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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册吴是中国文物咨询中心近年来所征集的西周有铭铜器，原为香港私人藏家所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器通高20.5厘米，通长47厘米，口径25厘米。器内底有铭文6行，每行10字，共60字。其中铭文首句“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反映出该器是一件高年青铜器，且属于年、月、月相、日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一旦确定其所在的王年及历日，即可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准器和金文历谱的支点。根据对该器器形、纹饰及字体的研究，学者们断定其年代应在西周中晚期，因此对于该器所载的王年历日，目前学界有穆王、恭王、厉王、宣王等四种说法。
“穆王说”以夏含夷、王占奎、张懋三位先生为代表。夏含夷先生认为：“作册吴铭文也载有完整年代记载，即‘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而这个记载与虎簋盖所载的‘隹卅年四月初吉甲戌’所须年历也完全一致。两个记载都是某王三十年四月，差别只是虎簋盖的‘初吉甲戌’在作册吴的‘既生霸壬午’之前八天。这样的差别与初吉和既生霸月相的差别正好一致。两件铜器应属于同一年毫无疑问。如果作册吴也是穆王三十年所作，而作册吴方彝盖是懿王二年所作，那么两件器之间的距离就完全像虎簋盖和师虎簋的距离一样，只是两个作册吴器的距离更长一年。”[1]之后，王占奎先生从器形和字体两个方面判断作册吴为穆王三十年器 [2]。张懋先生主要从器形学的角度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经过将簋、吴与新见26年叔壶、28年簋、鼎作比较，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主观上有意要将簋与吴的年代提前，而是它们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原本就是穆王时期铜器的特征。”[3]当然，张先生从纹饰及铭文字体方面的论证亦十分有力度，值得研究者参考重视。
“恭王说”以韩巍先生为代表。韩巍先生指出：“与吴铭文所记年、月相同的唯一铜器是卅年虎簋盖……吴的‘壬午’是‘甲戌’之后第八天。按照月相‘四分法’若甲戌为‘初吉’，则壬午完全可以落入‘既生霸’范围内，因此吴与虎簋盖应属同一王世。……虎簋盖等目前普遍被定于穆王的高纪年铜器，均应为恭王时器，且恭王纪年至少在三十年以上。因此在我看来，吴应该是恭王三十年的标准器。”[4]此外，韩先生结合作册吴的器形、纹饰、铭文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吴的年代应为恭王三十年，进一步验证了他之前提出恭王纪年应在30年以上的假说。朱凤瀚先生在2014年修正了之前提出的“宣王说”，也持此观点[5]。
“厉王说”以陈小三先生为代表。他在夏含夷、朱凤瀚、张懋、王占奎诸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从作册吴的形制再结合高纪年铭文来看，作册吴只可能属于厉王或宣王时期。若将作册吴定在宣王时期，当然从形制、纹饰来讲并无大碍，但像吴方彝这样的纹饰若放在宣王时期的话，从其器形、纹饰来看显得太晚，而且与西周晚期偏晚阶段纹饰与器壁齐平的风格明显不符。因此，三十年作冊吴还是应属于厉王时期。”[6]这个论断虽从器形学入手，但其判断有一定的独到之处，陈先生从吴的器形及纹饰入手，又结合了铜器纪年等方面的因素，立论扎实有据，是目前关于作册吴断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他的结论与笔者后文的论证有一定的关联，余下详述。
“宣王说”源自朱凤瀚先生。在选入《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的文章《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中，朱先生认为：“吴为三十年器，在西周晚期王世中，只有厉王、宣王二王过三十年。厉王元年如设为前877年，则其三十年为前848年，是年四月辛酉朔二十二日壬午，与吴‘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不合，所以不能归入厉王。宣王元年为前827年，其三十年为前798年，是年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可与吴‘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根据合历情况，在综合考虑上文所论吴之形制、纹饰形式与铭文字体特征，吴似当以入宣王三十年为妥。”