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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武断的，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对其回应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混淆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定向上倒退至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它欲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充分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及积极内涵，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对目前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正。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怀特海；马克思；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4-0023-08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北美兴起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以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和中国学者王治何等人为代表。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于2014年出版《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正式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秉持基本的学术研究精神及态度，本文欲集中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后果，认为这一“修正”是有失公允的，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他们所谓的“超越”并不成功，相反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理论框架。虽然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但也认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积极展开与其的批判性对话是必要的且迫切的。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问题意识
在柯布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普遍不受欢迎，马克思被认为并没有超越由笛卡尔和康德奠定的形而上学，而实践中经历的各种尝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美国人几乎不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误解，常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对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或人权的否定。总之，美国的思想界充斥着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否定，其学术传统倒是在一些“边缘化的圈子里甚至在相对独立的圈子里”，特别是“在教会领袖接受教育的神学院”中延续下来。这里，严肃地谈论和欣赏怀特海和马克思，是很受欢迎的[1] 。
克莱顿等人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他们认识到，尽管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应对工业时代而非现在生活的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经济建设应如何追求共同福祉，理解跨国公司的走向、当今社会经济结构、贫富分化等仍有极大效力。但马克思主义应根据新的时代状况有所发展。第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虚假失真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应理解为与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人类社会理想最契合一致的社会政治哲学，而非极权国家抑或是对私人财产、人权和自由市场的拒斥。第三，“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危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各种过分行为带来的，如企业的自私贪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变得愈加脆弱，等等。二是环境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现实背景。面对危机，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什么都不做，等待危机的爆发，那时，权贵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自己，无权无势的穷人将会死去；要么在形势变得绝望之前行动起来，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富人的过度消费，构建一个新的生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2]（P13-16） 。
应对危机首先应弄清危机的根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同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而认为是现代性。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关联问题上，他们的解释显得有些混乱。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生态危机，似乎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现代性”就已存在[3] ；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的“现代性”，是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4] ，但这一时期如何能够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本质区分开来呢？他们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主张现代性的，且加重了生态危机，却不是危机的根源，根源是现代性思维方式，即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5] 。
关于“现代性”及其后果，大卫·格里芬有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认为，“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
有三点。第一，自我理解上的个人主义。将个人视为孤立的原子个人，与共同体分裂开来，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否认个体主要由他（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6]（P4-5） 。第二，世界观上的二元论。受牛顿物理学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影响，从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的绝对分离角度看问题，带来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6]（P5） 。第三，历史观上的线性时间观。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代的意义的倾向”[6]（P6） ，它把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与作为“黑暗时代”的过去割裂开来，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
现代性的后果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从一神论走向了自然神论及无神论。机械的自然观将“神圣实体”排除于经验对象之外，实现了“世界的祛魅”，有力冲击了神秘主义或“宗教狂热”，但也导致了上帝观念消失于公共生活领域，宗教被排挤到了私人领域。第二，从超自然主义转向世俗主义。“世界的祛魅”以及上帝作为唯一的根据被抛弃，导致了在人类与道德和美学准则的关系上，人们失去了“可以获得任何真正的有关审美或伦理准则的知识”。第三，从二元论走向了唯物主义。盛期启蒙时代最终将灵魂或精神也物质化了，人成了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只不过是被决定了的无意义事件系列的一个部分”，因此人并不是目的，倒成了“供有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第四，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得到了道德证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生活追逐的方向和目标，这冲击了“未来主义”的时间观，“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享乐的生活成了当下的基本追求，为此不惜牺牲后代的利益。第五，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以追求自我利益，借助“上帝之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实现，结果“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强权即公理”等价值观成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所有这些在格里芬看来，带来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具理性和选择主义等盛行的现代世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6]（P8-10） 。 既然根源出在现代性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上，那么停留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的自我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法克服危机的。按照克莱顿等人的分析，资本主义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通过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相信科技和生产的力量，服务于财富的创造和增值。后者衡量的标准已不再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此，资本主义本质上又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估方式，一切都必须放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市场价值标准才是普遍地评判社会生活实践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的标准。资本主义还预设了“无极限地增长”，契合了“未来主义”倾向，预设了自由市场将带来人们生活的日益美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无极限增长”已经遭遇到了“增长的绝对极限——地球的极限”[2]（P5） 。因此对克莱顿等人来说：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2]（P216-217） 。
故此，应放弃资本主义，转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这里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2]（P39）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奉行有机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还是基于长远的整体视野而奉行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总之，是在“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间”[2]（P250） 建立社会共同体。
