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二零零四年春，爱人杨俊芳和她同学闫琰，随着导师张明远回同考察云冈石窟，我随行。那日天气很好，但石窟里却冷似冰窖。张明远教授多带了一什灰布外套，提兜里装了两个馒头，一瓶水，在第18窟一呆就是一整天。我是颇耐不住枯寂的，见她们一个专注，两个迷惘，也没人说话，便悄悄勾了爱人和同学出来。随便看了几个窟之后，三人到外面的削面馆吃了一顿午餐。消遣够了，才又返回18窟。张老师还在原地没动。
晚间吃饭的时候，张老师批评爱人：你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随后接着就谈石壁上两个比丘的头像，好像是发现了些什么。如今我已记不确切。当时我对张老师的认真很不以为然，对于学者不厌其烦的考证，往往头晕。大学毕业后我居留大同，拉拉杂杂到云冈十几次，每次都是走马观花。我看的是后山的堡，天上的云，山野的马，石窟内风化的纹理，最多在第10窟的爱奥尼亚柱式前盘桓几圈，找些很古的诗意。总而言之，并不以自己的无知为羞愧。
但实际上，发现自己是艰难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恐怕也如此。因为发现自己的同时，恐怕也在放弃自己。
让我放弃一些浅薄认知的，是在二零一一年之后。当时，大同古城重修，云冈石窟山堂水殿再建，爱人有感而发，创作了一幅长七米，宽两米的国画作品《魏都》。为了尽量尊于历史原貌，爱人做了很多功课，我也跟着做了一些知识的梳理。作品杀青后，在云冈石窟陈列馆展出。此时，云冈的山堂水殿也完工。昙曜广场立起一尊黑色昙曜雕塑，是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所作，高僧面容如刀砍斧劈，瘦容嶙峋，历史的凌厉与含混好像都在里头。受此触动，我在二零一二年动笔写了一首近三百行的长诗《拓跋》。在这首诗里，我第一次在精神层面，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云冈。
不是我想要写它，而是武周山这一块大石头，横在拓跋氏入主中原的路上，让我不能忽略。因为在这里，拓跋鲜卑氏遭遇了在文化命运上的一次大选择。拓跋氏的这个选择，最终也成为我写作上的选择。
在这选择之中，我注意到两个少年，一名老僧。第一个少年是拓跋珪，也就是北魏道武帝，平城的缔造者。
二
二零一一年，我陪诗歌启蒙老师栗洲森游览云冈，在第三窟窟内窟外，他流连甚久。栗老师是个诗人，对历史并无兴趣，为什么偏偏钟爱于此？我记得栗老师貌似说了句，他感受到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
返回之后，我脑补了这一课。在李恒成先生编著的《云冈石窟与北魏时代》一书中，有着两句醒目的黑体字：“云冈石窟的第一斧，便是从这里开始开凿的。”“北魏皇窒云冈石窟的创造，始也第三窟，终也第三窟。”指挥凿下这第一斧的人，是法果和尚;指使法果和尚开凿云冈石窟的，便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
而第三窟，终北魏平城时代，也未能真正完工。这里面那些有血有肉的存在证据，已随着石头的风化，变得模糊不清。巧合的是，指使开凿石窟的道武帝拓跋珪，本身也是个模糊不清的人。
关于道武帝，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赫赫武功，而是自代国灭亡到重兴代国、开创北魏之间的这十年时间。这十年时间，在史籍中几乎是一个空白，而空白，偏偏是最值得思量的。代国灭亡时，拓跋珪年仅六岁，据称与母亲贺兰氏流亡部中。而我宁愿相信史学家李凭的说法：拓跋珪是先被迁往长安，学习汉家典籍，接着流亡蜀地，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熏陶。
因为逆转拓跋氏命运的重任，最后落在了这个少年的头上。因此，他的经历绝不会是苍白的。拓跋珪的身世也模糊不清，他到底算拓跋什翼键的儿子还是孙子，史学界也有两种声音。他身份的这层恍惚色彩，与整个鲜卑族的尴尬处境何等相似。家恨国恨，都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流亡命运与部族的命运同等迷惘。遥想当年，鲜单人从大兴安岭逶迤而来，历经九难八阻，似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终极探寻。这种探寻是命运的探寻，也是文化的探寻。
