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有余钱有余粮。记得小时候,每次过年,祖母总会掏一两毛钱,叫我到新华书店买一张画面有鱼的传统年画,在家具上贴上年年有余(鱼)的年画,既表达欢庆之情,又图来年吉利。
　　在20世纪的困难岁月,过年时,几斤普通的冻带鱼也得按人口凭票定量供应。过年时,为了买到几斤鱼,人们冒着严寒,争先恐后手攥鱼票去排队,有时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记得有一年除夕,十多公里外有个村的集体鱼塘要捉鱼,老爸打听到消息,连忙叫我骑上县公安局配给他的旧自行车,去找生产队长求买几条鱼过年,全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个个盼候着我的佳音。我高兴地哼唱着革命歌曲,奔驰在乡间小路上,不料袋中大鱼滚动,我刹车不稳,连人带车掉到路边小水塘,人受点风寒不要紧,最糟糕的是几条鱼竟溜之大吉。当晚全家人围着炭炉直叹气,显然对我没把“食事”办实感到极大不满。
　　在那个年代,谁敢到海边垂钓就是“资产阶级方式”。谁敢私下买卖鱼货,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免不了受批挨斗。我表叔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那年头过年穷得买不起鱼,看着几个小鸟般嗷嗷待哺的小孩,他几次利用工隙偷偷去“讨小海”,邻居闻到了他家飘出的鱼香,就向大队干部密报,结果表叔被“请”进学习班批斗了半个月,表叔一时想不通,不久便抱怨自尽。那年头,类此之事见怪不怪。
　　改革开放前,渔业生产与商品流通没能对接好,制约着人们卖鱼与吃鱼。1974年,笔者奉命到舟山群岛协助渔业电台工作。起程前,父亲千叮万嘱,要我过年回家时要设法买些鱼回来。那时提倡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同伴像当年部队行军似的,各带上一个大被包和日常用品,千里之行,无不感到添个累赘。那时我住在浙江省一个叫嵊山的小渔岛,当地水产资源丰富,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销路不畅,每户渔家都积存好多鱼干。每公斤鳗鱼、墨鱼干售价仅两块钱左右。我回家时便充分发挥被包的作用,把买来的十多公斤鱼干卷入被包,千里迢迢带回家。回到家,我像立了大功似的,受到全家八口人的隆重欢迎,这一年除夕的团年饭也显得更加丰盛。
　　物换星移,改革开放以来,渔业发达,鱼市活跃,物质极大丰富。多数家庭的电冰箱逐渐在扩容,过年时鱼货塞得满满,没有什么想尝而尝不到的鱼。记得去年除夕,年夜饭的餐桌上有一盘清蒸大鱿鱼,我正要动筷,孩子见了做了个裁判暂停的手势,把我喝住:“爸,鱿鱼胆固醇含量很高,您就住手吧。”另有一盘红烧石斑鱼,仅吃了一半多点,孩子端着要往泔水桶倒。我委实感到可惜,说:“留着,剩余的鱼象征‘年年有余’呢!”孩子说:“爸,现在是天天有余(鱼)了,残羹剩菜就不要吧。”的确,年夜饭餐桌上那条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年鱼已越游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