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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讲中西结合，可是在结合之前必须承认它们是很不一样的两样东西，而且有矛盾。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西方人的理解很不一样。科学并不能保证你过上很丰裕的生活，但它可以使人类的生活发生质的飞跃。有科学的希腊文明也就维持了三五百年，而没有科学的罗马文明却维持了八九百年，中国文明的时间就更久远了。
科学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喜爱的东西，中国人一说科学立即觉得是神圣无比的，所以中国人对科学往往非常崇拜，甚至迷信。
我总体感觉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形成误区主要的原因是，科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所以中国人在消化西方东西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偏差，这个偏差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讲实用的民族，这种实用主义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所以干什么事情首先要问有什么用？老师让学生学这个，学生就会问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家长也会问，所有人都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受制于中国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西方文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喜爱的。中国古代把中国之外的国家都看成是蛮夷之国。
我们的精神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人的三大精神支柱。有人总结说，你得意的时候就信儒家，儒家是入世的，要做事情的;不得意的时候你就信道家，你可以退隐山林，纵情山水;如果你绝望了，看破红尘，就可以信佛家。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想做什么都有相应的精神资源给你准备着。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对科学突然变得全民族都崇拜得不得了呢？是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它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是使得西方人强大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的华夏文化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我们今天的文化仍然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不知所措。在这个冲击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无比信奉。
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理解来学的，因为我们觉得科学是强国、强兵、富民的法宝，所以把科学理解成生产力、理解成力量，在中文词汇里很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经济效益。总而言之，科学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普遍的偏差，就是把它看作生产力、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可以打人，可以赚钱，可以脱贫致富，所以中国人民心目中标准的科学家形象是钱学森，一来他干的玩意很高深，二来那个东西很有用。它可以造导弹，造火箭，可以打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导致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出现问题，我们的基础科学领域始终难以有大的突破。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诺贝尔科学奖和我们相距还很遥远，过去说穷没钱，现在看来钱不是问题，中国人民不差钱，不差钱的情况下科学还是搞不上去，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从文化上找原因。
科学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要部分，而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要成分？
科学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科学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只有西方人的老祖宗—希腊人才搞出科学这么一个玩意，其他的伟大文明，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没有科学。没有科学不见得文明就不行，有科学也不见得就吃得好、住得好。中国人没有科学，靠技术活得很好，罗马人没有科学，他们靠军事、武力和法律可以活得很好;希腊人科学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最后还是被灭掉了。所以科学并不一定带来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它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现在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两希文化”：一个“希”是希腊，一个“希”是希伯来。希伯来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代表的是信仰和宗教;希腊文化代表的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信仰和宗教构成了现代西方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柱。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們对宗教不理解，对科学也同样的不理解。宗教先放在一边，我们讲科学，讲科学要从希腊讲起。
希腊社会基本上不是一个农耕社会，主要出产橄榄和葡萄，种了橄榄和葡萄以后榨橄榄油、酿葡萄酒，拿这两个东西去交换主粮。这个地方深水良港多，适合航海运输。希腊民族总的来说是一个航海的民族，经商的民族。这样一个四方奔走的民族靠什么来构建文化秩序呢？依靠契约。欧洲文化本质上是契约文化。契约意识是欧洲人最深层、最强大的一种意识。唯有契约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欧洲人和中国人比，特别强调规则、准则、法律、法制;他们讲游戏规则，规则一旦颁布、制定，不能够再轻易打破。而咱们中国人不是说没有规则，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它要为人服务，所以在我们这里人总是要高于规则。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人治传统，不是法治。我们经常打破规则，我们喜欢打擦边球、下不为例，喜欢修改规则。而且中国人似乎认为，墨守规则是智慧不高的表现，是脑筋太死。中国人喜欢灵活、机动地处理事情，这是我们东方智慧的一部分。
但是契约文化就要求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就不能变，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宪法》几百年了，几乎不动，要改的话很费劲，要经过好多年的论证，我们这个很容易，我们经常改，我们的立法特别快，但是大家都不怎么守法，越是守法比较难的地方，立法越快，而人家那边立法很谨慎、很慢。
