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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事业。
在美国，哈佛、耶鲁等高校之所以成为全美甚至全球顶级名校，与其拥有优质的校友与强大的资金实力密不可分。截至2011年底，哈佛大学以其约320亿美元的巨额捐赠基金排名全球第一，耶鲁大学则紧随其后，以约194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排名第二。
拥有充沛的资金，才可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可以优厚的薪资聘请到全球顶级师资，并可以改善各种教学条件，并为学生的就学及社会活动提供更多的资助。这是每一所大学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基金年报显示，2011至2012财年耶鲁大学基金支出了9. 92亿美元给耶鲁大学，约占耶鲁大学年度预算的37%。
在中国高校追赶世界一流的过程中，如何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各大高校负责人所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基金会已募得了数亿元社会捐赠。与美国相比，数字上的差距仍很大。
然而，中國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的比较。
“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很多人从几十块钱的工资开始，实业家、金融家大多处于第一代，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需要扩大再生产，发展事业，因此，虽然有这样的心愿，但不见得有相应的能力。他相信，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捐赠的人会越来越多。”
2012年11月20日，程天权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详细阐述了该校在吸收社会捐赠方面的探索。
无论多寡，我们都欢迎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高校在社会捐赠方面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程天权：高校的教育经费是一个组合经费，教育部直属的学校主要由中央政府拨款，地方学校主要由地方政府拨款，民营学校主要由社会力量拨款。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单纯由政府拨款已难以满足教育事业对经费的需求。在这些年的改革中，学生家庭所缴纳的一部分学费只占整个高校教育成本约1/ 5，是一小部分。
实际上，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所以需要学生支付一部分学费。此外，高校也会有自己经营的一些校产如出版社、律师事务所等，它们的赢利也会交给学校来负责支出。
近几年来，来自于社会捐赠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自古就有捐资办学的良好传统，乡绅捐资办私塾是普遍的现象。在近代和现代，实业家、银行家出资办学的例子也很多。在海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每年都有大量的社会捐赠资金。
对于社会捐赠，无论多寡，我们都欢迎。
人民大学世纪馆中的椅子，每把600元，都由人大的师生捐赠，减少了国家的支出。也有一些同学，拿出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用于义卖，义卖所得都捐给学校基金会。我们也有一些老师，去世之后把自己的房子捐给了学校。这都是个人行为。
近几年一些企业家校友也开始捐赠较大数目的资金给学校。例如2010年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与夫人刘昕捐了3000万美元善款给母校，其中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前不久，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个人为学校捐赠了2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内高校单笔金额最高的捐款。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作为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人大的校友，裘国根来自于一个贫寒家庭，深感自己上大学很不容易，希望年轻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事业刚起步时，他就开始考虑向母校捐赠这件事情。在创业过程中，他曾两次捐赠100万元。在学校75周年之际，校内有很多旧危房需要修缮改造，还要建设一些师生交流的公共场地。裘根国所捐赠的2亿元中，有一部分就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余部分则细水长流，用于一些重点学科的建设。
裘国根有这样的想法，得益于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事业很成功，具备捐资的条件；二是重阳投资的核心决策层有多位人大的校友，人同此心；三是钱要用在刀刃上。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资金的用途主要有哪些？
程天权：这些捐款都是用来支持学校事业发展、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
例如我们在学校的基金会下成立了一支关爱教师基金，不是用于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有一些老教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退休早，工资低，到了晚年疾病缠身，我们就从社会捐赠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予他们帮助，虽然数量不大，但可救急。
还有一些优秀学生，需要外出做社会调查，到海外做学术交流活动，通常情况下都会自己出一部分，学校从公款中补助一部分，但仍然有很大缺口，我们就用社会捐赠资金来弥补这些缺口。
再比如，现在学校的教师工资都是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用这样的标准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国际市场的人才价格相差很大。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原有体制之外的体制，即在捐赠者理解和同意的情况下，把部分捐赠资金用于支付引进人才的薪酬。
