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朴先生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和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和艾思奇一起编辑《读书生活》半月刊，后来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后改称读书出版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武汉和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不久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刊，出版《全民抗战》。四十年代初，公朴先生到云南，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为西南大后方进步文化事业服务，一直到他为民主而献身的那天，才停止了工作。
　　读书出版社作为三联书店的组成单位之一至今仍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群众所熟知，而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在抗战的西南大后方，不过短短的三、四年，知道它的人就不多了。
　　今年春季，我因公出差到了阔别三十三年的昆明。当天，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北门街，街口的那棵大树更加郁郁苍苍，通向北门街的碎石小路使我倍感亲切。我找到了北门书屋的旧址和对面我们编辑部的小楼，房子是依然如故。如今，书店已经变了粮店。我看到接连不断的市民去买粮食，我想起当年，每天也是不断的人们来到这里买书，有的站上一两个钟头阅读。求知的人们如饥似渴，我们供应他们的是精神的粮食。
　　记得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我到昆明不久，去看望公朴先生。他到昆明也不到一年，但是在青年群众当中已经打开了局面。公朴先生帮助青年们组织读书会、举办各种专题座谈会、青年问题演讲会，以及出壁报、油印《职业青年》刊物等等。在他的周围总是有一群群的青年人，朝气勃勃，热气腾腾。
　　公朴先生告诉我，昆明的青年，特别是职业青年，迫切地要求学习，要求阅读进步书刊，但是在西南大后方不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对一些进步书店、报刊，反动当局还横加迫害和摧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均已勒令关闭，书报邮寄控制极严，人们缺乏精神食粮，受着饥饿和愚昧的威胁。公朴先生气愤地说，这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场生死搏斗，我们要斗下去，就要自己开书店，自己办出版社，开辟自己的阵地。
　　我们计划第一步先把书店开起来，第二步再办出版社。这个计划得到了周围朋友们的支持。
　　这一年的十二月，公朴先生全家搬到了北门街，住了楼上两间房。楼下是一间临街的店铺，我们做了两个竹制的书架，用床板铺了个案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在年底打开了门面，书店开张了。因为位于北门街，因而定名为北门书屋。
　　公朴先生是个穷书生，我是个穷学生，旧社会没有钱是很难办事的。但是，只要你有个真诚为人民做点好事的愿望，就会得到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援。
　　书店的房子是昆明商会会长李琢先生的房产，他听说公朴先生要办书店，就从住房那一天起不收一文租金。我们的同行如上海杂志公司、华侨书店、进修出版社、康宁书店等，供给我们大批的书刊，出售以后按四六或三七成结算，售不出去可如数退回。远道的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支援我们，舍近求远地跑来购书。特别是进步人士和地下党的同志们给我们的帮助更多。当时滇南开远一带驻扎的云南部队，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负责，那里素有“小解放区”之称。延安抗大来的某营营长朱家壁同志，他是个带枪的文人，经常来书店买书，在滇南地区给我们打开销路。云南建水一带也是我们地下党开辟的地区，当地建民中学负责人方仲伯同志，从延安和公朴先生就在一起，在他的帮助下，建水一带也是我们书店的畅销区。有了这些支援，北门书屋才站稳了第一步。公朴先生接着就筹办出版社，又大胆的迈出了第二步。
　　第二步走的道路就更加艰难了。办出版社不但需要有一笔资金周转，也要有作家们的合作，还要有印刷厂作为后援。这些条件在昆明是很有限的。因此，公朴先生和重庆的出版界很快地挂上了钩。重庆在蒋介石直接的反动统治之下，所处的环境更加险恶。但是进步的事业是压不垮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被封闭了，但实力并未溃散，很快地就成立了三联书店，是我们北门出版社最有力的后援。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当时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和对外文化联络社的盛舜同志，他们是北门出版社驻重庆的义务代理人，他们协助北门出版社作了大量的工作，北门出版社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公朴先生常说：为了群众办的事业，就要依靠群众来办。公朴先生最善于联系群众，更有组织的天才。他经常接触进步诗人、作家、学者和教授，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和爱国的工商业者，这些人也都是北门出版社的支持力量。
　　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我们只好先找些不付稿酬的稿子，能赊欠的印刷厂。因此，北门出版社最先出版的是两本诗集：一本是楚图南同志(笔名高寒)翻译的尼克拉索夫等革命诗人的世界名诗《枫叶集》；一本是张光年同志(笔名光未然)的诗作《雷》。记得当时我手捧着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时候，见到公朴先生和作者，大家都有着说不出来的兴奋和喜悦。
