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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树立了国家安全新观念，开辟了区域合作新模式，对于我国应对21世纪复杂的国际事务与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依托。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安全；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05—0019—02
进入21新世纪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不少国家纷纷寻求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良策，探讨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之道。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恐怕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建立起来的多层面协作机制。
一、树立国家安全新观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我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既有冷战遗留的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和阿富汗内战问题，也有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的危险如克什米尔问题。而在前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更为我国的周边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由于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下降，该地区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地带，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乘虚而入，对该地区各国安全以及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与稳定形成严重威胁。上述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处理，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直接影响我国的和平建设环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发挥国际多边体制的作用。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24日，中俄等五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此后，五国元首会晤每年轮流在各国举行，会晤内容也由加强边境地区信任逐步扩大到五国在政治、安全、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开展全面互利合作。由此，以“上海五国”机制为名称的国际多边体制成为我国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
二、开创区域合作新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转折。尽管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已经有许多较为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3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而且是第一个以反对和打击三股势力为主要任务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正因如此，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开创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参与、主导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我国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大举措。上海合作组织不是军事集团和封闭的联盟。成员国不仅可以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而且可以就一些方面和项目进行协作。这种国际合作方式完全不同于《美日安保宣言》和《美日防卫指针》，以及美国和地区国家所签订的各种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因为这些协议都具有敌对性，以某些国家为目标。
其次，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稳定西部边疆和牵制美俄、制衡中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和战略筹码。中亚是冷战后各大战略力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平衡、相互渗透的地带，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早已令美国垂涎三尺(Singer，Clifford，and TS Gopi Rethi-naraj，“Energy Wars：Past，Present and Future,”Jane’s IntelligenceReview，2001．6)。“9．11恐怖攻击事件”为美国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势必对我国的周边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西部石油安全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参见张文木：“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多维周刊》总第12期)。显然，美国决不会轻易退出中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继续借口打击恐怖主义，扩大它在中亚的影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的签署，为我国在全球的反恐斗争赢得了较为有利的态势。
最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还是中国在国际上提倡抛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型安全观，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努力。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是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础上保障稳定和安全，特别是中亚的稳定和安全。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制，建立新型地区合作组织来共同维持和平、促进发展。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主张在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进行，不能混同于反对某种宗教、个别国家和民族，不能有倾向性，不能搞“双重标准”。最近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虽然距完整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宪章尚有差距，但也充分反映出近年来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与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等新安全概念的主要架构与基础(季卫东：《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三、对后9．11时代我国周边安全战略的思考
“9．11事件”的发生迫使世人学会从新的角度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对中美关系和我国周边环境而言，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节节展开和扩大，最初的乐观预言逐渐转为深深的忧虑。显然，传统的思维方式难以充分解读“9．11事件”及其随后的反恐行动所代表的新时代。
对于美国的反恐行动扩大化，国内其实有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恐怖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美国人(及其帮凶)把它突然孤立出来给人一种居心叵测的嫌疑。从各种角度来看，恐怖主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势力，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政治手段，这种手段值得谴责，但决非无缘无故。从当前威胁世界安全的恐怖主义表现来说，它更多地附着在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之上。“9．11”之后，美国没有继续反思，更没有去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迅速组建反恐联盟，借题发挥，借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更为不满，美国治下的和平从未像今天这样明确摆放在世界人民面前。该种观点认为，美国反恐不过是一个借口，借机进人中东、中亚，掌控该地区的战略资源、钳制俄罗斯，合围中国才是它们的真正目的所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反恐是真实的。恐怖主义不但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也对当前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全世界都应当警惕全球化的阴暗面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9．11”事件所反映的深层问题植根于最近二十年来的国际化、超国家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跨越国界公民社会的逻辑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主权不断被相对化的事实。新型犯罪活动违反了主权原则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家间体系的核心(James H．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I’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0)。
建立在该种观点之上的新思维主张解决此类全球性问题，需要新的思路，需要在主权对等独立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体系与网络性公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社群自治或者“世界联邦”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冷战结束以来，主权原则正在被修改，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将要被溶解到无国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此类观点主张解决危害全球的有组织犯罪问题，包括跨国恐怖主义，必须采用全球治理的方式。不过，最终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尚且有待观察。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能够肩负起全球治理的重任吗?显然我们不能对所谓新的国际秩序寄托多大期待。
