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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早上4时，来北京打工的22岁安徽女孩袁丽亚，站在位于京城南部京温商城的七层窗口，纵身一跃。
她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成为一起惊动北京全城的事件的开端。
“当时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么坚强开朗的袁丽亚会自杀。”2013年5月31日下午，单眼皮、尖下巴的耿露露（化名）坐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提审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想法。耿露露是袁丽亚的同学，初中同校，小学同班。
耿露露得知袁丽亚的死讯是在5月3日早晨的7点钟。当时，在京温商场一层经营服装生意的母亲打来电话，“好像袁丽亚跳楼了。”睡得迷迷糊糊的耿露露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找到袁丽亚的另一个朋友，急急忙忙冲到大红门市场。
她说，当时脑子的想法全是“这怎么可能”。大红门市场是袁丽亚上早班的地方，耿露露满怀希望地以为，会在那里看到袁丽亚工作的身影，粉碎母亲告知她的噩耗。
然而，她没有看到袁丽亚。
大红门商城派出所在5月3日当天早晨5时许接到报警，民警赶到现场，确定坠楼者已当场死亡，查验尸体、确认身份后，对跳楼地点进行了现场勘查、指纹提取并调取了京温商城174个监控视频。
按照北京警方的工作程序，涉及人员死亡的案件，所辖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重案队也要到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警队的张浩，这天早晨也来到了现场。
警方认为，京温商城7层楼梯间的栏杆上留下了袁丽亚反握栏杆的指纹，根据监控视频，袁丽亚行动自如，没有受到挟持，因此，排除被人强行推下楼的可能，初步排除刑事案件的嫌疑，认为死者为自杀。
丰台公安分局局长衡晓帆介绍，“涉及人员死亡，都会比较重视。丰台区公安一共派出了法医、刑侦、技侦、视频等六支技术队伍，在第一时间前去排查。”衡晓帆特意强调，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自杀不予立案，“但这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不进行刑事立案，而并非公众所想象的不立案就是不管了。”
不过，袁丽亚的朋友们却认为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袁丽亚平时给人以坚强、乐观、勤奋的印象，虽然家境不好，父亲遭遇重病，她从20岁起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但从未对朋友们表露出不满或厌烦的情绪，更不要说自杀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电影电视剧里的场景发生在我身边一样。”耿露露说。
得到消息的亲戚朋友们陆续赶到京温商城，包括袁丽亚的男友彭涛（化名）。5月3日上午10点多，在袁丽亚跳楼5个多小时后，彭涛才得到消息。他后来解释说“早上在睡觉，没有听到电话。”七八个年轻人碰了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彭涛接到派出所电话，要他“去一趟”。
据丰台公安分局专案人员介绍，彭涛到派出所后，民警问他是否收到袁丽亚最后一条微信——“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彭涛承认有这条微信，警方对两部手机拍照取证后，告诉他：“初步判断，袁丽亚是自杀。”
彭涛后来告诉警方，他当时不同意警方的结论：“怎么能根据一条微信就判断是自杀呢？”他要求看监控视频，被拒绝了，“还没有结婚，不算直系亲属，不能看”。但警方同意彭涛去法医鉴定中心看一看遗体。
