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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2013CXTD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12CKS007）；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研究》（B201031）。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克服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经过民主检查、反贪污斗争和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等几个阶段，当时河南发生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问题基本得到肃清。在这次运动中，河南“打虎”坚决彻底，注意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并及时纠正错误偏向，保证了运动的顺利进行，河南的“三反”运动可以说是全国“三反”运动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河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7-0135-04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积极探索保持党员干部勤政廉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的成功尝试。这次运动对于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树立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学界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主要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性研究，或是对某个城市“三反”运动史的简单回顾，或是对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领导作用的总结，而以某一省的“三反”运动为个案的研究则尚显不足。本文试就“三反”运动在河南开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实际效果等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推动该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河南“三反”运动的社会背景
1951年秋，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重点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中，各地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其中，东北贸易部被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的金额就多达5亿元（本文指旧币，下同。1万元旧币约折合1元新币）；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①这个报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明确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②接着，北京、上海等地也都发现有贪污浪费等方面的严重情况，这给全党敲响了警钟。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③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④以此为契机，“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解放后的河南，全省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不骄不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产生了骄傲自满、松懈麻痹、贪图安逸的心理，认为“过去打江山吃苦，今天坐江山该享受”，于是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习气等不良现象像流行病一样传染开来。他们对贪污腐化行为“往往是表面反对实际学，又嫉妒，又羡慕，往往是哪里有空子可钻就向哪里打主意（如事业费、地方粮、机关生产、乡财政等）”⑤。据1950年至1951年河南省直11个单位及其所属系统不完整材料统计，共发生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11116起，共损失国家财富39009219239元。其中贪污案件318起，共贪污公款1679252490元；浪费案件10792起，共损失人民资财36681602749元；挪用公款案件6起，共731354000元。另据河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统计，自1951年1月到11月底，该委员会共受理各种案件123起。其中，属于贪污浪费及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案件有44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5.6%强。这些案件直接导致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人民币3201588353元，粮食342077斤。其中，因贪污造成的损失占损失总数的7%强。⑥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贪污浪费现象，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与封建残余流毒的影响，加上留用人员和新聘干部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未能得到彻底改造，部分老干部因思想不纯经不起腐朽思想的侵袭等，尤为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深入检查）和一般干部的自由主义（缺乏严格斗争精神，不检举不批评），以及高级机关铺张作风的带头作用”⑦。这些“经济建设上的障碍，财政上的病菌，腐蚀干部的毒素”⑧，不仅使部分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而且使不少群众也沾染上了一些铺张浪费的坏习惯。因此，在全省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势在必行。
二、河南“三反”运动的几个阶段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1951年12月1日至13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由此拉开了河南“三反”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24至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和省各界代表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采取自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领导带头等方法在全省开展“三反”运动。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河南省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方案》，决定成立以吴芝圃为主席、牛佩综等人为副主席的河南省增产节约委员会。河南的“三反”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民主检查阶段（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2月上旬）。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带头，层层“下水”，“大家洗澡”，反对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全省各地的民主检查工作搞得都比较紧张，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4日专门向全国发出指示，要求限期开展“三反”斗争；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作风早已不满，也强烈要求开展民主检查。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是右倾麻痹，毫无准备，看不到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及其腐蚀作用，看不到自己缺点的严重，看不到群众的不满情绪”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受了严格的考验和教育。在民主检查过程中，多数领导干部能够由被动转向自觉，较快地过了民主检查关，走上指挥台，组成了“三反”运动指挥部。经过“洗澡”“放包袱”，既挽救了一些虽然犯了错误但愿意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也暴露和孤立了一些错误严重、抗拒检讨的人。这些都为“三反”运动转入反贪污斗争阶段做好了必要准备。
