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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被委任为人民大学校长时，陈雨露调侃自己是“小马拉大车”，彼时他45岁，觉得自己是“小材大用”，又因生肖属马，以此自嘲。今年10月30日，身为校长的陈雨露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时间，“学而优则仕”一词再次流行起来。
事实上，今年以来，已先后有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清华校长陈吉宁、北航校长怀进鹏、北大校长王恩哥转型从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董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吉宁等在前，陈雨露在后，国家不拘一格求人才，精英入仕不仅仅是潮流，而且是治国之法。”
“露露”履新
陈雨露在人大有一个昵称——“露露”，这是学生们给他取的。早年在金融学院教书时，因为上课生动有趣，他积累了许多原始“粉丝”。这从他写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中可见一斑。在书中，他用历史人物的故事追寻金融知识的脉络，“范仲淹的金融创新就是与民争利”“宋朝的凯恩斯主义者蔡京”等新鲜观点深浅相宜，把枯燥深奥的金融知识讲成了一个个故事。2011年做了校长后，陈雨露又成为人大有史以来最“听学生话”的校长。某年的毕业典礼上，他在与学生互动时问“想不想装空调”，学生们大呼“想”。没过几个月，学生宿舍当真全部装上了空调。
一位人大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露露”也有强硬的时候。2013年，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2330余万元。该案闹得满城风雨，人大自主招生程序备受质疑。陈雨露当机立断，决定“暂缓自主招生一年”，重新修订《人民大学自主选拔录取招生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征选本科招生社会监督员，每期10人。去年7月，人大首次策划了向媒体和公众代表公开的“本科招生录取现场”，将录取工作摊开在媒体和学生家长面前。一系列措施扫去了蔡荣生案带给人大的阴霾，挽回了人大不少声誉。
不过，陈雨露履新央行，为他“撑腰”的，还是其数十年的金融专业素养。
1983年，17岁的陈雨露高考数学得了120分满分。他希望自己的数学天分能有用武之地，便填报了重视数学的金融专业。那时，他并没想到，迈进金融圈的门槛后，自己的步子会走得这么快：26岁当讲师，36岁升任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到现在，位列央行五大副行长第二位。金融成为他人生每个阶段的钥匙。
陈雨露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等。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成为他深钻的问题。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每年定期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就是由他主导的。在今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陈雨露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币国际化积极看好的态度，称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目标已基本实现，并有望在两年内超越日元，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
早在2012年，陈雨露就与央行结缘，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成为最年轻的非官方专家委员，任期3年。当时，正值人民币国际化的冲刺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按计划将正式讨论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精通该领域的陈雨露在这个节骨眼被调入央行，有助力冲刺的考虑。
今年两会上，陈雨露指出，“新常态”需要新的政绩评价体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随后的发言中回应了陈雨露的观点，并称他“到底是大学校长，看得细”。
“教书先生”动起来
事实上，前几年就已有多位高校领导脱下教书先生的长衫穿上官服，但今年，这股风潮吹得更为集中：2015年1月，中科大校长侯建国被任命为科技部副部长;2月，清华校长陈吉宁、北航校长怀进鹏分别被任命为环保部部长和工信部副部长;3月，北大校长王恩哥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作为几位校长中唯二的“50后”， 侯建国和王恩哥的经历有些相似。1989年，侯建国在中科大获得凝聚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后，前往苏联、美国深造。1995年，他回到中科大教书，一待就是20年。侯建国素以务实闻名，做校长时，一门心思放在学校的科研上。有人曾评价侯建国：“他首先是一位科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管理者。”