事发当晚，袁丽亚的妈妈王红（化名）就赶到了北京，第二天，彭涛与王红再次到派出所要求查看监控视频。于是，5月4日下午4时左右，在警方致电京温商场安保部门后，彭涛和王红到京温商场查看了事发前后的监控录像。当时，京温商场即将下班，只展示了几段监控视频，主要内容是袁丽亚夜间在京温商场7层办公区走动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接触过的袁丽亚老乡们都说，看完视频后，彭涛向大家表达了更多疑惑：商城每天16点45分清场，17点左右人全部走光，之后关门落锁，袁丽亚怎么能在夜里进去？如果她是一直没有离开商场，为什么保安清场时没有发现？监控视频中没有跳楼事发时刻的内容，是不是有意隐瞒……
有老乡说，王红与京温商城管理人员接洽时不太愉快，京温方面态度蛮横，“这件事影响了我们商场声誉，我们还要找你们要说法呢！”这一度被认为是引发反感情绪的导火索，但警方表示，事后调查中京温商场没有人表示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排除刑事案件嫌疑，北京警方这时开始走访询问袁丽亚生活周边的人。张浩记得，5月6日那天，他们将彭涛和袁丽亚的姑父请到刑警大队，一方面了解事发前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是告知警方正在进行的工作，同时约请他们在5月7日上午到京温商场看监控视频。张浩说，此举是由于外界已有不让看监控的传言，因此特地邀请他们去看完整视频。
然而耿露露和其他朋友还在执著于彭涛所提出的疑虑，这些怀疑因不理解和悲伤在亲人朋友们产生，并伴随着无人解释和连环生出的猜疑，慢慢向更广大的范围扩散：2日中午还发微信说去上班，怎么就忽然跳楼了？袁丽亚既孝顺又心疼钱，如果自杀为什么不等拿了工资寄给家里？……
5 月8 日，近百名外地来京人员在丰台区京温商城门前聚集，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相关部门警力前往处置。5 月3 日凌晨，一名安徽籍女青年在京温商城内坠楼身亡，8 日上午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摄影/ 詹敏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大红门地区从清晨4点钟就进入忙碌状态，袁丽亚坠楼时，正是各个商户刚上班的时间。
22岁的安徽人万大伟（化名）就在这天早晨进货时看到了袁丽亚坠楼的现场。他今年春节刚在东坝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服装摊位，正在努力践行老乡们的致富经验，“今年租一个摊床，明年租两个”。
招呼客人间隙，万大伟用手机上网打发时间。5月5日这天，他忽然发现，无论是QQ群，还是QQ空间，很多人都在议论京温女孩跳楼一事。 “这不是那天早晨看到的那个女孩吗？”出于好奇，万大勇开始关注这件事。
25岁的安徽青年马路（化名）是一名网店老板，也在供货商QQ群里看到了这些信息。他最初并没有太大兴趣。“袁丽亚的死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啊？”他说。这话引来群友的指责，“你是不是安徽人？”“你有没有点同情心？”
马路说，自己平时最喜欢《亮剑》里的李云龙，自认为是条“血性汉子”，面对指责，他回击道，“这事我管，我来组织万人大游行给袁丽亚讨说法，大家到我的群里来讨论。”马路立即公布了自己创建的一个QQ群，并将群名称改为“还我公道”。
事实上，马路并不认识袁丽亚或者彭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后来说，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瞎吹牛的”，他也没认真想过袁丽亚的死因，只是觉得“大家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
但响应人数超出了马路的预期。群号码通过网友传播，扩散到每个人的老乡群、QQ空间、百度贴吧……万大伟就是在贴吧里看到了这个群号码之后，立刻申请加群。
群成员不断增加，很快就达到了500人上限，但后来者仍在申请，马路特意开通了需要付费的QQ会员，提高了QQ群的限制人数。
网络使这些散落在京城各处的打工青年无时无刻聚在一起，他们最初没头苍蝇般地打听、议论、传消息，渐渐统一成“讨说法”“要公道”。偶尔也会有人发言说：“也许袁丽亚真的是自杀。”不过在一边倒的情绪中，这样的声音很快遭到批判，继而被淹没。马路说，到后来，他一看到有这样观点的人，就会直接“踢出去”。