契约文化会生成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他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只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才能签约，才有签约能力。你不能找个孩子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你欠我一万块钱，后来你找他的家长说你儿子欠我一万块钱，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儿子没有签约能力，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所以希腊文化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看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是人，就像我们说你没有爱心、无情无义你就不是人。中国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禽兽”，而希腊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奴隶”，奴隶不算人，因为他没有自由。“不自由勿宁死”我们不理解。 所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在我看来首先是对“自由”的不理解。有人说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胡来嘛。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胡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能太自由了，太自由这个国家就乱了。这是对自由完全不理解的表现。那什么是自由？比如说我饿了，我想吃饭，我走到包子铺前面，一摸兜里没有钱，中国人肯定会说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我饿了我想吃就吃就是自由。这是不对的，你没有钱而去吃它，这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你屈服于肉体的欲望。但肉体并不是你自己的，肉体是暂时的。希腊人发现，要学会自由，首先要奠定所谓的永恒不变的原则，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达成自由的根本。稳定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希腊人称之为理念，这个理念是最纯粹、最绝对、最不变的，而现实中所有的事务都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模仿。
比如说圆。圆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脑袋是圆的，瓶盖是圆的，可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脑袋其实并不圆，瓶盖也不太圆，有一点点偏，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圆。但是问题是你既然说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完美的圆，那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怎么知道它不完美呢？你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才知道它不太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成为希腊人很关注的问题。希腊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圆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在理念世界里。理念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真正的圆是理想的圆，这个理想的圆、理念的圆虽然不在现实世界中，但是它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连说它是圆的都不能说，你既不能说它圆也不能说它不圆。你不知道绝对的东西，就没法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走上了追求理念的道路，也可以说追求理想的道路，这个道路落实到文化层次上就是创立了“科学”这种人文形式。
希腊人中间出现了很多讲理讲绝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芝诺悖论，他要证明运动不存在。芝诺的运动悖论很有名的，有四个论证：其中第一个论证叫二分法，他说从A点要运动到B点，必须先到达AB的中点，为了到达这个中点，又有中点的中点，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所以运动不可能。
我们中国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这是什么玩意啊？这不是诡辩吗？我们会说“走两步”试试，走了吗？走了，动了吗？动了。这不完了吗？可是，芝诺会说看起来是动了，可是这些是假象，它不合理。我讲的是道理。你虽然看着它在走动，但这是假象，你把筷子插到水里去，筷子弯了没有？好像是弯了，可是弯了吗？没有啊！拿出来一看还是直的，你看起来是弯的只是一个假象。希腊人提出理念世界，同时也提出表象世界。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理念世界、理想世界、本质世界;一部分叫做表象世界，现象世界，假象世界，所谓追求真理是干什么呢？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希腊人搞出来的。
而且希腊人道理讲不通会觉得很难过。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对应一个数。按照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直角三角形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一个叫做希帕索斯的成员发现，一个等腰的直角三角形，它的斜边就不是一个数，它不能表示成两个自然数的比。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们正在海上游玩，他就告诉大家，我有了一个很不幸的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是一个数（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腰是1的话，它的斜边就是）。大家不信，那怎么可能呢？后來他们就一起证明，结果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反复地验证也发现他是对的，在场的人非常悲痛，大家觉得没办法，后来就把那个人扔到海里淹死了。这个事情很奇特，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希腊人都是一帮有毛病的人，不是个数你悲痛什么？但这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讲理要讲绝，你不讲绝、不讲透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希腊科学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点它是非功利性的。简而言之，它是没有用的。他们相信，科学越没有用就越纯粹、越绝对、越自由，有用的科学都是奴隶们干的事，做皮鞋、盖房子、种稻米，都有自己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而有用的知识都是不自由的知识。有用的意思是说你是在为了别的目的而研究这个东西。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知识？为了造矿泉水，所学知识是服务于矿泉水的，而不是服务于知识本身的。希腊人认为，你学多了为他者的知识，你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你就不自由了，不自由你就不是人了。所以一定要学习纯粹的知识，为自己的知识。
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和欧几里德学了两天几何学就问他：“老师，咱们学这玩意有什么用？”欧几里德本来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一听有人问他这个事，他勃然大怒。“你骂谁呢？我的知识怎么会有用呢？我的知识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中国人听了这话都笑，这和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的古代知识和西方的古代知识一开始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腊人要研究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搞清楚不舒服。我们中国人无所谓，没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们把科学过分功利化，过分实用化，而忽视了科学的自由精神。缺乏了这个精神，中国的科学是没法走远的。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自由的学术，是自由的知识。
