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美国一些大学要求教师在使用教材时为学生提供“敏感警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敏感警告”指的是，老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告知学生教材中有哪些“不良”内容，为的是不要让有关性或暴力的内容给学生带来心理伤害，尤其是不要对受到过性或暴力侵犯的学生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用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好的用意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吗？而且，善良意图的“敏感警告”与对创伤和创伤恢复的科学研究结果是不是符合呢？因此，一个本来只涉及课堂教学方法的问题变成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
　　10月4日，英国《电讯报》刊载教育专家弗洛伦丝·华特斯的文章《敏感警告：弊大于利？》指出，对创伤的心理研究证明，对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的“敏感警告”其实会对遭受过创伤的人造成更大的心理压抑。
　　她引用的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门汀·巴索格罗的研究成果，巴索格罗因对酷刑和地震受害者的创伤研究而闻名于世。巴索格罗对大学敏感警告的解释是，西方文化对焦虑有一种“零容忍”的态度，“在西方文化中，任何焦虑和抑郁都是不允许的。”但是他认为，“焦虑并不是完全不好的情绪，它是人的一种（正常）情绪。”
　　巴索格罗指出，许多事情都能触发不快的或痛苦的心理反应，如气味、物件、谈话等，阅读只是其中的一种。触发往往是突然发生的，防不胜防，人需要培养能应对不经意间被触发的心理素质，而不是一味躲避。躲避意味着无助，而无助则会加深压抑和痛苦。受到过创伤的人们需要增强自己的把握能力，这需要从不逃避开始。不逃避更有助于恢复。他举了一位刚果妇女的例子。她曾被一群轮奸者拉着头发在地上施暴，所以不敢上理发店，怕被触动创伤，“尤其害怕看见男理发师”。后来，心理治疗师给了她一个功课，“就是到一位男理发师那里去做头发。她最后恢复了，完全恢复了。”
　　巴索格罗指出的那种对焦虑的“零容忍”的态度并非只是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才有。其他国家的大学会对其他“不良”对象持“零容忍”的态度，如政治观点、言论或行为。其实，害怕学生们在政治和言论上犯错误或“走上斜道”也是一种焦虑，对“犯错误”的零容忍也是一种对焦虑的零容忍。
　　敏感警告正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互联网初期，在女权运动及其支持者讨论性侵犯和家暴问题的推动下，就已经有了某些“警告”措施，像《赫芬顿邮报》这样的网络报纸和HBO这样的付费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就某些内容作出警告和提醒。
　　然而，现在被视为可能“触发”伤害的已经不止是暴力内容，而且涉及众多的其他内容，有人统计说有45种之多，包括仇恨同性恋、仇恨女性、自残、血淋淋的场面、杀戮，甚至还包括寄生虫、蜘蛛、蜂巢，只要可能引起害怕的，都被当作了“伤害”。以这种标准来看，中国观众能津津有味地欣赏充满各种身体残害和暴力场面的影视作品，他们对“触发”的心理承受能力看来是远远超过了美国学校对学生们的估计。
　　敏感警告已经成为不少美国大学公关的一个部分，学校以此来平息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某些教材内容的不满。例如，一位学生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兹比》的不满，该学生认为老师应该事先提醒他这本书里有仇女、虐待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描写。
　　像这样的学生经常令老师头疼，因为老师无法完全预先估计到哪些内容会对少数学生有所伤害。如果老师从“伤害”的角度把教材一一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检查，这与审查和自我审查又有何区别？可能“触发伤害”的英语系教材就不在少数，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反犹太人）、沃尔芙夫人的《达洛维夫人》（自杀）。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的《分崩离析》被认为会触发“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宗教迫害、暴力、自杀等等的创伤记忆”。讽刺的是，阿切贝自己就在小说《荒原蚁丘》里说：“作家是令人头疼的人，不是为头疼开药方的郎中。”
　　作为一位旁观者，伦敦大学学院英语系的莫兰教授认为，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应该有所考虑，“但在课堂上无须警告，因为文学里本来就有各种令人沮丧、不安、不知所措、悲伤、难堪的内容。文学就是这样的……不能把读者当孩子来呵护。在大学里学习文学是成年人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对学习英语文学发出警告：当心，文学里有世上所有的坏事。”看来，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坏事的世界上，让学生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事情，也未必全是一件坏事。