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此，他们认为，由现代欧洲和北美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美国政府由于受到大财团的资本控制，不再是未来的希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最有可能将人类引入新秩序中。在这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基础的经济原则”[2]（P5） 正可以为这种范式转变提供理论资源。但同时还需要根据后现代语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2]（P119） 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克莱顿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修正”，是因为它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陷入了各种现代主义假设当中。第一，建立在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规律和决定论。黑格尔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决定论，马克思不过是把“黑格尔倒转了过来”，用“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取代“绝对精神”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
[2]（P61） 。第二，深信“工人一旦觉醒，他们将会为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起来，反抗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2]（P63） 这里奉行的是线性时间观和历史观。第三，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认思想观念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第四，停留于二元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只关注人类自身”[2]（P65-68） 。反思地看，这四方面的核心是认定马克思效仿黑格尔与牛顿，奉行了机械论世界观，停留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相信社会历史是决定论的、线性的、单向的发展过程。
因此，克莱顿等人认为，重要的是超越这种现代立场，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哲学基础。他们基于有机系统科学、量子力学、系统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当代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强调的是非决定论、不可预测性、有机的、双向的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定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后现代的哲学基础，应据此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需要怀特海为其理论奠定基础，怀特海也需要马克思帮助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方面[2]（P173）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理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关系实在论，认为个人是“共同体中的人” ，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事件是内在相关的。第二，反对机械决定论，主张非确定性，而这是新颖性的源泉，肯定了人的创造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验，人类才能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新的解决方案。第三，肯定每一个事件都有“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来衡量”的内在价值，欣赏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强调了美、和谐与统一的联系，强调价值的整体维度而非个体维度。第四，主张公私平衡，强调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整体角度出发，强调“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事件最根本的内在价值是“一种需要以造福共同体的方式持续运用其自由的成就”。因此，“自由和责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2]（P176-182） 。
据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有五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应看到偶然性因素以及人类的观念、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在激励个人和社会跨文化和跨国家的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切市场力量，应采用混合所有制，既实现地方、国家和国际多层面的合作，又发挥市场的力量。第三，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反对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第四，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实际问题不断更地新马克思主义。第五，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2]（P7-9） 。“有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建立平等社会的梦想植入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的有机环境中”[2]（P255） 。 克莱顿等人认为，修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2]（P9） 。其基本理论纲领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发的”。基于过程的不可预测性，主张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程哲学。第二，“并不承诺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主张放弃“未来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无论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乌托邦社会”。重要的是努力建构一个健康的、蓬勃发展的社会。这种构建应理解成“就地取材弄成大杂烩”，“利用手头的东西去建构”，不应幻想未来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分析包括生产和资本问题，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领域”。强调人们的精神、想法、信仰、文学艺术等会对建构后现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利用有机的、过程研究方法，从内在关系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第四，“对于21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身”，“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环境危机的严峻为建构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社会提供了机遇。只有建立在有机原则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的要求[2]（P71-74） 。
基于以上纲领，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身也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后者实际上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故此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怀特海有机哲学为理论基础，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的三个方面拓展为以下三点。第一，突现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从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事件，同时又力图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要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这是一种“广义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第二，包括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还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即主张基于文化资源的多元性，以新的多元化的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原理[2]（P201-203） 。
以上即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框架。公允地说，其很多思想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值得欣赏。为应对全球性的现代危机，努力提供一套替代选择并积极实践之，其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此外，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普遍遭排挤的思想背景下，依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走出现代性危机所具有的积极当代意义，显示了极强的理论洞察力，对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版图，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等具体条件的结合，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后果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助于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境况的认识。尤其是它放弃美国，而认为中国将是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希望，并且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契合性，对于提升我们自身的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义不可小觑。
但在笔者看来，它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和自洽，前文所述的有关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认识是模糊和混乱的，它的很多论断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是不能成立的，其中的一些论断是错误的，其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迷惑性且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用一种“带有某种宗教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世界观”[7] 取而代之，这是欲根本颠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它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现代主义不能自拔，而根本无视其对“现代性”的超越性，表明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核心理论缺乏了解。它在拒斥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口号下，推崇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实际上也拒斥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同意汪信砚的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打成疑问，更遑论它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超越’！”[7]