（摘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反思科学讲演录》一书）
科学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喜爱的东西，中国人一说科学立即觉得是神圣无比的，所以中国人对科学往往非常崇拜，甚至迷信。
我总体感觉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形成误区主要的原因是，科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所以中国人在消化西方东西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偏差，这个偏差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讲实用的民族，这种实用主义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所以干什么事情首先要问有什么用？老师让学生学这个，学生就会问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家长也会问，所有人都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受制于中国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西方文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喜爱的。中国古代把中国之外的国家都看成是蛮夷之国。
我们的精神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人的三大精神支柱。有人总结说，你得意的时候就信儒家，儒家是入世的，要做事情的;不得意的时候你就信道家，你可以退隐山林，纵情山水;如果你绝望了，看破红尘，就可以信佛家。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想做什么都有相应的精神资源给你准备着。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对科学突然变得全民族都崇拜得不得了呢？是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它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是使得西方人强大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的华夏文化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我们今天的文化仍然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不知所措。在这个冲击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无比信奉。
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理解来学的，因为我们觉得科学是强国、强兵、富民的法宝，所以把科学理解成生产力、理解成力量，在中文词汇里很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经济效益。总而言之，科学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普遍的偏差，就是把它看作生产力、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可以打人，可以赚钱，可以脱贫致富，所以中国人民心目中标准的科学家形象是钱学森，一来他干的玩意很高深，二来那个东西很有用。它可以造导弹，造火箭，可以打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导致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出现问题，我们的基础科学领域始终难以有大的突破。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诺贝尔科学奖和我们相距还很遥远，过去说穷没钱，现在看来钱不是问题，中国人民不差钱，不差钱的情况下科学还是搞不上去，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从文化上找原因。
科学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要部分，而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要成分？
科学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科学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只有西方人的老祖宗—希腊人才搞出科学这么一个玩意，其他的伟大文明，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没有科学。没有科学不见得文明就不行，有科学也不见得就吃得好、住得好。中国人没有科学，靠技术活得很好，罗马人没有科学，他们靠军事、武力和法律可以活得很好;希腊人科学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最后还是被灭掉了。所以科学并不一定带来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它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现在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两希文化”：一个“希”是希腊，一个“希”是希伯来。希伯来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代表的是信仰和宗教;希腊文化代表的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信仰和宗教构成了现代西方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柱。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們对宗教不理解，对科学也同样的不理解。宗教先放在一边，我们讲科学，讲科学要从希腊讲起。
希腊社会基本上不是一个农耕社会，主要出产橄榄和葡萄，种了橄榄和葡萄以后榨橄榄油、酿葡萄酒，拿这两个东西去交换主粮。这个地方深水良港多，适合航海运输。希腊民族总的来说是一个航海的民族，经商的民族。这样一个四方奔走的民族靠什么来构建文化秩序呢？依靠契约。欧洲文化本质上是契约文化。契约意识是欧洲人最深层、最强大的一种意识。唯有契约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欧洲人和中国人比，特别强调规则、准则、法律、法制;他们讲游戏规则，规则一旦颁布、制定，不能够再轻易打破。而咱们中国人不是说没有规则，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它要为人服务，所以在我们这里人总是要高于规则。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人治传统，不是法治。我们经常打破规则，我们喜欢打擦边球、下不为例，喜欢修改规则。而且中国人似乎认为，墨守规则是智慧不高的表现，是脑筋太死。中国人喜欢灵活、机动地处理事情，这是我们东方智慧的一部分。
但是契约文化就要求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就不能变，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宪法》几百年了，几乎不动，要改的话很费劲，要经过好多年的论证，我们这个很容易，我们经常改，我们的立法特别快，但是大家都不怎么守法，越是守法比较难的地方，立法越快，而人家那边立法很谨慎、很慢。