没有人能说清楚，各种传言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由谁说出来的。比如，袁丽亚遗体未等家人见到便已火化（事实是，直到5月10日方在家属签字后火化）；比如，袁丽亚母亲王红被打；比如，袁丽亚死前曾去了商城的一间密室（据警方调查，京温商城并没有密室）……越来越多出乎意料的消息，使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正在一步步接近袁丽亚死亡的真相，正在揭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
很多人表示，他们是在听到“京温多名保安逃跑”的消息后，才对“自杀说”产生了怀疑。服装商城的人都知道，服装商户与保安之间，确实有某种“暧昧”关系。与保安关系好，会获得很多便利，比如货物摆放多占些通道，保安会睁只眼闭只眼；与顾客发生纠纷时，保安也会偏向一点。
耿露露说，当她再次从网上看到袁丽亚死因的信息时，内容已经变成：“一个女人和一大群男人关在一间密室里，最后女孩跳楼，你是相信她是自杀还是他杀？5月3日凌晨4点多在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的那个安徽来京打工女孩袁利（网上信息错误，应为“丽”——编者注）亚，就是在京温这个密室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何以能轻易定性为自杀？”
据耿露露观察，袁丽亚与彭涛感情很好，不会因情自杀，她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在网络传言的影响下，她也对本来就不坚定的“自杀说”产生了怀疑。
“仔细想想，背后有阴谋也并不是不可能。”耿露露回忆当时的心理状态，“就连《非诚勿扰》《我是歌手》这些节目，不也都是假的吗？”
极度愤慨，耿露露在QQ说说里写下：“万恶的金钱社会里，难道因为没有钱没有权，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冤死吗？”她说，她那时真的相信：袁丽亚之死，背后一定有黑幕。
5月7日上午，彭涛和袁丽亚亲戚第一次在京温商城门前拉开了“血债血还”的横幅，并用扩音喇叭大声呼喊“还我公道”。尽管头一天晚上，彭涛已经通过QQ发布了消息，并请安徽老乡支援，但这天聚集起来的人并不多。
彭涛不甘心，在现场发出号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继续在京温商场门前聚集。”
5月7日聚集的信息和视频很快反馈到网上，激发了安徽乡亲的地缘情谊。“是安徽人就要顶一个！”“安徽人就是不心齐，所以总被人欺负！”这样的话语游荡在QQ群和论坛里。
万大伟说，看到这样的话，立刻觉得拉近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至少要声援一下”。马路的感觉则是，“大家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弱势群体，总要帮一把。”
“还我公道”群人数剧增，申请入群的验证信息不停闪烁，马路的电脑一度死机，一天之内，群成员就达到了上限：1000人。除此之外，另两个安徽人和服装小生意QQ群人数也在激增。
大家一边讨论袁丽亚之死的蹊跷之处，一边发泄对警方以及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一边哀叹打工青年在大城市所受的冷落与欺侮，情绪渐渐升温。马路说，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发现，群公告变成了彭涛的号召：5月8日早10点，京温商城肯德基门口集合。
马路反复表示，这不是他写的。那天，他一直处于一呼百应的眩晕状态。三天之内，他打造了两个成员1000人的大群，网友们给他转发各种文字和图片，他再转发到自己的群里，获得了一种享有最大限度内幕消息的满足感。所以，当他看到“5月8日集合”的消息时，没有吃惊，反而觉得这就是自己多方面运作的结果。他还记得，当时有人问他：这事儿是你组织的吗？他答：“对，是我组织的。”问：你就是带头大哥吗？他肯定地回答：“我就是带头大哥。”
万大伟也处于兴奋状态，“堵路！堵路！”他不断写道。事后，他在看守所描述当时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了解一个事件，太刺激了！”“就是想看特别大的热闹场面。”
很快，几乎人人都知道了：5月8日，京温门口集合。几个QQ群的网友都积极响应。这些大多20岁出头的青年人认定：只要把事闹大，有领导出面，就一定能为袁丽亚讨个公道。
作为袁丽亚男友，彭涛对5月8日的集合做了很多准备。5月7日那天用的纸条幅被撕坏了，他安排耿露露去做两个白布条幅，印300张“京温老总 血债血还”的传单，并打印了四张袁丽亚的照片——事后证实，这些照片为网络上的扩散起了重要作用。
