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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维方式是文化体系深层结构的“硬核”。处于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精英人物制定的对外政策与对外战略必然会带有本土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印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在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矛盾的解决方式、国际事件的归因与战略目标的选择、对民主的理解、战略的解读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背后映射的是两国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中美思维方式差异的形成与两国截然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国；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方式；哲学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05-05
一、引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构成一个文化体系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文化体系区别于另一文化体系的质的规定性”，[1]它决定着人们看待事物时的角度与方式。“该时代社会的、日常的和方法论的等诸方面的普遍的观念和思潮，均具体表现在思维方式中”，[2]因此，造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体系外在显象层面诸多差异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即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最基本差异的根源，应于思维方式的不同。”[3]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思维传统，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精神遗传”最根本的内容。一种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主要通过教育、游戏等多种社会化途径转化为个体的思维方式，而该种文化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则相应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思维方式形成的“母体”与“原型”。作为国家决策者的精英人物也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变化天然地受到该种文化体系的制约、规范和引导，其制定的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带有本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烙印”。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其精英人物的“内化”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能够相应折射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通过比较种种具体可感的形式来寻求其背后的“精神”或文化的深层含义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比较国家的对外战略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与思路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遵循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来制定与实施对外战略。冷战后，中美两国沿着各自不同的思维轨迹展开对外战略，呈现出明显差异性。本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来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本体论的差异，以利于我们从更高的人文层次上把握中美对外战略的轨迹与发展方向。
二、中美在冷战后对外战略中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
1.在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9·11事件后，美国把袭击本国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现实的、挑战美国的“邪恶”敌人，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2002年小布什政府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朗、伊拉克、朝鲜）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其目的是威胁世界和平”，[4]并放言“要把邪恶从世界上扫除干净”。[5]与此同时，尽管最大的敌人苏联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始终不渝”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潜在敌人并加以防范。此外，美国还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美国宣称：“我们坚信自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4]“我们设法使所有的国家提高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程度，促进它们向民主制度的演变。”[5]进一步加强“民主输出”与“人权外交”的力度。冷战后，中国则继续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下，深入开展无敌国外交与多元化外交。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天下朋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致力于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积极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见，在对外战略中，美国始终将世界视为一个善恶二元对立的世界，一个不断出现敌人与对立面的世界，一个分裂的世界。“世界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自由世界’和专制社会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6]25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直言：“如果没有‘邪恶的国家’，美国人存在的意义何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何在？”[7]另外，美国对外战略深受基督教意识的影响，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怀有一种优越感，肩负着在世界建立民主国家共同体的“神圣使命”。正是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与“分裂”的世界观叠加，促使美国有一种强烈改造世界的冲动。美国“把世界的完整性看做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往往同时又是宗教使命）。一旦把世界的完整性看做是‘使命’而不是给定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为了克服所想象的分裂而发动战争，进行殖民，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征服”。[6]74因此，在美国人的头脑中，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不断会出现对立面的世界，一个需要不断去发现、不断去征服和改造“他者”的世界，一个能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世界。这种世界观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促使美国把对象看成只有善恶两面、黑白两色，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情绪化。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则视世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统一的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看待，“强调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强调世界各国相互依靠，强调国际社会共存共荣”，[8]从而消融了“我者”与“他者”的绝对二元对立，缓和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张力，使“他者”不再成为外在于“我”的绝对化对象。在中国看来，“只要在‘自己之外’存在着绝对的不可兼容的他者，就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世界”。[9]57既然世界不存在不可兼容的“他者”，那么“他者”就不再是对抗性的、不可容忍的、不共戴天的征服对象，而是可不同程度的交往合作对象，“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和平合作关系。“对于天下（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只是远近亲疏关系，而非对抗关系。”[9]57因此，中国眼中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绝对二元对立的世界，而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界；不是一个需要不断征服和改造“他者”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与“他者”和谐共处的世界；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包含多样性与差异性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观体现的是一种与“二元对立思维”截然不同的一元整体思维方式。 