五胡乱华时代的北方，是历史冷却不了的屠宰场。车辚辚马萧萧之中，是一种什么力量，给了一位少年选择的勇气？只能说，是他在史书中消失的那个十年，在汉家土地上流离失所的十年，给他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这之中，有儒家的影响，也不乏佛教的影响。
公元386年，刚满16岁的少年拓跋珪重兴代国。此时的他，心理年龄恐怕已远远不止16岁。他像一个老者一样，重新审视这片故土。对他而言，此刻并非元叙事时代。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片新大陆，而是一个历史负担极重的区域。更重要的任务不是新建，而是消解历史的负担。他建号北魏、迁都平城、离敞部族，部分地放弃游牧。消解的同时，他也必须找到道义和正统。他的眼光瞅准了一个地方，来安置鲜卑拓跋氏的生命之根。
这个地方，就是武洲山北崖，今日的云冈。拓跋氏的发祥地，是兴安岭的一处名叫“嘎仙洞”的石室。想当年，拓跋珪的先祖们一路南迁，拔出的根带着伤，在匈奴故地颠沛，几成无根之木。而武洲山北崖的这个天然洞穴，正是北魏朝野及僧俗人等心目中的西来灵鹫。游牧者的图腾，几经周折得以安置。
我总觉得，云冈石窟第一斧的开凿，礼佛并非拓跋珪的本意。今后的灭佛兴佛，几次运动，云冈石窟之所以屹立不倒者，全在于，这窟，象征着拓跋氏的第一次涅檗重生。
让北魏的早期帝王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重生，即将开启一个大文化时代，不仅仅是关于拓跋。
三
在說第二个少年之前，我想谈谈一名老僧，昙曜。因为他的名字是跟云冈石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跟拓跋珪一样，也是谜一样的人物。
昙曜的面容，无论实际上是怎样的，我还是十分认可吴为山对他的塑造。透过吴为山的这尊昙曜雕塑，我总能想到西域的风沙、龟兹的壁画、丝绸之路上的杀伐。这样风雕雪刻的头颅，才符合那样的时代。
关于昙曜，史籍记载颇为简略。我只知道他原在凉州修习禅业，“摄行坚贞，风鉴闲约”，后来不知为什么受到北魏太武帝长子拓跋晃的礼遇。太武灭佛的时候，很多沙门还俗，但昙曜依然“独坚固道心”。正因这种坚守，才有了后来文成帝“马识善人”的故事。也就有了武洲山大规模雕凿石窟的真正开始。 至于昙曜生于何年何地，何族，早年有何经历，貌似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正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感兴趣的不是昙曜本人，而是他身后，那些托钵而行，踉踉跄跄，步人平城的整个西域僧们群。
公元四、五世纪，整个中国北方响彻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五胡诸国的厮杀之声，一种是掺杂其间，由西向东而来的传经诵经之声。这后一种声音，让冰冷的历史多了几分暖意。历史十分幽默，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爱动刀兵，动刀兵的同时又常常崇尚佛法，甚至为了一位大师争来争去（比如鸠摩罗什），干戈不休。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也曾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高僧。在这样的乱世，僧侣们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想来着实让人头疼。
昙曜是这些僧侣中的一名。他们从龟兹、克孜尔、敦煌，到远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平城，往来频繁。他们与王公贵族打交道，也与普通的善男信女打交道。他们出世，也入世。他们奉小乘，行的却是大乘。他们传播佛教，却不小心将整个亚欧大陆置于一种艺术文化的统一体之中。而这个统一体，在云冈石窟的宏大巨制上得以体现。
以昙曜为代表的僧侣们从西而来，他们带来了亚历山大东征时，马背上携着的地中海风格，带来了犍陀罗风貌，经过西域诸国的同时，顺道带来了古丝绸之路的风情。对这些东西，兼容并蓄的北魏王朝一概收纳，再加点中原气象，便成就了云冈石窟。