契约文化会生成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他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只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才能签约，才有签约能力。你不能找个孩子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你欠我一万块钱，后来你找他的家长说你儿子欠我一万块钱，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儿子没有签约能力，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所以希腊文化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看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是人，就像我们说你没有爱心、无情无义你就不是人。中国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禽兽”，而希腊文化里面“人”的反义词是“奴隶”，奴隶不算人，因为他没有自由。“不自由勿宁死”我们不理解。 所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在我看来首先是对“自由”的不理解。有人说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胡来嘛。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胡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能太自由了，太自由这个国家就乱了。这是对自由完全不理解的表现。那什么是自由？比如说我饿了，我想吃饭，我走到包子铺前面，一摸兜里没有钱，中国人肯定会说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我饿了我想吃就吃就是自由。这是不对的，你没有钱而去吃它，这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你屈服于肉体的欲望。但肉体并不是你自己的，肉体是暂时的。希腊人发现，要学会自由，首先要奠定所谓的永恒不变的原则，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达成自由的根本。稳定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希腊人称之为理念，这个理念是最纯粹、最绝对、最不变的，而现实中所有的事务都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模仿。
比如说圆。圆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脑袋是圆的，瓶盖是圆的，可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脑袋其实并不圆，瓶盖也不太圆，有一点点偏，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圆。但是问题是你既然说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完美的圆，那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你怎么知道它不完美呢？你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才知道它不太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成为希腊人很关注的问题。希腊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圆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在理念世界里。理念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真正的圆是理想的圆，这个理想的圆、理念的圆虽然不在现实世界中，但是它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连说它是圆的都不能说，你既不能说它圆也不能说它不圆。你不知道绝对的东西，就没法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走上了追求理念的道路，也可以说追求理想的道路，这个道路落实到文化层次上就是创立了“科学”这种人文形式。
希腊人中间出现了很多讲理讲绝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芝诺悖论，他要证明运动不存在。芝诺的运动悖论很有名的，有四个论证：其中第一个论证叫二分法，他说从A点要运动到B点，必须先到达AB的中点，为了到达这个中点，又有中点的中点，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所以运动不可能。
我们中国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这是什么玩意啊？这不是诡辩吗？我们会说“走两步”试试，走了吗？走了，动了吗？动了。这不完了吗？可是，芝诺会说看起来是动了，可是这些是假象，它不合理。我讲的是道理。你虽然看着它在走动，但这是假象，你把筷子插到水里去，筷子弯了没有？好像是弯了，可是弯了吗？没有啊！拿出来一看还是直的，你看起来是弯的只是一个假象。希腊人提出理念世界，同时也提出表象世界。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理念世界、理想世界、本质世界;一部分叫做表象世界，现象世界，假象世界，所谓追求真理是干什么呢？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希腊人搞出来的。
而且希腊人道理讲不通会觉得很难过。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对应一个数。按照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直角三角形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一个叫做希帕索斯的成员发现，一个等腰的直角三角形，它的斜边就不是一个数，它不能表示成两个自然数的比。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们正在海上游玩，他就告诉大家，我有了一个很不幸的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是一个数（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腰是1的话，它的斜边就是）。大家不信，那怎么可能呢？后來他们就一起证明，结果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反复地验证也发现他是对的，在场的人非常悲痛，大家觉得没办法，后来就把那个人扔到海里淹死了。这个事情很奇特，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希腊人都是一帮有毛病的人，不是个数你悲痛什么？但这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讲理要讲绝，你不讲绝、不讲透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希腊科学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点它是非功利性的。简而言之，它是没有用的。他们相信，科学越没有用就越纯粹、越绝对、越自由，有用的科学都是奴隶们干的事，做皮鞋、盖房子、种稻米，都有自己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而有用的知识都是不自由的知识。有用的意思是说你是在为了别的目的而研究这个东西。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知识？为了造矿泉水，所学知识是服务于矿泉水的，而不是服务于知识本身的。希腊人认为，你学多了为他者的知识，你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你就不自由了，不自由你就不是人了。所以一定要学习纯粹的知识，为自己的知识。
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和欧几里德学了两天几何学就问他：“老师，咱们学这玩意有什么用？”欧几里德本来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一听有人问他这个事，他勃然大怒。“你骂谁呢？我的知识怎么会有用呢？我的知识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中国人听了这话都笑，这和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的古代知识和西方的古代知识一开始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腊人要研究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搞清楚不舒服。我们中国人无所谓，没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们把科学过分功利化，过分实用化，而忽视了科学的自由精神。缺乏了这个精神，中国的科学是没法走远的。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自由的学术，是自由的知识。
（摘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反思科学讲演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