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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先生是一位时代巨匠，胸中充满经国韬略。他诚如其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
敬爱的岳父成思危先生仙逝一周年了。许多媒体发表了追思先生治学和为人的文章，读后深受教育和感动。谨提笔追思一些往事，略释悲痛，以志砥砺前行。
主办政协“一号提案”时结缘
1998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时任国家计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突然接到委办公厅来电，询问我处能否牵头主办当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并强调由于提案重要，政协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认为应由计委主办。我犹豫片刻接受了任务。
成思危先生
经上级批准，当年5月，原国家计委、科技部共同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发展风险投资国际高级研讨会”，邀请提案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参加。成思危副委员长到会作了主旨演讲，首次系统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三步走”的论断，即首先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公司以培养投资管理专家，然后是修改有关法律允许建立以有限合伙制形式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是在市场成熟和监管得力的情况下，推出不设上市门槛创业板，建立退出机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先生，被他潇洒儒雅的风度和脱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所折服。中国风险（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历程，证实了成先生的远见卓识，他为推动以上三个步骤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都会在有关场合见到成先生，或聆听他的演讲，或讨论有关问题。这里仅举两件我亲历的往事。一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我作为政府部门代表参加起草组工作。记得有一次在宁波市召开的起草工作研讨会上，当先生发言讲到“国外只有风险投资基金，没有产业投资基金”时，我忍不住插话打断说，“国外有产业基金，只不过不叫产业基金，如果按照英文名称直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如果直译在国内容易引起误解。”会议主持人对我这种不礼貌行为瞪了眼，坐我身旁的人大财经委的王连洲同志也碰我胳膊示意别说了，但我见成先生的眼神宽容和蔼，便继续解释。
会议休息时，我去向成先生表示道歉，他说讨论就是各抒己见，并表示将进一步了解国外的产业基金情况。当时国内许多部门和不少学者大多数都不了解或不认可“产业投资基金”，我和同事们一有机会就大力呼吁解释，坚持了有十年才开闸试点（从1995年开始组织研究到2005年成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第二个事例大概是2005年秋天，当时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刚试点，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只人民币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国内开始出现“PE热”。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业内有关人士酝酿组织“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此时我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的分管负责人，应邀参加筹备会。会议推举成先生为名誉主席。会议组织者事先起草了一封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于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信函，希望由成先生领衔署名。成先生当场对信函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后，欣然同意。记得当时成先生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业从风险投资起步，现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条件也成熟了。对此，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多年推动者深受鼓舞。记得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召开时，成思危先生到会作了长篇闭幕演讲。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同志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作者夫妇2016年7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吊唁成思危先生。
此后若干年，成先生多次出席有关发展产业基金、股权基金的研讨等活动，其中有些是我组织或参与的，他给予了莫大支持。那时，我还不认识先生的爱女成卓。
我认识成卓是在2008年底，参加她创立的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下属的爱心火炬基金为“5.12汶川大地震”所举办的慈善拍卖晚宴上。由于我当时兼任“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办筹资组组长”，受邀出席这次活动并被安排坐在成先生身旁，在先生演讲之后上台致辞。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发动民建企业家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创立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了两届理事长。
因这次慈善活动，我与成卓相识相知。之后，利用春节假期，我陪她再访四川地震灾区，考察了多个公益项目。此时距我当年主办“一号提案”已经过去十年。与先生因为工作结缘，牵手成卓后又变成亲人，是我毕生最大的幸运。
从“莫干山”到“巴山轮”
大约从2006年开始，为推动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更好发展，我利用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先后支持北京大学创办了“PE培训班”、在清华大学成立了“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所”，自己也一度有放弃仕途回归高校从教的想法。2009年春天与成卓结婚后，曾经向岳父请教我今后的事业选择，他并没有支持哪种选择，而是以自己退休后仍然充实繁忙为例，嘱咐我在职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一个人的职务和权力是暂时的，只有思想的影响力才可以长久。这坚定了我到智库工作的决心。