三、理论错置与意识形态幻象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毋宁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釜底抽薪式的“修正”。它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后果的批判的保留不过是一种枝节性的保留。本质来看，其理论核心和框架，不是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倒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补充怀特海，最后是追随怀特海而否弃了马克思。尽管我们认同他们反对“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基本判断，但认为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解是一种理论的错置，其本身还陷入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幻象中。克莱顿等人的“修正”与其说是“超越”，不如说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首先， 关于规律和决定论。克莱顿等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深陷历史决定论当中的推理逻辑是，马克思不加修饰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黑格尔又是完全接受了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以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其实无视了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批判，也无视了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不仅黑格尔不是因循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马克思也不是对自然科学无所批判，更不是对黑格尔的简单倒置。实质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未能真正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高度契合的辩证法思想，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机械决定论，进而简化为经济决定论，这其实是混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化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也重视规律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但这种决定论，绝不是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辩证决定论。 实际上，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反对这种机械决定论。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论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些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8]（P695-696） 这里，恩格斯不仅明确反对经济决定论，还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偶然性因素、文化、宗教、哲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公式化，强调的恰好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加以发展，蕴含了后者说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而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青年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莱茵报》时期更是主张理论要深入社会政治等实践领域，对陷入了理论空谈的“自由人团体”给予了积极批判。这同样体现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9]（P9）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9]（P10）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61） 。很奇怪的是，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努力发表自己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也认为思想是起作用的，却固执地对青年马克思著作中上述观点和理论倾向视而不见，坚称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宗教和哲学“完全是虚幻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2]（P66） 。退一步讲，即使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也不能像有机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其理论看成是社会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机械决定论，他们恰恰无视了马克思所谓的“存在”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明确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P72-73） 。
生活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难道表达的不正是他们以之为哲学基础的怀特海过程思想吗？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著作和基本理论精神其实是缺乏深刻了解的。
其次，关于二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分离的，由此断定需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维度进行了深入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认定这种维度依然是在人与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它欣赏的是和谐、合作和共同体。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其实是明确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本源统一性质的实践活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0]（P105） 如此艰难的表述难道不是为了避免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吗？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对象性的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马克思实现了吴晓明、邹诗鹏等学者所说的以生存论路向对以知识论路向为基本特征的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反动”。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立脚点，既不是旧的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也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或精神，而是实现了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9]（P58） 。新唯物主义也已经成了“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10]（P105） 。反思地看，当克莱顿等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认定为停留于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时，这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了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
马克思对主客二分的反对，体现于对工业的本质理解以及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看法上。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0]（P88） 。自然科学也将失去其抽象的物质的方向或不如说唯心主义方向。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往后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这唯一的科学视域内，历史与自然不是互不相干的，“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一个意思[9]（P76） 。人也不是原子式的利己个人，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9]（P67） ，这不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的孤立的人，也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自我意识”。马克思明确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60） ，“个体是社会存在物”。新唯物主义的“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非旧唯物主义的“市民”。这与他们所说的“共同体中的人”其实是一个意思。因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要求超越私人和公人的对立，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也重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却只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化的原则，而阶级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P83） 。这是突破了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个人与他人之抽象的二元对立的。马克思明确说，不能将“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对人类真正共同体的追求，符合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的所有设想。 再次，关于共产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被确证了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且是基于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械决定论性质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与过程哲学有更多的契合性），那么从逻辑上来看，克莱顿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就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存在误解，认为这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是基于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