“打老虎”阶段（1952年2月至1952年6月）。这一阶段是运动的高潮，主要内容是清查、查实定案和处理大中贪污分子（“打老虎”）。河南省曾连续五次修改“打老虎”计划：第一次4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000人，第四次5600人，第五次6110人，数量一次比一次增加。⑩在与“老虎”的较量中，开始“斗出来”一批，接着“压出来”一批（假的较多），最后通过具体交待政策及典型示范、群众说理斗争等办法又“查出来”一批。经查实定案后，基本上本着坦白从宽的精神，采取本人自报、小组评议、上级批准、法庭判决的方法逐案进行办理。据河南省委1952年7月12日的总结报告称：此段查出金额在百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16829人，查证后为18416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53259人）的34.6%；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4580人，查证后为6158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的11.6%；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贪污分子6605个（内1亿以上者1073人），查实定案者5346人，占查出总数80.8%，其中定案为金额在千万元以上者1539人（其中金额在1亿元以上者105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的2.9%，占定案总数28.8%。开始查出赃款4189亿元，经查实定案后的赃款共963亿元。其中，被迫吐出赃款311亿元，占定案数的32%。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6158人中，已处理者4521人。其中，免予处分者2303人，受行政处分者2002人（加上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受行政处分者856人，共2858人）；刑事处分者216人（加上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受刑事处分者14人，共230人）；在定案为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1539人中，已处理者1092人，其中免于处分者98人，占已定案总数的9%，受行政处分者518人，占47.7%，受刑事处分者476人，占42.6%。
建设阶段（1952年6月至7月底）。1952年5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迅速而正确地结束省地（市）级反贪污斗争阶段的通知》，要求凡定案处理已达70%以上的地方应尽快分批转入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办法是领导干部民主补课、所有人员进行思想批判、交代社会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建设。领导干部除了检查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之外，还要检查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干部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老干部以思想批判为主，结合补充交代历史问题，不仅要达到顺利通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而且要实现整党目的；留用人员及新聘干部以交代社会关系为主，结合批判思想，以从思想和组织上隔绝与一切反动关系之间的联系。思想批判主要是针对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老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和闹地位、闹不团结等思想问题；二是留用人员存在的“打铃上班，打铃下班”“一分钱一分货”等雇佣观念和单纯技术观念；三是新知识分子存在的自高自大、名利思想；四是“三反”运动中出现的消极思想，如不愿做财经工作，不愿与资本家来往，“远离山岗，脱离虎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错误观念。交代关系一般采取“启发自觉”“不追不逼”“自己坦白”“互帮互助”“一般交代”“重点审查”等办法。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精简、提拔、调整组织）和“制度建设”（民主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
三、河南“三反”运动的实际效果
河南“三反”运动遵循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健康的，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其一，领导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密切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领导干部还缺乏与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经验，对不法资产阶级的进攻还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经过“三反”运动，大部分干部群众认清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性，并初步学会了与他们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方式方法。与此同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民主检查中都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并认真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而大大密切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比如，在“三反”运动中，焦作矿务局对群众所提的1903条意见进行了分类处理，对于其中属于党团政治思想领导与各级领导作风方面的769条意见分别进行对照检查并采取了相应纠正措施，剩下的1134条意见也分类做了相应的处理，群众对此非常满意。
其二，基本肃清了“三害”，廉洁奉公和朴素节约的作风得到了发扬。将“三反”运动前后中共河南省直机关的12种经费开支对比后发现，平均节约了76.68%，其中，“器具设备购置费”“会议费”“临时特别费”等均节约90%以上。黄河总工会的日常经费减少了30%—70%，河南省广播电台的各项开支平均减少了70%强。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用品开支比过去节省了80%以上。工程建设方面，获嘉县在“三反”运动以前修一座小桥要用360个工，“三反”运动后，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精打细算，修一座同样标准的小桥只要用80个工。
其三，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倍增，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三反”运动后，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得到普遍提高，民主作风得到充分发扬，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明显提高。黄河水利委员会测绘处在“三反”运动前每月平均测量420平方公里，且准确性较差。“三反”运动后，每月不仅可以测量500平方公里，而且准确性大大提高。河南省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而效率却提高了一倍。“三反”运动后，各级机关部门都普遍反映：“过去是工作找人，现在是人找工作。”
其四，“打虎”态度坚决，斗争彻底。“打虎”开始后，在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无虎论”“与己无关”等右倾麻痹思想。对此，河南各地在“打虎”过程中，不断地与这种错误思想作坚决地斗争，并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连续发动“打虎”战役。早在1952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中共濮阳地委就发动了第一场“打虎”战役，但由于部分干部群众自觉性不强，“打虎”成效不大。2月上旬至中旬，中共濮阳地委又组织第二场“打虎”战役。为打好这场战役，地委专门召开由县委书记、地直各单位“三反”委员会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检查批判了“打虎”中的右倾麻痹思想。随着运动深入开展，部分人出现了同情贪污分子、怕冤枉好人等错误思想。为此，中共濮阳地委接着又打响了第三场“打虎”战役，将三名指挥不力的部门领导停职，组织了坚强的“打虎”基干队，结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针对第三场战役后的一些干部的松劲情绪，加上一些贪污分子拒不坦白，企图蒙混过关，中共濮阳地委又发动第四场“打虎”战役。经过不断进攻，到1952年3月25日止，全区共处理了520名大中贪污分子。