起源于佛教哲学或信仰的一系列活动，最后成为了洲际间的大文化交流。而哲学本身，在这之中也得以证得。那便是：众生平等，无我无他。什么胡，什么汉，什么正统，什么蛮夷，什么王公贵族，什么平民百姓，最后终归丁一。
四
我想说的第二个少年，当然是孝文帝拓跋宏。拓跋宏5岁登基，23岁亲政，直到驾崩时才32岁，算得上是一个少年皇帝。
拓跋宏是对整个中华文明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因为他的迁都改姓一系列措施，避免了汉文化在横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大迁移大征服中断裂，直到衍生出大唐。这一点，余秋雨在《从何处走向大唐》一文中有令人信服的阐述。
而我关心的是他的少年时代，以及一位少年皇帝与一个王朝、一座石窟艺术宝库之间的关联。不用多讲，开凿于拓跋宏时代的云冈石窟第5-15窟，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繁华与思考。那是一个文化、艺术、宗教、民族的大融合大狂欢时代。东方的廊檐结构、方形的窟制，希腊的柱式、西域的风情，以及石壁间或消瘦、或圆润，或高鼻深目，或面阔目细的形象，无不展示出一个自信、开放、自由的乐土。
这祥和，是亦真亦幻的。对于拓跋宏来说，这是一个大狂欢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迷惘的时代。拓跋成就了北魏，但北魏，仅仅是拓跋吗？我是谁？我又能成为谁？
我相信，当少年拓跋宏站在平城的一座山头，他能够感受到历史吹来的凉意。这凉意，一半来自祖先，一半来自未来。
作家侯建臣在《平城，曾经的历史风尘》中写道：“争夺、残杀、仇恨、贪婪……这些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祖母、父亲、兄弟、臣民……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周围消失过。挣扎与死亡、恐怖与陷阱、出路与胡同、亲情与阴谋……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远离他的视线。他远离了凡琐与低俗，却肩打着责任;他登上了顶峰，却承受着更大更强的风尘。”
这就是拓跋宏在后宫渎书、在民间探访，在与祖母、群臣较量的时候，掠过心头的雾霾与挣扎。
好在，拓跋宏还是一个少年。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为什么强，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和兴趣，他的勇气和精力，远远高于老年人。他不故步自封，甚至莽撞。但历史偏偏反复证明，这种莽撞又常常会成为一种刚健，比如秦皇，比如漢武。拓跋宏亲政的时候，拓跋旧部势力和守成思想已尾大不掉，它们就像锈迹，腐蚀着北魏这个刚刚壮大的王朝。这时候，需要一种刚硬的东西，也需要一种胆略，就是勇敢地放弃自己：
南下吧，让胡和汉的血液流在一起。让我变成你，让你成为我。
勇敢的放弃自己，这是一种智慧。拓跋宏的这种智慧，很可能就是来源于盛极一时的佛教。
所以我这样以为：少年帝王，身在还处于少年期的王朝，又遭遇了佛教传播力极强的少年时期，成就了少年的云冈。
鲜卑的魏王朝，要等到公元557年北周代魏，才算真正结束。说孝文帝时期是魏王朝的少年，应该不为过。佛教自汉开始传人中国，南北朝时期进入极盛，也正好处在少年期。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巧合，而这个巧合，在云冈石窟的千凿万斧中得以印证。克孜尔石窟还是早期的拿来主义，多少算是牙牙学语。龙门石窟成熟到完全汉化，其瘦骨清像多了点儒家的迂弱。而处在少年期的云冈石窟却是大胆、刚健、包容、自由，允满了一种按耐不住的生命力。
它像一个亚欧大陆各民族艺术的大派对。这场派对，已狂欢了1500多年。这种自由开放，无我无他的包容，达到一种真正的，精神层面的大一统。
而这种精神，一直传到大唐。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放空，才能发现自己。一个人如果真正发现了自己，也许就会放空自己。
一个王朝也如此。艺术亦然。
