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闲暇之余,一直在看杨奎松先生写的《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仔细品读之余,不免对书中主人翁蒋介石的敬意油然上升,对他的印象也耳目为之一新。这种感觉随着学习蒋介石写的《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而越发强烈,蒋介石治国的思想,为人的作风都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一、蒋公其人
受大陆方面强大宣传机器的影响,蒋介石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已经达到了妖魔化的地步。很多老百姓一提起蒋介石,就会本能地想到独断专行,无恶不作等字眼。他们习惯性认为,在这个大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都受到了粗暴践踏,经济通胀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人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无数革命志士和普通平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整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下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他本身也成了邪恶的化身,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与印象蒋介石形成强烈感觉冲击的是,在《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别一样的蒋介石。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国家前途深沉的思考,对民族未来的担忧,这些无不透露着蒋介石的拳拳爱国之心,铮铮振兴中华的铁骨。蒋介石是爱国的,日本侵华战争来临之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成为了抗战的主力,承担了正面战场抗战的艰巨任务。即使在逃守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仍在行动坚守着一个中国的原则。曾记否,1974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西沙海战,当人民海军的舰船从北至南穿越台湾海峡前往海战前线要经过台湾方面控制区域时,蒋介石的一句“西沙战事紧”,使得人民海军得以第一时间赶赴战场,赢得了战争主动。蒋介石是睿智的,他具有超凡的政治手腕和驾驭能力,是被周恩来称为文武全才的能人。生逢乱世之中,他从国民党党魁之争脱颖而出,内施文治,外施武备,结束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军阀割据状态,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还保持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大为提高和改善。曾记否,正是在蒋介石任上,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并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还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治国思想,自己的一生也在践行着这些思想,并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二、知行之辨
在《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一文中,蒋介石对于破坏革命之所以成功,建设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认识上的缺位所致。由于受传统文化“知易行难”观念的影响,老百姓没有看到认知的重要性,仅仅认为行动是重要的,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相对于认知而言,行动似乎更难也更有价值。他们“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又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①就拿革命建国来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党中同志甚至许多文人学士都没有认识到革命建国的必要性,因为国家已经建立起来,对于建设之革命看的也就可有可无,这也是“知易行难”古说在国人心目中的体现。甚或着说,在一般人的眼里,很多人都停留在光想不做的层面上。于是,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行似乎比知更重要,这也正是知易行难古说盛行的原因之所在。
那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蒋介石给出了答案,他以超凡的魄力否定了知易行难的古说,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蒋介石认为中国破坏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还是国人认识到了推翻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建设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并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趋于一致。”②在这里,蒋介石还强调到,即使是古代人的知,也是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所得来的。“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③。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知的来之不易。在蒋介石的眼里,只有先知而后力行才是正途,只有真正理解了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在对待建设革命和破坏革命问题上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更好的方式践行国父的理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他所认为的知难行易的观点,比方说职业分工,正是有了科学方法的指导,每个人遵循分工专职的道理,认识到了分工的合理性,这才出现了职业分工,好比我们日常生活的建筑施工,先要有建筑的设计图纸,最终才能把房子给建起来。至此,知行之辨似乎在蒋介石那里已经有了结论。诚然,知和行两者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但是,相对来说,知的重要性还是低于行,也就是论先后,知为先,知难行易。
三、路在何方
受到知行之辨的启发,在建国的问题上,认识到如何建国同样是最重要的,只有先有建国的理念,才有可能会有好的建国行动,即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路在何方。对于这些,蒋介石在其《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也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为了解决国人认知上的困难,蒋介石认为必须得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他并且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形易’的道理”④,通过心理建设来提高全体国民的觉悟和素质,坚定革命的信念,使全体国民都做不浮躁、不媚俗,不唯书、不唯古、只唯实的好公民。
在蒋介石眼里,当时中国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造社会风气。因为“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⑤”也就是说中国的出路之一就是改造社会的风气通过社会风气的改造来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国民从穷理和知言中正确看待和认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至于附和盲从。只有这样才能是国民真正按照国父孙中山的指导,进行建设之革命的实践活动,而不至于重形式,轻实践,看不到建设革命之必要。而改造社会风气的责任就落到了政治家和学者的身上,“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⑥只要他们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天下为公”的责任感,自己起模范带头作用,号召全体国民力行实践,即可以改造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一经改造,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建设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也是当时中国的出路之一。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缺少自由和法治的国家。可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近代西方人为什么提出诸如天赋人权的主张就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致以至于整个国家太没有自由,所以才这样追求自由,而中国则是自由太多,以至于整个国家成了一盘散沙。对于法治,中国历史上就有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并用,不过有先后之分”⑦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更是把法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无限度的自由不叫自由,那是放纵恣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人人都有自由,又必须有法律的保护,因为只有“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⑧。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只有自由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法治的国家真正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大有希望。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这篇文章主要讲了革命建国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国人树立知难行易的观念,从认识上意识到建设之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造社会风气,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求国民树立自由法治的观念。而这三个问题又是一脉相承的,共同对革命建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作用的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有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也正是只有从改变认知的角度出发,才能找到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出路之所在。这些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似乎也有很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时下,国际金融危机肆掠全球,国际市场萎靡不振,外需萎缩,内需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的生产要素红利,人口红利等都将退去,可供挖掘的只有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尤其是在我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如何解决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的社会分裂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是一个上至决策者下至平民百姓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的钥匙还是要强化认识,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毕竟知是行之始,论先后,知为先。
注释:
[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2页
[2]《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1页
[3]《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3页
[4]《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1页
[5]《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5页