其五，注意与经济建设结合，确保运动生产两不误。1952年下旬，正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河南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工矿产品滞销、城乡交流阻滞、国营贸易与合作社的加工订货与购销业务停止、大量工人失业等。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管理机关的全部工作人员投入了“三反”运动，无专人专心管理业务工作；二是不少经济管理机关及其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成了“老虎”，工作无人接替；三是少数工商业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甚至以关门歇业抵抗“三反”运动。为使全省经济生产不因“三反”运动而停顿，中共河南省委于1952年3月1日发出指示：省市（专区）财经委员会及其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应立即实行分工负责，抽出适当力量进行业务工作；规定每天上午12点以前为各级财经业务部门及其相关企业的业务时间，12点以后集中搞“三反”运动；工厂、矿山必须保证正常的生产时间。1952年3月29日，河南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工作领导，活跃城乡经济的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经过努力，至同年6月份，河南经济呆滞的局面得到基本扭转。
其六，及时纠正错误做法，确保运动正常进行。在“打虎”斗争进入高潮时，有的地方和单位为单纯追求“打虎”战绩，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等错误做法，导致“打虎”斗争扩大化。这种情况出现后幸好很快被上级所制止，才避免了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如鲁山县通过逼供“逼出”125个“老虎”，最后定案的却不到10个。。在当时，逼供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其中，“罚站”就有“站板凳”“靠墙壁”“拿架子”“举板凳”“顶砖头”等好几种样式。据统计，仅该县就因逼供造成身体严重致残者10人，自杀者3人，自杀未遂者10人，搞得全县90%以上的干部都惶恐不安。1952年4月，中共许昌地委发现鲁山县偏离“三反”运动方向后，立即派工作组前去制止。经过整顿后，该县的“三反”运动重新走上正轨。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发出“要讲斗争策略，严禁逼供信”“要讲政策，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后，河南各地膨胀起来的偏激、过火情绪迅速降温，确保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总之，河南“三反”运动是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领导的一场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是改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5、206页。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⑤⑥⑦⑧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反”、“五反”运动》（河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24、25、25、282、109、320、40、41、365、309页。⑨⑩《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97。《省直机关“三反”胜利结束》，《河南日报》1952年7月19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三反”后提拔大批干部，树立起厉行节约的新作风》，《河南日报》1952年5月31日。
责任编辑：南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克服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经过民主检查、反贪污斗争和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等几个阶段，当时河南发生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问题基本得到肃清。在这次运动中，河南“打虎”坚决彻底，注意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并及时纠正错误偏向，保证了运动的顺利进行，河南的“三反”运动可以说是全国“三反”运动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河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7-0135-04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积极探索保持党员干部勤政廉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的成功尝试。这次运动对于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树立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学界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主要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性研究，或是对某个城市“三反”运动史的简单回顾，或是对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领导作用的总结，而以某一省的“三反”运动为个案的研究则尚显不足。本文试就“三反”运动在河南开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实际效果等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推动该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河南“三反”运动的社会背景
1951年秋，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重点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中，各地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其中，东北贸易部被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的金额就多达5亿元（本文指旧币，下同。1万元旧币约折合1元新币）；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①这个报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明确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②接着，北京、上海等地也都发现有贪污浪费等方面的严重情况，这给全党敲响了警钟。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③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④以此为契机，“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解放后的河南，全省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不骄不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产生了骄傲自满、松懈麻痹、贪图安逸的心理，认为“过去打江山吃苦，今天坐江山该享受”，于是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习气等不良现象像流行病一样传染开来。他们对贪污腐化行为“往往是表面反对实际学，又嫉妒，又羡慕，往往是哪里有空子可钻就向哪里打主意（如事业费、地方粮、机关生产、乡财政等）”⑤。据1950年至1951年河南省直11个单位及其所属系统不完整材料统计，共发生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11116起，共损失国家财富39009219239元。