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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的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博士曾形象直观地比喻说：“做农业科研，最高水平就是拿诺贝尔奖；做农业科研管理，最高职位就是CGIAR秘书长。”
王韧的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17岁下乡务农，40岁辞去国际生物防治所副所长一职，回国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45岁时，他成功竞聘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2007年，他又成功当选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
竞聘在美国
2007年3月6日晚上10点，中国农科院国际合作局办公室灯火通明，局长龚锡锋和很多同事正十分关注地看着网络直播，此时，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总部，王韧登上了演讲台。
台下，坐着世界银行副行长、CGIAR的高层管理人员，评委、顾问……
作为第一位站在这个赛场上的中国选手，今天王韧要参加的是一场特殊的角逐——竞聘CGIAR秘书长。
2006年底，CGIAR面向全球招聘秘书长，并委托一家国际知名猎头公司物色人选。经过严格筛选，王韧入选15人的候选名单。此后，又经过一轮更激烈的选拔，王韧成为6位候选人之一，2007年2月他被通知到华盛顿参加面试。
CGIAR即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就是这个国人知之甚少的组织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71年成立至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成为由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CGIAR麾下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网络，人们形象地称它为“世界农业科学院”。
IRRI的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博士曾形象直观地比喻说：“做农业科研，最高水平就是拿诺贝尔奖；做农业科研管理，最高职位就是CGIAR秘书长。”10多年来，中国有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CGIAR进行了合作，先后有40多个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省、部和国家级的成果奖。自1984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获得的直接项目经费总额达到1194.20万美元。有专家指出，中国对于CGIAR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对其资源也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
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吃饭问题一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以只占世界可耕种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成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议程和公约》的制订，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等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发点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同，目前的研究重点及评价标准基本被发达国家所左右，这对未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其不利。
王韧曾经感慨：“我们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中国的主张和影响，中国人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要像研制神舟六号飞船，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那样抢占制高点，参与国际农业科学研究重点、战略和评价规则的制定，争取在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价规则制订、农业后备资源开发以及水稻、小麦等主要作物的科研攻关的战略性领域，扮演导向性的主要角色。这对于未来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王韧认为：“当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挑战时，我们有必要前瞻性地在农业科技储备和政策研究上，从国际化层面上加以考虑和部署。这样才能占领制高点，才能在5－10年后的市场较量中稳操胜券。”
多年来在国际机构中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的王韧切身体会到：“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鼓励我国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国际农业研究组织中竞聘和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发言权。”可是，在国际机构中，中国人太少了，中国人的声音也太弱了!这一次，王韧要想成功竞聘CGIAR秘书长，谈何容易?
有着近40年发展历程的CGIAR，如今正面临着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吸引更多的捐赠款，创造和谐的发展机制，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
作为2007－2012年CGIAR秘书长的候选人，王韧很快提出了自己的管理构想：“CGIAR必须要改革，但这种改革应该是渐变，而不能是骤变，更不能使用休克疗法。就像蝴蝶必须要经过蛹的挣扎，CGIAR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获得一次新生……”
说到这里，王韧轻点了一下鼠标，随即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航天飞机的大幅图片。
王韧看了看台下有些不解的观众，解释说：“CGIAR就好比是一个航天飞机系统，科学委员会和总主任好比是宇航员，各成员国则是燃料箱助推器，下属的15个研究中心是航天飞机，是完成任务的主体，而秘书处及其他指导委员会就是地面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只有主体突出、分工明确，才能高效运转，缺了谁都不行。”
2007年4月，竞争结果揭晓，由世界银行提议的对王韧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得到CGIAR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获全票通过。
从此，CGIAR第一次有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王韧也由此成为世界银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副行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
专家认为，王韧的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自己则表示：“这次能够当选，国家的强力支持是一大原因。”
填补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空白
1978年，王韧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并留校当了助教。1979年，王韧考上了中国农科院邱式邦先生的研究生。有中国“治蝗第一人”之称的邱式邦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回国后一直致力于生物防治。导师带王韧走进了一个更广博的世界，他也渐渐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
1982年，硕士毕业，王韧考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
