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高密，又称凤城，据当地人称曾有凤凰到此，这一说法无从考证。在“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中，莫言塑造了诸多性格各异的女性，从《红高粱》的奇女子戴凤莲，到《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再到《檀香刑》中的孙眉，这些于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
11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平安庄家家户户的农房旁边堆满了一人多高的一筐筐玉米棒，门口晒着成片剥好的玉米粒。当一拨又一拨访客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和录音笔走进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时，平安庄那些戴着头巾的女人们坐在家门口一边就着箩筐掰玉米，一边笑着问来客：“是记者吧？来采访莫言吧？”
坐在齐小腿高的板凳上或农房暖炕上，或站在莫言旧居门口，平安庄若干不同年岁的女人们缓缓讲述了各自过往的年月。在那些丢失了日期的回忆中，平安庄的女人或多或少再现了“高密东北乡”女人的风采。
高粱地上的烈女子
《红高粱家族》中，“公公丈夫”被杀后，“我奶奶”在曹县长面前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在解释自己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有女性至上的感觉时，莫言解释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身为女性的母亲和奶奶，她们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在平安庄，74岁的村民魏治兰还记得自己六七岁时，哥哥去当兵了，家里徒留五个女人。有一天，魏治兰一家还没来得及跑，便被几个带着刺刀的日本兵堵在家里。“他们非要拉我嫂嫂走，我妈妈挺勇敢的，就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那样，挡在我嫂子面前，张开双手对着拿刺刀的人说‘你们先捅死我吧’。”日本兵终于被魏治兰母亲的气势所逼退。
抗日战争时期，高密的女人们为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做出了诸多贡献。
1940年初春，高密县第八区的前屯村（现属安丘市）牛玉华、刘新、牛玉丽、李自珍四位女青年秘密奔赴鲁东南根据地，成为高密首批向根据地输送的女性骨干。
当时，从高密到沂蒙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可谓艰险重重，既要冲破重重封锁线，又要掩人耳目，还要克服和解决来自家庭的阻挠和羁绊。当时在乡村，对一个未婚的女性青年来说，不告而别离家出走意味着身败名裂，但这四位女青年为抗日毅然决然投奔解放区。后来牛玉华成为高密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第一个女记者、女作家。
在高密，还有一位名为李提兰的女性，因为勇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婚姻自由，而广为人知。解放前夕，高密姜庄区李家长村人李提兰被家人包办婚姻，要被迫嫁给一高姓农民。当时李提兰只有18岁，而高已年近40岁，李提兰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拒绝与高成婚。但最后还是被家人强拉硬拖与高成婚。
李提兰见反抗不成，就装痴卖傻，形同疯子。婆家见她成了疯子，就放她回家。她离开婆家后，逃往东北牡丹江，在东北和一个情投意合的青年结了婚。李提兰虽然反抗包办婚姻成功，但当时由于没有法律保护，整天提心吊胆。
直到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李提兰才挺直腰杆回老家省亲。高密县委曾将李提兰的遭遇编成活报剧、故事、快板书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动了全县新《婚姻法》的贯彻落实。据统计，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县就有702对因父母包办或买卖婚姻而造成夫妇不和的夫妇离了婚，而另有1012对自由恋爱的青年登记结了婚。
母亲的双重压力
《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场景，上官鲁氏在生产队趁干部不注意时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生育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但对难产的儿媳却不闻不问。
这样的情节听起来离奇，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莫言的母亲曾经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在平安庄，74岁的村民魏治兰听母亲说过，旧社会时（解放前），女人的确不太被重视，男人吃细粮，女人吃粗粮。那时候，驴子就是全家的一笔大财产。有时一户人家买不起驴，只好两三户人家合买一头分时段用驴耕地。
魏治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魏治兰的月子坐得并不安稳，饥饿是最大的问题。“吃饭时都要把碗添得干干净净，亮亮的，到后来，根本不是吃不饱，而是没得吃，铁耙子从一垄垄地里挖过去，挖不到一个地瓜。”由于吃不饱，奶水少，魏治兰只得把为数不多的地瓜捣烂，用手指抹一层地瓜泥，喂给哺乳期的孩子。“一塞嘴里，小孩就吐，吐了就再喂。”要是孩子拉肚子，魏治兰就再喂点药。
