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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是什么人?曾是湖南某县级市副市长。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95万元，违法所得10万元，但其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当余斌事发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时，舆论哗然，竟有超过60％网民给予同情。何则?一日现在大小贪官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余斌这简直不算一回事；二日贪官们基本上都是花天酒地生活糜烂，而他在逃不出官场潜规则时独有一份良心。于是余斌算不算受贿的争论发生了。有法学专家认为，绝对是受贿，应将前后两种行为分开，人家给他行贿，是看重他的公权，而他也可能利用公权给对方或者自己谋取私利，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比扶贫效应更大的损失。
此说有理，可为什么会有人不认同呢?可能是对法的理解不一致，也可能是情感取向代替了理智判断。我们普通善良的人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正在降低。余斌本人从事过纪检工作，对这个明显的道理是不会不懂的，为什么还要狡辩呢?可能是这些年我们对一些“方针政策”错误理解的积淀，或是他本人从事纪检工作“经验”使然?
为了让一些官员从官场潜规则中逃脱出来，我们不是曾正儿八经地设立过什么“581”(谐音“我不要”)的廉政帐户吗?官员实在推却不了，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家人收受了贿赂，可以将钱悄悄存入这个帐户，即算拒贿。一开始这么做，曾作为“廉政创新”大加宣传，后来遭到舆论批评，而且收效也甚微，只好草草收场。还有，一个大窝案发生后，从工作全局来说，为了不至于全线崩溃，挽救一些人，为了使一些受贿少、犯罪轻的人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不是常常设立一个时限，只要在某个时刻前将钱物交出，或者有立功表现，就可以既往不咎么?若是比较一下，余斌的情况和这两种做法在“结构”上是一样的，而且比这两者还更有积极意义：与前者比，他主动用赃款扶贫，而非被动地响应号召；与后者比，他是本着良心，而非时势所逼。这里，我的结论是：在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再去推行什么与法相悖的经验或者创意，不然不仅误导一般的民众，也可能误导走在潜规则边沿时时面对诱惑的官员。
难以下咽的“人头马”
陈鲁民
不少人喝过洋酒“人头马”，这酒价格昂贵，味道自然不差。可是，最近有几个志愿者却遇上了喝洋酒的尴尬。
三位志愿者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派，到广东清新县寻访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并入户调查，形成报告，以便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几天来接待规格的“奢华”让他们很不适应：一桌饭就花好几百元，平时喝的是成箱的纯净水，车上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特别是那饯别宴，当被县教育局的领导领着走进豪华套间时，志愿者们的脸上露出不悦：“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很不相称!”
上菜时，志愿者们坐不住了，寥寥几个人，点了一大桌鸡鸭鱼肉。在觥筹交错间，“土气”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什么酒?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志愿者愤怒了，其中一位当场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我吃不下！”志愿者全都哭了。一席话，让清新县教育局领导大惊失色，马上尴尬地解释：主要是出于热情，来了贵客才这样。
贫困县教育局招待餐竟上“人头马”，如此“热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疑问和联想：他们是真穷还是假穷?国家扶贫与各方面的捐赠是不是就这样吃掉了?招待几个普通的志愿者尚且如此，招待大小领导和关系单位又该怎样?号称清水衙门的教育局尚且如此奢华，那些管钱管物管人的实权部门又当如何?