2011年初，我到国际合作中心担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国际合作中心原来是体改委的外事服务机构，2004年并入发改委。我到任后经过调研，与同事们制定了向新型智库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建制度、创品牌、抓研究、引人才等措施。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努力，业务有了发展，成功实现了单位和个人职业的较好转型。近年来，国际合作中心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与岳父高屋建瓴的指导、特别是精神影响分不开的。 岳父是我到中心后创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的主要指导者之一。他最先支持中心举办“新莫干山会议”，与高尚全先生等老一辈改革家对会议的宗旨和研讨主题给予细心指导。我们举办第一届新莫干山会议时正逢十八大召开前夕，不少朋友担心有政治风险劝我们取消会议。但经咨询德高望重的一些前辈领导，他们都没有反对并积极推进。特别是成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刚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就赶到浙江省莫干山参加论坛并作了精彩演讲，鼓励中青年学者为国家建言献策，同时要深入探讨理论基础、评介综合国际经验、研究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应对实施难点。他真诚盼望能从中青年学者中出现我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
为纪念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由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于2015年6月长江轮船上举办了“新巴山轮会议”，请国内外专家深入研讨宏观经济问题。此时，先生已病重住院，仍关心会议筹备情况，他乐观地表示如身体许可就出席会议。7月3日，在他去世前不到10天，我前往医院向他报告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当时他已说话困难，仍表示祝贺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没有岳父在病榻上的坚定支持和指导，我难以想象当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会议成功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专家都盛赞这次会议组织得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同志参加会议致开幕辞，在闭幕时发表了总结讲话。
充满治国韬略和博爱情怀
我对岳父最为钦佩景仰的是他身上的两种伟大精神，一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学无止境，几乎将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多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二是博爱的胸怀，对国家、对人民、对亲人充满真挚的爱和慈祥关怀。
我和成卓每个周末都去探望岳父母，几乎每次到家他都是在书房，见我们回来，他会出来与我们聊一会儿，又回书房工作去了。有时我想向他多请教讨论一些问题，但总不忍心多占用他的时间。家里的几间大屋子都摆满他的书柜，收藏的书籍涉猎百科。听过他演讲的人都看到，他每次演讲从不拿讲稿，但都是他自己亲自事前准备腹稿，查阅大量资料，对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加上他本身就满腹经纶，所以演讲时从容自信、生动活泼。他是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言“生有涯而学无涯”。
他曾经对我说，从岗位上退下后计划每年都出一本专著，但最想完成的是他酝酿已久的“虚拟资本论”。我曾经想过，自己有当年在厦门大学和人民大学多年学习资本论的功底，又有长期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实践阅历，也访学过国外不少著名高校和智库，工作几年就提早退休，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岳父完成这部巨著，可惜为时已晚、终身遗憾。
从相识到常在他身边生活和密切相处，我深感到岳父是一位非凡的知识分子和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博学博爱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精神，在岳父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他从不对家人、门生和部下发火。我们一家人很和谐，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岳父都会弹着钢琴并高歌几曲表示祝贺;无论他走到哪里，每天都会给岳母打电话;每次回到北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就会给成卓打电话，希望我们早到家里相聚。
岳父是一位时代的巨匠，胸中充满经国韬略。诚如其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无论是否在位，每年都要给国家领导人提交自己亲身调研和深思熟虑后的政策建议，研究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请教他对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如何看，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法治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岳父走遍了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坦率如实介绍中国实情，慷慨帮助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深受许多国际经济政治要人的信赖。他从人大副委员长的岗位退下后，身兼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达沃斯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拉丁美洲协会会长、国际金融论坛主席等职，亲历或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交流活动，每年都要接受英国BBC、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香港凤凰卫视等著名媒体关于中国的英文专访，赴哈佛、牛津等世界著名高校作英文演讲、出版英文专著等，为促进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了解作出卓越贡献。有一位中共前主要领导人曾经对他说过，您出国的作用比我更大。
