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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科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和网络工具的加速应用，网络舆情中的“加速”效应及伴随的风险日益成为现代网络舆情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速主义理论的视域，考察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加速”及其治理逻辑，以此实现党的领导与网络舆情治理、价值观与舆论观、网络舆情治理与现代技术、政府与网民之间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网络舆情 “加速”主义 治理逻辑
网络信息安全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科技的加速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便捷的同时，推动了现代网络工具的加速应用和普及，也带动了网络舆情的加速形成与传播，从而对事件本身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并作用于社会发展。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加速主义理论视角，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层面剖析现代网络舆情加速的社会动力，进而梳理出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现实逻辑，以期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网络舆情的加速传播及其根本动力
当代西方学者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并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加速主义”“加速理论”等学术思潮。譬如保罗？维希留、哈特穆特？罗萨、尼克？斯尔尼塞克、阿兰？巴迪欧等人都是这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都对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一定的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是，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的程度有所不同。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指出：“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在哈特穆特？罗萨看来，这种社会加速是从时间维度上来衡量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社会加速的深层内涵，即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果说哈特穆特？罗萨对社会加速的判断和阐释比较系统和含蓄的话，那么，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对加速内涵说得则更为彻底。他指出：“技术仍然十分平庸，十分温顺……技术还不够，技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就是真实情况：资本的统治驾驭并简化了技术，而技术的‘潜能’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此巴迪欧所指的是科技的加速，而且认为它发展得还不够，还需要把科学技术的潜能在现代社会当中完全挖掘出来。
这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供奉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加速理论”的开创者。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加速批判这一理论概念，他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带给资产阶级社会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在此从生产力层面肯定了资产阶级对社会加速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反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既可以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发生变革，推动社会的加速发展。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促进了现代生活中生产工具的革新与发展。随之而来的即是网络生产工具的推陈出新和加速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网络用户有8亿之多。如此，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的传播加速发展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传十”的传播模式，而是达到了“一传八亿”的惊人速度和效果。因此，现代科技的加速和各类社会化媒体是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加速形成和传播的根本动力，同时滋生出了更大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现代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二、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加速传播与社会风险的共生
现代信息技术的加速运用和推广带动了网络舆论的加速形成和传播，互联网也日益成为舆情的主要发源地和重要场域。网络舆论是网民在网络空間上对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发表相关的言论，而网络舆情正是这些舆论的集合体。它既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又对政府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网络舆情治理必然纳入到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之中。“网络舆情作为网络社会的‘体温计’与‘晴雨表’，是社情民意的真实反映，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防范与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关键内核。”与此相对应的是，“网络舆情治理是对网络空间内民众公开表达的情绪、言论等实施的综合性管理。”
现代科技的“加速”主义在网络舆情这一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传播更加迅速、渠道更加多样、言论更加自由等新特点和新内容。人人都可以是传声筒、笔杆子，公众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只增不减，从而使得我国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与棘手，舆情反转与不确定性在网络上反复上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思维和逻辑。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是一个网络舆论加速与社会风险共生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对于增强信息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影响力，对于一定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与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网络暴力、人身攻击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造成了不良后果，极大地滋生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大力倡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的时代，我们必须科学把握网络舆情治理的内涵，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加速与社会风险的共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必须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三、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要求我们经历从被动到主动、局部到全部、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思维转变，还要求我们辩证看待这一进程，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与网络舆情治理相统一
新闻舆论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句话表明了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真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润人心、滋润社会。因此，只有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新闻舆论和网络舆情治理的相统一下，才能为广大网民和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育，实现价值观与舆论观相统一
政治正确是发表网络舆论的前提，是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但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育。一方面要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另一方面，引导公众做到网上与网下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言行一致，培育公民理性。也就是说，就公共事件在网上与网下所发表的言论要真正做到价值观与舆论观的内在统一。
（三）加大网络科技投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与现代技术相统一
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有的只是优劣之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现代技术在网络舆情治理当中的作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网络媒体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反过来又为政府提供了方便有效的治理工具，便于其快速掌握最新的网络舆情信息。因此，要继续加大网络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利用好现代科学技术这一工具手段，从而建立起对网络平台有效的监督、管理，使其营造为清朗的网络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统一。
（四）建立与完善网络沟通机制，实现政府与网民相统一
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政府、网络媒体和网民之间相互作用。从关系层面来看，网民作为互联网的主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的中介，而政府要在它们中间发挥好引导性作用。政府应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沟通机制，尤其是在面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上，要架起政府与网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桥梁。这样一来，政府能够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及时传达政务信息，网民也可以把自己的诉求直接反映，从而做到言路畅通。
结语
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加速”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为现代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尽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网络舆情治理带来的便利。在此基础上，政府要不断完善与网络舆情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网络平台运行和网民的言行，使其做到尊重客观事实、言行一致，并培育不传谣不信谣的网络道德文化。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加大科技和人才投入，真正建立起來政府、新闻媒体和网民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四个”统一，进而建构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实现网络社会的良性善治和动态法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旅游特色小镇利益相关者共生协同机制研究”（18XJA630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批判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
[2][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4]曹海军，李明.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9（5）.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2.