但任何人都没想过，这件事最终会闹到什么样子。
5月8日早晨10点，正值大红门早市散场，京温商城门前人流汹涌，一部分网友已经聚集在门口；另一部分从网络上得到消息的安徽老乡，正从北京的动物园、雅宝路等地赶来；袁丽亚母亲王红这天照例来找京温商城的人要说法，没人理她，便坐在商场门前的地上痛哭；老乡们激动了，彭涛制作的条幅派出上用场，几名年轻人高举条幅，挥舞着手臂高喊“还我公道”的口号；夏晓玲（化名）抱着300张传单来到现场，瞬间就被抢光了，她好不容易才从别人手里抢了一张回来。 网络聚集了人群，人群聚集的消息和照片反馈到网络上，又吸引了更多人前来，木樨园一带本来就是人员密集的商圈，前来购物的人们聚集观望，阵势就这样渐渐拉开了。但是，聚集起来的人群，诉求却并不一致，有的要求公安立案，有的要求公开录像，还有的要求彻查京温商城的董事长。
令人有些惊讶，核心人员并未出现在人群中。
马路虽然在QQ群里说自己是“带头大哥”，但他始终没拿定主意，是只在网上“吹吹牛”，还是要真的去现场。5月8日这天，他只在中午进货时顺便看了一眼，就回家打理自己的网店生意了。
万大伟虽然在群里喊得欢，却一点去现场的念头都没有，他心里更重要的是他刚开始创业的生意。
发出号召、制作横幅、打印照片的彭涛，直到5月8日下午才赶到京温商城。他后来解释说，他睡过头了。
这一天，“平安北京”微博第一次公开发布关于袁丽亚死因的通告，反复强调，“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空坠楼”，但聚集起来的人群，已经没有空去看了。
从安徽特地赶来的黄勇（化名）承认，他当时处于一种“狂欢”的状态。这个25岁的待业青年5月7日从网上看到，5月8日要在北京为老乡鸣冤，按捺不住“凑热闹”的心态，立刻买了一张从合肥到北京的火车票。5月8日一早，他只在附近小宾馆简单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赶到了京温商城。他戴着墨镜，穿着粉红色T恤，冲在人群最前面，带头高声呼喊。
“现在想想，已经不全是为袁丽亚鸣冤了，”6月初，他坐在看守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心情，“就是感到热闹，好玩儿，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虽然警方针对此前的网络预警，已在京温商城门口安排了维持秩序的民警，但现场人群的迅速扩大和狂热的情绪突破了警方的控制，聚集活动从上午10时一直持续到中午，最终在警方的疏导下，慢慢散去。
人群散了，对袁丽亚死因的质疑仍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中回荡。
警方介绍，5月8日后，北京市公安局对丰台公安的排刑嫌工作重新审查，并着重调查了“保安逃跑说”，并未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
丰台公安分局局长衡晓帆介绍，事实上，在前期调查走访过程中，警方发现袁丽亚在事发前一段时间情绪低落，生过一场大病，病情虽不致命，但作为女性患者不易治愈且容易复发。袁丽亚在大红门早市工作摊位的老板娘说，袁丽亚曾告诉她，这个病治不好很容易变成癌症。
警方认为，此事很可能是袁丽亚自杀的原因之一。不过，考虑到病情是死者隐私，并且与本案性质无关，并未披露。
一起自杀坠楼案，最后引发一起长达数小时的聚集事件，警方也始料未及，不过，警方同时认为，袁丽亚男友彭涛在此事过程中有诸多反常行为。比如，在与刑警约好共同查看完整视频的那一天，彭涛并未出现，而是在京温商城门口拉起了横幅。警方据此认为，彭涛在这场聚众闹事中存在主观故意，并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5月21日，北京警方宣布，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彭某（系死者袁某男友，网店经营者）在袁某自杀后，因对京温商城善后处置不满，利用互联网散布袁某‘离奇’死亡信息，煽动同乡帮助向商城‘讨说法’，导致袁某死因谣言在网上持续发酵，迅速蔓延……组织策划老乡到商城门前聚集，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警方同时宣布，对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依法批捕。
在与京温商城达成协议后，袁丽亚的父母便带着女儿的骨灰返回了老家。
失去了女儿和家中的经济支柱，不是他们唯一的烦恼。资助袁丽亚父亲药物的企业宣布资助期已满，即将中止为他免费提供药物，以后该怎么办，他们毫无头绪。