的假设。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的忽视。当然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0]（P81） 但这一段话是接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说的，而“扬弃”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且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还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0]（P9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P85） ，但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又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P87） 。据此，是不能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简化成未来社会的人类理想的，然后又将机械决定论嫁接进来，最后走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在笔者看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运动是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过程思想接近的。同样，马克思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意义，明确说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人的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10]（P58） 。从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旨在实现共同福祉的社会”也是一致的，都强调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对立基础上的“社会”状态。在此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要求放弃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自己主张的正义理想；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人们放弃对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幻想，另一方面又努力构建一个相较于当下更好的未来世界。这不是十分矛盾的吗？由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后只能将他们提出的方案视为“一个赌注”，“我们打赌，如果仍有机会，我们会为了整体生物物种的最佳利益而行动”[2]（P17） 。他们实际上将希望寄托于一套新的理论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相信“精神”的作用，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如果不是虚无主义的翻版，就是在反对旧意识形态中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之中，其实质不过是另一种理念主义罢了。”[11] 相比之下，我们更欣赏同样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德里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正义而奋斗，至今这种理想仍在鼓舞和引导着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奋斗目标与纳粹的‘理想’根本没有任何相似、相近、相同或可比之处。……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极权制的错误尽管很残酷，但那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或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12]（P105） 德里达指出了共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能因个别的失误而受到影响。共产主义不应当被抛弃，相反倒是应当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的恰当选择。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的误解，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过于武断，对此应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本质来看极易退化成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从而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中，陷入唯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我们以为，应对危机应回归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但这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将之公式化，需积极澄清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不同，阐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想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内涵。我们欣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认同其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积极努力，但不同意其用马克思去补充怀特海的理论路向，他们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且欲避免其理论缺陷的话，倒是应当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纳入进来，对
目前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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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怀特海；马克思；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4-0023-08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北美兴起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以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和中国学者王治何等人为代表。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于2014年出版《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正式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秉持基本的学术研究精神及态度，本文欲集中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后果，认为这一“修正”是有失公允的，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他们所谓的“超越”并不成功，相反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理论框架。虽然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但也认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积极展开与其的批判性对话是必要的且迫切的。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问题意识
在柯布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普遍不受欢迎，马克思被认为并没有超越由笛卡尔和康德奠定的形而上学，而实践中经历的各种尝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美国人几乎不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误解，常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对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或人权的否定。总之，美国的思想界充斥着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否定，其学术传统倒是在一些“边缘化的圈子里甚至在相对独立的圈子里”，特别是“在教会领袖接受教育的神学院”中延续下来。这里，严肃地谈论和欣赏怀特海和马克思，是很受欢迎的[1] 。
克莱顿等人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他们认识到，尽管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应对工业时代而非现在生活的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经济建设应如何追求共同福祉，理解跨国公司的走向、当今社会经济结构、贫富分化等仍有极大效力。但马克思主义应根据新的时代状况有所发展。第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虚假失真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应理解为与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人类社会理想最契合一致的社会政治哲学，而非极权国家抑或是对私人财产、人权和自由市场的拒斥。第三，“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危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各种过分行为带来的，如企业的自私贪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变得愈加脆弱，等等。二是环境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现实背景。面对危机，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什么都不做，等待危机的爆发，那时，权贵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自己，无权无势的穷人将会死去；要么在形势变得绝望之前行动起来，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富人的过度消费，构建一个新的生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2]（P13-16） 。
应对危机首先应弄清危机的根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同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而认为是现代性。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关联问题上，他们的解释显得有些混乱。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生态危机，似乎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现代性”就已存在[3] ；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的“现代性”，是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4] ，但这一时期如何能够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本质区分开来呢？他们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主张现代性的，且加重了生态危机，却不是危机的根源，根源是现代性思维方式，即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5] 。
