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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早期抗日主张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并表现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指导下，表现为明显的附庸性，就其性质来说，是“左”倾的关门主义；后期则在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影响下，逐渐形成一条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成熟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下层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抗日逐步成为国内各阶级的一种共识，不仅广大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国民党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在此趋势下，作为深涉中国政治舞台的共产国际是如何影响中共的抗日政策的呢？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主张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总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它的支部。按照规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①。自然这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而其抗战政策的演变尤其如此。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或战争时期，这一理论完全是以苏俄的利益为导向制定的。当时斯大林担心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各国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中共党内先后形成了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李立三为首的“立三主义”两次“左”倾错误。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使中共损失巨大。“六大”以后，他被留在了莫斯科，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实际工作由宣传部的李立三主持。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制定了一个全盘革命的计划。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共产国际认为这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反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②对此，共产国际和苏联大为震怒，李立三也很快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实际上丧失了中共领导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逐渐把共产国际变成自己的外交工具。在“第三时期”理论的指导下，共产国际通过强调苏联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号召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民众武装保卫苏联。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日本侵华形势日益加剧、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势之下，中共却基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苏区广泛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组织，③给国民政府在舆论宣传上打击苏区和红军提供了口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没有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教条式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保卫苏联”，不仅不利于团结抗日，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孤立。蒋介石也以此为借口，宣传“红军捣乱后方”，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不过，随着中共领导人对现实斗争中孤立与被动局面的警觉，以及抗战逐步成为全民族的一种共识，中共在一边执行共产国际“下层统一战线”的时候，也一边对其进行反思，并且试图做出某种程度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海临时中央实际指挥者的王明等人，首先对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加以突破，以图为中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王明在1931年11月从上海回到莫斯科，并于1932年正式组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下，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表，指出“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④这无异于说明中共已经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国民党爱国将士的抗战行动。
同年，王明又以中央的名义对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虽然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才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⑤，对由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各地民众自发组织的农民游击队的抗日行动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信中还指出，中共的总策略方针，是“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藩篱，进而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随着日本加紧侵华，苏联对日本的疑虑更深，从而加快修复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增强中国的抵抗力量。当时的共产国际，已经完全成为苏联维护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在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中，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好转。“苏联和南京国民党外交关系的发展远远走在了国共关系发展的前头。”
“华北事变”后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主张的新变化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对苏联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共产国际改变了它坚持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转而号召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其实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进行合作。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主动放弃了要求各国共产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府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 在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转变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先完成了转变。为了配合共产国际大会的宣传，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集体讨论，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引起了国统区的强烈反响。《宣言》在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祸国殃民的同时，正面肯定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和国统区民主人士的抗日行动，并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⑦《宣言》的提出表明中共在抗日与反蒋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中共不再将反蒋视为抗日的必要条件，而是完全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阶级成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国统区人民在知悉宣言内容之后，无不改变了对中共的观感，这也客观上给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带来了舆论压力。
中共代表团为了迅速恢复党中央长征后与共产国际中断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阎红彦、张浩（林育英）、刘长胜等回国。他们回到陕北之后，带回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宣言和“七大”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它标志着全党策略路线的根本转变，中共基本上完成了从“下层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1936年夏，中共中央因应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⑧。“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并以高超的手段从中斡旋，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的主张，建立起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抗日主张的演变深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个中原因，既有中共与共产国际特殊关系的历史因素，也有中共在发展初期因缺乏经验而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密不可分的成分；同时，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隔膜与苏联领导人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干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随着中共的逐渐成熟以及共产国际斗争策略的转变，最终促成了中共抗日政策由错误向正确转进。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注释
①［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15页、第219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第139页。
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2～529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07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页、第30页。
⑥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⑧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下层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抗日逐步成为国内各阶级的一种共识，不仅广大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国民党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在此趋势下，作为深涉中国政治舞台的共产国际是如何影响中共的抗日政策的呢？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主张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总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它的支部。按照规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①。自然这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而其抗战政策的演变尤其如此。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或战争时期，这一理论完全是以苏俄的利益为导向制定的。当时斯大林担心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各国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中共党内先后形成了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李立三为首的“立三主义”两次“左”倾错误。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使中共损失巨大。“六大”以后，他被留在了莫斯科，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实际工作由宣传部的李立三主持。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制定了一个全盘革命的计划。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共产国际认为这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反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②对此，共产国际和苏联大为震怒，李立三也很快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实际上丧失了中共领导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逐渐把共产国际变成自己的外交工具。在“第三时期”理论的指导下，共产国际通过强调苏联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号召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民众武装保卫苏联。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日本侵华形势日益加剧、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势之下，中共却基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苏区广泛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组织，③给国民政府在舆论宣传上打击苏区和红军提供了口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没有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教条式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保卫苏联”，不仅不利于团结抗日，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孤立。蒋介石也以此为借口，宣传“红军捣乱后方”，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不过，随着中共领导人对现实斗争中孤立与被动局面的警觉，以及抗战逐步成为全民族的一种共识，中共在一边执行共产国际“下层统一战线”的时候，也一边对其进行反思，并且试图做出某种程度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海临时中央实际指挥者的王明等人，首先对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加以突破，以图为中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王明在1931年11月从上海回到莫斯科，并于1932年正式组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下，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表，指出“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④这无异于说明中共已经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国民党爱国将士的抗战行动。
同年，王明又以中央的名义对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虽然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才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⑤，对由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各地民众自发组织的农民游击队的抗日行动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信中还指出，中共的总策略方针，是“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藩篱，进而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随着日本加紧侵华，苏联对日本的疑虑更深，从而加快修复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增强中国的抵抗力量。当时的共产国际，已经完全成为苏联维护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在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中，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好转。“苏联和南京国民党外交关系的发展远远走在了国共关系发展的前头。”
“华北事变”后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主张的新变化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对苏联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共产国际改变了它坚持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转而号召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其实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进行合作。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主动放弃了要求各国共产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府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 在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转变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先完成了转变。为了配合共产国际大会的宣传，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集体讨论，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引起了国统区的强烈反响。《宣言》在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祸国殃民的同时，正面肯定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和国统区民主人士的抗日行动，并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⑦《宣言》的提出表明中共在抗日与反蒋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中共不再将反蒋视为抗日的必要条件，而是完全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阶级成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国统区人民在知悉宣言内容之后，无不改变了对中共的观感，这也客观上给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带来了舆论压力。
中共代表团为了迅速恢复党中央长征后与共产国际中断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阎红彦、张浩（林育英）、刘长胜等回国。他们回到陕北之后，带回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宣言和“七大”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它标志着全党策略路线的根本转变，中共基本上完成了从“下层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1936年夏，中共中央因应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⑧。“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并以高超的手段从中斡旋，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的主张，建立起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抗日主张的演变深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个中原因，既有中共与共产国际特殊关系的历史因素，也有中共在发展初期因缺乏经验而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密不可分的成分；同时，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隔膜与苏联领导人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干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随着中共的逐渐成熟以及共产国际斗争策略的转变，最终促成了中共抗日政策由错误向正确转进。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注释
①［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15页、第219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第139页。
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2～529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07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页、第30页。
⑥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⑧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