二零零四年春，爱人杨俊芳和她同学闫琰，随着导师张明远回同考察云冈石窟，我随行。那日天气很好，但石窟里却冷似冰窖。张明远教授多带了一什灰布外套，提兜里装了两个馒头，一瓶水，在第18窟一呆就是一整天。我是颇耐不住枯寂的，见她们一个专注，两个迷惘，也没人说话，便悄悄勾了爱人和同学出来。随便看了几个窟之后，三人到外面的削面馆吃了一顿午餐。消遣够了，才又返回18窟。张老师还在原地没动。
晚间吃饭的时候，张老师批评爱人：你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随后接着就谈石壁上两个比丘的头像，好像是发现了些什么。如今我已记不确切。当时我对张老师的认真很不以为然，对于学者不厌其烦的考证，往往头晕。大学毕业后我居留大同，拉拉杂杂到云冈十几次，每次都是走马观花。我看的是后山的堡，天上的云，山野的马，石窟内风化的纹理，最多在第10窟的爱奥尼亚柱式前盘桓几圈，找些很古的诗意。总而言之，并不以自己的无知为羞愧。
但实际上，发现自己是艰难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恐怕也如此。因为发现自己的同时，恐怕也在放弃自己。
让我放弃一些浅薄认知的，是在二零一一年之后。当时，大同古城重修，云冈石窟山堂水殿再建，爱人有感而发，创作了一幅长七米，宽两米的国画作品《魏都》。为了尽量尊于历史原貌，爱人做了很多功课，我也跟着做了一些知识的梳理。作品杀青后，在云冈石窟陈列馆展出。此时，云冈的山堂水殿也完工。昙曜广场立起一尊黑色昙曜雕塑，是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所作，高僧面容如刀砍斧劈，瘦容嶙峋，历史的凌厉与含混好像都在里头。受此触动，我在二零一二年动笔写了一首近三百行的长诗《拓跋》。在这首诗里，我第一次在精神层面，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云冈。
不是我想要写它，而是武周山这一块大石头，横在拓跋氏入主中原的路上，让我不能忽略。因为在这里，拓跋鲜卑氏遭遇了在文化命运上的一次大选择。拓跋氏的这个选择，最终也成为我写作上的选择。
在这选择之中，我注意到两个少年，一名老僧。第一个少年是拓跋珪，也就是北魏道武帝，平城的缔造者。
二
二零一一年，我陪诗歌启蒙老师栗洲森游览云冈，在第三窟窟内窟外，他流连甚久。栗老师是个诗人，对历史并无兴趣，为什么偏偏钟爱于此？我记得栗老师貌似说了句，他感受到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
返回之后，我脑补了这一课。在李恒成先生编著的《云冈石窟与北魏时代》一书中，有着两句醒目的黑体字：“云冈石窟的第一斧，便是从这里开始开凿的。”“北魏皇窒云冈石窟的创造，始也第三窟，终也第三窟。”指挥凿下这第一斧的人，是法果和尚;指使法果和尚开凿云冈石窟的，便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
而第三窟，终北魏平城时代，也未能真正完工。这里面那些有血有肉的存在证据，已随着石头的风化，变得模糊不清。巧合的是，指使开凿石窟的道武帝拓跋珪，本身也是个模糊不清的人。
关于道武帝，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赫赫武功，而是自代国灭亡到重兴代国、开创北魏之间的这十年时间。这十年时间，在史籍中几乎是一个空白，而空白，偏偏是最值得思量的。代国灭亡时，拓跋珪年仅六岁，据称与母亲贺兰氏流亡部中。而我宁愿相信史学家李凭的说法：拓跋珪是先被迁往长安，学习汉家典籍，接着流亡蜀地，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熏陶。
因为逆转拓跋氏命运的重任，最后落在了这个少年的头上。因此，他的经历绝不会是苍白的。拓跋珪的身世也模糊不清，他到底算拓跋什翼键的儿子还是孙子，史学界也有两种声音。他身份的这层恍惚色彩，与整个鲜卑族的尴尬处境何等相似。家恨国恨，都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流亡命运与部族的命运同等迷惘。遥想当年，鲜单人从大兴安岭逶迤而来，历经九难八阻，似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终极探寻。这种探寻是命运的探寻，也是文化的探寻。