　　随着业务的开展，书店和广大读者的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更加注意。起先，云南省国民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处不过是照例发些禁书禁令的通知，后来处长大人亲自光临我们的书店。从此，各种各样的刁难、挑剔，甚至威胁也都跟踪而来。按照图书杂志审查处的规定，不管出版什么书都要事先送审，经过批准才能出版。我们的书稿，也依法送审，但是他们却无理的扣压，有的即使是批准也被横加删改得面目全非了。公朴先生往往亲自跑到省党部找处长当面交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面争取出版自由，一面呼吁政治民主。在社会上造成了舆论，事情就好办得多。我们出版的新书，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出来的。斗争的实践证明了一条：搞出版就是搞政治，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出版自由。公朴先生在从事出版事业的同时，拿出更大的精力从事民主运动，为争取国家政治上的民主、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斗争。
　　我们的编辑部主要是由张光年同志负责，约请了楚图南、闻一多、赵、曾昭抡、潘光旦等十余人参加，这里有诗人、作家、音乐家、翻译家和科学家，也都是民主革命的战士。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苏联名著《新时代的黎明》、《高尔基》，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和政治讽刺诗集《人民的歌》，张光年写的云南夷族长诗《阿细的先鸡》，赵的《名曲解说》，以及他和白澄主编的艺术综合性丛刊《五月之歌》。还出版了张光年和叶以群共同主编的一套民主文艺丛刊的第一集《文艺的民主问题》，执笔者有茅盾、何其芳、曹靖华、姚雪垠、楚图南、闻一多、李何林、徐迟等二十余位作者，对当时文艺的民主问题提出了尖锐深刻的意见，这里也反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
　　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西南后方岌岌可危。我们出版社也在准备迁移滇西大理，或滇南红河地区，必要时也准备上山打游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出版了A.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这是曹靖华同志根据原著译出的第一次全译本，是一部洋洋二十四万言的巨著。《保卫察里津》的出版，对当时西南广大人民“坚持抗战，保卫大西南”起了一定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公朴先生关心青年一代，也了解青年一代，他在出版社成立之始就计划要为青年编一套小丛书，方针是继承“五四”的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指引青年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丛书第一集是李公朴、曾昭抡合著的《青年之路》；第二集是曾昭抡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新资料编写的《火箭炮与飞炸弹》；第三集是曹伯韩著的《民主浅说》。第四集预告是公朴先生写的《民主教育之路》，内容是对当时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指出中国的青年教育必须根本改造。但是这篇稿子刚刚写成，尚未付排，公朴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公朴先生看到当时旧书摊充斥大批武侠和荒诞图书，很痛心地说：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青年、儿童争夺过来。为此，决定为青少年编印一本刊物，并计划以求真出版社名义有系统地出版中小学课本以代替“正中书局”的课本。公朴先生说我是“孩子头”，刊物要我来主编。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见到公朴先生那样的热忱，便痛快地答应了。刊物定名为《孩子们》，约请了几位对儿童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写稿。第一期印刷三千册，除昆明市外，发行外县。各地纷纷订购，不敷分配，加印三千，后来每期发行六千册，是昆明畅销刊物之一。这里要提一提的是夏风同志(原名陈冠周)，他是从事儿童文学的，对《孩子们》非常热心，经常写稿，我便退位让贤，请他来担任主编。公朴先生逝世后，夏风同志回杭州原籍工作，他为《孩子们》的复刊不遗余力。复刊后第七期，他因患严重的肺结核不幸逝世。他对《孩子们》的深厚感情和苦干精神，时常引起同志们对他的怀念。
　　北门出版社成立以来，两年多共出版文艺作品、翻译小说、诗集歌曲、文学评论、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记，以及青少年读物等三十余种，最后出版的一本是《社会大学》。一九四五年九月，公朴先生赴重庆参加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陶行知、李公朴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分别兼任民盟中央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正副主任。会后，公朴先生留在重庆，与陶先生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一九四六年二月“较场口血案”发生后，社会大学被反动当局勒令停办。社会大学同学会为纪念这所大学而编印了《社会大学》一书。内容有陶李两先生的讲话、文章和诗歌。公朴先生于五月初离开重庆前为《社会大学》写了序言，由范用同志经手排印，并且设计了封面。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批邮包寄到昆明时正是七月十二日，公朴先生就在这天的清晨五时许和我们永别了。半个月以后，七月二十五日，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突患脑溢血不幸逝世。这一本为了纪念社会大学的校刊，谁也没有料到竟成了哀悼李公朴、陶行知两先生的纪念刊。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除了公开出版书刊以外，还要秘密地印刷一些宣传品和党的文件。为此，我们就必须有个地下印刷厂。