2.在矛盾解决方式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频频进行军事干预。小布什上台后，更是誓言：“动员国家和国际力量的一切要素开展直接和持续的行动……捣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武器制作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5]制定与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政权更迭”的军事安全战略，对外推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而中国在对待国际矛盾与纠纷的问题上，则一贯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具体到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叙利亚问题，美国就明确表示“拒绝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举行对话的呼吁”，称“目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已经没有进行谈判的机会”，[10]并直言“总统巴沙尔必须下台，叙利亚的未来不能包括巴沙尔”。[11]而中国则多次表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就制定政治过渡路线图、组建过渡管理机构等问题，找到能充分反映叙人民意愿、为叙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12]在朝核问题上，冷战后美国继续在朝鲜半岛推行“战争边缘政策”，通过不断对朝鲜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压力，以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中国则一贯主张“各方坚持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13]由此可见，中美在矛盾解决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受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影响，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肩负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代表着上帝的善。而那些没有实行民主制并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构成威胁的所谓“不自由”国家则被美国视为对立面，即敌人，冠之以“邪恶”之名。既然善恶二分，截然对立，也就不存在折中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上帝是绝不会与‘魔鬼’做交易的”，必须扬善惩恶。正如小布什所言：“在正义与残暴之间不存在中立，在清白和罪恶之间没有中立。我们正处于善与恶的冲突之中，美国将对邪恶直呼其名。在同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进行对抗的时候，我们没有制造问题，我们是在解决问题。”[14]因此，一旦被视为“邪恶的敌人”，美国就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与之做不懈的斗争，直到“邪恶”被彻底消灭。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这突显了美国偏激思维、斗争思维的特质。反观中国，受一元整体世界观的影响，中国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不存在不可兼容的“他者”，也就不存在采取极端手段来消除“异己”的意义空间。这促使中国在面对矛盾时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与磋商来求得问题解决，反对采取偏激行为。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偏执一端，推崇折中调和，用恰如其分或恰到好处的“分寸”来把握问题，求得圆满解决，这体现了一种中庸思维、“和生”思维的思考方式。
3.在国际事件归因与战略目标的选择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对于科索沃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认为是“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了攫取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导致的”。[15]而在美国看来，却是米洛舍维奇的残暴与独裁才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冲突。对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中国倾向归因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南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困化现象加剧”等因素；[16]521而美国则认为正是由于“亚洲、非洲和西半球的许多国家缺少有能力的或负责任的政府才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17]由此可见，中美对国际事件的归因角度迥然不同。中国倾向从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秩序、经济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进行归因，“把情境的、社会的因素当作事件与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18]116侧重从一般的、本质的层面着眼，较少考虑个别的、特殊的情况。遇事先求从总体上把握，再考虑部分，这表现为一种综合思维结构。美国则倾向把事件归因于某个国家或领导人的特质等微观层面，“把个体的内在特征当作事件与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18]116较少考虑背景、情境的因素，更侧重于从个体性、特殊性入手来考虑问题，这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分析思维模式。
在战略目标的制定顺序上也同样表现出中美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中国将自身与世界有机联系起来，将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视世界和平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前提，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和平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9]47美国则把“确保本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视为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其次是履行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繁荣”。[17]美国视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为承担国际义务、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世界和平繁荣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只有当自身利益目标实现时才有可能实现盟友乃至世界和平繁荣这一更大的目标，“当美国的利益得到保护时，美国及其盟国和盟友就会享受到和平与自由带来的繁荣。”[17]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才包含太多的一己之私，缺乏从建设性的角度对世界整体性利益考虑的动力，心中也就“不会有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6]24
4.在对民主的理解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布什上台后在手持大棒的同时，也把在国外促进民主注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致力于加强和扩大民主与保证个人权利的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克林顿政府更是积极对外进行“民主输出”，制定了要把“市场民主制国家的大家庭”扩大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并首次将“增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明确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最终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小布什政府则把反恐与对外“民主输出”有机结合，把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视为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本之举，制定并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改造阿拉伯世界。冷战后，中国则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积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国际社会中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主张任何国家都有自主选择自己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16]526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各国平等相处，尊重世界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共同繁荣。