关于“现代性”及其后果，大卫·格里芬有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认为，“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
有三点。第一，自我理解上的个人主义。将个人视为孤立的原子个人，与共同体分裂开来，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否认个体主要由他（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6]（P4-5） 。第二，世界观上的二元论。受牛顿物理学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影响，从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的绝对分离角度看问题，带来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6]（P5） 。第三，历史观上的线性时间观。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代的意义的倾向”[6]（P6） ，它把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与作为“黑暗时代”的过去割裂开来，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
现代性的后果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从一神论走向了自然神论及无神论。机械的自然观将“神圣实体”排除于经验对象之外，实现了“世界的祛魅”，有力冲击了神秘主义或“宗教狂热”，但也导致了上帝观念消失于公共生活领域，宗教被排挤到了私人领域。第二，从超自然主义转向世俗主义。“世界的祛魅”以及上帝作为唯一的根据被抛弃，导致了在人类与道德和美学准则的关系上，人们失去了“可以获得任何真正的有关审美或伦理准则的知识”。第三，从二元论走向了唯物主义。盛期启蒙时代最终将灵魂或精神也物质化了，人成了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只不过是被决定了的无意义事件系列的一个部分”，因此人并不是目的，倒成了“供有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第四，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得到了道德证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生活追逐的方向和目标，这冲击了“未来主义”的时间观，“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享乐的生活成了当下的基本追求，为此不惜牺牲后代的利益。第五，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以追求自我利益，借助“上帝之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实现，结果“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强权即公理”等价值观成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所有这些在格里芬看来，带来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具理性和选择主义等盛行的现代世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6]（P8-10） 。 既然根源出在现代性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上，那么停留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的自我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法克服危机的。按照克莱顿等人的分析，资本主义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通过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相信科技和生产的力量，服务于财富的创造和增值。后者衡量的标准已不再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此，资本主义本质上又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估方式，一切都必须放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市场价值标准才是普遍地评判社会生活实践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的标准。资本主义还预设了“无极限地增长”，契合了“未来主义”倾向，预设了自由市场将带来人们生活的日益美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无极限增长”已经遭遇到了“增长的绝对极限——地球的极限”[2]（P5） 。因此对克莱顿等人来说：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2]（P216-217） 。
故此，应放弃资本主义，转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这里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2]（P39）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奉行有机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还是基于长远的整体视野而奉行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总之，是在“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间”[2]（P250） 建立社会共同体。
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此，他们认为，由现代欧洲和北美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美国政府由于受到大财团的资本控制，不再是未来的希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最有可能将人类引入新秩序中。在这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基础的经济原则”[2]（P5） 正可以为这种范式转变提供理论资源。但同时还需要根据后现代语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2]（P119） 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二、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克莱顿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修正”，是因为它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陷入了各种现代主义假设当中。第一，建立在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规律和决定论。黑格尔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决定论，马克思不过是把“黑格尔倒转了过来”，用“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取代“绝对精神”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
[2]（P61） 。第二，深信“工人一旦觉醒，他们将会为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起来，反抗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2]（P63） 这里奉行的是线性时间观和历史观。第三，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认思想观念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第四，停留于二元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只关注人类自身”[2]（P65-68） 。反思地看，这四方面的核心是认定马克思效仿黑格尔与牛顿，奉行了机械论世界观，停留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相信社会历史是决定论的、线性的、单向的发展过程。
因此，克莱顿等人认为，重要的是超越这种现代立场，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哲学基础。他们基于有机系统科学、量子力学、系统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当代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强调的是非决定论、不可预测性、有机的、双向的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定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后现代的哲学基础，应据此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需要怀特海为其理论奠定基础，怀特海也需要马克思帮助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方面[2]（P173）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理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关系实在论，认为个人是“共同体中的人” ，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事件是内在相关的。第二，反对机械决定论，主张非确定性，而这是新颖性的源泉，肯定了人的创造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验，人类才能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新的解决方案。第三，肯定每一个事件都有“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来衡量”的内在价值，欣赏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强调了美、和谐与统一的联系，强调价值的整体维度而非个体维度。第四，主张公私平衡，强调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整体角度出发，强调“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事件最根本的内在价值是“一种需要以造福共同体的方式持续运用其自由的成就”。因此，“自由和责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2]（P176-182） 。