　　坐落在我们书店附近的螺峰街上，有一家小印刷厂，经理是“下江人”老魏，原来是个印刷工人，抗战期间由浙江跑到内地。他不跑单帮，不作投机生意，几个朋友凑点资本买了一架破旧的对开平板脚踏机，工人不过三、四人。北门出版社成立之后先是为我们承印《孩子们》，虽然条件很差，但老魏和工人们对我们非常热心，对我们的工作也表示支持。公朴先生常常到印刷广和大家聊天，互相之间日益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合作。最初我们拿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请他们翻印，这是第一次尝试。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印刷毛主席的著作，会招来滔天大祸，甚至有关监狱、掉脑袋的危险，但是老魏和工人们毫不推诿地接受了。后来《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都是由他们承印的。我们要求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赶印出来，工人们就日夜辛勤劳动，我们也参加检字、排版、校对，以及踩机器、折页、装订。此外，如闻一多、李公朴主编的《民主周刊》增刊，我和中法大学同学们编辑的《大众报》，都是工人们不分昼夜地加工赶印出来的，更不要说那些急如星火的“宣言”、“声明”、“告全国人民书”等等，几个小时就要拿出东西来，工人们废食忘寝地赶着检字排印。当时云南民主运动出现蓬蓬勃勃的局面，这些工人同志们，不顾个人安危的无名英雄们，也都作出了贡献。
　　出版业务不断发展，政治活动也日益活跃，我们的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北门书屋每天的顾客、读者川流不息；在楼上，公朴先生寓所里也常常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喜欢到他那里举行各种集会，例如宪政座谈会、时事讨论会、民盟的小组会、妇女联谊会等等。外地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把那里当作中转站、联络点。萨空了同志从集中营释放出来，到昆明经常在那里与各方面朋友会面。赵丹同志从新疆监狱出来到了昆明，就在那里和昆明文化界的朋友们集会，听他控诉法西斯的罪行。朋友们把公朴先生的家说成是“文化沙龙”，称誉它是“民主之家”。每到周末，青年朋友们、同学们也都愿意到公朴先生家里作客，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晚会。如果诗人张光年同志在场，那就很可能是个诗歌朗诵会；假若音乐家赵讽同志去参加，就会成了音乐欣赏会，而常常是兼而有之。公朴先生在这种场合里活泼得象个青年，听到了舞曲就兴致勃勃地拉着夫人或在座的姑娘们翩翩起舞；有时兴奋得忘记了周围的环境，放开嗓子高唱陕北歌曲，一面唱一面带着孩子们扭秧歌。在那里生活有时显得十分紧张严肃，但有时又感到那么轻松活泼。
　　从北门书屋到北门出版社总共三年零七个月，公朴先生对他的事业是空手起家，惨淡经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的资金不多，书店、出版社的职工，包括公朴先生在内，一人兼任数职，除了生活费外，没有发过正式薪金。人们经常看见公朴先生骑着自行车奔跑在昆明的石子路上，亲自到同业取书，给学校送书，和职工们一起劳动。公朴先生非常敬佩邹韬奋先生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忠心和管理事业的才干，他介绍我们阅读韬奋先生著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把它看成是出版工作者必读的教科书。公朴先生特别强调对管理事业的民主作风，他自己身体力行，作出了示范。他遇事总是和大家商量，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然后作出决定。我们建立了“民主会”的制度，不论是谁，只要是参加工作，付出劳动的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权利。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在十分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团结了周围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了一切积极力量，干出了成绩。正如公朴先生所常说的：有民主就有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公朴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即已开始筹划出版社的搬迁工作。抗战胜利的两个月后，张光年同志就离开了昆明，为了创办分社带了一批纸型到达北平。不久，在中外出版社的协助下，再版了《青年之路》、《民主浅说》、《献给乡村的诗》……等书，在北平初步打开了局面。公朴先生逝世之后，我和公朴先生 夫人张曼筠同志到上海、香港一面将原有的纸型重印再版，一面筹划出版社的建社工作。一九四八年初，公朴先生的朋友们，当时在香港的有沈钧儒、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柳亚子、连贯、黄洛峰、徐伯昕等二十余人，为了纪念公朴先生，联合发起捐募基金，创设“公朴出版社”。但在发起筹备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势如排山倒海，大部分发起人响应新政协的召开，相继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张光年同志为了革命的需要也进入了晋冀鲁豫边区。不久我和张曼筠同志也都离开了香港，公朴出版社的筹备工作因而停顿下来。我们到了解放区以后，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脱离了出版战线。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看到，在新中国民主自由的天地里，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公朴先生的遗愿实现了。我深深感到，这就是对公朴先生最好的纪念。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