[6]《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8页
[7]《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13页
[8]《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17页
一、蒋公其人
受大陆方面强大宣传机器的影响,蒋介石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已经达到了妖魔化的地步。很多老百姓一提起蒋介石,就会本能地想到独断专行,无恶不作等字眼。他们习惯性认为,在这个大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都受到了粗暴践踏,经济通胀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人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无数革命志士和普通平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整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下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他本身也成了邪恶的化身,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与印象蒋介石形成强烈感觉冲击的是,在《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别一样的蒋介石。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国家前途深沉的思考,对民族未来的担忧,这些无不透露着蒋介石的拳拳爱国之心,铮铮振兴中华的铁骨。蒋介石是爱国的,日本侵华战争来临之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成为了抗战的主力,承担了正面战场抗战的艰巨任务。即使在逃守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仍在行动坚守着一个中国的原则。曾记否,1974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西沙海战,当人民海军的舰船从北至南穿越台湾海峡前往海战前线要经过台湾方面控制区域时,蒋介石的一句“西沙战事紧”,使得人民海军得以第一时间赶赴战场,赢得了战争主动。蒋介石是睿智的,他具有超凡的政治手腕和驾驭能力,是被周恩来称为文武全才的能人。生逢乱世之中,他从国民党党魁之争脱颖而出,内施文治,外施武备,结束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军阀割据状态,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还保持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大为提高和改善。曾记否,正是在蒋介石任上,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并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还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治国思想,自己的一生也在践行着这些思想,并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二、知行之辨
在《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一文中,蒋介石对于破坏革命之所以成功,建设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认识上的缺位所致。由于受传统文化“知易行难”观念的影响,老百姓没有看到认知的重要性,仅仅认为行动是重要的,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相对于认知而言,行动似乎更难也更有价值。他们“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又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①就拿革命建国来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党中同志甚至许多文人学士都没有认识到革命建国的必要性,因为国家已经建立起来,对于建设之革命看的也就可有可无,这也是“知易行难”古说在国人心目中的体现。甚或着说,在一般人的眼里,很多人都停留在光想不做的层面上。于是,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行似乎比知更重要,这也正是知易行难古说盛行的原因之所在。
那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蒋介石给出了答案,他以超凡的魄力否定了知易行难的古说,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蒋介石认为中国破坏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还是国人认识到了推翻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建设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并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趋于一致。”②在这里,蒋介石还强调到,即使是古代人的知,也是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所得来的。“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③。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知的来之不易。在蒋介石的眼里,只有先知而后力行才是正途,只有真正理解了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在对待建设革命和破坏革命问题上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更好的方式践行国父的理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他所认为的知难行易的观点,比方说职业分工,正是有了科学方法的指导,每个人遵循分工专职的道理,认识到了分工的合理性,这才出现了职业分工,好比我们日常生活的建筑施工,先要有建筑的设计图纸,最终才能把房子给建起来。至此,知行之辨似乎在蒋介石那里已经有了结论。诚然,知和行两者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但是,相对来说,知的重要性还是低于行,也就是论先后,知为先,知难行易。
三、路在何方
受到知行之辨的启发,在建国的问题上,认识到如何建国同样是最重要的,只有先有建国的理念,才有可能会有好的建国行动,即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路在何方。对于这些,蒋介石在其《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也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为了解决国人认知上的困难,蒋介石认为必须得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他并且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形易’的道理”④,通过心理建设来提高全体国民的觉悟和素质,坚定革命的信念,使全体国民都做不浮躁、不媚俗,不唯书、不唯古、只唯实的好公民。
在蒋介石眼里,当时中国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造社会风气。因为“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⑤”也就是说中国的出路之一就是改造社会的风气通过社会风气的改造来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国民从穷理和知言中正确看待和认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至于附和盲从。只有这样才能是国民真正按照国父孙中山的指导,进行建设之革命的实践活动,而不至于重形式,轻实践,看不到建设革命之必要。而改造社会风气的责任就落到了政治家和学者的身上,“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⑥只要他们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天下为公”的责任感,自己起模范带头作用,号召全体国民力行实践,即可以改造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一经改造,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建设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也是当时中国的出路之一。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缺少自由和法治的国家。可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近代西方人为什么提出诸如天赋人权的主张就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致以至于整个国家太没有自由,所以才这样追求自由,而中国则是自由太多,以至于整个国家成了一盘散沙。对于法治,中国历史上就有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并用,不过有先后之分”⑦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更是把法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无限度的自由不叫自由,那是放纵恣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人人都有自由,又必须有法律的保护,因为只有“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⑧。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只有自由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法治的国家真正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大有希望。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这篇文章主要讲了革命建国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国人树立知难行易的观念,从认识上意识到建设之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造社会风气,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求国民树立自由法治的观念。而这三个问题又是一脉相承的,共同对革命建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作用的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有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也正是只有从改变认知的角度出发,才能找到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出路之所在。这些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似乎也有很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时下,国际金融危机肆掠全球,国际市场萎靡不振,外需萎缩,内需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的生产要素红利,人口红利等都将退去,可供挖掘的只有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尤其是在我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如何解决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的社会分裂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是一个上至决策者下至平民百姓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的钥匙还是要强化认识,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毕竟知是行之始,论先后,知为先。
注释:
[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2页
[2]《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1页
[3]《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3页
[4]《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1页
[5]《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5页
[6]《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08页
[7]《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13页
[8]《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