其中贪污案件318起，共贪污公款1679252490元；浪费案件10792起，共损失人民资财36681602749元；挪用公款案件6起，共731354000元。另据河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统计，自1951年1月到11月底，该委员会共受理各种案件123起。其中，属于贪污浪费及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案件有44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5.6%强。这些案件直接导致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人民币3201588353元，粮食342077斤。其中，因贪污造成的损失占损失总数的7%强。⑥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贪污浪费现象，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与封建残余流毒的影响，加上留用人员和新聘干部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未能得到彻底改造，部分老干部因思想不纯经不起腐朽思想的侵袭等，尤为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深入检查）和一般干部的自由主义（缺乏严格斗争精神，不检举不批评），以及高级机关铺张作风的带头作用”⑦。这些“经济建设上的障碍，财政上的病菌，腐蚀干部的毒素”⑧，不仅使部分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而且使不少群众也沾染上了一些铺张浪费的坏习惯。因此，在全省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势在必行。
二、河南“三反”运动的几个阶段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1951年12月1日至13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由此拉开了河南“三反”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24至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和省各界代表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采取自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领导带头等方法在全省开展“三反”运动。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河南省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方案》，决定成立以吴芝圃为主席、牛佩综等人为副主席的河南省增产节约委员会。河南的“三反”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民主检查阶段（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2月上旬）。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带头，层层“下水”，“大家洗澡”，反对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全省各地的民主检查工作搞得都比较紧张，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4日专门向全国发出指示，要求限期开展“三反”斗争；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作风早已不满，也强烈要求开展民主检查。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是右倾麻痹，毫无准备，看不到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及其腐蚀作用，看不到自己缺点的严重，看不到群众的不满情绪”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受了严格的考验和教育。在民主检查过程中，多数领导干部能够由被动转向自觉，较快地过了民主检查关，走上指挥台，组成了“三反”运动指挥部。经过“洗澡”“放包袱”，既挽救了一些虽然犯了错误但愿意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也暴露和孤立了一些错误严重、抗拒检讨的人。这些都为“三反”运动转入反贪污斗争阶段做好了必要准备。
“打老虎”阶段（1952年2月至1952年6月）。这一阶段是运动的高潮，主要内容是清查、查实定案和处理大中贪污分子（“打老虎”）。河南省曾连续五次修改“打老虎”计划：第一次4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000人，第四次5600人，第五次6110人，数量一次比一次增加。⑩在与“老虎”的较量中，开始“斗出来”一批，接着“压出来”一批（假的较多），最后通过具体交待政策及典型示范、群众说理斗争等办法又“查出来”一批。经查实定案后，基本上本着坦白从宽的精神，采取本人自报、小组评议、上级批准、法庭判决的方法逐案进行办理。据河南省委1952年7月12日的总结报告称：此段查出金额在百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16829人，查证后为18416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53259人）的34.6%；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4580人，查证后为6158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的11.6%；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贪污分子6605个（内1亿以上者1073人），查实定案者5346人，占查出总数80.8%，其中定案为金额在千万元以上者1539人（其中金额在1亿元以上者105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的2.9%，占定案总数28.8%。开始查出赃款4189亿元，经查实定案后的赃款共963亿元。其中，被迫吐出赃款311亿元，占定案数的32%。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6158人中，已处理者4521人。其中，免予处分者2303人，受行政处分者2002人（加上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受行政处分者856人，共2858人）；刑事处分者216人（加上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受刑事处分者14人，共230人）；在定案为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1539人中，已处理者1092人，其中免于处分者98人，占已定案总数的9%，受行政处分者518人，占47.7%，受刑事处分者476人，占42.6%。
建设阶段（1952年6月至7月底）。1952年5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迅速而正确地结束省地（市）级反贪污斗争阶段的通知》，要求凡定案处理已达70%以上的地方应尽快分批转入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办法是领导干部民主补课、所有人员进行思想批判、交代社会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建设。领导干部除了检查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之外，还要检查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干部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老干部以思想批判为主，结合补充交代历史问题，不仅要达到顺利通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而且要实现整党目的；留用人员及新聘干部以交代社会关系为主，结合批判思想，以从思想和组织上隔绝与一切反动关系之间的联系。思想批判主要是针对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老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和闹地位、闹不团结等思想问题；二是留用人员存在的“打铃上班，打铃下班”“一分钱一分货”等雇佣观念和单纯技术观念；三是新知识分子存在的自高自大、名利思想；四是“三反”运动中出现的消极思想，如不愿做财经工作，不愿与资本家来往，“远离山岗，脱离虎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错误观念。交代关系一般采取“启发自觉”“不追不逼”“自己坦白”“互帮互助”“一般交代”“重点审查”等办法。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精简、提拔、调整组织）和“制度建设”（民主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