关键词：网络舆情 “加速”主义 治理逻辑
网络信息安全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科技的加速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便捷的同时，推动了现代网络工具的加速应用和普及，也带动了网络舆情的加速形成与传播，从而对事件本身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并作用于社会发展。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加速主义理论视角，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层面剖析现代网络舆情加速的社会动力，进而梳理出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现实逻辑，以期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网络舆情的加速传播及其根本动力
当代西方学者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并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加速主义”“加速理论”等学术思潮。譬如保罗？维希留、哈特穆特？罗萨、尼克？斯尔尼塞克、阿兰？巴迪欧等人都是这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都对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一定的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是，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的程度有所不同。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指出：“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在哈特穆特？罗萨看来，这种社会加速是从时间维度上来衡量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社会加速的深层内涵，即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如果说哈特穆特？罗萨对社会加速的判断和阐释比较系统和含蓄的话，那么，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对加速内涵说得则更为彻底。他指出：“技术仍然十分平庸，十分温顺……技术还不够，技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就是真实情况：资本的统治驾驭并简化了技术，而技术的‘潜能’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此巴迪欧所指的是科技的加速，而且认为它发展得还不够，还需要把科学技术的潜能在现代社会当中完全挖掘出来。
这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供奉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加速理论”的开创者。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加速批判这一理论概念，他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带给资产阶级社会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在此从生产力层面肯定了资产阶级对社会加速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反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既可以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发生变革，推动社会的加速发展。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促进了现代生活中生产工具的革新与发展。随之而来的即是网络生产工具的推陈出新和加速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网络用户有8亿之多。如此，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的传播加速发展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传十”的传播模式，而是达到了“一传八亿”的惊人速度和效果。因此，现代科技的加速和各类社会化媒体是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加速形成和传播的根本动力，同时滋生出了更大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现代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二、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加速传播与社会风险的共生
现代信息技术的加速运用和推广带动了网络舆论的加速形成和传播，互联网也日益成为舆情的主要发源地和重要场域。网络舆论是网民在网络空間上对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发表相关的言论，而网络舆情正是这些舆论的集合体。它既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又对政府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网络舆情治理必然纳入到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之中。“网络舆情作为网络社会的‘体温计’与‘晴雨表’，是社情民意的真实反映，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防范与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关键内核。”与此相对应的是，“网络舆情治理是对网络空间内民众公开表达的情绪、言论等实施的综合性管理。”
现代科技的“加速”主义在网络舆情这一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传播更加迅速、渠道更加多样、言论更加自由等新特点和新内容。人人都可以是传声筒、笔杆子，公众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只增不减，从而使得我国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与棘手，舆情反转与不确定性在网络上反复上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思维和逻辑。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是一个网络舆论加速与社会风险共生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对于增强信息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影响力，对于一定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与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网络暴力、人身攻击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造成了不良后果，极大地滋生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大力倡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的时代，我们必须科学把握网络舆情治理的内涵，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加速与社会风险的共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必须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三、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要求我们经历从被动到主动、局部到全部、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思维转变，还要求我们辩证看待这一进程，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与网络舆情治理相统一
新闻舆论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句话表明了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真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润人心、滋润社会。因此，只有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新闻舆论和网络舆情治理的相统一下，才能为广大网民和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育，实现价值观与舆论观相统一
政治正确是发表网络舆论的前提，是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但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育。一方面要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另一方面，引导公众做到网上与网下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言行一致，培育公民理性。也就是说，就公共事件在网上与网下所发表的言论要真正做到价值观与舆论观的内在统一。
（三）加大网络科技投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与现代技术相统一
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有的只是优劣之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现代技术在网络舆情治理当中的作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网络媒体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反过来又为政府提供了方便有效的治理工具，便于其快速掌握最新的网络舆情信息。因此，要继续加大网络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利用好现代科学技术这一工具手段，从而建立起对网络平台有效的监督、管理，使其营造为清朗的网络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统一。
（四）建立与完善网络沟通机制，实现政府与网民相统一
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政府、网络媒体和网民之间相互作用。从关系层面来看，网民作为互联网的主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的中介，而政府要在它们中间发挥好引导性作用。政府应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沟通机制，尤其是在面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上，要架起政府与网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桥梁。这样一来，政府能够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及时传达政务信息，网民也可以把自己的诉求直接反映，从而做到言路畅通。
结语
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加速”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为现代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尽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网络舆情治理带来的便利。在此基础上，政府要不断完善与网络舆情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网络平台运行和网民的言行，使其做到尊重客观事实、言行一致，并培育不传谣不信谣的网络道德文化。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加大科技和人才投入，真正建立起來政府、新闻媒体和网民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四个”统一，进而建构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实现网络社会的良性善治和动态法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旅游特色小镇利益相关者共生协同机制研究”（18XJA630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批判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
[2][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4]曹海军，李明.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9（5）.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