三年的留学生活漫长而又短暂，回国后，王韧的脑海里常常会闪过这样一个画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查阅天敌防治杂草的资料，他偶然翻出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布满了圆圈、三角形等符号。后来王韧才知道，圆圈，代表开展过杂草生防；三角，是生防取得了成功。泰国、印度，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标志，可唯独中国没有任何标志。
生物防治的空白就这样留给了王韧挥之不去的烙印。
王韧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江苏，浙江……他对中国的外来杂草分布、危害以及防治现状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王韧在《生物防治通报》上发表了《我国杂草生防现状及若干问题的讨 论》，第一次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我国开展杂草生防的一些基本思路。
他联合20多位从事农业科研、医疗和环境保护的知名科学家联合向社会发出了《关于联合起来开展豚草研究和防治的呼吁书》。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他拨款几十万，全力支持他的科研计划。
在那段时间，王韧完成了多项重大课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导师邱式邦鼓励王韧说：“你主意多，就多搞些课题让大家做。”
一个人带起了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带动了一个学科。
在王韧的组织带动下，国内的杂草防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零散薄弱的杂草生物防治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活跃的学科体系；草害被加进了生物防治的目标，防治试验在东北和华北初试成功；国内一支从事杂草防治的队伍迅速发展形成。
1990年，全国首次成立了杂草研究会，王韧被推选为秘书长。
1991年底，王韧被选为全国首批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受到国家教委、人事部的联合表彰，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从科研到管理
1992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国农科院生防所副主任的王韧，一封来自英国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的招聘广告，这个研究所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一位副所长。
信是国际著名生防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特地寄来的，国际生防所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瓦格之所以对王韧情有独钟，事出有因。
1989年，北京争取到了1992年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的举办权，王韧被选为组委会副秘书长。就在中国紧锣密鼓地做各项准备工作时，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给这次会议蒙上了阴影。但通过王韧多方面的出色的工作，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开幕那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亲自指挥大会的后勤和安保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国际著名生物防治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对王韧的出色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瓦格博士领导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向全世界公开招聘一位副所长，他马上想到了王韧，于是亲自给王韧寄来了一份招聘广告。
没想到，在全球60多位竞争者当中，王韧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在英国，王韧是第一个通过竞争，担任研究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
国际生防所给了王韧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他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国际生防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王韧杰出的科研管理能力。
“那段时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从科研到管理的思维转变。刚到英国的时候，两周的管理培训，受益无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适应了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的管理要求。”正是那段经历使王韧逐步从单纯的科研向宏观科研管理转变。
在王韧的推动下，国际生防所和中国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很多中国生防科学家被吸收到英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科研。
不惑之年作出不惑之举
水稻是世界上30多亿人赖以生存的食物，迄今已有7千余年的种植历史，全世界每年种植面积达1.52亿公顷，是全球2亿多农户安身立命的基础，亚洲20亿人口所需热量的80％从中摄取。无怪乎IRRI科学家们说：“Rice is life”，稻米就是生命。正因如此，作为“绿色革命”发轫之地的IRRI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99年，恰逢国际水稻研究所(1RRI)副所长全球招聘。2000年，王韧在竞聘中获胜，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主管科研的副所长，并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IRRI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颇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IRRI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RRI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IRRI成了王韧施展才华的又一个大舞台。
IRRI该有怎样的发展路线?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扩大IRRI的影响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是王韧战略布局的重点。
在科研方面，王韧把提高种植资源以及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两大领域作为重点。同时，他也继续着力于社会经济研究，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在王韧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将单纯的水稻作物研究扩大到水稻产业与贸易，涵盖水稻文化与历史的盛会。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议盛况空前。
王韧说：“这是世界上首次举办的针对最重要的农作物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农业事务的一个显著标志。”
作为主管科研的副所长，他领衔IRRI的战略发展计划；发起了中亚以及次撒哈拉沙漠地带的非洲国家的新合作计划；他负责的科研项目延伸到14个国家……
王韧说：在IRRI，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成就一些有战略意义的事情。7年间，IRRI的科研能力以及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是王韧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2007年7月，王韧赴华盛顿，开始了自己的新使命。告别IRRI，王韧说：“以后我会很怀念这个工作、生活过7年半的地方。”
现任所长美国人罗伯特·兹哥勒又高又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经常笑眯眯的。得知王韧当选为CGIAR秘书长，他高兴的同时又有些遗憾，以后少了一个好搭档!对于王韧，他的评价是“Second to none(首屈一指)”!