[7] 2014年，朱先生在《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一文中，结合新出铜器簋铭文及其他几件铜器，重新考察西周金文历谱，认为恭王在位年数在35年，并据此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按照本文所拟定的恭王在位年数35年，恭王三十年在前912年，是年四月癸酉朔十日壬午，则与吴‘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5]这为吴入恭王提供了历日依据。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上述专家学者对作册吴“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句之解读，大抵以器形学、“月相四分说”、纹饰、铭文字的方法为主，但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除了器形因素外，各家在考虑合历情况时基本都立足于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而各家的理解不同，考订王年及历日结论亦不尽相同。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立足铜器历日合历时日来看，作册吴所载铭文之王年历日当有一个确切的点，也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而不是能够分别与几个王所在的“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的历日勘合。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拟采用传统的四分历及月相定点说，重新考察此句铭文所载王年及历日。
在研究作册吴所记王年及历日之前，先对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做一简要交代。我国先民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制作历法。在这一过程中，“古人测得一回归年为365日（岁实），又测得19回归年为235朔望月，那么1回归年=235÷19=12朔望月，……1朔望月=19×365÷235=29日（朔策）”[8]18，在岁实与朔策的基础上，按照60干支循环，四分历就产生了。四分历的核心要素确定之后，便可将之用于历法运算，每月朔日运算时以其余分作分子，940作分母，便可算出合朔之日的具体时间。再者，西周处于观象授时阶段，实际用历与历法演算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而误差的限度为日，即半日左右，若多于半日则合朔时日可计入下一天，少于半日则其合朔时日可计入上一天。
既然古人制作历法是在观象基础上产生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对于天象就有很多准确的记载。在诸多记载之中，月相名词较为常见，诸如“朔”“”“望”“既望”，另外还有对月亮光照的视形状的记载，如“既死霸”“旁死霸”“哉生霸”“旁生霸”“既旁生霸”“既旁死霸”等。“月相四分说”，是王国维先生领悟出来的，他认为：“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魄、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9]此法将一个月之内的四个月相划分为五六日、七八日不等，正好将一个月时间分配完毕，一个月相便可在数日之内移动勘合。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比传统月相定点说更易与月相勘合，但是古人记载月相名称甚多，如果月相不定点，则初吉、、望、既望、既生霸与哉生霸、既死霸和旁死霸之记载就显得繁琐和不切实际。故而在月相四分的基础上便有进一步的演进，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每个月相所管时间径直分为既生霸、既死霸一月二分，即以两个月相平分上半月与下半月，似乎更为方便，但是这样游移的空间更大了，而在遇到某些具体问题时，也出现了解释上的困境。如陈久金先生在考察2003年四川眉县新出四十二年鼎及四十三年鼎的历日时，出现了四十二年器铭“既生霸”合上半月月相，而四十三年器铭“既生霸”只能合下半月月相的情况[10]。因而在月相四分的基础上一味地扩大月相勘合周期（有一日到五六日、七八日乃至半个月不等）便失去了月相记录历日的科学意义。 有鉴于此，笔者拟采用吾师张闻玉先生的解释体系，认为古文献及出土文献中所记载的月相应当是定点的：
“朔为初一，为初三（月芽初现），望为十五，既望为十六。几千年来都是明确的，定点的。其他月相名词也同样是定点的，定于一日。生霸、死霸非月相。生霸指月亮的光面，死霸指月亮的背光面。归纳起来：初一：朔、初吉、既死霸（既，尽也。全是背光面）；初二：旁死霸（旁近既死霸之义）；初三：，哉生霸（月的光面——“生霸”才现）；十五：望、既生霸（尽是光亮面）；十六：既望、旁生霸（旁近既生霸之义）；十七：既旁生霸（旁生霸之后一日）。”[11]
“既生霸”为十五日，而作册吴铭文记载“卅年四月既生霸”的日干支为“壬午”，据此则可推知当月朔日为戊辰。在此基础上，可以将铜器历日分别与西周历谱中穆王、厉王、恭王、宣王四王的三十年四月十五日之天象勘合，查看其实际情况。下面笔者依据月相定点说及传统四分历术，以查验上述关于作册吴铭文诸研究观点所涉及的年代。