北京警方宣布逮捕的消息后，被批捕的年轻人的父母找到老两口，“我们家孩子是因为你家孩子被抓起来的，你们要帮着想办法。”
既对乡亲们心怀愧疚，又不知发生在商城门前的事触犯了哪一条法律，老两口一度向人咨询，“可不可以我们俩到北京去坐牢，换两个孩子出来？”
她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成为一起惊动北京全城的事件的开端。
怀疑
“当时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么坚强开朗的袁丽亚会自杀。”2013年5月31日下午，单眼皮、尖下巴的耿露露（化名）坐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提审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想法。耿露露是袁丽亚的同学，初中同校，小学同班。
耿露露得知袁丽亚的死讯是在5月3日早晨的7点钟。当时，在京温商场一层经营服装生意的母亲打来电话，“好像袁丽亚跳楼了。”睡得迷迷糊糊的耿露露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找到袁丽亚的另一个朋友，急急忙忙冲到大红门市场。
她说，当时脑子的想法全是“这怎么可能”。大红门市场是袁丽亚上早班的地方，耿露露满怀希望地以为，会在那里看到袁丽亚工作的身影，粉碎母亲告知她的噩耗。
然而，她没有看到袁丽亚。
大红门商城派出所在5月3日当天早晨5时许接到报警，民警赶到现场，确定坠楼者已当场死亡，查验尸体、确认身份后，对跳楼地点进行了现场勘查、指纹提取并调取了京温商城174个监控视频。
按照北京警方的工作程序，涉及人员死亡的案件，所辖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重案队也要到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警队的张浩，这天早晨也来到了现场。
警方认为，京温商城7层楼梯间的栏杆上留下了袁丽亚反握栏杆的指纹，根据监控视频，袁丽亚行动自如，没有受到挟持，因此，排除被人强行推下楼的可能，初步排除刑事案件的嫌疑，认为死者为自杀。
丰台公安分局局长衡晓帆介绍，“涉及人员死亡，都会比较重视。丰台区公安一共派出了法医、刑侦、技侦、视频等六支技术队伍，在第一时间前去排查。”衡晓帆特意强调，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自杀不予立案，“但这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不进行刑事立案，而并非公众所想象的不立案就是不管了。”
不过，袁丽亚的朋友们却认为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袁丽亚平时给人以坚强、乐观、勤奋的印象，虽然家境不好，父亲遭遇重病，她从20岁起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但从未对朋友们表露出不满或厌烦的情绪，更不要说自杀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电影电视剧里的场景发生在我身边一样。”耿露露说。
得到消息的亲戚朋友们陆续赶到京温商城，包括袁丽亚的男友彭涛（化名）。5月3日上午10点多，在袁丽亚跳楼5个多小时后，彭涛才得到消息。他后来解释说“早上在睡觉，没有听到电话。”七八个年轻人碰了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彭涛接到派出所电话，要他“去一趟”。
据丰台公安分局专案人员介绍，彭涛到派出所后，民警问他是否收到袁丽亚最后一条微信——“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彭涛承认有这条微信，警方对两部手机拍照取证后，告诉他：“初步判断，袁丽亚是自杀。”
彭涛后来告诉警方，他当时不同意警方的结论：“怎么能根据一条微信就判断是自杀呢？”他要求看监控视频，被拒绝了，“还没有结婚，不算直系亲属，不能看”。但警方同意彭涛去法医鉴定中心看一看遗体。
