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在他逝世之后，那张著名的戴着贝雷帽、头部上仰45°、蓄着革命者大胡子的头像，反复出现在T恤衫、咖啡杯和城市废弃的墙角涂鸦上，形成了严重的审美疲劳。而此文讲述的切·格瓦拉，可能会颠覆你对他的想象，让你了解一个鲜为人知的切·格瓦拉。
　　当卡斯特罗政权稳稳当当地站立在古巴这个国家上，切·格瓦拉作为国家的第二副手，依然保持着“清教徒”式的革命艰苦生活。他和老朋友聚会的方式，便是脏兮兮地在一个农场义务干苦力活。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当切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时候，建筑师向他请示银行大楼的设计，切·格瓦拉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电梯。设计师说，因为这栋楼有32层。切·格瓦拉一挥手说，电梯我看不必了，革命虽然已经过去，新人也应该接受锻炼，另外，我看厕所也可以减半。
　　
　　如果说投身革命是切·格瓦拉作的第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离开古巴，再次回归革命前线，或许是他做的第二个正确的决定。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往玻利维亚作为20世纪的一大迷思，其实并不难解。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切最痛恨的却是金钱，他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还要消灭个人主义，通过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切·格瓦拉的理想加上美国的封锁，使得一度是拉美四个最成功经济体的古巴经济开始一塌糊涂。这对雄心勃勃的切·格瓦拉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人们曾经发现一张切·格瓦拉在1957年写下的字条:“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切·格瓦拉此时明白，是时候回归到他无比热爱的革命和流血战争中去了。
　　第一个把切·格瓦拉的肖像简化成一个剪影图的艺术家吉姆毫不犹豫地运用了红色做底色。这看似革命的颜色，事实上渗满了战俘的血。切·格瓦拉对战俘不经审讯的残酷处决成为后人对他最严厉的指控。1959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有幸去拜会切·格瓦拉，他到达会见地点时看到的第一幕便是切·格瓦拉对执行队下处决令，随后一个个犯人随即倒下。这位罗马尼亚记者惊吓中慌忙离开，回去随即写下一首诗:《我不再歌唱切》。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
　　而作家封托凡笔下的切·格瓦拉不仅是个嗜血的暴君，还是个卑鄙的血贩子。他的《真实的切·格瓦拉》一书中记录了在1961年，一个战俘在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已被全部抽干。抽血并非某种新颖的酷刑，而是一门真正的生意。书中指出，切·格瓦拉曾授意部下将所有处决犯的血液抽出，存在血液银行中，然后再运到亚洲。体力不支者直接送上刑台，而大多数的被抽血者因失血过多直接身亡。切·格瓦拉的卖血行为自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时就已开始。
　　1965年3月，切·格瓦拉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的一名记者观赏夜景时，一名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的劝阻，将这名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切·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看到未婚妻奇奇娜给他的断交信，他说:“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
　　那种放浪不羁，可能让浪漫青年们着迷，但这些品质或许不仅仅关乎他个人。重读走下神坛的切·格瓦拉，他几乎给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人生建议，他只是个天生的叛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