实事求是地说，清新县确实是广东有名的贫困县，全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一些单位的职工经常不能按时发工资。一位志愿者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一桌，可以供一个大学生吃好几个月。试想当他们知道教育局一桌宴席的花费是他们几个月的生活费时，将有何感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是人吃人的旧社会；“官府一顿饭，农家半年粮”，那是欺压人民的剥削阶级政府。而我们是新社会，是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政府，执政的原则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官员们怎么有心情大喝“人头马”呢?官德、良知、先进性何在?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志愿者尚且难以下咽，受党教育多年的公仆竟吃得心安理得！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好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意味深长，令人警醒。愿清新县教育局“热情”的领导像品味人头马一样，认真咀嚼这诗句。
“抠门”的上海人和“狡猾”的日本人
陈君佑
“使用空调时温度夏季设定在26℃～28℃，冬季设定在16℃～18℃；电器不用时要切断电源；淋浴比盆浴节水……”上海《居民节能36计》一版再版，还是脱销。
但也有人嗤之以鼻：上海人真“抠”！上海人的“抠”是出了名的。上海作为一个沙积土堆的新城，开埠不过160年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当今中国首富之城，这怕与上海人的“抠”不无关系。比我们早富几十年的洋人“抠”劲更足，连家庭开支、朋友聚餐都坚持“AA制”；美国才独立230年，它的富与其“抠文化”密不可分，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留给子孙后代的“抠遗产”——《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给年轻商人的忠告》等一系列文稿，倍受历代总统推崇，熏陶了美国整整十代“吝啬鬼”。
二战胜利，中、韩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如今韩国已成为先富的“小龙”，而中国才“见龙在田”；二战后几十年，日本、德国也成了发达国家，而我们还在“发展中”；日本的机关、学校、企业的文件都是用5号字双面打印，日本有的是森林，但“狡猾”的日本人只用中国生产的一次性筷子，中国人大方的代价是一年为此毁掉2000公顷森林；上海人年均收入远超过国内许多省市，家存十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多如牛毛，还这么“抠”，我们算老几?这么一比，怎么不感到脸红、气短?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财富一半是靠勤劳创造的，一半是凭节约聚积的。从前穷，不“抠”不行；如今富了，“抠”是一种美德。有次，李嘉诚见一个员工捡起一枚埋在泥里的硬币，决定奖他100港币。有人不解，李嘉诚说：“不捡，这枚硬币很可能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捡了，这笔财富可在人间永远流通。我奖他100元不值吗?”台湾富翁郭台铭身家高达32亿美元，但生活极其俭朴，他有个“三不”原则：不穿名牌，不开名车，不重打扮。他的办公桌类似4条腿的乒乓球台，座椅还是钢折椅，沙发是花1500元人民币买的，公文包像许多打工 仔背的那种背包。
报载，北京市级机关用电量是居民生活用电量的19倍；一顿公款餐吃掉农民一家全年的饭……花公家款物越是大方的人，花自家钱财则越“抠”。有的人住宅电话几乎只交月租费，打市话不惜去办公室；自家的水龙头细水长流，公家的则源远流长；自家楼道的15W灯泡不忘摘下，单位的“长明灯”、“日光灯”则熟视无睹……一面慷慨得似乎钱花不完，一面又小气得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这就是生活中一些“阴阳人”的写照。国中本不乏从俭之人，只因域内从俭氛围不浓，久而久之，“俭人”经不起“鄙视”，也就“异化”了。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让全球人羡慕不已，何以节俭的遗传因子只有上海人继承得较好?古人云：“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是否需要重树公德意识和商业理性?目前不富，没资本可浪费；将来富了、钱多了需节俭，此乃立身、富民、强国之本。
就业中的“代际传递效应”
李 清
报载，曲文与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同在一家电视台工作，然而后者拥有的各类保险和福利他却全无，因为后者享受的是“台聘”正式待遇。如此巨大的差距，并非两人实力差异所致，而在于曲文来自苏北一个农村家庭，同学的父亲却是一位电视台台长。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通常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一些家长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中国有句俗话，“老子英雄儿好汉”，也就是曾被批判的“出身论”，又称“血统论”。然而出身决定一切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好坏，却还极大地受着家庭出身暗力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种现象折射出严重的社会不公。
经济学有个术语叫“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学历和职业对子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就是“代际传递效应”在教育和就业上的体现。应该说，这种“代际传递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学历较高、职业较好的父母，通常会给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让他们在就业时更具竞争力。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代际传递效应”，却是更多建立在父母权力和地位基础上，而不是在创造教育条件上。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不应遭受人为的破坏。就业是教育过程的顺延，其间的不公也属教育不公。事实上，如今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已因家庭背景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草根”家庭进入大学的学子，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如果在毕业的时候，还要再次因为出身而输在新的起跑线上，就无疑太残酷了。