事发当晚，袁丽亚的妈妈王红（化名）就赶到了北京，第二天，彭涛与王红再次到派出所要求查看监控视频。于是，5月4日下午4时左右，在警方致电京温商场安保部门后，彭涛和王红到京温商场查看了事发前后的监控录像。当时，京温商场即将下班，只展示了几段监控视频，主要内容是袁丽亚夜间在京温商场7层办公区走动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接触过的袁丽亚老乡们都说，看完视频后，彭涛向大家表达了更多疑惑：商城每天16点45分清场，17点左右人全部走光，之后关门落锁，袁丽亚怎么能在夜里进去？如果她是一直没有离开商场，为什么保安清场时没有发现？监控视频中没有跳楼事发时刻的内容，是不是有意隐瞒……
有老乡说，王红与京温商城管理人员接洽时不太愉快，京温方面态度蛮横，“这件事影响了我们商场声誉，我们还要找你们要说法呢！”这一度被认为是引发反感情绪的导火索，但警方表示，事后调查中京温商场没有人表示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排除刑事案件嫌疑，北京警方这时开始走访询问袁丽亚生活周边的人。张浩记得，5月6日那天，他们将彭涛和袁丽亚的姑父请到刑警大队，一方面了解事发前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是告知警方正在进行的工作，同时约请他们在5月7日上午到京温商场看监控视频。张浩说，此举是由于外界已有不让看监控的传言，因此特地邀请他们去看完整视频。
然而耿露露和其他朋友还在执著于彭涛所提出的疑虑，这些怀疑因不理解和悲伤在亲人朋友们产生，并伴随着无人解释和连环生出的猜疑，慢慢向更广大的范围扩散：2日中午还发微信说去上班，怎么就忽然跳楼了？袁丽亚既孝顺又心疼钱，如果自杀为什么不等拿了工资寄给家里？……
发酵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大红门地区从清晨4点钟就进入忙碌状态，袁丽亚坠楼时，正是各个商户刚上班的时间。
22岁的安徽人万大伟（化名）就在这天早晨进货时看到了袁丽亚坠楼的现场。他今年春节刚在东坝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服装摊位，正在努力践行老乡们的致富经验，“今年租一个摊床，明年租两个”。
招呼客人间隙，万大伟用手机上网打发时间。5月5日这天，他忽然发现，无论是QQ群，还是QQ空间，很多人都在议论京温女孩跳楼一事。 “这不是那天早晨看到的那个女孩吗？”出于好奇，万大勇开始关注这件事。
25岁的安徽青年马路（化名）是一名网店老板，也在供货商QQ群里看到了这些信息。他最初并没有太大兴趣。“袁丽亚的死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啊？”他说。这话引来群友的指责，“你是不是安徽人？”“你有没有点同情心？”
马路说，自己平时最喜欢《亮剑》里的李云龙，自认为是条“血性汉子”，面对指责，他回击道，“这事我管，我来组织万人大游行给袁丽亚讨说法，大家到我的群里来讨论。”马路立即公布了自己创建的一个QQ群，并将群名称改为“还我公道”。
事实上，马路并不认识袁丽亚或者彭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后来说，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瞎吹牛的”，他也没认真想过袁丽亚的死因，只是觉得“大家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
但响应人数超出了马路的预期。群号码通过网友传播，扩散到每个人的老乡群、QQ空间、百度贴吧……万大伟就是在贴吧里看到了这个群号码之后，立刻申请加群。
群成员不断增加，很快就达到了500人上限，但后来者仍在申请，马路特意开通了需要付费的QQ会员，提高了QQ群的限制人数。
网络使这些散落在京城各处的打工青年无时无刻聚在一起，他们最初没头苍蝇般地打听、议论、传消息，渐渐统一成“讨说法”“要公道”。偶尔也会有人发言说：“也许袁丽亚真的是自杀。”不过在一边倒的情绪中，这样的声音很快遭到批判，继而被淹没。马路说，到后来，他一看到有这样观点的人，就会直接“踢出去”。
没有人能说清楚，各种传言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由谁说出来的。比如，袁丽亚遗体未等家人见到便已火化（事实是，直到5月10日方在家属签字后火化）；比如，袁丽亚母亲王红被打；比如，袁丽亚死前曾去了商城的一间密室（据警方调查，京温商城并没有密室）……越来越多出乎意料的消息，使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正在一步步接近袁丽亚死亡的真相，正在揭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