甜菜丝、茅草根、野菜、水草，就连嫩头的棉花植株都被村民们啃没了，“村里都看不到绿色了”。村里的孩子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当野菜都没得挖时，村民们就开始爬到树上摘树叶，“把树叶用水透一透（煮煮）就吃，有点苦，但后来连树叶都抢光了，当时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东西，什么都吃，拉不出就用手指抠。”
吃饭成了村庄的头等大事，魏治兰天天拎着篮子外出挖野菜。村外是一片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春天时，魏治兰挖草根剜野菜；冬季，平安庄那些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待到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子搅，一直搅成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
坐在暖炕上，62岁的村民王守义和老伴高仁坤回忆起在生产队干活的时期，笑着说，由于吃不饱，干活累，那一阵子两人没少吵架。直到后来“生活逐渐好起来”，夫妻俩吵架的频率才不那么高。高仁坤怀了孩子后，条件比10年前魏治兰第一次坐月子时好一些，冬天她还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汤。怀孕后，高仁坤还常到生产队的地里偷偷地捡麦穗。“不怕掉孩子，怀孕也去干。” 据《高密县志》记载，乾隆时高密县寡妇傅单氏守节31年，“持家有方”，以致“家业五倍于原产”，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在高密平安庄，多数女人虽不曾成为女富豪，却以一双双巧手做饭、纺织、纳鞋底、忙农活，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女人们在娘家就得学一手好女红，纳鞋底、补褂子。
在平安庄第二生产队，高仁坤白天割草喂牛，晚上洗好碗筷后，孩子们在一边玩，她开始纺线、纳鞋底、做鞋子。“生产队那时整天开会，还不能随便说不去，开会时不让人干活。”但一家人老老小小的鞋子都等着她做，无奈之下，高仁坤只好将没做完的鞋子藏在衣服里去开会。开会时，她偷偷找个角落，用针扯着麻线纳鞋底。有时来不及做，她还把布和线带到地里，趁着休息时忙活一阵。就在这种“游击队式”的忙碌中，高仁坤一年里能为老伴做成七八双鞋。
今天，高密文化馆还陈列着“巧妇秀艺”等情景雕像：在一张炕上，四个身穿花布衣的农家姑娘围坐在一起，左手拿线，右手持剪，忙活女红……
姑姑的故事
莫言在小说《蛙》中讲述的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的生育史。该作品中“姑姑”的原型就是莫言的小姑管贻兰。管贻兰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退休前是大栏乡卫生院的副院长。因为医术精湛，她在村中比较有名。
管贻兰1956年参加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周围村里的孩子也大都是她接生的，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
平安庄村民王德才说，管贻兰是跟她父亲学的中医，“给女人和小孩看病挺厉害的”。平时，管贻兰也会背个小药箱，在村里走动。有村民干农活时用镰刀伤了手，也到管贻兰的诊所就诊，看不了的，再去当时的河崖公社医院。
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给奖励油票、布票。每到一个村庄，村民见了她都是笑脸相迎。“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一进村庄按铃声，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管贻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当时许多村民对计划生育政策充满抵触情绪，这让管贻兰成为一个不受乡亲们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
为了控制生育，平安庄基层工作人员采取了很多办法，违反生育政策的，除了要受到经济处罚，还会被取消劳动资格，导致没有粮食吃。
这段时间，平安庄的妇女干部魏治兰也负责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一旦发现不合要求的怀孕情况，她就上门劝孕妇到医院流产。但魏治兰在村里的口碑并不糟糕，“她就是上门劝劝，劝不了的，她也不做过分的事。”
在家门口剥玉米棒时，78岁的王瑞莲说：“在农村，生儿子就是那么一个希望吧！”当年，为了躲避计生工作人员的“围堵”，村中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至于莫言在小说里描写的，挖了条漫长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样的事倒没有听说”。如今在平安庄，马路边的农房墙上还印着“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新农村建设”等诸多标语。魏治兰低低地说了一句：“现在做计划生育工作可比当年容易多了。”
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一文中，莫言曾说：“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
