的关于渤海地区整党整财整军情况的报告中，则把渤海的财政困难视为财政危机：“我们到渤海后发现群众负担极重，土改基本未进行，但同时却发现财政危机。”如果继续发行钞票，则必然“影响物价飞涨，不仅妨害土改且有可能发生民变”。
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成为摆脱困难局面的严重障碍
除财政上的困难外，渤海地区在思想、作风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导致和加重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又是摆脱困难局面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上的困难，还会在政治上继续造成甚至扩大不应有的损失。
舒同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上也讲道：“我们从财政问题的角度上，充分暴露了党内各种严重情况和严重的思想倾向，例如贪污、浪费、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官僚主义等。这种暴露，使我们有可能认清问题的本质，并由此达到改造的目的。过去报喜不报忧，这次报忧重于报喜，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失去根据而引起领导上的严重警惕。虽然我们的党充满着光明，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这些严重情况，就有可能招致党内危险。”
尽管是战争时期，渤海地区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厚，但一些领导干部仍然贪图享受甚至竞相追求特殊的生活待遇。一些中上层干部的生活，在地方的大大超过了群众，在部队的则悬殊于战士，而且上行下效，竞尚奢华，助长了贪污浪费，引发了群众的不满。贪污问题在少数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出现，有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单位比较普遍。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奢侈浪费现象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没有很好地珍惜人力物力，常备民工太多，既影响了群众生产，也加大了供给难度。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体谅不够，强迫命令，甚至是使役索取，群众负担极重。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紧张，有的甚至比较恶劣。
陈毅在华野后方干部会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给予了十分痛切的批评：“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我们订了一大套制度，发了一大堆命令，发了千千万万的经费和补充品。我们在不断胜利中陶醉。我们看见事情在外面进行得不很坏，我们便放心了，安心睡觉了。我们不去检查，不去过问，以为一切命令和制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脱离群众很远很远，这类现象群众早已看见，早已抗议，可是不能达到我们身边，在半途便被他们镇压下去或封锁住了。”陈毅对一些干部的“排场”十分反感：“许多同志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前呼后拥，表示自己官气十足，这简直是种堕落。”“又例如不少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保持艰苦生活的作风，而自己完全官僚化……诸如此类贪污腐化的严重事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堕落，其形式是公开流行，竞相效法，后方广大人民和党政的努力支前是在替他们造福，前方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是替他们保镖。”
本位主义成为影响很深又难以消除的“顽症”，在人员编配、财物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没有形成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工作作风。陈毅在1947年底作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讲：“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凯，在华东整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渤海地区财政困难的原因有过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分析：“三大方案之前，党内的山头、本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非常严重与普遍的存在着，几次的统一集 中的要求，都没有实现或不彻底，都是阳奉阴违，敷衍了事。”
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有些支部已是形式的存在，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变为首长与行政的附属物，说不上什么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很多工作不通过支部，连尾巴主义也谈不上。
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三大方案
为了尽快摆脱严峻的困局，1947年10月，华东局工委召集驻渤海党政军各部门的150多名高级干部，用了20多天时间，统一了对财政困难的思想认识，查找了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具体制订了解决渤海地区财政困难的三大方案：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