五胡乱华时代的北方，是历史冷却不了的屠宰场。车辚辚马萧萧之中，是一种什么力量，给了一位少年选择的勇气？只能说，是他在史书中消失的那个十年，在汉家土地上流离失所的十年，给他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这之中，有儒家的影响，也不乏佛教的影响。
公元386年，刚满16岁的少年拓跋珪重兴代国。此时的他，心理年龄恐怕已远远不止16岁。他像一个老者一样，重新审视这片故土。对他而言，此刻并非元叙事时代。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片新大陆，而是一个历史负担极重的区域。更重要的任务不是新建，而是消解历史的负担。他建号北魏、迁都平城、离敞部族，部分地放弃游牧。消解的同时，他也必须找到道义和正统。他的眼光瞅准了一个地方，来安置鲜卑拓跋氏的生命之根。
这个地方，就是武洲山北崖，今日的云冈。拓跋氏的发祥地，是兴安岭的一处名叫“嘎仙洞”的石室。想当年，拓跋珪的先祖们一路南迁，拔出的根带着伤，在匈奴故地颠沛，几成无根之木。而武洲山北崖的这个天然洞穴，正是北魏朝野及僧俗人等心目中的西来灵鹫。游牧者的图腾，几经周折得以安置。
我总觉得，云冈石窟第一斧的开凿，礼佛并非拓跋珪的本意。今后的灭佛兴佛，几次运动，云冈石窟之所以屹立不倒者，全在于，这窟，象征着拓跋氏的第一次涅檗重生。
让北魏的早期帝王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重生，即将开启一个大文化时代，不仅仅是关于拓跋。
三
在說第二个少年之前，我想谈谈一名老僧，昙曜。因为他的名字是跟云冈石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跟拓跋珪一样，也是谜一样的人物。
昙曜的面容，无论实际上是怎样的，我还是十分认可吴为山对他的塑造。透过吴为山的这尊昙曜雕塑，我总能想到西域的风沙、龟兹的壁画、丝绸之路上的杀伐。这样风雕雪刻的头颅，才符合那样的时代。
关于昙曜，史籍记载颇为简略。我只知道他原在凉州修习禅业，“摄行坚贞，风鉴闲约”，后来不知为什么受到北魏太武帝长子拓跋晃的礼遇。太武灭佛的时候，很多沙门还俗，但昙曜依然“独坚固道心”。正因这种坚守，才有了后来文成帝“马识善人”的故事。也就有了武洲山大规模雕凿石窟的真正开始。 至于昙曜生于何年何地，何族，早年有何经历，貌似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正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感兴趣的不是昙曜本人，而是他身后，那些托钵而行，踉踉跄跄，步人平城的整个西域僧们群。
公元四、五世纪，整个中国北方响彻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五胡诸国的厮杀之声，一种是掺杂其间，由西向东而来的传经诵经之声。这后一种声音，让冰冷的历史多了几分暖意。历史十分幽默，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爱动刀兵，动刀兵的同时又常常崇尚佛法，甚至为了一位大师争来争去（比如鸠摩罗什），干戈不休。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也曾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高僧。在这样的乱世，僧侣们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想来着实让人头疼。
昙曜是这些僧侣中的一名。他们从龟兹、克孜尔、敦煌，到远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平城，往来频繁。他们与王公贵族打交道，也与普通的善男信女打交道。他们出世，也入世。他们奉小乘，行的却是大乘。他们传播佛教，却不小心将整个亚欧大陆置于一种艺术文化的统一体之中。而这个统一体，在云冈石窟的宏大巨制上得以体现。
以昙曜为代表的僧侣们从西而来，他们带来了亚历山大东征时，马背上携着的地中海风格，带来了犍陀罗风貌，经过西域诸国的同时，顺道带来了古丝绸之路的风情。对这些东西，兼容并蓄的北魏王朝一概收纳，再加点中原气象，便成就了云冈石窟。