可以看出，中美对于民主理解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受二元对立世界观和基督教意识的影响，把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世界，最终实现民主体制的一统天下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崇高使命。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形象地指出：“美国的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正是基督教赋予美国的把世界从撒旦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使命的世俗表达。”[21]可以说，这种意识促使美国怀有强烈的“输出民主”、建立民主共同体的欲望。因此，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民主”就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并把捍卫、传播这种价值观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认为自己有义务与责任对所谓的“非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不管其愿意与否），帮助其脱离“苦海”。可见，美国是以绝对化的“我”之视角来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的，遵循的是“己所欲，必施与人”的行为准则。只要“我”认为是“我”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他也一定需要，出于基督教的“爱”，“我”必须主动向他提供“我”认为他需要的东西，换而言之，只要“我”认为“我”给他的东西是他需要的，不管他是否理解或需要，都是应该的、合理的、适当的。这种思维路径其实抹杀了“我”与他的个体性差异，忽视了“我”与他的不同生存境遇。纯粹是以“我”之想法为中心，用“我”之观点看问题，“我”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他者完全被纳入到“我”的轨道中，这实质上是一种由“己”而“人”的单向度思维，以“我”之欲度他之欲。反观中国，受“统一”世界观的影响，不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视为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和平合作关系，加之建国前的“百年”屈辱历史让中国对外来干涉特别反感，促使中国特别重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平等，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各国都可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江泽民就曾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由此观之，中国把“民主”视为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主张平等相待、共同协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这意味着中国不是单从“我”之视角来处理“我”与他的关系，而是从他的角度出发，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我”不再是单一的绝对化的主体，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我”的视野之中，成为一种限定“我”的行为标准的外在力量。他的诉求是“我”之诉求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我”的行为界限。因此这不再是一种由“己”而“人”的单向、一维关系，而是“己”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己”与“人”的双向度思维。正是在这种双向度思维过程中，“我”与他的个体差异得到显现，“我”与他的平等关系得以构筑。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当代的中国，还是古代强盛的汉唐，都没有向外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而是采取一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和谐相处。这与遵循单向思维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调改造世界、征服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 5.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解读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冷战后，中国积极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此，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在经济领域提供公共产品，逐步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保持与主要大国和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的是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建设富裕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新领导层知道，与主要大国和中国邻国保持稳定与和平关系，符合中国利益，因为这将使中国集中精力关注国内挑战，到21世纪中期将中国‘建成富裕社会’。”“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及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以构建更合理公正的中国。”[22]8-9正因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么中国就会保持隐忍的态度，采取低姿态的政策，通过承受部分利益的损失来减少与周边国家的正面摩擦，避免激化矛盾。中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令人生畏的内部问题上，对外不会采取强硬举措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抗。[22]6可见，美国在思考问题时遵循的是线性逻辑思维路径，在一个意义链条中进行思索与求证，根据一定的前提推出可信的结论。但这种思维并未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准确的战略预判。事实上，中国近期在东海、南海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强硬举措都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在中国看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3]通过一时的隐忍与克制的确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安全收益的消极举措，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获得善意的回应，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使自身的核心利益持续受损，而且使获得安全收益的成本大大提高，保持一个持续和平稳定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反而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相反，放弃核心利益的和平发展不是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在中国的眼界中，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两者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在一条意义链上线性展开，而是把认知的紧张与冲动向另一条意义链传递，通过意义链条之间的相互意指而达成意义的理解，遵循的是一种“法象”思维结构。这种思维方式无疑促使中国在对自身战略的认识与理解上带有明显的“非线性”与“辩证”特征。
三、中美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分野
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该民族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密切相关。“先有本体论，然后才有思维方式；只有形成对事物一般看法的本体论观点，才能形成与之相应的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24]可以说，一个民族在特定生存境遇下孕育出的哲学本体论影响着该民族思维方式的未来走向。
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发展出了斗争哲学。他指出整个世界就是“永恒的活火”，“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争斗哲学因顺应私有制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掠夺征战中鼓舞斗志，故熔铸了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本质特征。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战争是万有之父、万有之王”被奉为圣灵，并发展成为“世界为斗争所支配”，“如果没有斗争和对立，世界就会灭亡——停滞不前而毁灭”的理论。竞争、斗争被视为永恒的自然与社会法则。可见，在西方人的世界图式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兼容的“彼岸世界”，始终存在着人与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的紧张对立。如黑格尔所言：“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现实存在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为自己的任务。”[25]因此，西方秉承的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本体论。另外，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一直存在着肯定、高扬、突出强调“自我”的思想倾向，突出“自我”的主体性、绝对性与排他性。“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热衷于追求自然真理性的‘纯一’和‘人自体’的绝对自由。”[26]4在这样的本体论影响之下，西方总是从“自我”的“特定角度”去看待客体，强调运用理性对客体进行逻辑分析，以获得“真理性”认识，进而改造客体、征服客体、主宰客体。西方人总是以“‘有’自恃、自傲、自长，总想攻伐、征服、主宰世界”。[27]西方国家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28]