莫言得奖时，村庄的男人喝酒放鞭炮庆贺，女人们笑着感慨说：“莫言小时候就是很聪明的。”今天，平安庄那些上了岁数的女人都能清清楚楚地说出“诺贝尔奖”四个字，只是，转过身，她们戴上头巾，又开始迎风在平地上晒玉米，铺尼龙膜。诚然，在莫言虚构的“高密东北乡”之外的真实世界，平安庄的女人们一如既往地延续着自己的生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
11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平安庄家家户户的农房旁边堆满了一人多高的一筐筐玉米棒，门口晒着成片剥好的玉米粒。当一拨又一拨访客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和录音笔走进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时，平安庄那些戴着头巾的女人们坐在家门口一边就着箩筐掰玉米，一边笑着问来客：“是记者吧？来采访莫言吧？”
坐在齐小腿高的板凳上或农房暖炕上，或站在莫言旧居门口，平安庄若干不同年岁的女人们缓缓讲述了各自过往的年月。在那些丢失了日期的回忆中，平安庄的女人或多或少再现了“高密东北乡”女人的风采。
高粱地上的烈女子
《红高粱家族》中，“公公丈夫”被杀后，“我奶奶”在曹县长面前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在解释自己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有女性至上的感觉时，莫言解释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身为女性的母亲和奶奶，她们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在平安庄，74岁的村民魏治兰还记得自己六七岁时，哥哥去当兵了，家里徒留五个女人。有一天，魏治兰一家还没来得及跑，便被几个带着刺刀的日本兵堵在家里。“他们非要拉我嫂嫂走，我妈妈挺勇敢的，就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那样，挡在我嫂子面前，张开双手对着拿刺刀的人说‘你们先捅死我吧’。”日本兵终于被魏治兰母亲的气势所逼退。
抗日战争时期，高密的女人们为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做出了诸多贡献。
1940年初春，高密县第八区的前屯村（现属安丘市）牛玉华、刘新、牛玉丽、李自珍四位女青年秘密奔赴鲁东南根据地，成为高密首批向根据地输送的女性骨干。
当时，从高密到沂蒙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可谓艰险重重，既要冲破重重封锁线，又要掩人耳目，还要克服和解决来自家庭的阻挠和羁绊。当时在乡村，对一个未婚的女性青年来说，不告而别离家出走意味着身败名裂，但这四位女青年为抗日毅然决然投奔解放区。后来牛玉华成为高密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第一个女记者、女作家。
在高密，还有一位名为李提兰的女性，因为勇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婚姻自由，而广为人知。解放前夕，高密姜庄区李家长村人李提兰被家人包办婚姻，要被迫嫁给一高姓农民。当时李提兰只有18岁，而高已年近40岁，李提兰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拒绝与高成婚。但最后还是被家人强拉硬拖与高成婚。
李提兰见反抗不成，就装痴卖傻，形同疯子。婆家见她成了疯子，就放她回家。她离开婆家后，逃往东北牡丹江，在东北和一个情投意合的青年结了婚。李提兰虽然反抗包办婚姻成功，但当时由于没有法律保护，整天提心吊胆。
直到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李提兰才挺直腰杆回老家省亲。高密县委曾将李提兰的遭遇编成活报剧、故事、快板书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动了全县新《婚姻法》的贯彻落实。据统计，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县就有702对因父母包办或买卖婚姻而造成夫妇不和的夫妇离了婚，而另有1012对自由恋爱的青年登记结了婚。
母亲的双重压力
《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场景，上官鲁氏在生产队趁干部不注意时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生育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但对难产的儿媳却不闻不问。
这样的情节听起来离奇，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莫言的母亲曾经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在平安庄，74岁的村民魏治兰听母亲说过，旧社会时（解放前），女人的确不太被重视，男人吃细粮，女人吃粗粮。那时候，驴子就是全家的一笔大财产。有时一户人家买不起驴，只好两三户人家合买一头分时段用驴耕地。
魏治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魏治兰的月子坐得并不安稳，饥饿是最大的问题。“吃饭时都要把碗添得干干净净，亮亮的，到后来，根本不是吃不饱，而是没得吃，铁耙子从一垄垄地里挖过去，挖不到一个地瓜。”由于吃不饱，奶水少，魏治兰只得把为数不多的地瓜捣烂，用手指抹一层地瓜泥，喂给哺乳期的孩子。“一塞嘴里，小孩就吐，吐了就再喂。”要是孩子拉肚子，魏治兰就再喂点药。