首先来看穆王三十年（前977）四月朔日。根据四分历推算，核对张闻玉先生的《西周历谱》，该年四月辛酉朔余分为3，而此年四月朔日即虎簋盖铭文所载“隹卅年四月初吉，（既生霸）甲戌（司历定庚申朔，与天象合）”[8]328，查对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以下简称《历表》）可知，前977年四月的实际天象为庚申朔21h14m，且辛酉朔余分為3[12]45，可计入上一天即庚申日，则望为甲戌日，虎簋盖为穆王三十年器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周穆王三十年四月未有戊辰朔，亦无既生霸壬午。而夏含夷先生将穆王三十年定为前927年，并认为吴铭文历日与之相合，“作册吴所载‘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同样与公元前932年[四月朔日为己巳（6），壬午（19）为第十四天与既生霸合]和927年[四月朔日为庚午（07），甲戌（11）为第五天，与初吉合]配合。把这些年头接连，可以得出公元前933年为穆王在位二十四年，……（前）927年为其三十年”[1]55（引文中干支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日干支在六十甲子中的顺序）。前927年四月为庚子朔，则该月望日当为甲寅日，而非既生霸壬午望日。综上可知，作册吴所记“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不在穆王三十年。
再看周宣王三十年（前798）四月之朔日及天象。朱凤瀚先生之前主张吴所载历日为宣王三十年（前798），通过查对《西周历谱》，周宣王三十年四月为辛未朔，余分为240[8]。再查对《中国先秦史历表》可知，前798年四月实际天象为辛未11h08m，则当月望日干支为甲申[12]60，与作册吴所记戊辰朔、壬午望日还是不能勘合。
张闻玉先生《西周纪年研究》中定恭王在位17年，2014年，朱凤瀚先生研究认为恭王在位超过30年，并将作册吴“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定为恭王三十年。按照朱先生的观点，“共王三十年在前912年”[5]19，通过查对《西周历谱》所对应的历日天象，前912年四月为癸卯朔，余分为560[8]，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定为甲辰朔[12]51，因为癸卯日余分为大数，即时间上大于半日，则该日历朔干支可定为甲辰，那么其望日既生霸干支当为戊午。即使以五月癸酉为朔日，则其所对应的望日为既生霸丁亥，也不能与作册吴所记“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足见朱先生所推定的吴历日为恭王三十年（前912）四月既生霸壬午的说法亦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我们再来探究周厉王三十年（前849）四月之历日天象。铭文记载“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其朔日干支为戊辰，查对《西周历谱》，四分历定朔推算出该月为丁卯朔，余分为868[8]，而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中前849年四月之实际天象为戊辰朔08h09m，二者之间相差一天[12]56。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在观象授时阶段的西周历法不可能像现代历法推算一样完全准确，失策在半日之内均可视为同一天。四分历推算的丁卯日存在868的余分，且，上文已知四分历朔策为29，可将此余分分数换算为1日24小时60分制如下：
0.161702×60=9.07212（分）
0.07212×60=42.1272（秒）
以上演算结果说明，该年四月戊辰朔日合朔时刻为丁卯日22时9分42秒。由于22时已经超过半日，且距离戊辰日只有1小时50分18秒，故丁卯朔可计入戊辰朔。在实际用历中，司历定戊辰朔，则15日后的四月十五日既生霸的干支即为壬午。据此，作册吴所记历日与四分历的推算结果及《中国先秦史历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作册吴铭文“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所载之时间当为周厉王三十年（前849）四月十五日既生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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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含夷.从作册吴再看周穆王（下转69页）（上接28页）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G]//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3—54.