在中国古代，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先哲们对此已有深入的论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礼记·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孟子曰：“天人一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董仲舒曰：“天人相类、人副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先哲们把人、天、地、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把心物看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的心性、灵魂与人的肉体，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26]206“道”孕育了万物，“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人、自然、宇宙万物是在“道”为本体的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哲学本体论是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而非西方主客二分的二元本体论。受此影响，中国人特别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同一，认为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对立关系。“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争’即竞争、冲突的状态，是对秩序的冲击，威胁着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加以防止和消除。”[29]和谐才是自然和社会万物存在的根本法则和规律，是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存在的主要方面，因而，自然的常态就是倾向于和谐状态，而不是失衡状态。这样，和平、均衡、秩序、和合、中庸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对于本体“道”的具体面相，先哲们并没有言明，因为在他们看来，本体就应该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哲学本体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然性”，中国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意会之本体论”。[30]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认识路径不是注重通过线性逻辑推理、定量分析，获得“真理性”知识，而是倾向通过对我们所熟知世界的体悟来理解与把握其背后的“规律性”。中国人的思维路径是向内追思，通过体验、顿悟、意会的方式来把握真理，而不是用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来予以层层解开或表述。[31] 结论
冷战后的中美对外战略体现了两国截然不同的认知视角与分析方式，而这与两国独特的哲学本体论不无关系。正是由于中美存在着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双方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角度不同，进而引起双方在观点、立场上的矛盾与对立，因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胡锦涛所说：“充分沟通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基础，再先进的通信技术也取代不了面对面的交流。”[32]特别是对当下普遍存在着“信任赤字”、战略互信缺失的中美关系而言，更亟须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加强战略互动，防止信息误读、战略误判。同时，应建立起机制化、常态化的战略对话与沟通渠道，以破解双方战略互动不足、战略互信缺乏的困境，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进行“换位”思考，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利用其思维方式来预测其未来可能的战略走向，并制定好相应的对策，以便将来能够有效地规避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在未来的中美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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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简介：刘少华（1963-），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公共安全；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关键词：中国；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方式；哲学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05-05
一、引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构成一个文化体系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文化体系区别于另一文化体系的质的规定性”，[1]它决定着人们看待事物时的角度与方式。“该时代社会的、日常的和方法论的等诸方面的普遍的观念和思潮，均具体表现在思维方式中”，[2]因此，造成不同民族的文化体系外在显象层面诸多差异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即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最基本差异的根源，应于思维方式的不同。”[3]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思维传统，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精神遗传”最根本的内容。一种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主要通过教育、游戏等多种社会化途径转化为个体的思维方式，而该种文化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则相应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思维方式形成的“母体”与“原型”。作为国家决策者的精英人物也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变化天然地受到该种文化体系的制约、规范和引导，其制定的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带有本文化体系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烙印”。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其精英人物的“内化”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能够相应折射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通过比较种种具体可感的形式来寻求其背后的“精神”或文化的深层含义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比较国家的对外战略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与思路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遵循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来制定与实施对外战略。冷战后，中美两国沿着各自不同的思维轨迹展开对外战略，呈现出明显差异性。本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来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本体论的差异，以利于我们从更高的人文层次上把握中美对外战略的轨迹与发展方向。
二、中美在冷战后对外战略中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