我听过岳父多次富有启迪和受益匪浅的学术演讲，其中最令我难忘是两次特殊的演讲。一次是在我和成卓的婚礼上，他说：“两人相亲相爱步入殿堂，这只是共同生活的开始。此后难免有顺境和逆境，两人是否相爱更重要的是看能否携手走过逆境，荣辱与共。”还有一次，是在台湾参加他的小妹妹成露茜的追思会上，他说：“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我们把他的积蓄和稿费捐赠并设立了“成思危基金”。他的教诲将永志铭记，并传承后人。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敬爱的岳父成思危先生仙逝一周年了。许多媒体发表了追思先生治学和为人的文章，读后深受教育和感动。谨提笔追思一些往事，略释悲痛，以志砥砺前行。
主办政协“一号提案”时结缘
1998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时任国家计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突然接到委办公厅来电，询问我处能否牵头主办当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并强调由于提案重要，政协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认为应由计委主办。我犹豫片刻接受了任务。
经上级批准，当年5月，原国家计委、科技部共同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发展风险投资国际高级研讨会”，邀请提案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参加。成思危副委员长到会作了主旨演讲，首次系统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三步走”的论断，即首先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公司以培养投资管理专家，然后是修改有关法律允许建立以有限合伙制形式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是在市场成熟和监管得力的情况下，推出不设上市门槛创业板，建立退出机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先生，被他潇洒儒雅的风度和脱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所折服。中国风险（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历程，证实了成先生的远见卓识，他为推动以上三个步骤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都会在有关场合见到成先生，或聆听他的演讲，或讨论有关问题。这里仅举两件我亲历的往事。一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我作为政府部门代表参加起草组工作。记得有一次在宁波市召开的起草工作研讨会上，当先生发言讲到“国外只有风险投资基金，没有产业投资基金”时，我忍不住插话打断说，“国外有产业基金，只不过不叫产业基金，如果按照英文名称直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如果直译在国内容易引起误解。”会议主持人对我这种不礼貌行为瞪了眼，坐我身旁的人大财经委的王连洲同志也碰我胳膊示意别说了，但我见成先生的眼神宽容和蔼，便继续解释。
会议休息时，我去向成先生表示道歉，他说讨论就是各抒己见，并表示将进一步了解国外的产业基金情况。当时国内许多部门和不少学者大多数都不了解或不认可“产业投资基金”，我和同事们一有机会就大力呼吁解释，坚持了有十年才开闸试点（从1995年开始组织研究到2005年成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第二个事例大概是2005年秋天，当时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刚试点，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只人民币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国内开始出现“PE热”。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业内有关人士酝酿组织“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此时我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的分管负责人，应邀参加筹备会。会议推举成先生为名誉主席。会议组织者事先起草了一封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于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信函，希望由成先生领衔署名。成先生当场对信函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后，欣然同意。记得当时成先生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业从风险投资起步，现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条件也成熟了。对此，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多年推动者深受鼓舞。记得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召开时，成思危先生到会作了长篇闭幕演讲。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同志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后若干年，成先生多次出席有关发展产业基金、股权基金的研讨等活动，其中有些是我组织或参与的，他给予了莫大支持。那时，我还不认识先生的爱女成卓。
我认识成卓是在2008年底，参加她创立的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下属的爱心火炬基金为“5.12汶川大地震”所举办的慈善拍卖晚宴上。由于我当时兼任“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办筹资组组长”，受邀出席这次活动并被安排坐在成先生身旁，在先生演讲之后上台致辞。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发动民建企业家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创立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了两届理事长。
因这次慈善活动，我与成卓相识相知。之后，利用春节假期，我陪她再访四川地震灾区，考察了多个公益项目。此时距我当年主办“一号提案”已经过去十年。与先生因为工作结缘，牵手成卓后又变成亲人，是我毕生最大的幸运。
从“莫干山”到“巴山轮”
大约从2006年开始，为推动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更好发展，我利用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先后支持北京大学创办了“PE培训班”、在清华大学成立了“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所”，自己也一度有放弃仕途回归高校从教的想法。2009年春天与成卓结婚后，曾经向岳父请教我今后的事业选择，他并没有支持哪种选择，而是以自己退休后仍然充实繁忙为例，嘱咐我在职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一个人的职务和权力是暂时的，只有思想的影响力才可以长久。这坚定了我到智库工作的决心。