当然。并非所有毕业生的就业都由家庭决定，真正学业优异、能力突出而家庭普通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毕业生毕竟凤毛麟角，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仍要“比爸爸”。条件大体相同而家庭背景不同造成就业情况迥异，这不但对人才市场的公正性构成了嘲讽，也使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打了折扣。
由权力地位唱主角的就业“代际传递效应”，实际上是一种腐败文化，它不应当在文明社会中蔓延。在一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子女是深以靠父辈“荫庇”为耻的，总统的儿子想成功也要靠自己奋斗。而在我国，早有“王侯将相，宁有种子”的呼声，如果这样的一个起码诉求在今天仍得不到回应，仍视扭曲的就业“代际传递效应”为理所当然，那就说明我们离真正的公平社会尚有很大距离。
垃圾书的两个高峰期
李业成
以我个人的读书和藏书经历看，垃圾书有两个高峰期。
其一是“文革”后期。经过“文革”的“洗礼”，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思想无知识更无趣味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反映在“文革”后期的出版物上。“文革”期间除宣传品之外，少有出版物，但到了后期，为了展示“文革”成就，很有点文化“复兴”的气象。这个时期的文艺出版物猛增，但大多是图解政治、图解政策，或是无中生有地在人民内部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扩大地、富、反、坏、右的“人口”，不是跟风的出版物，就是虚假滥造的伪产品，这样的书自然是垃圾书。比如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时，书架上几乎全是农村赤脚医生题材的文艺书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书店里就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书；中朝关系密切时，书店里就全部是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火网》，完全是以领袖语录作章节标题的，小说中引用的领袖的话全部用黑体字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过一家新华书店处理仓库的现场，那么大的库存，都是“文革”后期积压下来的出版物。我本想到现场挑几本书，可惜无功而返。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垃圾！应该尽早送往造纸厂。
再一个就是现在!按理说，如今经济发展，思想开放，中西文化相互渗透和包容，作家们的大脑不再被禁锢，应当是一个出好书的时代。可现实不是这样。现在的出版物的确很多，书市看上去很红火，但当你走进书店，想找到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书很难。有学术价值并适合一定读者群阅读的书，多是重版旧书，新的有思想和学术见地的书很少。而大量出版的是些什么书呢?各路明星传记!有一名小品演员的传记同一家书店里竟多达三种!专门研究“官场”的厚黑系列，教人耍奸耍猾；压满书架的“点子”书，指导股市，指导经营，怎样做老板，怎样发大财；还有许多所谓的“创意”图书，看了简直会降低国人的智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如果是垃圾书，就是资源的浪费。
花季少女相约自杀击中素质教育软肋
鲁 君
16岁，是最纯真的花季。镇雄县实验中学初二A班的两名女生成娇和陈国却留下遗书，将两双手紧紧地绑在一起，跳进了城郊的水库……两个女孩学习成绩拔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们对人世间毫不留恋，让人们感到震惊，感到惋惜。究竟是什么将孩子逼上了绝路?成娇在遗书中说，这些年来每次回家父母都要逼问她的成绩。她这次月考的成绩比上次降了两名，父母询问时的眼神让她感到绝望。父母对她的期望太高了，她不敢面对父母，也不敢面对自己。
两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正值豆蔻年华，却因不堪学习压力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让人倍感遗憾之余，不得不反思我们的“素质教育”到底怎么了?首先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成娇因成绩下降而不敢面对父母，陈国的父亲陈根才也在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内容与成娇一模一样的遗书。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可我们的一些家长仍然把学习成绩当成学生的“命根”，孩子考好了，家长喜形于色，一旦考不好，立刻会遭到家长的“白脸”，有时甚至会遭到喝斥，十几岁的孩子，心理承受力十分脆弱，来自家长方面的沉重压力，孩子们难以承受。
其次，学校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上存在着薄弱环节。该校校长肖林说，以他从教多年的经验来看，虽然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但其心理还是存在问题。她们的性格是自闭型，来自家庭、学习的压力统统憋在心里，加之又是走读生，上学才来，放学就走，在校上课时间多，接触同学时间少，很少有相互沟通缓解压力的机会。心理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应该配备得力的教师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养成健康和健全的人格。
两位初中女生的悲剧击中了我们素质教育的软肋，此事警示人们：开展素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必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但愿这一悲剧成为一针“清醒剂”，提醒我们检查和反思我们的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此说有理，可为什么会有人不认同呢?可能是对法的理解不一致，也可能是情感取向代替了理智判断。我们普通善良的人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正在降低。余斌本人从事过纪检工作，对这个明显的道理是不会不懂的，为什么还要狡辩呢?可能是这些年我们对一些“方针政策”错误理解的积淀，或是他本人从事纪检工作“经验”使然?