1.在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9·11事件后，美国把袭击本国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现实的、挑战美国的“邪恶”敌人，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2002年小布什政府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朗、伊拉克、朝鲜）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其目的是威胁世界和平”，[4]并放言“要把邪恶从世界上扫除干净”。[5]与此同时，尽管最大的敌人苏联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始终不渝”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潜在敌人并加以防范。此外，美国还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美国宣称：“我们坚信自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4]“我们设法使所有的国家提高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程度，促进它们向民主制度的演变。”[5]进一步加强“民主输出”与“人权外交”的力度。冷战后，中国则继续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下，深入开展无敌国外交与多元化外交。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天下朋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致力于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积极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可见，在对外战略中，美国始终将世界视为一个善恶二元对立的世界，一个不断出现敌人与对立面的世界，一个分裂的世界。“世界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自由世界’和专制社会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6]25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直言：“如果没有‘邪恶的国家’，美国人存在的意义何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何在？”[7]另外，美国对外战略深受基督教意识的影响，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怀有一种优越感，肩负着在世界建立民主国家共同体的“神圣使命”。正是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与“分裂”的世界观叠加，促使美国有一种强烈改造世界的冲动。美国“把世界的完整性看做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往往同时又是宗教使命）。一旦把世界的完整性看做是‘使命’而不是给定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为了克服所想象的分裂而发动战争，进行殖民，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征服”。[6]74因此，在美国人的头脑中，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不断会出现对立面的世界，一个需要不断去发现、不断去征服和改造“他者”的世界，一个能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各个角落的世界。这种世界观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促使美国把对象看成只有善恶两面、黑白两色，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情绪化。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则视世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统一的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看待，“强调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强调世界各国相互依靠，强调国际社会共存共荣”，[8]从而消融了“我者”与“他者”的绝对二元对立，缓和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张力，使“他者”不再成为外在于“我”的绝对化对象。在中国看来，“只要在‘自己之外’存在着绝对的不可兼容的他者，就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世界”。[9]57既然世界不存在不可兼容的“他者”，那么“他者”就不再是对抗性的、不可容忍的、不共戴天的征服对象，而是可不同程度的交往合作对象，“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和平合作关系。“对于天下（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只是远近亲疏关系，而非对抗关系。”[9]57因此，中国眼中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绝对二元对立的世界，而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界；不是一个需要不断征服和改造“他者”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与“他者”和谐共处的世界；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包含多样性与差异性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观体现的是一种与“二元对立思维”截然不同的一元整体思维方式。 2.在矛盾解决方式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频频进行军事干预。小布什上台后，更是誓言：“动员国家和国际力量的一切要素开展直接和持续的行动……捣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武器制作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5]制定与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政权更迭”的军事安全战略，对外推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而中国在对待国际矛盾与纠纷的问题上，则一贯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具体到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叙利亚问题，美国就明确表示“拒绝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举行对话的呼吁”，称“目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已经没有进行谈判的机会”，[10]并直言“总统巴沙尔必须下台，叙利亚的未来不能包括巴沙尔”。[11]而中国则多次表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就制定政治过渡路线图、组建过渡管理机构等问题，找到能充分反映叙人民意愿、为叙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12]在朝核问题上，冷战后美国继续在朝鲜半岛推行“战争边缘政策”，通过不断对朝鲜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压力，以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中国则一贯主张“各方坚持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13]由此可见，中美在矛盾解决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受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影响，美国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肩负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代表着上帝的善。而那些没有实行民主制并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构成威胁的所谓“不自由”国家则被美国视为对立面，即敌人，冠之以“邪恶”之名。既然善恶二分，截然对立，也就不存在折中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上帝是绝不会与‘魔鬼’做交易的”，必须扬善惩恶。正如小布什所言：“在正义与残暴之间不存在中立，在清白和罪恶之间没有中立。我们正处于善与恶的冲突之中，美国将对邪恶直呼其名。在同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进行对抗的时候，我们没有制造问题，我们是在解决问题。”[14]因此，一旦被视为“邪恶的敌人”，美国就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与之做不懈的斗争，直到“邪恶”被彻底消灭。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这突显了美国偏激思维、斗争思维的特质。反观中国，受一元整体世界观的影响，中国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不存在不可兼容的“他者”，也就不存在采取极端手段来消除“异己”的意义空间。这促使中国在面对矛盾时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与磋商来求得问题解决，反对采取偏激行为。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偏执一端，推崇折中调和，用恰如其分或恰到好处的“分寸”来把握问题，求得圆满解决，这体现了一种中庸思维、“和生”思维的思考方式。
3.在国际事件归因与战略目标的选择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对于科索沃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认为是“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了攫取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导致的”。[15]而在美国看来，却是米洛舍维奇的残暴与独裁才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冲突。对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中国倾向归因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南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困化现象加剧”等因素；[16]521而美国则认为正是由于“亚洲、非洲和西半球的许多国家缺少有能力的或负责任的政府才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17]由此可见，中美对国际事件的归因角度迥然不同。中国倾向从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秩序、经济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进行归因，“把情境的、社会的因素当作事件与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18]116侧重从一般的、本质的层面着眼，较少考虑个别的、特殊的情况。遇事先求从总体上把握，再考虑部分，这表现为一种综合思维结构。美国则倾向把事件归因于某个国家或领导人的特质等微观层面，“把个体的内在特征当作事件与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18]116较少考虑背景、情境的因素，更侧重于从个体性、特殊性入手来考虑问题，这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分析思维模式。
