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活在唐朝走下坡路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时势，37岁就任左拾遗（谏官）的他，倡导亲民之风，反对宦官专权，竭力挽回残局。他政绩斐然，先后任刑部侍郎、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大权集于一身，可谓名满天下。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廉的“政治明星”，也是我国历史上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第一人。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他在诗中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因才干凸显，升为左拾遗，薪水翻了一番，作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他用诗歌，公示家产，表白心境，不让别人有行贿的机会，也不给自己留下受贿的空间。
　　白居易的“新政”之风和执政模式在当时官场可谓独领风骚。他爱管“闲事”，向以敢谏闻名。一次，他竟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既缩减开销，还减少社会的旷男怨女。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官场“另类”，总显得不“懂事”。虽然皇帝欣赏他的才华，但丢了皇帝的脸面，“地雷”已经埋下。
　　“官二代”王锷升任岭南节度使，兼领广州刺史、御史大夫。时岭南节度驻节广州，乃为唐朝重要贸易港口。“精明”的王锷，贪赃枉法，敛聚财富，大贿朝中权贵，赂买各处关节，赢得“国之良臣”的美誉。
　　家富族强的王锷大肆搜刮民财献给皇上邀功，唐宪宗决定提拔王锷为宰相，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白居易却挺身而出，以理进谏：“王锷苛刻百姓，贪得无厌。今若授以宰相，天下人怎不耻笑。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岂不朝纲大乱。”他屡次犯颜直谏，宪宗自然心中不快，宦官趁机群起诬陷，终于将他贬为地方官。
　　本色不改的白居易，先后任江州、苏州、杭州等刺史，他几番异地交流，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黑暗，可仍然秉承“兼济天下”之宏志，坦荡刚直，政平讼简，惠政于民，为民谋福。
　　身为杭州市长的白居易，民生为本，大兴水利，亲率州民修筑了西湖白沙堤，引水灌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问题。人们为了纪念其功德，将其所筑之堤命名为“白公堤”，就是如今西湖上的白堤。他离任时，百姓站满了运河两岸，官员和百姓哭喊着随船送行了十多里。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记下了这感人的场景：“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为官清廉，淡泊名利的白居易，除了饮茶吃菜需要在当地购买外，从不索要任何名贵物品。他卸任后，两袖清风，仅带回两块天竺山石，以资纪念。
　　一天，他摆弄石块时，才发现自己竟做了一件“不清白”的事。他甚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他想，倘若每个游客都带回天竺山石，哪里还有天竺山的秀美？自己认为没有带走杭州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山石虽不值钱，但取之玷污名声，这好比贪污了千金，不是一个为官清廉者应该做的。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挥毫写下了这首“自责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不论古今，两片山石都不足为怪，要说为此而自责，更觉不可思议。然而，白居易却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放大”了，引申到了贪污腐败的重大恶果上。这是何等可贵的自律精神！
　　白居易因此名声鹊起。他慷慨侠义，乐善好施，常在家中接待来访，倾听民声疾苦，帮扶弱势群体，还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报国之志的诗篇，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特别是他在《观刈麦》诗中写到：“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量。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因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拿着俸禄，衣食无忧，没有建树，而深感愧疚。他“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质朴，表现了一个有良知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是那个时代的天子骄子，能官能文，才气纵横，为民而歌。他与李白、杜甫同誉为中国诗坛的三大巨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