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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垃圾围城围村问题，是重要的民生课题，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事关城乡居民健康，是一个躲不开的课题。
由于担忧垃圾焚烧带来的环境隐患，近年，垃圾焚烧项目因周边群众反对而被叫停的时有发生。6月底，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叫停就是较为典型的案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注意到，就在仙桃市政府通告暂缓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的第二天，邻近的潜江市也发布通告：“决定停止引进奥古斯特项目”（农药生产项目）。其后，距仙桃不远的监利县政府也主动发布“关于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情况说明”的公告，介绍该县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情况。
“这反映出正加快推進工业化进程的中部地区，也遭遇到了工业发展和破解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常纪文表示。仙桃、潜江、监利三地是邻居，三地在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面走在湖北前列。仙桃市民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态度，在另外两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常纪文认为，“这是典型的邻避效应特征。”7月3日，广东省高要市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这说明在群众环保意识觉醒之后，对各级政府环境项目建设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公开、立项科学、监督严格、管理到位，是起码要求。
“尽管如此，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是必然趋势，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常纪文认为。
妥善解决利益攸关方关切
6月25日，仙桃市政府举行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新闻通气会。仙桃市委副秘书长王中林在会上介绍，仙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干河办事处郑仁口村，概算投资2.5908亿元，占地120亩，由绿色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以BOT模式与市政府合作兴建。他表示：一期建设日处理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炉，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逆推式、倾斜多级炉排的机械炉排炉技术，其中二英排放指标优于国内排放标准，达到世界最严格的欧盟标准。
尽管技术先进，但仙桃民众担心的却是：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有仙桃市民表示，项目距离市中心不到3公里，距离最近的小区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而且，垃圾焚烧厂的灰尘掩埋点设在市民用水取水点通顺河附近，对市民饮水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仙桃垃圾焚烧项目在选址规划上显然考虑不周，政府可能是出于运输方便的考虑，将其建在城市边缘，其实可以借鉴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做法，将垃圾焚烧厂建在远离人群的山区。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将其建在政府大楼附近，这也不失为一种倒逼垃圾焚烧厂技术达标的方法。”常纪文说。
仙桃民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市政府刻意隐瞒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进程，从选址到招标建设的两年内，周边民众并不知道正在建设的是一座垃圾焚烧厂。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仙桃垃圾焚烧项目于2013年4月获得湖北省环境保护厅核发的《省环保厅关于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3年8月湖北省发改委正式批准立项核准。尽管仙桃官方表示，曾在环保局网站进行过项目公示。但多数民众表示并不知情。
相比之下，监利县的做法要透明得多。监利县政府在“关于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情况说明”中提到，在环评阶段，项目所在村及邻近村多次组织村民代表到浙江、江苏、襄阳、荆州等生活垃圾项目地考证项目环保情况，积极支持该项目落地。
对此，常纪文说，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项目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忧。减缓这种担忧的途径应是更为开放的参与、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和适当的补偿。监利县对于垃圾焚烧项目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并且项目运营方具有丰富的经验，这打消了居民的疑虑，成功地阻止了邻避效应。
从仙桃和监利两县垃圾焚烧项目的不同结果看，对相关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不了解，是引发群众反对的根本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项目建设上，“让利益攸关方充分了解技术、信息，充分表达意见、关切，并对这些关切给予妥善的解决，是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常纪文认为。
垃圾焚烧是大趋势
垃圾填埋和焚烧是当前垃圾集中处理的两大主要方法。由于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以及填埋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等原因，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最好办法，具有占地面积小、效率高、减量快等优点，因此成为各地首选。
与垃圾焚烧项目集中落地伴生的，是不断发生的邻避运动。仅今年以来，湖南、河北、湖北、广东等地就发生了多起关于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抗议行为，导致多个项目未能顺利落地运营。
