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故宗教领袖戈登·兴格莱（Gordon B. Hinckley，1919-2008）说，“自尊是所有人培养道德的开始。”自尊是人的一种自我定位，一个人有来自内心的自尊，便会依循基本的做人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个人有所不为，不做某些事情，小到不践踏草地，不在公共场合有不文明的行为，大到不拥权自肥，不贪污腐败，都不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不愿意失去别人的尊重，更不愿意因不良行为而看不起自己。所以，从根本上说，自尊是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
　　对于今天中国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来自内心的节制和约束力已经非常微弱，甚至不再存在。就连来自别人的鄙视，也不再形成有效的行为约束。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许多普通人身上，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自大骄横，藐视习俗规范，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因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甘地说：“如果我们不把自尊交付给别人，他们就无法夺去我们的自尊。”在现实生活里，这话只对少数自重、自爱的人才适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尊并不是一件只与个人修养有关，或只凭个人意志就能实现的事情。“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从进化心理学和人际互动的角度对自尊的本质与功能进行了理论阐释，其研究对象不是特别有自我定力的少数人，而是广大的普通人。这一理论的开拓者是社会心理学教授马克·里亚利（Mark Leary），他在《自尊动机的人际作用》和《社会计量器理论与追求人际关系价值》中阐述了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就是自尊，与别人和社会对他的接受或拒绝、重视或蔑视、尊重或轻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是否有自尊，便成为衡量普遍社会关系好坏、优劣的一个尺度。缺乏自尊的现象越普遍，就越说明社会关系和整体制度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蔑视、轻侮和排斥现象。
　　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中越是被尊重、被善待、被关心，就越是有自尊，他们的社会行为也就越会自重、自爱。反之亦然。许多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了里亚利教授的看法。许多对自尊的社会性度量研究都表明，人在调节对自己的看法、道德要求、行为标准、人品期待等等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伴关系、群体价值、制度环境。以此来看，政治和社会权利有保障、在人际交往中相互尊重、用说理而非强制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对公共事务有所积极有效的参与，这些都对广大人民有培养自尊的作用。这样的人民不会逆来顺受、不会把自己当成贱民、蚁民、草民、屌民。由于自尊，他们的公共行为会展现出自重、自爱的特征。
　　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早就指出，人对自己会有不同层次的要求，精神和道德的要求属于比较高的层次，解决了吃饭、穿衣、住房的要求并不等于在道德文化上就有同步的提升。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的开拓者卡尔·罗杰斯在马斯洛的基础上提出，好的社会环境因素能使人向高的层次成长，自尊便是层次的提高。好的社会环境会尽量把每个人都当作真正有价值的个体来看待、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信任他、尊重他的意见。一个老被怀疑的孩子容易学会说谎，一个老是被糟践的成人难以自重、自爱，道理是一样的。
　　在美国学校里，培养和鼓励学生有自尊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自尊不仅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而且有助于他们在其他方面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和要求，如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遵守社会规范、帮助他人、树立自我实现的理想并有所行动。哈佛大学的幸福课也非常强调提升自尊在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的种种不快乐和不幸福，如自我排斥、没有目标、萎靡颓废，乃至两性关系危机都有低自尊的影子。美国有一个专门帮助不良行为者提升自尊的“自尊全国协会”，以此促成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不良行为包括酗酒、家庭暴力、吸毒、逃学、偷窃、破坏公物、不守文明行为规范等等。
　　自尊教育不等于自大教育，错误的“自尊”观念也会对学生和成人带来伤害，例如，学校用学习成绩来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这样的“自尊激励”不仅会挫伤成绩欠佳学生的自尊，连“优等”的学生也会受其所害。他们往往会变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无视他人。这样的“自尊”在成人世界里容易表现为“成功者”身上那种恶性膨胀的骄横、毫无节制的权力欲望和无法无天的一意孤行。这样的“自尊”不仅有违道德，而且根本就是不道德的了。
　　徐贲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