高校资金不够用的问题一直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高校的资金缺口主要在哪些方面？
程天权：高校资金不够用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们的经费严重不足，只能低成本运作。比如说师生比低，应多雇教师，但我们不敢雇，因为人工非常贵。现在，教师都不是国家按规定给的表面那点工资，实际收入肯定要比工资高得多，包括各种津贴。钱从哪来呢？因此，我们不得压缩教师队伍。
再比如说，每个学生要占一分地，这是有科学规律的。4个学生一间屋，包括公用面积，共20平方米，平均每人要占5平方米。除学生宿舍外，还有教室、图书馆、食堂等，也需要5平方米，这样一个学生就需要10平方米房子。这对高校是个巨大的负担。以人大来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个操场。 许多高校从表面上看很好，但实际上是以教师、学生比较差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为代价在维持运行。
从理想的状态看，师生之间应有交流的公共场所，去哪呢？十年前我刚来人大时，老师连办公室和办公桌都没有。现在老师有办公桌了，教授有自己的办公室了，但仍没有师生交流的空间。图书馆和自修室学生们还要抢位子，这其实很无奈，是因为资源不够。
我们的学生洗澡也得限时，打一次卡只能洗8分钟，用经济压力来节省资源。实际上，即使是洗个15分钟的澡也在合理范围内，不应算作奢侈，但我们办不到，其背后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另外，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物理、化学实验室条件还有待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现有高校经费来源中，社会捐赠所占的比例仍很低？
程天权：现在人大每年用于开销的总费用约为30亿元，应该说比较拮据。这其中包括教职工的工资、校舍的维修等各种开支。与学校的总费用相比，社会捐赠的资金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最重要的是社会效益非常好，让大家都关心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应优先发展。只有全社会都重视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一个让高校感到无奈的现实是，在现在的拨款机制中，资金的用途较为严苛，买酱油的不能打醋，打醋的不能买酱油。这会造成学校总体经费紧缺、但某一用途的钱用不完还得退回去的局面。
而社会捐赠资金则灵活得多，对于经费使用的改革会产生推动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在鼓励和吸引社会捐赠方面，人大有哪些经验？
程天权：我们学校经常办一些筹款活動，包括校长在内的校领导都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做宣传推广，与企业家和社会贤达联络感情。
刚开始筹款时，我们也觉得很难为情，作为教授，我们本身不缺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要钱。记得我曾经因为筹款的事请一位企业家吃饭，刚开始觉得不合适开口要钱，吃到一半时人家谈兴正浓又不好打断，快吃完时刚要开口，人家嘴巴一抹，已经跑了。常常是一面跟人吃饭一面想着怎样开口谈钱。
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企业捐赠可计入成本，并享受减税的优惠。教育部和财政部对于社会捐赠也有一些配套资金。为了把捐赠资金使用好，已有捐赠者创立了很好的机制。例如段永平夫妇建立的心平基金就承诺，只要学校争取到多少捐赠资金，并且实实在在用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就做等额配比，这对学校起到了鼓励和监督的双重作用。
并非所有受捐机构都在贪污和中饱私囊
《瞭望东方周刊》：“郭美美事件”曾严重损害了慈善机构的形象，一度导致信任危机。那么人大基金会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有否创立了有效机制？
程天权：对于每一分钱捐款，我们都认真对待，严格按照基金会的章程管理与使用。
近六年来，基金会接受捐款数亿元，用于管理的成本不到20万元。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已成为北京市民政局下面极少数5A级的基金会。这是一个珍贵的荣誉，我们很珍惜。我们努力通过自己的行为，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并非所有的富人都是坏人，也并非所有受捐机构都在贪污和中饱私囊。我们希望能逐渐做得更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善款的使用方面，有些捐赠者在与基金会的协议中，会订明具体用途。这种协议一经订立，就成为法律文本，必须严格执行。例如，指定用于校友会的费用，不能挪作他用。一些大额捐赠者还是基金会的理事，可以更方便地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有些大额捐款还设立了专门的理事会。例如，裘国根的2亿元捐资就有一个理事会，其中来自于人大的有3人，来自于重阳投资的有2人。理事会对于每笔开支都要研究。
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大的数字，捐款人也会监控的。亲兄弟明算账，制度比人强。理事会需要监督每笔资金的流向，评估其使用效益。
例如裘国根的第一笔资金8000万元已到账，主要用于校园建设。另外1. 2亿元将在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付清。
捐赠资金到了人大的账户上，怎么实现保值增值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裘国根的捐款有个初步的约定，针对捐赠中用于长期运营的部分，大概为1个亿左右，在理事会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委托给重阳投资管理，毕竟他们是一家优秀的资产管理公司，委托管理的所有资金，连本金带收益，都属于人大基金会，而且重阳承诺收益率不低于5%。