很多人表示，他们是在听到“京温多名保安逃跑”的消息后，才对“自杀说”产生了怀疑。服装商城的人都知道，服装商户与保安之间，确实有某种“暧昧”关系。与保安关系好，会获得很多便利，比如货物摆放多占些通道，保安会睁只眼闭只眼；与顾客发生纠纷时，保安也会偏向一点。
耿露露说，当她再次从网上看到袁丽亚死因的信息时，内容已经变成：“一个女人和一大群男人关在一间密室里，最后女孩跳楼，你是相信她是自杀还是他杀？5月3日凌晨4点多在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的那个安徽来京打工女孩袁利（网上信息错误，应为“丽”——编者注）亚，就是在京温这个密室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何以能轻易定性为自杀？”
据耿露露观察，袁丽亚与彭涛感情很好，不会因情自杀，她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在网络传言的影响下，她也对本来就不坚定的“自杀说”产生了怀疑。
“仔细想想，背后有阴谋也并不是不可能。”耿露露回忆当时的心理状态，“就连《非诚勿扰》《我是歌手》这些节目，不也都是假的吗？”
极度愤慨，耿露露在QQ说说里写下：“万恶的金钱社会里，难道因为没有钱没有权，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白白冤死吗？”她说，她那时真的相信：袁丽亚之死，背后一定有黑幕。
聚集
5月7日上午，彭涛和袁丽亚亲戚第一次在京温商城门前拉开了“血债血还”的横幅，并用扩音喇叭大声呼喊“还我公道”。尽管头一天晚上，彭涛已经通过QQ发布了消息，并请安徽老乡支援，但这天聚集起来的人并不多。
彭涛不甘心，在现场发出号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继续在京温商场门前聚集。”
5月7日聚集的信息和视频很快反馈到网上，激发了安徽乡亲的地缘情谊。“是安徽人就要顶一个！”“安徽人就是不心齐，所以总被人欺负！”这样的话语游荡在QQ群和论坛里。
万大伟说，看到这样的话，立刻觉得拉近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至少要声援一下”。马路的感觉则是，“大家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弱势群体，总要帮一把。”
“还我公道”群人数剧增，申请入群的验证信息不停闪烁，马路的电脑一度死机，一天之内，群成员就达到了上限：1000人。除此之外，另两个安徽人和服装小生意QQ群人数也在激增。
大家一边讨论袁丽亚之死的蹊跷之处，一边发泄对警方以及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一边哀叹打工青年在大城市所受的冷落与欺侮，情绪渐渐升温。马路说，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发现，群公告变成了彭涛的号召：5月8日早10点，京温商城肯德基门口集合。
马路反复表示，这不是他写的。那天，他一直处于一呼百应的眩晕状态。三天之内，他打造了两个成员1000人的大群，网友们给他转发各种文字和图片，他再转发到自己的群里，获得了一种享有最大限度内幕消息的满足感。所以，当他看到“5月8日集合”的消息时，没有吃惊，反而觉得这就是自己多方面运作的结果。他还记得，当时有人问他：这事儿是你组织的吗？他答：“对，是我组织的。”问：你就是带头大哥吗？他肯定地回答：“我就是带头大哥。”
万大伟也处于兴奋状态，“堵路！堵路！”他不断写道。事后，他在看守所描述当时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了解一个事件，太刺激了！”“就是想看特别大的热闹场面。”
很快，几乎人人都知道了：5月8日，京温门口集合。几个QQ群的网友都积极响应。这些大多20岁出头的青年人认定：只要把事闹大，有领导出面，就一定能为袁丽亚讨个公道。
作为袁丽亚男友，彭涛对5月8日的集合做了很多准备。5月7日那天用的纸条幅被撕坏了，他安排耿露露去做两个白布条幅，印300张“京温老总 血债血还”的传单，并打印了四张袁丽亚的照片——事后证实，这些照片为网络上的扩散起了重要作用。
但任何人都没想过，这件事最终会闹到什么样子。