甜菜丝、茅草根、野菜、水草，就连嫩头的棉花植株都被村民们啃没了，“村里都看不到绿色了”。村里的孩子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当野菜都没得挖时，村民们就开始爬到树上摘树叶，“把树叶用水透一透（煮煮）就吃，有点苦，但后来连树叶都抢光了，当时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东西，什么都吃，拉不出就用手指抠。”
吃饭成了村庄的头等大事，魏治兰天天拎着篮子外出挖野菜。村外是一片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春天时，魏治兰挖草根剜野菜；冬季，平安庄那些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待到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子搅，一直搅成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
坐在暖炕上，62岁的村民王守义和老伴高仁坤回忆起在生产队干活的时期，笑着说，由于吃不饱，干活累，那一阵子两人没少吵架。直到后来“生活逐渐好起来”，夫妻俩吵架的频率才不那么高。高仁坤怀了孩子后，条件比10年前魏治兰第一次坐月子时好一些，冬天她还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汤。怀孕后，高仁坤还常到生产队的地里偷偷地捡麦穗。“不怕掉孩子，怀孕也去干。” 据《高密县志》记载，乾隆时高密县寡妇傅单氏守节31年，“持家有方”，以致“家业五倍于原产”，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在高密平安庄，多数女人虽不曾成为女富豪，却以一双双巧手做饭、纺织、纳鞋底、忙农活，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女人们在娘家就得学一手好女红，纳鞋底、补褂子。
在平安庄第二生产队，高仁坤白天割草喂牛，晚上洗好碗筷后，孩子们在一边玩，她开始纺线、纳鞋底、做鞋子。“生产队那时整天开会，还不能随便说不去，开会时不让人干活。”但一家人老老小小的鞋子都等着她做，无奈之下，高仁坤只好将没做完的鞋子藏在衣服里去开会。开会时，她偷偷找个角落，用针扯着麻线纳鞋底。有时来不及做，她还把布和线带到地里，趁着休息时忙活一阵。就在这种“游击队式”的忙碌中，高仁坤一年里能为老伴做成七八双鞋。
今天，高密文化馆还陈列着“巧妇秀艺”等情景雕像：在一张炕上，四个身穿花布衣的农家姑娘围坐在一起，左手拿线，右手持剪，忙活女红……
姑姑的故事
莫言在小说《蛙》中讲述的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的生育史。该作品中“姑姑”的原型就是莫言的小姑管贻兰。管贻兰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退休前是大栏乡卫生院的副院长。因为医术精湛，她在村中比较有名。
管贻兰1956年参加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周围村里的孩子也大都是她接生的，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
平安庄村民王德才说，管贻兰是跟她父亲学的中医，“给女人和小孩看病挺厉害的”。平时，管贻兰也会背个小药箱，在村里走动。有村民干农活时用镰刀伤了手，也到管贻兰的诊所就诊，看不了的，再去当时的河崖公社医院。
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给奖励油票、布票。每到一个村庄，村民见了她都是笑脸相迎。“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一进村庄按铃声，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管贻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当时许多村民对计划生育政策充满抵触情绪，这让管贻兰成为一个不受乡亲们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
为了控制生育，平安庄基层工作人员采取了很多办法，违反生育政策的，除了要受到经济处罚，还会被取消劳动资格，导致没有粮食吃。
这段时间，平安庄的妇女干部魏治兰也负责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一旦发现不合要求的怀孕情况，她就上门劝孕妇到医院流产。但魏治兰在村里的口碑并不糟糕，“她就是上门劝劝，劝不了的，她也不做过分的事。”
在家门口剥玉米棒时，78岁的王瑞莲说：“在农村，生儿子就是那么一个希望吧！”当年，为了躲避计生工作人员的“围堵”，村中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至于莫言在小说里描写的，挖了条漫长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样的事倒没有听说”。如今在平安庄，马路边的农房墙上还印着“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新农村建设”等诸多标语。魏治兰低低地说了一句：“现在做计划生育工作可比当年容易多了。”
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一文中，莫言曾说：“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
莫言得奖时，村庄的男人喝酒放鞭炮庆贺，女人们笑着感慨说：“莫言小时候就是很聪明的。”今天，平安庄那些上了岁数的女人都能清清楚楚地说出“诺贝尔奖”四个字，只是，转过身，她们戴上头巾，又开始迎风在平地上晒玉米，铺尼龙膜。诚然，在莫言虚构的“高密东北乡”之外的真实世界，平安庄的女人们一如既往地延续着自己的生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