王韧的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17岁下乡务农，40岁辞去国际生物防治所副所长一职，回国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45岁时，他成功竞聘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2007年，他又成功当选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
竞聘在美国
2007年3月6日晚上10点，中国农科院国际合作局办公室灯火通明，局长龚锡锋和很多同事正十分关注地看着网络直播，此时，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总部，王韧登上了演讲台。
台下，坐着世界银行副行长、CGIAR的高层管理人员，评委、顾问……
作为第一位站在这个赛场上的中国选手，今天王韧要参加的是一场特殊的角逐——竞聘CGIAR秘书长。
2006年底，CGIAR面向全球招聘秘书长，并委托一家国际知名猎头公司物色人选。经过严格筛选，王韧入选15人的候选名单。此后，又经过一轮更激烈的选拔，王韧成为6位候选人之一，2007年2月他被通知到华盛顿参加面试。
CGIAR即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就是这个国人知之甚少的组织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71年成立至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成为由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CGIAR麾下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网络，人们形象地称它为“世界农业科学院”。
IRRI的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博士曾形象直观地比喻说：“做农业科研，最高水平就是拿诺贝尔奖；做农业科研管理，最高职位就是CGIAR秘书长。”10多年来，中国有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CGIAR进行了合作，先后有40多个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省、部和国家级的成果奖。自1984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获得的直接项目经费总额达到1194.20万美元。有专家指出，中国对于CGIAR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对其资源也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
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吃饭问题一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以只占世界可耕种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成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议程和公约》的制订，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等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发点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同，目前的研究重点及评价标准基本被发达国家所左右，这对未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其不利。
王韧曾经感慨：“我们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中国的主张和影响，中国人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要像研制神舟六号飞船，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那样抢占制高点，参与国际农业科学研究重点、战略和评价规则的制定，争取在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价规则制订、农业后备资源开发以及水稻、小麦等主要作物的科研攻关的战略性领域，扮演导向性的主要角色。这对于未来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王韧认为：“当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挑战时，我们有必要前瞻性地在农业科技储备和政策研究上，从国际化层面上加以考虑和部署。这样才能占领制高点，才能在5－10年后的市场较量中稳操胜券。”
多年来在国际机构中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的王韧切身体会到：“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鼓励我国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国际农业研究组织中竞聘和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发言权。”可是，在国际机构中，中国人太少了，中国人的声音也太弱了!这一次，王韧要想成功竞聘CGIAR秘书长，谈何容易?
有着近40年发展历程的CGIAR，如今正面临着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吸引更多的捐赠款，创造和谐的发展机制，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
作为2007－2012年CGIAR秘书长的候选人，王韧很快提出了自己的管理构想：“CGIAR必须要改革，但这种改革应该是渐变，而不能是骤变，更不能使用休克疗法。就像蝴蝶必须要经过蛹的挣扎，CGIAR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获得一次新生……”
说到这里，王韧轻点了一下鼠标，随即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航天飞机的大幅图片。
王韧看了看台下有些不解的观众，解释说：“CGIAR就好比是一个航天飞机系统，科学委员会和总主任好比是宇航员，各成员国则是燃料箱助推器，下属的15个研究中心是航天飞机，是完成任务的主体，而秘书处及其他指导委员会就是地面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只有主体突出、分工明确，才能高效运转，缺了谁都不行。”
2007年4月，竞争结果揭晓，由世界银行提议的对王韧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得到CGIAR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获全票通过。
从此，CGIAR第一次有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王韧也由此成为世界银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副行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
专家认为，王韧的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自己则表示：“这次能够当选，国家的强力支持是一大原因。”
填补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空白
1978年，王韧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并留校当了助教。1979年，王韧考上了中国农科院邱式邦先生的研究生。有中国“治蝗第一人”之称的邱式邦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回国后一直致力于生物防治。导师带王韧走进了一个更广博的世界，他也渐渐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
1982年，硕士毕业，王韧考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
三年的留学生活漫长而又短暂，回国后，王韧的脑海里常常会闪过这样一个画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查阅天敌防治杂草的资料，他偶然翻出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布满了圆圈、三角形等符号。后来王韧才知道，圆圈，代表开展过杂草生防；三角，是生防取得了成功。泰国、印度，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标志，可唯独中国没有任何标志。