5月8日早晨10点，正值大红门早市散场，京温商城门前人流汹涌，一部分网友已经聚集在门口；另一部分从网络上得到消息的安徽老乡，正从北京的动物园、雅宝路等地赶来；袁丽亚母亲王红这天照例来找京温商城的人要说法，没人理她，便坐在商场门前的地上痛哭；老乡们激动了，彭涛制作的条幅派出上用场，几名年轻人高举条幅，挥舞着手臂高喊“还我公道”的口号；夏晓玲（化名）抱着300张传单来到现场，瞬间就被抢光了，她好不容易才从别人手里抢了一张回来。 网络聚集了人群，人群聚集的消息和照片反馈到网络上，又吸引了更多人前来，木樨园一带本来就是人员密集的商圈，前来购物的人们聚集观望，阵势就这样渐渐拉开了。但是，聚集起来的人群，诉求却并不一致，有的要求公安立案，有的要求公开录像，还有的要求彻查京温商城的董事长。
令人有些惊讶，核心人员并未出现在人群中。
马路虽然在QQ群里说自己是“带头大哥”，但他始终没拿定主意，是只在网上“吹吹牛”，还是要真的去现场。5月8日这天，他只在中午进货时顺便看了一眼，就回家打理自己的网店生意了。
万大伟虽然在群里喊得欢，却一点去现场的念头都没有，他心里更重要的是他刚开始创业的生意。
发出号召、制作横幅、打印照片的彭涛，直到5月8日下午才赶到京温商城。他后来解释说，他睡过头了。
这一天，“平安北京”微博第一次公开发布关于袁丽亚死因的通告，反复强调，“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空坠楼”，但聚集起来的人群，已经没有空去看了。
从安徽特地赶来的黄勇（化名）承认，他当时处于一种“狂欢”的状态。这个25岁的待业青年5月7日从网上看到，5月8日要在北京为老乡鸣冤，按捺不住“凑热闹”的心态，立刻买了一张从合肥到北京的火车票。5月8日一早，他只在附近小宾馆简单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赶到了京温商城。他戴着墨镜，穿着粉红色T恤，冲在人群最前面，带头高声呼喊。
“现在想想，已经不全是为袁丽亚鸣冤了，”6月初，他坐在看守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心情，“就是感到热闹，好玩儿，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虽然警方针对此前的网络预警，已在京温商城门口安排了维持秩序的民警，但现场人群的迅速扩大和狂热的情绪突破了警方的控制，聚集活动从上午10时一直持续到中午，最终在警方的疏导下，慢慢散去。
后续
人群散了，对袁丽亚死因的质疑仍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中回荡。
警方介绍，5月8日后，北京市公安局对丰台公安的排刑嫌工作重新审查，并着重调查了“保安逃跑说”，并未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
丰台公安分局局长衡晓帆介绍，事实上，在前期调查走访过程中，警方发现袁丽亚在事发前一段时间情绪低落，生过一场大病，病情虽不致命，但作为女性患者不易治愈且容易复发。袁丽亚在大红门早市工作摊位的老板娘说，袁丽亚曾告诉她，这个病治不好很容易变成癌症。
警方认为，此事很可能是袁丽亚自杀的原因之一。不过，考虑到病情是死者隐私，并且与本案性质无关，并未披露。
一起自杀坠楼案，最后引发一起长达数小时的聚集事件，警方也始料未及，不过，警方同时认为，袁丽亚男友彭涛在此事过程中有诸多反常行为。比如，在与刑警约好共同查看完整视频的那一天，彭涛并未出现，而是在京温商城门口拉起了横幅。警方据此认为，彭涛在这场聚众闹事中存在主观故意，并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5月21日，北京警方宣布，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彭某（系死者袁某男友，网店经营者）在袁某自杀后，因对京温商城善后处置不满，利用互联网散布袁某‘离奇’死亡信息，煽动同乡帮助向商城‘讨说法’，导致袁某死因谣言在网上持续发酵，迅速蔓延……组织策划老乡到商城门前聚集，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警方同时宣布，对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依法批捕。
在与京温商城达成协议后，袁丽亚的父母便带着女儿的骨灰返回了老家。
失去了女儿和家中的经济支柱，不是他们唯一的烦恼。资助袁丽亚父亲药物的企业宣布资助期已满，即将中止为他免费提供药物，以后该怎么办，他们毫无头绪。
北京警方宣布逮捕的消息后，被批捕的年轻人的父母找到老两口，“我们家孩子是因为你家孩子被抓起来的，你们要帮着想办法。”
既对乡亲们心怀愧疚，又不知发生在商城门前的事触犯了哪一条法律，老两口一度向人咨询，“可不可以我们俩到北京去坐牢，换两个孩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