“我国工业化进程是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目前，东部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那里的邻避运动在四五年前较严重，如今这一运动正在向中部地区推进。”常纪文认为，“邻避运动是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回避不了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痛苦的邻避运动，我国也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
他认为，邻避运动一方面说明公众开始关注自身的环境权益；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政府引进的民生项目，由不关心到开始高度关注并要求积极参与，以保证他们对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这是一件好事，这就倒逼各级决策部门，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决策了，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发挥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监督作用。如果做到这些，群众绝对是会支持的，监利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在项目立项、建设、运行中，实行信息全透明，让所有利益方都能参与其中。当所有利益方都坐下来谈的时候，就是项目顺利实施的起步。
常纪文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都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就超过1.7亿吨，并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解决垃圾围城围村问题，是重要的民生课题，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事关城乡居民健康，是一个躲不开的课题。城乡垃圾集中处理、焚烧是必然选择。可以预见，“未来邻避运动还会时有发生，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大约到2030年左右，工业化进程完成后，情况将会得到根本好转。”
常纪文建议，垃圾焚烧项目要想顺利落地，首先是确保所采用的焚烧技术达到先进标准；其次，运营企业要讲信用、守法律、做公益；第三就是政府工作方法很重要，必须做到信息公开、补偿到位。
期待出现抓垃圾分类的书记市长
和发达国家比，我国垃圾分类推行了多年，却始终流于表面，成效甚微。业界普遍认为，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而实际上，由于垃圾分类不健全，源头低热值垃圾没有得到分拣，很多垃圾焚烧厂的确存在焚烧不完全的情况，造成的大气及飞灰污染也非常严重。所以，在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同时，必须强力推行垃圾分类。
6月20日，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0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实施垃圾强制分类，有效减少垃圾的清运量和最终处理量，减轻末端处理压力，或可成为破解垃圾焚烧厂落地难题的一把钥匙。
常纪文感慨：什么时候，我国能涌现一批抓垃圾分类的书记、市长，那将是这个城市市民之福。书记市长不要觉得这个“名号”不好听，市民群众也不要觉得这个书记市长不够“高大上”，他们是在做功在当下、利在百年的大好事。能把垃圾分类这件事做好做实的书记市长，完全值得市民在一个城市的醒目之处为他们树碑立传。
由于担忧垃圾焚烧带来的环境隐患，近年，垃圾焚烧项目因周边群众反对而被叫停的时有发生。6月底，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叫停就是较为典型的案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注意到，就在仙桃市政府通告暂缓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的第二天，邻近的潜江市也发布通告：“决定停止引进奥古斯特项目”（农药生产项目）。其后，距仙桃不远的监利县政府也主动发布“关于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情况说明”的公告，介绍该县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情况。
“这反映出正加快推進工业化进程的中部地区，也遭遇到了工业发展和破解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常纪文表示。仙桃、潜江、监利三地是邻居，三地在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面走在湖北前列。仙桃市民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态度，在另外两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常纪文认为，“这是典型的邻避效应特征。”7月3日，广东省高要市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这说明在群众环保意识觉醒之后，对各级政府环境项目建设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公开、立项科学、监督严格、管理到位，是起码要求。
“尽管如此，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是必然趋势，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常纪文认为。
妥善解决利益攸关方关切
6月25日，仙桃市政府举行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新闻通气会。仙桃市委副秘书长王中林在会上介绍，仙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干河办事处郑仁口村，概算投资2.5908亿元，占地120亩，由绿色东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以BOT模式与市政府合作兴建。他表示：一期建设日处理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炉，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逆推式、倾斜多级炉排的机械炉排炉技术，其中二英排放指标优于国内排放标准，达到世界最严格的欧盟标准。
尽管技术先进，但仙桃民众担心的却是：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有仙桃市民表示，项目距离市中心不到3公里，距离最近的小区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而且，垃圾焚烧厂的灰尘掩埋点设在市民用水取水点通顺河附近，对市民饮水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仙桃垃圾焚烧项目在选址规划上显然考虑不周，政府可能是出于运输方便的考虑，将其建在城市边缘，其实可以借鉴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做法，将垃圾焚烧厂建在远离人群的山区。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将其建在政府大楼附近，这也不失为一种倒逼垃圾焚烧厂技术达标的方法。”常纪文说。