三大方案在渤海地区党政军系统及各后方单位开始贯彻执行。开始阶段，有的单位领导有决心、有信心，但对思想阻碍认识估计不足，动员不广泛不深入，只有一般号召，没有组织领导，不通过支部，单纯依靠行政领导，一度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和思想上的混乱；有的单位领导自身的思想没有完全打通，执行态度不坚决，在上级的监督之下勉强去做，敷衍塞责，不敢彻底发扬民主，不能真正走群众路线，更不敢财务公开，实现全党当家；有的单位领导思想不统一，或是坚决，或是犹豫，或是对抗；有的单位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比较差，问题比较集中，自身已难以解决。
为了保证三大方案的贯彻落实，华东局工委确定了七大原则：全党当家，首长负责，支部保证，严格制度，赏罚严明，群众路线，民主作风。
按照“缩减地方机关，加强军队；减少军队后方，充实前线；裁减勤杂人员，增强战斗部队”的原则，合并、取消了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机构，依据各单位最低限度需要确定了编制，动员大批人员上了前线，一些部门机关和直属单位人满为患的问题解决后，既减轻了当地的财政负担，也加强了作战部队。到1947年底，41万人减至24.5万人。动员上前方的，仅军直、医院及鲁南、鲁中后方就有5.8万余人，华野后方4000多人，荣军1.65万人，干部南下者2000余人，几万名常备民工全部返乡。
在保持战士和伤病员生活水平不降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了军队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待遇标准，恢复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等优良传统，干群关系、官兵关系明显改善。三大方案执行后，高级干部的小厨房取消了，细粮、香烟及一切所谓“干部待遇”也没有了。军区供给部原来每月要开支1800万元的纸烟费全部取消。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团级干部，后方各种机关中相当于正团级的干部，地方地委副书记(不兼军队职务者)，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全部取消了乘马。在工作上，一些单位原来追求形式上的数字成绩，铺张浪费，数目惊人，经过调整大幅度地压缩了规模和开支。《渤海日报》从近5万份减到8500份，一年节约的经费可以充做五六万人全年的菜金。渤海地区的清理整顿，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贪污分子进行了严惩，有两人被判处死刑。
彻底清理大小公家的资财，把当时的财力物力全部动员起来，实现了统一与集中，切实消除了本位主义的影响。所有贸易、运输、农业、工业部门的生产基金与利润，所有伙食单位存放的金、银、硬币、纸币，所有单位的现存物资，一切来源不正当的财物款项以及个人财产全部分类登记上报，除个人劳动所得及正当积蓄以及单位人员业余劳动所得利润之外，所有资财一律缴公，由财政部门抵作财政开支，统一调剂使用。清理出的款物，仅华东工委及华东军区直属各单位即达42亿余元，渤海军区后勤系统有26亿多元，渤海一分区一地委有10亿多元，二地委二分区约有18亿元，三地委三分区约有15亿元，四分区(地方不在内)约有5.6亿元。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还有很多同志包括后方的家属积极捐献钱物。
三大方案使渤海地区克服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休养了群众的生产力，积蓄了支前力量。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渤海地区负责华野九纵、渤纵和野直炮兵团的粮食保障，渤海的二、三、四分区供应的粮食达到了2837万斤，能够满足上述部队吃一个月。年底的淮海战役，渤海地区仅在战役的第二个阶段就承担并完成了1亿斤粮食的保障任务，占这个阶段山东粮食供应总量的近1／2；组织了大车3000余辆、小车5万余辆转运粮食；缝制粮袋60余万条，每个袋子都缝了600针(规定的标准是500针)。
陈毅明确提出“我只须留一马，一骡，一马夫”
渤海地区的整顿开始后，三大方案在整个华东局和华东部队后方先后展开。华东野战军在《关于贯彻整理后方坚决执行三大方案的通令》中，明确指出：“凡属黄河以北华野各级后方组织，均应毫无例外地坚决执行三大方案。对所有应清理之资财，整编之组织，一律依据三大方案作为基本标准，从速进行。如经此次整理之后，仍发现执行不力或隐瞒不报者，应受一定之纪律处分。”
为了加大华东野战军后方机关和部队的整顿力度，陈毅在给刘先胜、钟期光转各部负责同志的指示信中，则明确提出贯彻三大方案，彻底整顿后方，专门指出军直及各后方部门清理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对野直及各纵后方继续加紧清理。他郑重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停止无限制的扩充人马。全部山东民夫应即复员回乡。恢复内战时期兵夫合一制，发扬红军中‘军长抬担架’的精神，节省开支。对干部中单纯带大队伍的倾向要加以说服，对一切大后方主义、大编制主义则要坚决反对，严格掘开庞大之机关，抽出大量干部到地方去帮助新区建设，精出大批马匹补充骑兵，骡子补充炮兵，普遍提倡跑路、自带背包的俭朴作风。二是实行全党全军当家，清理小公家一切资财集中到大公家。现在必须各纵首长首先抛弃本位主义，任何同志拿出党性说话，消除一切打埋伏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决心，就只好让贪污腐化分子为非作恶，把大公家搞垮，造成革命失败!三是检举、揭发并严惩贪污浪费分子，厉行节约。削夺一切摆威风阔绰分子的荣誉地位，纠正羡慕威风阔绰的错误观点。”陈毅以身作则，明确提出“我只须留一马，一骡，一马夫，望即执行”。
以渤海地区为重点的后方整顿，就其财政困难的克服来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其思想的改造和作风的转变来讲，更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正如华东局工委向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报告中所言：“贪污浪费现象已经揭穿，贪污浪费分子受到批评处分与枪毙，贪污资财已经缴出，朴素节省作风与遵守制度初步养成。指战员生活已接近平衡，因此人心大快。—般反映现在有点像共产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