三、河南“三反”运动的实际效果
河南“三反”运动遵循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健康的，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其一，领导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密切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领导干部还缺乏与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经验，对不法资产阶级的进攻还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经过“三反”运动，大部分干部群众认清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性，并初步学会了与他们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方式方法。与此同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民主检查中都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并认真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而大大密切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比如，在“三反”运动中，焦作矿务局对群众所提的1903条意见进行了分类处理，对于其中属于党团政治思想领导与各级领导作风方面的769条意见分别进行对照检查并采取了相应纠正措施，剩下的1134条意见也分类做了相应的处理，群众对此非常满意。
其二，基本肃清了“三害”，廉洁奉公和朴素节约的作风得到了发扬。将“三反”运动前后中共河南省直机关的12种经费开支对比后发现，平均节约了76.68%，其中，“器具设备购置费”“会议费”“临时特别费”等均节约90%以上。黄河总工会的日常经费减少了30%—70%，河南省广播电台的各项开支平均减少了70%强。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用品开支比过去节省了80%以上。工程建设方面，获嘉县在“三反”运动以前修一座小桥要用360个工，“三反”运动后，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精打细算，修一座同样标准的小桥只要用80个工。
其三，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倍增，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三反”运动后，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得到普遍提高，民主作风得到充分发扬，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明显提高。黄河水利委员会测绘处在“三反”运动前每月平均测量420平方公里，且准确性较差。“三反”运动后，每月不仅可以测量500平方公里，而且准确性大大提高。河南省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而效率却提高了一倍。“三反”运动后，各级机关部门都普遍反映：“过去是工作找人，现在是人找工作。”
其四，“打虎”态度坚决，斗争彻底。“打虎”开始后，在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无虎论”“与己无关”等右倾麻痹思想。对此，河南各地在“打虎”过程中，不断地与这种错误思想作坚决地斗争，并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连续发动“打虎”战役。早在1952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中共濮阳地委就发动了第一场“打虎”战役，但由于部分干部群众自觉性不强，“打虎”成效不大。2月上旬至中旬，中共濮阳地委又组织第二场“打虎”战役。为打好这场战役，地委专门召开由县委书记、地直各单位“三反”委员会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检查批判了“打虎”中的右倾麻痹思想。随着运动深入开展，部分人出现了同情贪污分子、怕冤枉好人等错误思想。为此，中共濮阳地委接着又打响了第三场“打虎”战役，将三名指挥不力的部门领导停职，组织了坚强的“打虎”基干队，结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针对第三场战役后的一些干部的松劲情绪，加上一些贪污分子拒不坦白，企图蒙混过关，中共濮阳地委又发动第四场“打虎”战役。经过不断进攻，到1952年3月25日止，全区共处理了520名大中贪污分子。
其五，注意与经济建设结合，确保运动生产两不误。1952年下旬，正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河南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工矿产品滞销、城乡交流阻滞、国营贸易与合作社的加工订货与购销业务停止、大量工人失业等。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管理机关的全部工作人员投入了“三反”运动，无专人专心管理业务工作；二是不少经济管理机关及其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成了“老虎”，工作无人接替；三是少数工商业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甚至以关门歇业抵抗“三反”运动。为使全省经济生产不因“三反”运动而停顿，中共河南省委于1952年3月1日发出指示：省市（专区）财经委员会及其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应立即实行分工负责，抽出适当力量进行业务工作；规定每天上午12点以前为各级财经业务部门及其相关企业的业务时间，12点以后集中搞“三反”运动；工厂、矿山必须保证正常的生产时间。1952年3月29日，河南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工作领导，活跃城乡经济的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经过努力，至同年6月份，河南经济呆滞的局面得到基本扭转。
其六，及时纠正错误做法，确保运动正常进行。在“打虎”斗争进入高潮时，有的地方和单位为单纯追求“打虎”战绩，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等错误做法，导致“打虎”斗争扩大化。这种情况出现后幸好很快被上级所制止，才避免了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如鲁山县通过逼供“逼出”125个“老虎”，最后定案的却不到10个。。在当时，逼供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其中，“罚站”就有“站板凳”“靠墙壁”“拿架子”“举板凳”“顶砖头”等好几种样式。据统计，仅该县就因逼供造成身体严重致残者10人，自杀者3人，自杀未遂者10人，搞得全县90%以上的干部都惶恐不安。1952年4月，中共许昌地委发现鲁山县偏离“三反”运动方向后，立即派工作组前去制止。经过整顿后，该县的“三反”运动重新走上正轨。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发出“要讲斗争策略，严禁逼供信”“要讲政策，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后，河南各地膨胀起来的偏激、过火情绪迅速降温，确保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总之，河南“三反”运动是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领导的一场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是改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5、206页。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⑤⑥⑦⑧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反”、“五反”运动》（河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24、25、25、282、109、320、40、41、365、309页。⑨⑩《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97。《省直机关“三反”胜利结束》，《河南日报》1952年7月19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三反”后提拔大批干部，树立起厉行节约的新作风》，《河南日报》195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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