王恩哥同样走的是博士毕业再出国深造的路子。他从北大物理系博士毕业后，前往美国休斯顿大学进修。2009年，他回到北大，历任研究生院院长、物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校长。他任校长时，曾勉励学生：“结交‘两个朋友’，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培养‘两种功夫’，一个是本分，一个是本事;乐于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北大人都知道这“两两金言”。
怀进鹏也是一位“纯理工男”，被公认为国内大数据专家。2013年，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他详细讲述大数据对通信模式和社会生活发展模式的影响，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作为北航校长，怀进鹏常对新生说：“成功的人生并非要赢在起跑线上，关键是在转折点。”而他的人生恰恰应了这句话。1987年，怀进鹏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航执教。北航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从讲师到校长，他的大半生履历都书写在北航。现在，怀进鹏又迎来人生第二个转折点——从校长转行做了副部长。
在任内，陈吉宁主导了清华教改和人事改革，引进国外的教职终身制——初到清华的讲师，必须在6年内评上副教授，才能确保终身制;他将教学与研究的考核方法分开，如果你致力于教学，那么发表论文不再具有强制性，另使用一套考核办法。这一系列举措，直剜高校多年积弊，被称为“海啸般的变革”。
在环保界，陈吉宁也一直非常活跃。2005年，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环评工作，提出用天然黏土防渗等做法来防止湖水渗透，而非铺设防渗膜;第二年，对松花江水污染进行环评，也由他带领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几百位科研人员历时1个多月完成的。此外，他还参与了新《环保法》的制定。这一切成为陈吉宁能够顺利接掌环保部的基础。
精英“对口输出”是潮流
纵观这一波被“掐尖挪用”的高校校长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专业深耕是他们得以被重用的主要原因。从事公共管理和领导艺术研究的董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些校长大都是专业‘对口输出’，例如研究环境的陈吉宁做了环保部部长、研究金融的陈雨露做了央行副行长、物理化学领域的精钻者侯建国做了科技部副部长。他们的专业素养，是其他一般行政官员无法替代的。”
这样对口选拔出的“学者官”，在西方被称为“技术型官僚”。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于哈佛执教;意大利新上任总理蒙蒂组成“只有专家，没有政客”的内阁。董明说：“学者在政府部门与高校之间流通，在西方国家是常态。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是苏东问题专家，原本在斯坦福任教职，后来加入小布什政府，小布什下台后，她又回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执教。”
与西方“技术型官僚”不同，我国这些校长在“华丽转身”前，几乎都是“政治素人”。他们大都先于本校学习，后于本校教书，最后做了校长，晋升之路十分单纯，不与政界挂钩。即使做了校长，学术研究与行政职务也是平分秋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校长们是无经验者。董明分析说：“校长从政，比纯学者转型到政府部门任职所要跨越的障碍小。这种优势体现在管理经验的丰富及对行政事务操作程序的熟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校园管理经验为他们转型从政搭起了一座桥梁。
不过，学者从政也存在一定的挑战。董明认为，学者做官，重心在官，学术在后。这种身份转换若转不过来，即便有再扎实的专业知识，也难做好这个官。因此，并不是所有学者都适合从政。“学者专家未做官时，只需从专业角度为政府提意见、想对策;做了官后，就不可仅从专业角度思考，还要照顾到政策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等。学者专家的理论在天，政府机关的执行在地，二者需要紧密结合。”
至于学者从政是否已成为一种潮流，董明坦言，从国家号召法律学专业精尖人士进入公检法任职，到高校校长“对口输出”至中央部委，学者从政风气已开。但与其说是学者从政，不如说是精英从政正在成为潮流。
去年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如此，不仅学者，企业高管等各领域优秀者也可直接吸纳进公务员体系。非传统型官员的补入，使政界犹如吹进一阵改革创新的清风。董明说：“这将大大拓宽从政渠道，打破原来大规模直接从公务员队伍里提拔人的老规矩。各界精英皆可从政治国，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提高的标志，有利于政府职能更加精细化。”
古有“天下平而士人皆出”，吸纳各界精英入仕是和平时期治国理政的特色。董明说，有专业背景的高校校长成为学院派高官后，精英从政将逐渐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