为了让一些官员从官场潜规则中逃脱出来，我们不是曾正儿八经地设立过什么“581”(谐音“我不要”)的廉政帐户吗?官员实在推却不了，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家人收受了贿赂，可以将钱悄悄存入这个帐户，即算拒贿。一开始这么做，曾作为“廉政创新”大加宣传，后来遭到舆论批评，而且收效也甚微，只好草草收场。还有，一个大窝案发生后，从工作全局来说，为了不至于全线崩溃，挽救一些人，为了使一些受贿少、犯罪轻的人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不是常常设立一个时限，只要在某个时刻前将钱物交出，或者有立功表现，就可以既往不咎么?若是比较一下，余斌的情况和这两种做法在“结构”上是一样的，而且比这两者还更有积极意义：与前者比，他主动用赃款扶贫，而非被动地响应号召；与后者比，他是本着良心，而非时势所逼。这里，我的结论是：在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再去推行什么与法相悖的经验或者创意，不然不仅误导一般的民众，也可能误导走在潜规则边沿时时面对诱惑的官员。
难以下咽的“人头马”
陈鲁民
不少人喝过洋酒“人头马”，这酒价格昂贵，味道自然不差。可是，最近有几个志愿者却遇上了喝洋酒的尴尬。
三位志愿者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派，到广东清新县寻访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并入户调查，形成报告，以便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几天来接待规格的“奢华”让他们很不适应：一桌饭就花好几百元，平时喝的是成箱的纯净水，车上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特别是那饯别宴，当被县教育局的领导领着走进豪华套间时，志愿者们的脸上露出不悦：“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很不相称!”
上菜时，志愿者们坐不住了，寥寥几个人，点了一大桌鸡鸭鱼肉。在觥筹交错间，“土气”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什么酒?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志愿者愤怒了，其中一位当场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我吃不下！”志愿者全都哭了。一席话，让清新县教育局领导大惊失色，马上尴尬地解释：主要是出于热情，来了贵客才这样。
贫困县教育局招待餐竟上“人头马”，如此“热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疑问和联想：他们是真穷还是假穷?国家扶贫与各方面的捐赠是不是就这样吃掉了?招待几个普通的志愿者尚且如此，招待大小领导和关系单位又该怎样?号称清水衙门的教育局尚且如此奢华，那些管钱管物管人的实权部门又当如何?