在战略目标的制定顺序上也同样表现出中美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中国将自身与世界有机联系起来，将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视世界和平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前提，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和平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9]47美国则把“确保本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视为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其次是履行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繁荣”。[17]美国视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为承担国际义务、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世界和平繁荣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只有当自身利益目标实现时才有可能实现盟友乃至世界和平繁荣这一更大的目标，“当美国的利益得到保护时，美国及其盟国和盟友就会享受到和平与自由带来的繁荣。”[17]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才包含太多的一己之私，缺乏从建设性的角度对世界整体性利益考虑的动力，心中也就“不会有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6]24
4.在对民主的理解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布什上台后在手持大棒的同时，也把在国外促进民主注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致力于加强和扩大民主与保证个人权利的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克林顿政府更是积极对外进行“民主输出”，制定了要把“市场民主制国家的大家庭”扩大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并首次将“增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明确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最终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小布什政府则把反恐与对外“民主输出”有机结合，把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视为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本之举，制定并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改造阿拉伯世界。冷战后，中国则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积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国际社会中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主张任何国家都有自主选择自己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16]526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各国平等相处，尊重世界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共同繁荣。可以看出，中美对于民主理解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受二元对立世界观和基督教意识的影响，把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世界，最终实现民主体制的一统天下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崇高使命。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形象地指出：“美国的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正是基督教赋予美国的把世界从撒旦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使命的世俗表达。”[21]可以说，这种意识促使美国怀有强烈的“输出民主”、建立民主共同体的欲望。因此，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民主”就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并把捍卫、传播这种价值观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认为自己有义务与责任对所谓的“非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不管其愿意与否），帮助其脱离“苦海”。可见，美国是以绝对化的“我”之视角来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的，遵循的是“己所欲，必施与人”的行为准则。只要“我”认为是“我”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他也一定需要，出于基督教的“爱”，“我”必须主动向他提供“我”认为他需要的东西，换而言之，只要“我”认为“我”给他的东西是他需要的，不管他是否理解或需要，都是应该的、合理的、适当的。这种思维路径其实抹杀了“我”与他的个体性差异，忽视了“我”与他的不同生存境遇。纯粹是以“我”之想法为中心，用“我”之观点看问题，“我”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他者完全被纳入到“我”的轨道中，这实质上是一种由“己”而“人”的单向度思维，以“我”之欲度他之欲。反观中国，受“统一”世界观的影响，不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视为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和平合作关系，加之建国前的“百年”屈辱历史让中国对外来干涉特别反感，促使中国特别重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平等，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各国都可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江泽民就曾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由此观之，中国把“民主”视为国与国之间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主张平等相待、共同协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这意味着中国不是单从“我”之视角来处理“我”与他的关系，而是从他的角度出发，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我”不再是单一的绝对化的主体，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我”的视野之中，成为一种限定“我”的行为标准的外在力量。他的诉求是“我”之诉求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我”的行为界限。因此这不再是一种由“己”而“人”的单向、一维关系，而是“己”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己”与“人”的双向度思维。正是在这种双向度思维过程中，“我”与他的个体差异得到显现，“我”与他的平等关系得以构筑。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当代的中国，还是古代强盛的汉唐，都没有向外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而是采取一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和谐相处。这与遵循单向思维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调改造世界、征服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 5.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解读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冷战后，中国积极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此，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在经济领域提供公共产品，逐步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保持与主要大国和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的是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建设富裕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新领导层知道，与主要大国和中国邻国保持稳定与和平关系，符合中国利益，因为这将使中国集中精力关注国内挑战，到21世纪中期将中国‘建成富裕社会’。”“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及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以构建更合理公正的中国。”