起源于佛教哲学或信仰的一系列活动，最后成为了洲际间的大文化交流。而哲学本身，在这之中也得以证得。那便是：众生平等，无我无他。什么胡，什么汉，什么正统，什么蛮夷，什么王公贵族，什么平民百姓，最后终归丁一。
四
我想说的第二个少年，当然是孝文帝拓跋宏。拓跋宏5岁登基，23岁亲政，直到驾崩时才32岁，算得上是一个少年皇帝。
拓跋宏是对整个中华文明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因为他的迁都改姓一系列措施，避免了汉文化在横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大迁移大征服中断裂，直到衍生出大唐。这一点，余秋雨在《从何处走向大唐》一文中有令人信服的阐述。
而我关心的是他的少年时代，以及一位少年皇帝与一个王朝、一座石窟艺术宝库之间的关联。不用多讲，开凿于拓跋宏时代的云冈石窟第5-15窟，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繁华与思考。那是一个文化、艺术、宗教、民族的大融合大狂欢时代。东方的廊檐结构、方形的窟制，希腊的柱式、西域的风情，以及石壁间或消瘦、或圆润，或高鼻深目，或面阔目细的形象，无不展示出一个自信、开放、自由的乐土。
这祥和，是亦真亦幻的。对于拓跋宏来说，这是一个大狂欢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迷惘的时代。拓跋成就了北魏，但北魏，仅仅是拓跋吗？我是谁？我又能成为谁？
我相信，当少年拓跋宏站在平城的一座山头，他能够感受到历史吹来的凉意。这凉意，一半来自祖先，一半来自未来。
作家侯建臣在《平城，曾经的历史风尘》中写道：“争夺、残杀、仇恨、贪婪……这些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祖母、父亲、兄弟、臣民……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周围消失过。挣扎与死亡、恐怖与陷阱、出路与胡同、亲情与阴谋……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远离他的视线。他远离了凡琐与低俗，却肩打着责任;他登上了顶峰，却承受着更大更强的风尘。”
这就是拓跋宏在后宫渎书、在民间探访，在与祖母、群臣较量的时候，掠过心头的雾霾与挣扎。
好在，拓跋宏还是一个少年。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为什么强，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和兴趣，他的勇气和精力，远远高于老年人。他不故步自封，甚至莽撞。但历史偏偏反复证明，这种莽撞又常常会成为一种刚健，比如秦皇，比如漢武。拓跋宏亲政的时候，拓跋旧部势力和守成思想已尾大不掉，它们就像锈迹，腐蚀着北魏这个刚刚壮大的王朝。这时候，需要一种刚硬的东西，也需要一种胆略，就是勇敢地放弃自己：
南下吧，让胡和汉的血液流在一起。让我变成你，让你成为我。
勇敢的放弃自己，这是一种智慧。拓跋宏的这种智慧，很可能就是来源于盛极一时的佛教。
所以我这样以为：少年帝王，身在还处于少年期的王朝，又遭遇了佛教传播力极强的少年时期，成就了少年的云冈。
鲜卑的魏王朝，要等到公元557年北周代魏，才算真正结束。说孝文帝时期是魏王朝的少年，应该不为过。佛教自汉开始传人中国，南北朝时期进入极盛，也正好处在少年期。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巧合，而这个巧合，在云冈石窟的千凿万斧中得以印证。克孜尔石窟还是早期的拿来主义，多少算是牙牙学语。龙门石窟成熟到完全汉化，其瘦骨清像多了点儒家的迂弱。而处在少年期的云冈石窟却是大胆、刚健、包容、自由，允满了一种按耐不住的生命力。
它像一个亚欧大陆各民族艺术的大派对。这场派对，已狂欢了1500多年。这种自由开放，无我无他的包容，达到一种真正的，精神层面的大一统。
而这种精神，一直传到大唐。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放空，才能发现自己。一个人如果真正发现了自己，也许就会放空自己。
一个王朝也如此。艺术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