实事求是地说，清新县确实是广东有名的贫困县，全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一些单位的职工经常不能按时发工资。一位志愿者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一桌，可以供一个大学生吃好几个月。试想当他们知道教育局一桌宴席的花费是他们几个月的生活费时，将有何感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是人吃人的旧社会；“官府一顿饭，农家半年粮”，那是欺压人民的剥削阶级政府。而我们是新社会，是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政府，执政的原则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官员们怎么有心情大喝“人头马”呢?官德、良知、先进性何在?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志愿者尚且难以下咽，受党教育多年的公仆竟吃得心安理得！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好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意味深长，令人警醒。愿清新县教育局“热情”的领导像品味人头马一样，认真咀嚼这诗句。
“抠门”的上海人和“狡猾”的日本人
陈君佑
“使用空调时温度夏季设定在26℃～28℃，冬季设定在16℃～18℃；电器不用时要切断电源；淋浴比盆浴节水……”上海《居民节能36计》一版再版，还是脱销。
但也有人嗤之以鼻：上海人真“抠”！上海人的“抠”是出了名的。上海作为一个沙积土堆的新城，开埠不过160年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当今中国首富之城，这怕与上海人的“抠”不无关系。比我们早富几十年的洋人“抠”劲更足，连家庭开支、朋友聚餐都坚持“AA制”；美国才独立230年，它的富与其“抠文化”密不可分，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留给子孙后代的“抠遗产”——《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给年轻商人的忠告》等一系列文稿，倍受历代总统推崇，熏陶了美国整整十代“吝啬鬼”。
二战胜利，中、韩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如今韩国已成为先富的“小龙”，而中国才“见龙在田”；二战后几十年，日本、德国也成了发达国家，而我们还在“发展中”；日本的机关、学校、企业的文件都是用5号字双面打印，日本有的是森林，但“狡猾”的日本人只用中国生产的一次性筷子，中国人大方的代价是一年为此毁掉2000公顷森林；上海人年均收入远超过国内许多省市，家存十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多如牛毛，还这么“抠”，我们算老几?这么一比，怎么不感到脸红、气短?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财富一半是靠勤劳创造的，一半是凭节约聚积的。从前穷，不“抠”不行；如今富了，“抠”是一种美德。有次，李嘉诚见一个员工捡起一枚埋在泥里的硬币，决定奖他100港币。有人不解，李嘉诚说：“不捡，这枚硬币很可能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捡了，这笔财富可在人间永远流通。我奖他100元不值吗?”台湾富翁郭台铭身家高达32亿美元，但生活极其俭朴，他有个“三不”原则：不穿名牌，不开名车，不重打扮。他的办公桌类似4条腿的乒乓球台，座椅还是钢折椅，沙发是花1500元人民币买的，公文包像许多打工 仔背的那种背包。
报载，北京市级机关用电量是居民生活用电量的19倍；一顿公款餐吃掉农民一家全年的饭……花公家款物越是大方的人，花自家钱财则越“抠”。有的人住宅电话几乎只交月租费，打市话不惜去办公室；自家的水龙头细水长流，公家的则源远流长；自家楼道的15W灯泡不忘摘下，单位的“长明灯”、“日光灯”则熟视无睹……一面慷慨得似乎钱花不完，一面又小气得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这就是生活中一些“阴阳人”的写照。国中本不乏从俭之人，只因域内从俭氛围不浓，久而久之，“俭人”经不起“鄙视”，也就“异化”了。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让全球人羡慕不已，何以节俭的遗传因子只有上海人继承得较好?古人云：“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是否需要重树公德意识和商业理性?目前不富，没资本可浪费；将来富了、钱多了需节俭，此乃立身、富民、强国之本。
就业中的“代际传递效应”
李 清
报载，曲文与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同在一家电视台工作，然而后者拥有的各类保险和福利他却全无，因为后者享受的是“台聘”正式待遇。如此巨大的差距，并非两人实力差异所致，而在于曲文来自苏北一个农村家庭，同学的父亲却是一位电视台台长。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通常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一些家长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中国有句俗话，“老子英雄儿好汉”，也就是曾被批判的“出身论”，又称“血统论”。然而出身决定一切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好坏，却还极大地受着家庭出身暗力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种现象折射出严重的社会不公。
经济学有个术语叫“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学历和职业对子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就是“代际传递效应”在教育和就业上的体现。应该说，这种“代际传递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学历较高、职业较好的父母，通常会给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让他们在就业时更具竞争力。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代际传递效应”，却是更多建立在父母权力和地位基础上，而不是在创造教育条件上。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不应遭受人为的破坏。就业是教育过程的顺延，其间的不公也属教育不公。事实上，如今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已因家庭背景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草根”家庭进入大学的学子，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如果在毕业的时候，还要再次因为出身而输在新的起跑线上，就无疑太残酷了。