2011年初，我到国际合作中心担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国际合作中心原来是体改委的外事服务机构，2004年并入发改委。我到任后经过调研，与同事们制定了向新型智库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建制度、创品牌、抓研究、引人才等措施。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努力，业务有了发展，成功实现了单位和个人职业的较好转型。近年来，国际合作中心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与岳父高屋建瓴的指导、特别是精神影响分不开的。 岳父是我到中心后创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的主要指导者之一。他最先支持中心举办“新莫干山会议”，与高尚全先生等老一辈改革家对会议的宗旨和研讨主题给予细心指导。我们举办第一届新莫干山会议时正逢十八大召开前夕，不少朋友担心有政治风险劝我们取消会议。但经咨询德高望重的一些前辈领导，他们都没有反对并积极推进。特别是成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刚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就赶到浙江省莫干山参加论坛并作了精彩演讲，鼓励中青年学者为国家建言献策，同时要深入探讨理论基础、评介综合国际经验、研究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应对实施难点。他真诚盼望能从中青年学者中出现我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
为纪念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由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于2015年6月长江轮船上举办了“新巴山轮会议”，请国内外专家深入研讨宏观经济问题。此时，先生已病重住院，仍关心会议筹备情况，他乐观地表示如身体许可就出席会议。7月3日，在他去世前不到10天，我前往医院向他报告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当时他已说话困难，仍表示祝贺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没有岳父在病榻上的坚定支持和指导，我难以想象当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会议成功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专家都盛赞这次会议组织得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同志参加会议致开幕辞，在闭幕时发表了总结讲话。
充满治国韬略和博爱情怀
我对岳父最为钦佩景仰的是他身上的两种伟大精神，一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学无止境，几乎将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多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二是博爱的胸怀，对国家、对人民、对亲人充满真挚的爱和慈祥关怀。
我和成卓每个周末都去探望岳父母，几乎每次到家他都是在书房，见我们回来，他会出来与我们聊一会儿，又回书房工作去了。有时我想向他多请教讨论一些问题，但总不忍心多占用他的时间。家里的几间大屋子都摆满他的书柜，收藏的书籍涉猎百科。听过他演讲的人都看到，他每次演讲从不拿讲稿，但都是他自己亲自事前准备腹稿，查阅大量资料，对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加上他本身就满腹经纶，所以演讲时从容自信、生动活泼。他是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言“生有涯而学无涯”。
他曾经对我说，从岗位上退下后计划每年都出一本专著，但最想完成的是他酝酿已久的“虚拟资本论”。我曾经想过，自己有当年在厦门大学和人民大学多年学习资本论的功底，又有长期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实践阅历，也访学过国外不少著名高校和智库，工作几年就提早退休，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岳父完成这部巨著，可惜为时已晚、终身遗憾。
从相识到常在他身边生活和密切相处，我深感到岳父是一位非凡的知识分子和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博学博爱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精神，在岳父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他从不对家人、门生和部下发火。我们一家人很和谐，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岳父都会弹着钢琴并高歌几曲表示祝贺;无论他走到哪里，每天都会给岳母打电话;每次回到北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就会给成卓打电话，希望我们早到家里相聚。
岳父是一位时代的巨匠，胸中充满经国韬略。诚如其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无论是否在位，每年都要给国家领导人提交自己亲身调研和深思熟虑后的政策建议，研究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请教他对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如何看，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法治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岳父走遍了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坦率如实介绍中国实情，慷慨帮助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深受许多国际经济政治要人的信赖。他从人大副委员长的岗位退下后，身兼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达沃斯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拉丁美洲协会会长、国际金融论坛主席等职，亲历或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交流活动，每年都要接受英国BBC、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香港凤凰卫视等著名媒体关于中国的英文专访，赴哈佛、牛津等世界著名高校作英文演讲、出版英文专著等，为促进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了解作出卓越贡献。有一位中共前主要领导人曾经对他说过，您出国的作用比我更大。
我听过岳父多次富有启迪和受益匪浅的学术演讲，其中最令我难忘是两次特殊的演讲。一次是在我和成卓的婚礼上，他说：“两人相亲相爱步入殿堂，这只是共同生活的开始。此后难免有顺境和逆境，两人是否相爱更重要的是看能否携手走过逆境，荣辱与共。”还有一次，是在台湾参加他的小妹妹成露茜的追思会上，他说：“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我们把他的积蓄和稿费捐赠并设立了“成思危基金”。他的教诲将永志铭记，并传承后人。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