[22]8-9正因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么中国就会保持隐忍的态度，采取低姿态的政策，通过承受部分利益的损失来减少与周边国家的正面摩擦，避免激化矛盾。中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令人生畏的内部问题上，对外不会采取强硬举措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抗。[22]6可见，美国在思考问题时遵循的是线性逻辑思维路径，在一个意义链条中进行思索与求证，根据一定的前提推出可信的结论。但这种思维并未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准确的战略预判。事实上，中国近期在东海、南海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强硬举措都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在中国看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3]通过一时的隐忍与克制的确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安全收益的消极举措，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获得善意的回应，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使自身的核心利益持续受损，而且使获得安全收益的成本大大提高，保持一个持续和平稳定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反而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相反，放弃核心利益的和平发展不是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在中国的眼界中，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两者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在一条意义链上线性展开，而是把认知的紧张与冲动向另一条意义链传递，通过意义链条之间的相互意指而达成意义的理解，遵循的是一种“法象”思维结构。这种思维方式无疑促使中国在对自身战略的认识与理解上带有明显的“非线性”与“辩证”特征。
三、中美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分野
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该民族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密切相关。“先有本体论，然后才有思维方式；只有形成对事物一般看法的本体论观点，才能形成与之相应的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24]可以说，一个民族在特定生存境遇下孕育出的哲学本体论影响着该民族思维方式的未来走向。
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发展出了斗争哲学。他指出整个世界就是“永恒的活火”，“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争斗哲学因顺应私有制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掠夺征战中鼓舞斗志，故熔铸了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本质特征。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战争是万有之父、万有之王”被奉为圣灵，并发展成为“世界为斗争所支配”，“如果没有斗争和对立，世界就会灭亡——停滞不前而毁灭”的理论。竞争、斗争被视为永恒的自然与社会法则。可见，在西方人的世界图式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兼容的“彼岸世界”，始终存在着人与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的紧张对立。如黑格尔所言：“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现实存在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为自己的任务。”[25]因此，西方秉承的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本体论。另外，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一直存在着肯定、高扬、突出强调“自我”的思想倾向，突出“自我”的主体性、绝对性与排他性。“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热衷于追求自然真理性的‘纯一’和‘人自体’的绝对自由。”[26]4在这样的本体论影响之下，西方总是从“自我”的“特定角度”去看待客体，强调运用理性对客体进行逻辑分析，以获得“真理性”认识，进而改造客体、征服客体、主宰客体。西方人总是以“‘有’自恃、自傲、自长，总想攻伐、征服、主宰世界”。[27]西方国家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28]
在中国古代，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先哲们对此已有深入的论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礼记·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孟子曰：“天人一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董仲舒曰：“天人相类、人副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先哲们把人、天、地、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把心物看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的心性、灵魂与人的肉体，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26]206“道”孕育了万物，“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人、自然、宇宙万物是在“道”为本体的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哲学本体论是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而非西方主客二分的二元本体论。受此影响，中国人特别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同一，认为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对立关系。“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争’即竞争、冲突的状态，是对秩序的冲击，威胁着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加以防止和消除。”[29]和谐才是自然和社会万物存在的根本法则和规律，是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存在的主要方面，因而，自然的常态就是倾向于和谐状态，而不是失衡状态。这样，和平、均衡、秩序、和合、中庸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对于本体“道”的具体面相，先哲们并没有言明，因为在他们看来，本体就应该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哲学本体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然性”，中国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意会之本体论”。[30]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认识路径不是注重通过线性逻辑推理、定量分析，获得“真理性”知识，而是倾向通过对我们所熟知世界的体悟来理解与把握其背后的“规律性”。中国人的思维路径是向内追思，通过体验、顿悟、意会的方式来把握真理，而不是用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来予以层层解开或表述。[31] 结论
冷战后的中美对外战略体现了两国截然不同的认知视角与分析方式，而这与两国独特的哲学本体论不无关系。正是由于中美存在着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双方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角度不同，进而引起双方在观点、立场上的矛盾与对立，因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胡锦涛所说：“充分沟通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基础，再先进的通信技术也取代不了面对面的交流。”[32]特别是对当下普遍存在着“信任赤字”、战略互信缺失的中美关系而言，更亟须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加强战略互动，防止信息误读、战略误判。同时，应建立起机制化、常态化的战略对话与沟通渠道，以破解双方战略互动不足、战略互信缺乏的困境，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进行“换位”思考，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利用其思维方式来预测其未来可能的战略走向，并制定好相应的对策，以便将来能够有效地规避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在未来的中美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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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N].人民日报，2010-5-25（2）.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简介：刘少华（1963-），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公共安全；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