[2]王占奎.2003 年以来所见西周历日拟年[G]//李宗.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
[3]张懋.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J].文博，2013（2）：23.
[4]韩巍.简论作册吴及相关铜器的年代[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7）：73—74.
[5]朱凤瀚.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6）：19.
[6]陈小三.试论“叔壶”和作册吴[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3）：67.
[7]朱凤瀚.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G]// 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1.
[8]张闻玉，饶尚宽，王辉.西周纪年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
[9]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
[10]陈久金.吴鼎月相历日发现的重大科学意义[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4）：370.
[11]张闻玉.簋与西周王年[M]//张闻玉，曾鹏，桂珍明.夏商周三代纪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71.
[12]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M].济南：齐鲁书社，1987.
〔责任编辑：成彩虹〕
“穆王说”以夏含夷、王占奎、张懋三位先生为代表。夏含夷先生认为：“作册吴铭文也载有完整年代记载，即‘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而这个记载与虎簋盖所载的‘隹卅年四月初吉甲戌’所须年历也完全一致。两个记载都是某王三十年四月，差别只是虎簋盖的‘初吉甲戌’在作册吴的‘既生霸壬午’之前八天。这样的差别与初吉和既生霸月相的差别正好一致。两件铜器应属于同一年毫无疑问。如果作册吴也是穆王三十年所作，而作册吴方彝盖是懿王二年所作，那么两件器之间的距离就完全像虎簋盖和师虎簋的距离一样，只是两个作册吴器的距离更长一年。”[1]之后，王占奎先生从器形和字体两个方面判断作册吴为穆王三十年器 [2]。张懋先生主要从器形学的角度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经过将簋、吴与新见26年叔壶、28年簋、鼎作比较，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主观上有意要将簋与吴的年代提前，而是它们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原本就是穆王时期铜器的特征。”[3]当然，张先生从纹饰及铭文字体方面的论证亦十分有力度，值得研究者参考重视。
“恭王说”以韩巍先生为代表。韩巍先生指出：“与吴铭文所记年、月相同的唯一铜器是卅年虎簋盖……吴的‘壬午’是‘甲戌’之后第八天。按照月相‘四分法’若甲戌为‘初吉’，则壬午完全可以落入‘既生霸’范围内，因此吴与虎簋盖应属同一王世。……虎簋盖等目前普遍被定于穆王的高纪年铜器，均应为恭王时器，且恭王纪年至少在三十年以上。因此在我看来，吴应该是恭王三十年的标准器。”[4]此外，韩先生结合作册吴的器形、纹饰、铭文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吴的年代应为恭王三十年，进一步验证了他之前提出恭王纪年应在30年以上的假说。朱凤瀚先生在2014年修正了之前提出的“宣王说”，也持此观点[5]。
“厉王说”以陈小三先生为代表。他在夏含夷、朱凤瀚、张懋、王占奎诸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从作册吴的形制再结合高纪年铭文来看，作册吴只可能属于厉王或宣王时期。若将作册吴定在宣王时期，当然从形制、纹饰来讲并无大碍，但像吴方彝这样的纹饰若放在宣王时期的话，从其器形、纹饰来看显得太晚，而且与西周晚期偏晚阶段纹饰与器壁齐平的风格明显不符。因此，三十年作冊吴还是应属于厉王时期。”[6]这个论断虽从器形学入手，但其判断有一定的独到之处，陈先生从吴的器形及纹饰入手，又结合了铜器纪年等方面的因素，立论扎实有据，是目前关于作册吴断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他的结论与笔者后文的论证有一定的关联，余下详述。
