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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一种评价，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文章系统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认为遗传、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经济状况、归因倾向和人际关系等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因素
一、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最早是由Wilson（1967）提出。所谓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性评价，它是一种衡量个人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前者涉及个体的生活满意感，后者涉及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体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衡量其人生活质量的一种综合性心理指标。探究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因素，对于他们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遗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Tellegen（1988）研究显示，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SWB水平的接近程度远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研究还发现基因引起SWB积极情感变化（40%）、消极情感变化（55%）和生活满意感变化（48%）[2]。但是对于遗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观点，遭到 Veenhoven（1994）的激烈批评，他认为幸福感本身并非某种特质[3]。显然，遗传基因并不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SWB，基因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经历某种生活事件，使得他们在某种情境下的独特行为反应发生，最终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SWB水平。
（二）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高度相关。在国外，艾森克（1983）认为善于社交的人容易与他人相处，更能体验幸福；抑郁和焦虑则会诱发负性情感，较少体验幸福[4]。在国内，苗元江的研究显示，人格因素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导致人们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评价机制进而影响其幸福感的差异[5]。显然，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具有人类普遍的和差异化的人格特质，因此，人格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三）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在国外，Gencon T和Zlale Y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个体的总体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支持能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绪[6]。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指数与社会支持的各因子（朋友支持、工具支持等）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
（四）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个体的SWB呈正相关。一般来说，正性的生活事件与积极情感相连。新生代农民工遇到朋友支持、社会救助或增加工资等正性生活事件时，会引起积极情感体验，促使主观幸福感增升。反之，当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生活压力大、失恋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促使主观幸福感下降。
（五）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Diener（1995）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GDP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Gallup（1976）和Ingleh（1990）也证实了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经济状况之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可能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相应的主观幸福感就较低。反之，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不必为诸多生活费用焦虑，自然会产生优越感，相应的主观幸福感就较高。
（六）归因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归因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成显著正相关[7]。主观幸福感与负性事件的内在和外在性维度、整体和局部性维度、可控和不可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就内在和外在性维度而言，具有内控倾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把个体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自身因素决定的，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能力不高、努力不够等内部因素。而具有外控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往往认为个体行为是由外在因素决定，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任务难度、运气不好等外部因素。
（七）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自尊心理会导致幸福感的产生。在国外，Diener（1984）研究认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Furnham（2000）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自尊是幸福感的一个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在国内，郑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呈显著相关。显然，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也具有自己的自尊，具有人类普遍的自尊特质，因此，自尊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八）社会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对个体发展具有一定社会支持作用，而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能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信，进而产生较高水平的幸福感。反之，不良的社会关系则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三、总结
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究，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制约。这启示相关部门工作者，要提升新生代农民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外部生存环境的改造力度，又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心理的疏导。
参考文献：
[1]Dei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5（3）：542-575.
[2]佟永峰、李 焰、范 杰.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115～116.
[3]于静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26）：97～98.
[4]Eysenck，H.J.I do：your guide to a happy marriage[M].London，Century，1983.
[5]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重庆师院学报[J].1999，（4）：73～81.
[6]Gencon T，Zlale Y.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04，32（5）：449-458.
[7]李晓东.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3，38（1）：81-82.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增升路径和保障机制研究——基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的系列成果之一。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因素
一、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最早是由Wilson（1967）提出。所谓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性评价，它是一种衡量个人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前者涉及个体的生活满意感，后者涉及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体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衡量其人生活质量的一种综合性心理指标。探究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因素，对于他们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遗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Tellegen（1988）研究显示，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SWB水平的接近程度远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研究还发现基因引起SWB积极情感变化（40%）、消极情感变化（55%）和生活满意感变化（48%）[2]。但是对于遗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观点，遭到 Veenhoven（1994）的激烈批评，他认为幸福感本身并非某种特质[3]。显然，遗传基因并不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SWB，基因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经历某种生活事件，使得他们在某种情境下的独特行为反应发生，最终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SWB水平。
（二）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高度相关。在国外，艾森克（1983）认为善于社交的人容易与他人相处，更能体验幸福；抑郁和焦虑则会诱发负性情感，较少体验幸福[4]。在国内，苗元江的研究显示，人格因素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导致人们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评价机制进而影响其幸福感的差异[5]。显然，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具有人类普遍的和差异化的人格特质，因此，人格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三）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在国外，Gencon T和Zlale Y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个体的总体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支持能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绪[6]。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指数与社会支持的各因子（朋友支持、工具支持等）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
（四）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个体的SWB呈正相关。一般来说，正性的生活事件与积极情感相连。新生代农民工遇到朋友支持、社会救助或增加工资等正性生活事件时，会引起积极情感体验，促使主观幸福感增升。反之，当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生活压力大、失恋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促使主观幸福感下降。
（五）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Diener（1995）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GDP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Gallup（1976）和Ingleh（1990）也证实了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经济状况之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可能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相应的主观幸福感就较低。反之，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不必为诸多生活费用焦虑，自然会产生优越感，相应的主观幸福感就较高。
（六）归因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归因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成显著正相关[7]。主观幸福感与负性事件的内在和外在性维度、整体和局部性维度、可控和不可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就内在和外在性维度而言，具有内控倾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把个体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自身因素决定的，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能力不高、努力不够等内部因素。而具有外控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往往认为个体行为是由外在因素决定，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任务难度、运气不好等外部因素。
（七）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自尊心理会导致幸福感的产生。在国外，Diener（1984）研究认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Furnham（2000）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自尊是幸福感的一个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在国内，郑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呈显著相关。显然，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也具有自己的自尊，具有人类普遍的自尊特质，因此，自尊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八）社会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显示，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对个体发展具有一定社会支持作用，而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能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信，进而产生较高水平的幸福感。反之，不良的社会关系则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三、总结
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究，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制约。这启示相关部门工作者，要提升新生代农民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外部生存环境的改造力度，又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心理的疏导。
参考文献：
[1]Dei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5（3）：542-575.
[2]佟永峰、李 焰、范 杰.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115～116.
[3]于静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26）：97～98.
[4]Eysenck，H.J.I do：your guide to a happy marriage[M].London，Century，1983.
[5]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重庆师院学报[J].1999，（4）：73～81.
[6]Gencon T，Zlale Y.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04，32（5）：449-458.
[7]李晓东.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3，38（1）：81-82.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增升路径和保障机制研究——基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的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