生物防治的空白就这样留给了王韧挥之不去的烙印。
王韧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江苏，浙江……他对中国的外来杂草分布、危害以及防治现状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王韧在《生物防治通报》上发表了《我国杂草生防现状及若干问题的讨 论》，第一次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我国开展杂草生防的一些基本思路。
他联合20多位从事农业科研、医疗和环境保护的知名科学家联合向社会发出了《关于联合起来开展豚草研究和防治的呼吁书》。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他拨款几十万，全力支持他的科研计划。
在那段时间，王韧完成了多项重大课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导师邱式邦鼓励王韧说：“你主意多，就多搞些课题让大家做。”
一个人带起了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带动了一个学科。
在王韧的组织带动下，国内的杂草防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零散薄弱的杂草生物防治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活跃的学科体系；草害被加进了生物防治的目标，防治试验在东北和华北初试成功；国内一支从事杂草防治的队伍迅速发展形成。
1990年，全国首次成立了杂草研究会，王韧被推选为秘书长。
1991年底，王韧被选为全国首批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受到国家教委、人事部的联合表彰，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从科研到管理
1992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国农科院生防所副主任的王韧，一封来自英国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的招聘广告，这个研究所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一位副所长。
信是国际著名生防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特地寄来的，国际生防所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瓦格之所以对王韧情有独钟，事出有因。
1989年，北京争取到了1992年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的举办权，王韧被选为组委会副秘书长。就在中国紧锣密鼓地做各项准备工作时，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给这次会议蒙上了阴影。但通过王韧多方面的出色的工作，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开幕那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亲自指挥大会的后勤和安保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国际著名生物防治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对王韧的出色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瓦格博士领导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向全世界公开招聘一位副所长，他马上想到了王韧，于是亲自给王韧寄来了一份招聘广告。
没想到，在全球60多位竞争者当中，王韧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在英国，王韧是第一个通过竞争，担任研究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
国际生防所给了王韧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他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国际生防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王韧杰出的科研管理能力。
“那段时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从科研到管理的思维转变。刚到英国的时候，两周的管理培训，受益无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适应了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的管理要求。”正是那段经历使王韧逐步从单纯的科研向宏观科研管理转变。
在王韧的推动下，国际生防所和中国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很多中国生防科学家被吸收到英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科研。
不惑之年作出不惑之举
水稻是世界上30多亿人赖以生存的食物，迄今已有7千余年的种植历史，全世界每年种植面积达1.52亿公顷，是全球2亿多农户安身立命的基础，亚洲20亿人口所需热量的80％从中摄取。无怪乎IRRI科学家们说：“Rice is life”，稻米就是生命。正因如此，作为“绿色革命”发轫之地的IRRI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99年，恰逢国际水稻研究所(1RRI)副所长全球招聘。2000年，王韧在竞聘中获胜，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主管科研的副所长，并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IRRI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颇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IRRI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RRI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IRRI成了王韧施展才华的又一个大舞台。
IRRI该有怎样的发展路线?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扩大IRRI的影响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是王韧战略布局的重点。
在科研方面，王韧把提高种植资源以及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两大领域作为重点。同时，他也继续着力于社会经济研究，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在王韧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将单纯的水稻作物研究扩大到水稻产业与贸易，涵盖水稻文化与历史的盛会。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议盛况空前。
王韧说：“这是世界上首次举办的针对最重要的农作物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农业事务的一个显著标志。”
作为主管科研的副所长，他领衔IRRI的战略发展计划；发起了中亚以及次撒哈拉沙漠地带的非洲国家的新合作计划；他负责的科研项目延伸到14个国家……
王韧说：在IRRI，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成就一些有战略意义的事情。7年间，IRRI的科研能力以及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是王韧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2007年7月，王韧赴华盛顿，开始了自己的新使命。告别IRRI，王韧说：“以后我会很怀念这个工作、生活过7年半的地方。”
现任所长美国人罗伯特·兹哥勒又高又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经常笑眯眯的。得知王韧当选为CGIAR秘书长，他高兴的同时又有些遗憾，以后少了一个好搭档!对于王韧，他的评价是“Second to none(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