在基金管理方面，我们遵循审慎和稳健的原则，主要通过银行的短期拆借等方式进行理财。我们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有一段时间，在上证综指处于五六千点时，很多人希望能冲进去捞一笔再出来，我坚决反对。现在大盘已跌到2000点，如果当初进去造成亏损，我们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在美国，哈佛、耶鲁等高校之所以成为全美甚至全球顶级名校，与其拥有优质的校友与强大的资金实力密不可分。截至2011年底，哈佛大学以其约320亿美元的巨额捐赠基金排名全球第一，耶鲁大学则紧随其后，以约194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排名第二。
拥有充沛的资金，才可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可以优厚的薪资聘请到全球顶级师资，并可以改善各种教学条件，并为学生的就学及社会活动提供更多的资助。这是每一所大学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基金年报显示，2011至2012财年耶鲁大学基金支出了9. 92亿美元给耶鲁大学，约占耶鲁大学年度预算的37%。
在中国高校追赶世界一流的过程中，如何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各大高校负责人所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基金会已募得了数亿元社会捐赠。与美国相比，数字上的差距仍很大。
然而，中國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的比较。
“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很多人从几十块钱的工资开始，实业家、金融家大多处于第一代，仍处于资本积累阶段，需要扩大再生产，发展事业，因此，虽然有这样的心愿，但不见得有相应的能力。他相信，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捐赠的人会越来越多。”
2012年11月20日，程天权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详细阐述了该校在吸收社会捐赠方面的探索。
无论多寡，我们都欢迎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高校在社会捐赠方面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程天权：高校的教育经费是一个组合经费，教育部直属的学校主要由中央政府拨款，地方学校主要由地方政府拨款，民营学校主要由社会力量拨款。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单纯由政府拨款已难以满足教育事业对经费的需求。在这些年的改革中，学生家庭所缴纳的一部分学费只占整个高校教育成本约1/ 5，是一小部分。
实际上，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所以需要学生支付一部分学费。此外，高校也会有自己经营的一些校产如出版社、律师事务所等，它们的赢利也会交给学校来负责支出。
近几年来，来自于社会捐赠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自古就有捐资办学的良好传统，乡绅捐资办私塾是普遍的现象。在近代和现代，实业家、银行家出资办学的例子也很多。在海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每年都有大量的社会捐赠资金。
对于社会捐赠，无论多寡，我们都欢迎。
人民大学世纪馆中的椅子，每把600元，都由人大的师生捐赠，减少了国家的支出。也有一些同学，拿出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用于义卖，义卖所得都捐给学校基金会。我们也有一些老师，去世之后把自己的房子捐给了学校。这都是个人行为。
近几年一些企业家校友也开始捐赠较大数目的资金给学校。例如2010年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与夫人刘昕捐了3000万美元善款给母校，其中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前不久，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个人为学校捐赠了2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内高校单笔金额最高的捐款。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作为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人大的校友，裘国根来自于一个贫寒家庭，深感自己上大学很不容易，希望年轻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事业刚起步时，他就开始考虑向母校捐赠这件事情。在创业过程中，他曾两次捐赠100万元。在学校75周年之际，校内有很多旧危房需要修缮改造，还要建设一些师生交流的公共场地。裘根国所捐赠的2亿元中，有一部分就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余部分则细水长流，用于一些重点学科的建设。
裘国根有这样的想法，得益于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事业很成功，具备捐资的条件；二是重阳投资的核心决策层有多位人大的校友，人同此心；三是钱要用在刀刃上。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资金的用途主要有哪些？
程天权：这些捐款都是用来支持学校事业发展、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
例如我们在学校的基金会下成立了一支关爱教师基金，不是用于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有一些老教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退休早，工资低，到了晚年疾病缠身，我们就从社会捐赠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予他们帮助，虽然数量不大，但可救急。
还有一些优秀学生，需要外出做社会调查，到海外做学术交流活动，通常情况下都会自己出一部分，学校从公款中补助一部分，但仍然有很大缺口，我们就用社会捐赠资金来弥补这些缺口。
再比如，现在学校的教师工资都是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用这样的标准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国际市场的人才价格相差很大。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原有体制之外的体制，即在捐赠者理解和同意的情况下，把部分捐赠资金用于支付引进人才的薪酬。