“宣王说”源自朱凤瀚先生。在选入《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的文章《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中，朱先生认为：“吴为三十年器，在西周晚期王世中，只有厉王、宣王二王过三十年。厉王元年如设为前877年，则其三十年为前848年，是年四月辛酉朔二十二日壬午，与吴‘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不合，所以不能归入厉王。宣王元年为前827年，其三十年为前798年，是年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可与吴‘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根据合历情况，在综合考虑上文所论吴之形制、纹饰形式与铭文字体特征，吴似当以入宣王三十年为妥。”[7] 2014年，朱先生在《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一文中，结合新出铜器簋铭文及其他几件铜器，重新考察西周金文历谱，认为恭王在位年数在35年，并据此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按照本文所拟定的恭王在位年数35年，恭王三十年在前912年，是年四月癸酉朔十日壬午，则与吴‘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5]这为吴入恭王提供了历日依据。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上述专家学者对作册吴“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句之解读，大抵以器形学、“月相四分说”、纹饰、铭文字的方法为主，但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除了器形因素外，各家在考虑合历情况时基本都立足于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而各家的理解不同，考订王年及历日结论亦不尽相同。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立足铜器历日合历时日来看，作册吴所载铭文之王年历日当有一个确切的点，也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而不是能够分别与几个王所在的“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的历日勘合。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拟采用传统的四分历及月相定点说，重新考察此句铭文所载王年及历日。
在研究作册吴所记王年及历日之前，先对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做一简要交代。我国先民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制作历法。在这一过程中，“古人测得一回归年为365日（岁实），又测得19回归年为235朔望月，那么1回归年=235÷19=12朔望月，……1朔望月=19×365÷235=29日（朔策）”[8]18，在岁实与朔策的基础上，按照60干支循环，四分历就产生了。四分历的核心要素确定之后，便可将之用于历法运算，每月朔日运算时以其余分作分子，940作分母，便可算出合朔之日的具体时间。再者，西周处于观象授时阶段，实际用历与历法演算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而误差的限度为日，即半日左右，若多于半日则合朔时日可计入下一天，少于半日则其合朔时日可计入上一天。
既然古人制作历法是在观象基础上产生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对于天象就有很多准确的记载。在诸多记载之中，月相名词较为常见，诸如“朔”“”“望”“既望”，另外还有对月亮光照的视形状的记载，如“既死霸”“旁死霸”“哉生霸”“旁生霸”“既旁生霸”“既旁死霸”等。“月相四分说”，是王国维先生领悟出来的，他认为：“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魄、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9]此法将一个月之内的四个月相划分为五六日、七八日不等，正好将一个月时间分配完毕，一个月相便可在数日之内移动勘合。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比传统月相定点说更易与月相勘合，但是古人记载月相名称甚多，如果月相不定点，则初吉、、望、既望、既生霸与哉生霸、既死霸和旁死霸之记载就显得繁琐和不切实际。故而在月相四分的基础上便有进一步的演进，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每个月相所管时间径直分为既生霸、既死霸一月二分，即以两个月相平分上半月与下半月，似乎更为方便，但是这样游移的空间更大了，而在遇到某些具体问题时，也出现了解释上的困境。如陈久金先生在考察2003年四川眉县新出四十二年鼎及四十三年鼎的历日时，出现了四十二年器铭“既生霸”合上半月月相，而四十三年器铭“既生霸”只能合下半月月相的情况[10]。因而在月相四分的基础上一味地扩大月相勘合周期（有一日到五六日、七八日乃至半个月不等）便失去了月相记录历日的科学意义。 有鉴于此，笔者拟采用吾师张闻玉先生的解释体系，认为古文献及出土文献中所记载的月相应当是定点的：
