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国就有了“另类”的形象，即便是在西方国家眼中。所以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是如何让美国如此“另类”的？
　　最近阅读了一些著作文献后，有了些许感想：一方面，如今的美国变得让人觉得陌生，有“特朗普因素”的作用，但实在也因美国的“历史包袱”使然。
　　把特朗普的执政与美国的乱象联系在一起并不难。但乱象在他入主白宫前就已出现，特朗普的角色只是催化剂，加速了这一进程。就像新冠危机加速了国际秩序变迁一样。设想一下，如果2016年赢得大选的是希拉里，美国的形象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扎眼。

　　美国建国者们的制度设计里的“约束总统权力”，与特朗普个人的权力欲，形成了完美对撞，结果就是美国频现宪政危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功能失调、治理失序，在新冠危机冲击下，甚至呈现无政府状态。对此，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就做了预言式的解释：“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这种过渡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
　　福山做出这个分析时，不可能预言到特朗普当选，更不可能预言到新冠危机和种族骚乱。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因素，美国的“破旧立新”也会让人有如履薄冰之感。有了特朗普总统，如履薄冰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在当今主要世界大国中，美国算得上是非常年轻的国家，至今只有244年的历史。所以，很难把美国这个国家与历史包袱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度设计，有理念先进的一面（比如制度化约束最高权力，当时世界还停留在君权神授时代），也有思想复古的一面。这种复古，在一定的时间内与美国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能和谐共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设计复古的特点越来越成为制度革新、体制转型的掣肘。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又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整体上虽不是落后的，但也绝非彻底的现代化。”“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仅因其古老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十分独特了。”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度设计，带有明显的英国都铎王朝特性（1485年至1603年）。他是这么说的：“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王朝时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这些古老制度在美国本土盘踞下来，犹如冻结不变的古老社会的一部分，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
　　都铎王朝特性指的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有个总结：“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隔，而不是功能分隔。”
　　这些如何理解呢？以法院发挥行政功能为例，特朗普的“禁穆令”被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否决，后来又被最高法裁定合法。在其他西方民主制国家，尤其是议会制国家，禁止某个特定群体入境，完全是行政部门的事务。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财政预算不通过而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我们只听说过某些欧洲国家组阁困难、政府难产，但从未听说过政府部门因预算问题而关门。因为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编制预算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力。
　　美国的权力游戏与政治算计，南风窗新书《重新认识美国》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建国者们的制度设计里的“约束总统权力”，与特朗普个人的权力欲，形成了完美对撞，结果就是美国频现宪政危机。特朗普执政的乱象，能不与美国的“历史包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