据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有五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应看到偶然性因素以及人类的观念、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在激励个人和社会跨文化和跨国家的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切市场力量，应采用混合所有制，既实现地方、国家和国际多层面的合作，又发挥市场的力量。第三，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反对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第四，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实际问题不断更地新马克思主义。第五，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2]（P7-9） 。“有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建立平等社会的梦想植入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的有机环境中”[2]（P255） 。 克莱顿等人认为，修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2]（P9） 。其基本理论纲领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发的”。基于过程的不可预测性，主张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程哲学。第二，“并不承诺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主张放弃“未来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无论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乌托邦社会”。重要的是努力建构一个健康的、蓬勃发展的社会。这种构建应理解成“就地取材弄成大杂烩”，“利用手头的东西去建构”，不应幻想未来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分析包括生产和资本问题，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领域”。强调人们的精神、想法、信仰、文学艺术等会对建构后现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利用有机的、过程研究方法，从内在关系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第四，“对于21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身”，“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环境危机的严峻为建构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社会提供了机遇。只有建立在有机原则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的要求[2]（P71-74） 。
基于以上纲领，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身也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后者实际上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故此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怀特海有机哲学为理论基础，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的三个方面拓展为以下三点。第一，突现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从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事件，同时又力图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要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这是一种“广义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第二，包括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还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即主张基于文化资源的多元性，以新的多元化的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原理[2]（P201-203） 。
以上即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框架。公允地说，其很多思想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值得欣赏。为应对全球性的现代危机，努力提供一套替代选择并积极实践之，其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此外，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普遍遭排挤的思想背景下，依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走出现代性危机所具有的积极当代意义，显示了极强的理论洞察力，对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版图，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等具体条件的结合，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后果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助于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境况的认识。尤其是它放弃美国，而认为中国将是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希望，并且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契合性，对于提升我们自身的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义不可小觑。
但在笔者看来，它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和自洽，前文所述的有关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认识是模糊和混乱的，它的很多论断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是不能成立的，其中的一些论断是错误的，其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迷惑性且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用一种“带有某种宗教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世界观”[7] 取而代之，这是欲根本颠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它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现代主义不能自拔，而根本无视其对“现代性”的超越性，表明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核心理论缺乏了解。它在拒斥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口号下，推崇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实际上也拒斥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同意汪信砚的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打成疑问，更遑论它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超越’！”[7]
三、理论错置与意识形态幻象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毋宁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釜底抽薪式的“修正”。它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后果的批判的保留不过是一种枝节性的保留。本质来看，其理论核心和框架，不是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倒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补充怀特海，最后是追随怀特海而否弃了马克思。尽管我们认同他们反对“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基本判断，但认为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解是一种理论的错置，其本身还陷入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幻象中。克莱顿等人的“修正”与其说是“超越”，不如说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首先， 关于规律和决定论。克莱顿等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深陷历史决定论当中的推理逻辑是，马克思不加修饰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黑格尔又是完全接受了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以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其实无视了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批判，也无视了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不仅黑格尔不是因循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马克思也不是对自然科学无所批判，更不是对黑格尔的简单倒置。实质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未能真正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高度契合的辩证法思想，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机械决定论，进而简化为经济决定论，这其实是混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化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也重视规律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但这种决定论，绝不是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辩证决定论。 实际上，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反对这种机械决定论。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论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些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8]（P695-696） 这里，恩格斯不仅明确反对经济决定论，还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偶然性因素、文化、宗教、哲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公式化，强调的恰好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加以发展，蕴含了后者说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而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青年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莱茵报》时期更是主张理论要深入社会政治等实践领域，对陷入了理论空谈的“自由人团体”给予了积极批判。这同样体现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9]（P9）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9]（P10）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61） 。很奇怪的是，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努力发表自己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也认为思想是起作用的，却固执地对青年马克思著作中上述观点和理论倾向视而不见，坚称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宗教和哲学“完全是虚幻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2]（P66） 。退一步讲，即使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也不能像有机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其理论看成是社会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机械决定论，他们恰恰无视了马克思所谓的“存在”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明确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P72-73） 。