当然。并非所有毕业生的就业都由家庭决定，真正学业优异、能力突出而家庭普通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毕业生毕竟凤毛麟角，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仍要“比爸爸”。条件大体相同而家庭背景不同造成就业情况迥异，这不但对人才市场的公正性构成了嘲讽，也使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打了折扣。
由权力地位唱主角的就业“代际传递效应”，实际上是一种腐败文化，它不应当在文明社会中蔓延。在一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子女是深以靠父辈“荫庇”为耻的，总统的儿子想成功也要靠自己奋斗。而在我国，早有“王侯将相，宁有种子”的呼声，如果这样的一个起码诉求在今天仍得不到回应，仍视扭曲的就业“代际传递效应”为理所当然，那就说明我们离真正的公平社会尚有很大距离。
垃圾书的两个高峰期
李业成
以我个人的读书和藏书经历看，垃圾书有两个高峰期。
其一是“文革”后期。经过“文革”的“洗礼”，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思想无知识更无趣味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反映在“文革”后期的出版物上。“文革”期间除宣传品之外，少有出版物，但到了后期，为了展示“文革”成就，很有点文化“复兴”的气象。这个时期的文艺出版物猛增，但大多是图解政治、图解政策，或是无中生有地在人民内部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扩大地、富、反、坏、右的“人口”，不是跟风的出版物，就是虚假滥造的伪产品，这样的书自然是垃圾书。比如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时，书架上几乎全是农村赤脚医生题材的文艺书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书店里就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书；中朝关系密切时，书店里就全部是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火网》，完全是以领袖语录作章节标题的，小说中引用的领袖的话全部用黑体字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过一家新华书店处理仓库的现场，那么大的库存，都是“文革”后期积压下来的出版物。我本想到现场挑几本书，可惜无功而返。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垃圾！应该尽早送往造纸厂。
再一个就是现在!按理说，如今经济发展，思想开放，中西文化相互渗透和包容，作家们的大脑不再被禁锢，应当是一个出好书的时代。可现实不是这样。现在的出版物的确很多，书市看上去很红火，但当你走进书店，想找到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书很难。有学术价值并适合一定读者群阅读的书，多是重版旧书，新的有思想和学术见地的书很少。而大量出版的是些什么书呢?各路明星传记!有一名小品演员的传记同一家书店里竟多达三种!专门研究“官场”的厚黑系列，教人耍奸耍猾；压满书架的“点子”书，指导股市，指导经营，怎样做老板，怎样发大财；还有许多所谓的“创意”图书，看了简直会降低国人的智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如果是垃圾书，就是资源的浪费。
花季少女相约自杀击中素质教育软肋
鲁 君
16岁，是最纯真的花季。镇雄县实验中学初二A班的两名女生成娇和陈国却留下遗书，将两双手紧紧地绑在一起，跳进了城郊的水库……两个女孩学习成绩拔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们对人世间毫不留恋，让人们感到震惊，感到惋惜。究竟是什么将孩子逼上了绝路?成娇在遗书中说，这些年来每次回家父母都要逼问她的成绩。她这次月考的成绩比上次降了两名，父母询问时的眼神让她感到绝望。父母对她的期望太高了，她不敢面对父母，也不敢面对自己。
两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正值豆蔻年华，却因不堪学习压力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让人倍感遗憾之余，不得不反思我们的“素质教育”到底怎么了?首先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成娇因成绩下降而不敢面对父母，陈国的父亲陈根才也在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内容与成娇一模一样的遗书。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可我们的一些家长仍然把学习成绩当成学生的“命根”，孩子考好了，家长喜形于色，一旦考不好，立刻会遭到家长的“白脸”，有时甚至会遭到喝斥，十几岁的孩子，心理承受力十分脆弱，来自家长方面的沉重压力，孩子们难以承受。
其次，学校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上存在着薄弱环节。该校校长肖林说，以他从教多年的经验来看，虽然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但其心理还是存在问题。她们的性格是自闭型，来自家庭、学习的压力统统憋在心里，加之又是走读生，上学才来，放学就走，在校上课时间多，接触同学时间少，很少有相互沟通缓解压力的机会。心理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应该配备得力的教师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养成健康和健全的人格。
两位初中女生的悲剧击中了我们素质教育的软肋，此事警示人们：开展素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必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但愿这一悲剧成为一针“清醒剂”，提醒我们检查和反思我们的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