“朔为初一，为初三（月芽初现），望为十五，既望为十六。几千年来都是明确的，定点的。其他月相名词也同样是定点的，定于一日。生霸、死霸非月相。生霸指月亮的光面，死霸指月亮的背光面。归纳起来：初一：朔、初吉、既死霸（既，尽也。全是背光面）；初二：旁死霸（旁近既死霸之义）；初三：，哉生霸（月的光面——“生霸”才现）；十五：望、既生霸（尽是光亮面）；十六：既望、旁生霸（旁近既生霸之义）；十七：既旁生霸（旁生霸之后一日）。”[11]
“既生霸”为十五日，而作册吴铭文记载“卅年四月既生霸”的日干支为“壬午”，据此则可推知当月朔日为戊辰。在此基础上，可以将铜器历日分别与西周历谱中穆王、厉王、恭王、宣王四王的三十年四月十五日之天象勘合，查看其实际情况。下面笔者依据月相定点说及传统四分历术，以查验上述关于作册吴铭文诸研究观点所涉及的年代。
首先来看穆王三十年（前977）四月朔日。根据四分历推算，核对张闻玉先生的《西周历谱》，该年四月辛酉朔余分为3，而此年四月朔日即虎簋盖铭文所载“隹卅年四月初吉，（既生霸）甲戌（司历定庚申朔，与天象合）”[8]328，查对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以下简称《历表》）可知，前977年四月的实际天象为庚申朔21h14m，且辛酉朔余分為3[12]45，可计入上一天即庚申日，则望为甲戌日，虎簋盖为穆王三十年器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周穆王三十年四月未有戊辰朔，亦无既生霸壬午。而夏含夷先生将穆王三十年定为前927年，并认为吴铭文历日与之相合，“作册吴所载‘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同样与公元前932年[四月朔日为己巳（6），壬午（19）为第十四天与既生霸合]和927年[四月朔日为庚午（07），甲戌（11）为第五天，与初吉合]配合。把这些年头接连，可以得出公元前933年为穆王在位二十四年，……（前）927年为其三十年”[1]55（引文中干支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日干支在六十甲子中的顺序）。前927年四月为庚子朔，则该月望日当为甲寅日，而非既生霸壬午望日。综上可知，作册吴所记“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不在穆王三十年。
再看周宣王三十年（前798）四月之朔日及天象。朱凤瀚先生之前主张吴所载历日为宣王三十年（前798），通过查对《西周历谱》，周宣王三十年四月为辛未朔，余分为240[8]。再查对《中国先秦史历表》可知，前798年四月实际天象为辛未11h08m，则当月望日干支为甲申[12]60，与作册吴所记戊辰朔、壬午望日还是不能勘合。
张闻玉先生《西周纪年研究》中定恭王在位17年，2014年，朱凤瀚先生研究认为恭王在位超过30年，并将作册吴“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定为恭王三十年。按照朱先生的观点，“共王三十年在前912年”[5]19，通过查对《西周历谱》所对应的历日天象，前912年四月为癸卯朔，余分为560[8]，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定为甲辰朔[12]51，因为癸卯日余分为大数，即时间上大于半日，则该日历朔干支可定为甲辰，那么其望日既生霸干支当为戊午。即使以五月癸酉为朔日，则其所对应的望日为既生霸丁亥，也不能与作册吴所记“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足见朱先生所推定的吴历日为恭王三十年（前912）四月既生霸壬午的说法亦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我们再来探究周厉王三十年（前849）四月之历日天象。铭文记载“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其朔日干支为戊辰，查对《西周历谱》，四分历定朔推算出该月为丁卯朔，余分为868[8]，而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中前849年四月之实际天象为戊辰朔08h09m，二者之间相差一天[12]56。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在观象授时阶段的西周历法不可能像现代历法推算一样完全准确，失策在半日之内均可视为同一天。四分历推算的丁卯日存在868的余分，且，上文已知四分历朔策为29，可将此余分分数换算为1日24小时60分制如下：
0.161702×60=9.07212（分）
0.07212×60=42.1272（秒）
以上演算结果说明，该年四月戊辰朔日合朔时刻为丁卯日22时9分42秒。由于22时已经超过半日，且距离戊辰日只有1小时50分18秒，故丁卯朔可计入戊辰朔。在实际用历中，司历定戊辰朔，则15日后的四月十五日既生霸的干支即为壬午。据此，作册吴所记历日与四分历的推算结果及《中国先秦史历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作册吴铭文“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所载之时间当为周厉王三十年（前849）四月十五日既生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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