生活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难道表达的不正是他们以之为哲学基础的怀特海过程思想吗？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著作和基本理论精神其实是缺乏深刻了解的。
其次，关于二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分离的，由此断定需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维度进行了深入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认定这种维度依然是在人与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它欣赏的是和谐、合作和共同体。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其实是明确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本源统一性质的实践活动即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0]（P105） 如此艰难的表述难道不是为了避免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吗？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对象性的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马克思实现了吴晓明、邹诗鹏等学者所说的以生存论路向对以知识论路向为基本特征的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反动”。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立脚点，既不是旧的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也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或精神，而是实现了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9]（P58） 。新唯物主义也已经成了“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10]（P105） 。反思地看，当克莱顿等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认定为停留于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时，这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了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
马克思对主客二分的反对，体现于对工业的本质理解以及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看法上。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0]（P88） 。自然科学也将失去其抽象的物质的方向或不如说唯心主义方向。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往后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这唯一的科学视域内，历史与自然不是互不相干的，“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一个意思[9]（P76） 。人也不是原子式的利己个人，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9]（P67） ，这不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的孤立的人，也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自我意识”。马克思明确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60） ，“个体是社会存在物”。新唯物主义的“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非旧唯物主义的“市民”。这与他们所说的“共同体中的人”其实是一个意思。因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要求超越私人和公人的对立，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也重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却只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化的原则，而阶级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P83） 。这是突破了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个人与他人之抽象的二元对立的。马克思明确说，不能将“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对人类真正共同体的追求，符合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的所有设想。 再次，关于共产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被确证了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且是基于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械决定论性质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与过程哲学有更多的契合性），那么从逻辑上来看，克莱顿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就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存在误解，认为这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是基于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
的假设。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的忽视。当然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0]（P81） 但这一段话是接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说的，而“扬弃”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且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还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0]（P9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P85） ，但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又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P87） 。据此，是不能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简化成未来社会的人类理想的，然后又将机械决定论嫁接进来，最后走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在笔者看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运动是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过程思想接近的。同样，马克思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意义，明确说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人的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10]（P58） 。从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旨在实现共同福祉的社会”也是一致的，都强调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对立基础上的“社会”状态。在此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要求放弃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自己主张的正义理想；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人们放弃对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幻想，另一方面又努力构建一个相较于当下更好的未来世界。这不是十分矛盾的吗？由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后只能将他们提出的方案视为“一个赌注”，“我们打赌，如果仍有机会，我们会为了整体生物物种的最佳利益而行动”[2]（P17） 。他们实际上将希望寄托于一套新的理论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相信“精神”的作用，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如果不是虚无主义的翻版，就是在反对旧意识形态中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之中，其实质不过是另一种理念主义罢了。”[11] 相比之下，我们更欣赏同样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德里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正义而奋斗，至今这种理想仍在鼓舞和引导着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奋斗目标与纳粹的‘理想’根本没有任何相似、相近、相同或可比之处。……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极权制的错误尽管很残酷，但那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或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12]（P105） 德里达指出了共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能因个别的失误而受到影响。共产主义不应当被抛弃，相反倒是应当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的恰当选择。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的误解，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过于武断，对此应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本质来看极易退化成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从而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中，陷入唯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我们以为，应对危机应回归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但这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将之公式化，需积极澄清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不同，阐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想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内涵。我们欣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认同其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积极努力，但不同意其用马克思去补充怀特海的理论路向，他们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且欲避免其理论缺陷的话，倒是应当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纳入进来，对
目前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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