然而，对于美国反恐行动的扩大化，无论根据新思维认识还是传统思维的判断，摆在21世纪中国人面前的周边安全问题都将比过去更复杂、更棘手。可喜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所倡导的原则，似乎为我们展现了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 金城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安全；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05—0019—02
进入21新世纪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不少国家纷纷寻求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良策，探讨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之道。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恐怕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建立起来的多层面协作机制。
一、树立国家安全新观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我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既有冷战遗留的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和阿富汗内战问题，也有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的危险如克什米尔问题。而在前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更为我国的周边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由于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下降，该地区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地带，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乘虚而入，对该地区各国安全以及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与稳定形成严重威胁。上述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处理，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直接影响我国的和平建设环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发挥国际多边体制的作用。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24日，中俄等五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此后，五国元首会晤每年轮流在各国举行，会晤内容也由加强边境地区信任逐步扩大到五国在政治、安全、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开展全面互利合作。由此，以“上海五国”机制为名称的国际多边体制成为我国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
二、开创区域合作新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转折。尽管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已经有许多较为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3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而且是第一个以反对和打击三股势力为主要任务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正因如此，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开创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参与、主导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我国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大举措。上海合作组织不是军事集团和封闭的联盟。成员国不仅可以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而且可以就一些方面和项目进行协作。这种国际合作方式完全不同于《美日安保宣言》和《美日防卫指针》，以及美国和地区国家所签订的各种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因为这些协议都具有敌对性，以某些国家为目标。
其次，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稳定西部边疆和牵制美俄、制衡中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和战略筹码。中亚是冷战后各大战略力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平衡、相互渗透的地带，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早已令美国垂涎三尺(Singer，Clifford，and TS Gopi Rethi-naraj，“Energy Wars：Past，Present and Future,”Jane’s IntelligenceReview，2001．6)。“9．11恐怖攻击事件”为美国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势必对我国的周边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西部石油安全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参见张文木：“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多维周刊》总第12期)。显然，美国决不会轻易退出中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继续借口打击恐怖主义，扩大它在中亚的影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的签署，为我国在全球的反恐斗争赢得了较为有利的态势。
最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还是中国在国际上提倡抛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型安全观，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努力。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是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础上保障稳定和安全，特别是中亚的稳定和安全。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制，建立新型地区合作组织来共同维持和平、促进发展。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主张在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进行，不能混同于反对某种宗教、个别国家和民族，不能有倾向性，不能搞“双重标准”。最近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虽然距完整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宪章尚有差距，但也充分反映出近年来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与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等新安全概念的主要架构与基础(季卫东：《从主权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三、对后9．11时代我国周边安全战略的思考
“9．11事件”的发生迫使世人学会从新的角度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对中美关系和我国周边环境而言，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节节展开和扩大，最初的乐观预言逐渐转为深深的忧虑。显然，传统的思维方式难以充分解读“9．11事件”及其随后的反恐行动所代表的新时代。
对于美国的反恐行动扩大化，国内其实有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恐怖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美国人(及其帮凶)把它突然孤立出来给人一种居心叵测的嫌疑。从各种角度来看，恐怖主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势力，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政治手段，这种手段值得谴责，但决非无缘无故。从当前威胁世界安全的恐怖主义表现来说，它更多地附着在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之上。“9．11”之后，美国没有继续反思，更没有去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迅速组建反恐联盟，借题发挥，借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更为不满，美国治下的和平从未像今天这样明确摆放在世界人民面前。该种观点认为，美国反恐不过是一个借口，借机进人中东、中亚，掌控该地区的战略资源、钳制俄罗斯，合围中国才是它们的真正目的所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反恐是真实的。恐怖主义不但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也对当前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全世界都应当警惕全球化的阴暗面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9．11”事件所反映的深层问题植根于最近二十年来的国际化、超国家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跨越国界公民社会的逻辑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主权不断被相对化的事实。新型犯罪活动违反了主权原则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家间体系的核心(James H．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I’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0)。
建立在该种观点之上的新思维主张解决此类全球性问题，需要新的思路，需要在主权对等独立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体系与网络性公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社群自治或者“世界联邦”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冷战结束以来，主权原则正在被修改，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将要被溶解到无国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此类观点主张解决危害全球的有组织犯罪问题，包括跨国恐怖主义，必须采用全球治理的方式。不过，最终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尚且有待观察。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能够肩负起全球治理的重任吗?显然我们不能对所谓新的国际秩序寄托多大期待。
然而，对于美国反恐行动的扩大化，无论根据新思维认识还是传统思维的判断，摆在21世纪中国人面前的周边安全问题都将比过去更复杂、更棘手。可喜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所倡导的原则，似乎为我们展现了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 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