仙桃民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市政府刻意隐瞒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进程，从选址到招标建设的两年内，周边民众并不知道正在建设的是一座垃圾焚烧厂。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仙桃垃圾焚烧项目于2013年4月获得湖北省环境保护厅核发的《省环保厅关于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3年8月湖北省发改委正式批准立项核准。尽管仙桃官方表示，曾在环保局网站进行过项目公示。但多数民众表示并不知情。
相比之下，监利县的做法要透明得多。监利县政府在“关于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情况说明”中提到，在环评阶段，项目所在村及邻近村多次组织村民代表到浙江、江苏、襄阳、荆州等生活垃圾项目地考证项目环保情况，积极支持该项目落地。
对此，常纪文说，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项目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忧。减缓这种担忧的途径应是更为开放的参与、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和适当的补偿。监利县对于垃圾焚烧项目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并且项目运营方具有丰富的经验，这打消了居民的疑虑，成功地阻止了邻避效应。
从仙桃和监利两县垃圾焚烧项目的不同结果看，对相关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不了解，是引发群众反对的根本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项目建设上，“让利益攸关方充分了解技术、信息，充分表达意见、关切，并对这些关切给予妥善的解决，是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常纪文认为。
垃圾焚烧是大趋势
垃圾填埋和焚烧是当前垃圾集中处理的两大主要方法。由于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以及填埋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等原因，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最好办法，具有占地面积小、效率高、减量快等优点，因此成为各地首选。
与垃圾焚烧项目集中落地伴生的，是不断发生的邻避运动。仅今年以来，湖南、河北、湖北、广东等地就发生了多起关于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抗议行为，导致多个项目未能顺利落地运营。
“我国工业化进程是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目前，东部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那里的邻避运动在四五年前较严重，如今这一运动正在向中部地区推进。”常纪文认为，“邻避运动是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回避不了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痛苦的邻避运动，我国也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
他认为，邻避运动一方面说明公众开始关注自身的环境权益；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政府引进的民生项目，由不关心到开始高度关注并要求积极参与，以保证他们对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这是一件好事，这就倒逼各级决策部门，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决策了，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发挥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监督作用。如果做到这些，群众绝对是会支持的，监利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在项目立项、建设、运行中，实行信息全透明，让所有利益方都能参与其中。当所有利益方都坐下来谈的时候，就是项目顺利实施的起步。
常纪文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都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就超过1.7亿吨，并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解决垃圾围城围村问题，是重要的民生课题，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事关城乡居民健康，是一个躲不开的课题。城乡垃圾集中处理、焚烧是必然选择。可以预见，“未来邻避运动还会时有发生，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大约到2030年左右，工业化进程完成后，情况将会得到根本好转。”
常纪文建议，垃圾焚烧项目要想顺利落地，首先是确保所采用的焚烧技术达到先进标准；其次，运营企业要讲信用、守法律、做公益；第三就是政府工作方法很重要，必须做到信息公开、补偿到位。
期待出现抓垃圾分类的书记市长
和发达国家比，我国垃圾分类推行了多年，却始终流于表面，成效甚微。业界普遍认为，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而实际上，由于垃圾分类不健全，源头低热值垃圾没有得到分拣，很多垃圾焚烧厂的确存在焚烧不完全的情况，造成的大气及飞灰污染也非常严重。所以，在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同时，必须强力推行垃圾分类。
6月20日，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0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实施垃圾强制分类，有效减少垃圾的清运量和最终处理量，减轻末端处理压力，或可成为破解垃圾焚烧厂落地难题的一把钥匙。
常纪文感慨：什么时候，我国能涌现一批抓垃圾分类的书记、市长，那将是这个城市市民之福。书记市长不要觉得这个“名号”不好听，市民群众也不要觉得这个书记市长不够“高大上”，他们是在做功在当下、利在百年的大好事。能把垃圾分类这件事做好做实的书记市长，完全值得市民在一个城市的醒目之处为他们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