高校资金不够用的问题一直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高校的资金缺口主要在哪些方面？
程天权：高校资金不够用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们的经费严重不足，只能低成本运作。比如说师生比低，应多雇教师，但我们不敢雇，因为人工非常贵。现在，教师都不是国家按规定给的表面那点工资，实际收入肯定要比工资高得多，包括各种津贴。钱从哪来呢？因此，我们不得压缩教师队伍。
再比如说，每个学生要占一分地，这是有科学规律的。4个学生一间屋，包括公用面积，共20平方米，平均每人要占5平方米。除学生宿舍外，还有教室、图书馆、食堂等，也需要5平方米，这样一个学生就需要10平方米房子。这对高校是个巨大的负担。以人大来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个操场。 许多高校从表面上看很好，但实际上是以教师、学生比较差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为代价在维持运行。
从理想的状态看，师生之间应有交流的公共场所，去哪呢？十年前我刚来人大时，老师连办公室和办公桌都没有。现在老师有办公桌了，教授有自己的办公室了，但仍没有师生交流的空间。图书馆和自修室学生们还要抢位子，这其实很无奈，是因为资源不够。
我们的学生洗澡也得限时，打一次卡只能洗8分钟，用经济压力来节省资源。实际上，即使是洗个15分钟的澡也在合理范围内，不应算作奢侈，但我们办不到，其背后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另外，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物理、化学实验室条件还有待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现有高校经费来源中，社会捐赠所占的比例仍很低？
程天权：现在人大每年用于开销的总费用约为30亿元，应该说比较拮据。这其中包括教职工的工资、校舍的维修等各种开支。与学校的总费用相比，社会捐赠的资金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最重要的是社会效益非常好，让大家都关心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应优先发展。只有全社会都重视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一个让高校感到无奈的现实是，在现在的拨款机制中，资金的用途较为严苛，买酱油的不能打醋，打醋的不能买酱油。这会造成学校总体经费紧缺、但某一用途的钱用不完还得退回去的局面。
而社会捐赠资金则灵活得多，对于经费使用的改革会产生推动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在鼓励和吸引社会捐赠方面，人大有哪些经验？
程天权：我们学校经常办一些筹款活動，包括校长在内的校领导都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做宣传推广，与企业家和社会贤达联络感情。
刚开始筹款时，我们也觉得很难为情，作为教授，我们本身不缺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要钱。记得我曾经因为筹款的事请一位企业家吃饭，刚开始觉得不合适开口要钱，吃到一半时人家谈兴正浓又不好打断，快吃完时刚要开口，人家嘴巴一抹，已经跑了。常常是一面跟人吃饭一面想着怎样开口谈钱。
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企业捐赠可计入成本，并享受减税的优惠。教育部和财政部对于社会捐赠也有一些配套资金。为了把捐赠资金使用好，已有捐赠者创立了很好的机制。例如段永平夫妇建立的心平基金就承诺，只要学校争取到多少捐赠资金，并且实实在在用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就做等额配比，这对学校起到了鼓励和监督的双重作用。
并非所有受捐机构都在贪污和中饱私囊
《瞭望东方周刊》：“郭美美事件”曾严重损害了慈善机构的形象，一度导致信任危机。那么人大基金会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有否创立了有效机制？
程天权：对于每一分钱捐款，我们都认真对待，严格按照基金会的章程管理与使用。
近六年来，基金会接受捐款数亿元，用于管理的成本不到20万元。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已成为北京市民政局下面极少数5A级的基金会。这是一个珍贵的荣誉，我们很珍惜。我们努力通过自己的行为，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并非所有的富人都是坏人，也并非所有受捐机构都在贪污和中饱私囊。我们希望能逐渐做得更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善款的使用方面，有些捐赠者在与基金会的协议中，会订明具体用途。这种协议一经订立，就成为法律文本，必须严格执行。例如，指定用于校友会的费用，不能挪作他用。一些大额捐赠者还是基金会的理事，可以更方便地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有些大额捐款还设立了专门的理事会。例如，裘国根的2亿元捐资就有一个理事会，其中来自于人大的有3人，来自于重阳投资的有2人。理事会对于每笔开支都要研究。
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大的数字，捐款人也会监控的。亲兄弟明算账，制度比人强。理事会需要监督每笔资金的流向，评估其使用效益。
例如裘国根的第一笔资金8000万元已到账，主要用于校园建设。另外1. 2亿元将在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付清。
捐赠资金到了人大的账户上，怎么实现保值增值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裘国根的捐款有个初步的约定，针对捐赠中用于长期运营的部分，大概为1个亿左右，在理事会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委托给重阳投资管理，毕竟他们是一家优秀的资产管理公司，委托管理的所有资金，连本金带收益，都属于人大基金会，而且重阳承诺收益率不低于5%。
在基金管理方面，我们遵循审慎和稳健的原则，主要通过银行的短期拆借等方式进行理财。我们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有一段时间，在上证综指处于五六千点时，很多人希望能冲进去捞一笔再出来，我坚决反对。现在大盘已跌到2000点，如果当初进去造成亏损，我们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